1.在过去的许多世纪中，思想家们有许多次作这样的假设，即在他们视野中展现的社会事件不仅仅是机会的产物，也不仅仅是某些超自然的全能意志的表现，而是决定人类大众的恒常心理倾向的结果。甚至在亚里士多德的早期，他已经努力去发现支配这些倾向发挥作用和它们行为方式的法则。致力于这一目标的科学被称作“政治学”。

在16和17世纪，许多作家特别是意大利的作家，投身于政治学的研究。 这些作家中打头的是马基雅弗利，他也是所有人中最著名的一个。然而这些作家对人类社会中确定的恒常法则关注较少，他们更注意那些政治手段，通过这些手段，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阶级可以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成功地获取极高权力，或者挫败其他个人或集体想取代他们的努力。

尽管两者有许多联系，但它们是实质上不同的两种事物，下面的类比可以说明这一点。政治经济学研究支配人类社会中财富生产和分配的法则或者趋势，但是这门科学与怎样积聚和保持财富的技艺不同。极有才华的经济学家可能无法赚到钱财，而银行家或者商人可能从经济法则的知识中获得一些理解，但是不需要掌握它们。实际上，他们即使对这些法则浑然无知，仍然能够把生意做好。

2.在我们的时代，亚里士多德创建的科学已经被细分和专业化了，以至于我们不是拥有一门政治科学而是一组有关政治的科学。这还不是全部。人们已经作出努力，把这些科学的结果综合或者结合起来，这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出现。在解释立法时，或者在评论公共法令时，法理学家或者公法的起草者总是研究那些激发立法的一般趋势。历史学家在描写关于人类兴亡变迁的故事时，经常寻求从对历史事件的研究中推论出指导或者决定这些变迁的法则。古人中的波利比乌斯 和塔西陀 ，16世纪的圭西亚迪尼，以及上个世纪的麦考莱 和泰纳就是这一类的历史学家。哲学家、神学家、法理学家——总而言之，所有希望改善人类社会，并且因而研究调节社会组织的法则的思想家——可以被认为是从一种或者另一种角度处理政治科学的问题。结果，人类思想领域的一大半，人类为研究过去、探索未来以及分析自身的道德和社会特性付出的巨大知识努力（intellectual efforts），都可以归为政治科学。

在政治和社会的诸门科学中，一个分支迄今为止已经在科学上获得了相当的成熟，以至于它已经以其丰富和精确的成果遥遥领先。我们谈的是政治经济学。

临近18世纪末期，一些才智卓越之士把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中涉及的现象从大量的其它社会现象中分离出来，把它们与其它资料分开来考虑，从而成功地确定了支配这些现象的许多恒常的心理法则或者倾向。这种把经济现象从社会活动的其它领域中分离出来的方法，以及把经济现象独立于影响政治机构组织方式的其它现象进行思考的习惯，无疑解释了政治经济学已经取得巨大进步的原因。但是同时它也应该为这一事实承担主要责任：经济科学中某些假设仍然存在争议。因此，如果政治经济学能够设法把它的观察与人们从人类心理的其它领域中所获得的知识结合起来，它也许能够取得进一步的并且可能是决定性的进步。

在过去的30或是40年间，有一种企图以经济原因作为基础解释人类历史上所有政治事件的倾向。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太片面，太狭隘。有些社会或者政治现象（例如，重要宗教的兴起和扩张，某些古代民族的复兴、某些强有力的军事君主政体的建立等）无法仅仅用财富分配的变化，或者用资本和劳动之间，或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之间的矛盾来解释。

然而，如果不考虑政治经济学这个早熟学科已经取得的成果，就无法研究那些指导政治机构组织方式的趋势。研究上面提到的这些趋势是本文的目的。我们把这种研究称作“政治科学”。我们选择这个名称是因为它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使用的词汇，因为它还没有被误用，也因为自奥古斯都·孔德以来，许多人采用“社会学”（sociology）这个词，但是它的意思还没有得到准确限定（在通常用法中，它涵盖了所有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和犯罪学，而不是与政治现象的研究直接相关的科学，人们已经专门并且恰当地指定了哪些现象是政治现象）。

3.一门科学总是建立在系统观察的基础上。人们采用适当的方法观察特定的现象秩序，这些观察进行得如此协调，从而可以揭示凡人通常的观察无法发现的确定真理。

数学科学为真正的科学程序的发展，提供了最简明和最现成的说明。在数学中，公理是每个人都可以进行的观察的结果，它的真理性甚至对普通人也很明显。从一系列公理出发，把它们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证明较为简单的定理。然后，进一步把从这些定理中得到的真理与从公理中得出的真理结合起来，我们就能证得新的、更困难的定理，任何没有受过数学训练的人都无法猜出或者证明这些定理的真实性。物理学和其它自然科学的程序也十分类似，但是在这些科学中，新的因素使得方法更加复杂。把一系列简单的观察结合起来经常不足以证明那些我们可以称之为“复合的”（composite）真理——换句话说，即那些一眼看来不明显的真理。在大多数情况下，数学中某些与公理相应的内容，只有通过试验或者长期观察才能得到，当那些受过特定方法训练过的人以这些方法进行试验和长期观察时，两者都有它们的价值。在各种科学的早期阶段，人们几乎总是在那些很幸运的假设的结果中，发现了合理的程序，这些假设最后要被试验、以及对事实的观察所确证，而反过来这些假设又解释了许多其它的观察和事实。在任何一门科学中，长期的经验主义，或者不完善或错误的观察方法，或者阻碍了将相关个体现象的资料结合起来的错误理论，总是早于严格科学性的阶段。只有经过人类智力（minds）在特定的现象序列中长期耕耘，累计起来的资料、更好的方法、更高级的观察仪器、以及有识之士的洞见和不松懈的耐心，才能够成功地产生出那些幸运的假设，使得真正的科学成为可能。

在特定现象的序列中，单纯使用观察和经验并不能保证结果的真正科学性。弗兰西斯·培根错误地认为试验方法具有发现科学真理的绝对能力，而且在我们的时代许多思想家和作家也都抱有同样的幻想。如许多人所知，培根曾经把试验方法与圆规相比较——圆规可以让未经练习的手画出完美的圆形，同样，试验方法可以得到精确的科学结论。 事实上，如果观察和试验可以产生健全的结论，我们上面指出的条件就是基本的。不准确的和以错误的科学程序进行的观察和试验会导致错误的发现，甚至会使无稽之谈貌似有理——占星术和炼金术就是以或真或假的观察和试验为基础的。但是它们的观察方法，或者说观察所依据的观点却是错误的。颇为人所知的马丁·德·里约在他的《魔法研究》（Disquisitones magicae）中，认为能够依赖观察弄清爱情魔法（love magic）、仇恨魔法（hate magic）和催眠魔法（sleep-inducing magic）之间的界限，也可以揭示诡计及男女巫师的行为。的确，他希望他的观察将帮助人们识别男女巫师并提防他们。因而当亚当·斯密 以前的经济学家坚持一个国家的财富仅仅在于它的金钱和土地产出这一结论时，他们认为他们是在依照对事实的观察；曼佐尼 富有成效地记述了17世纪典型的科学家邓·费兰特（Don Ferrante） ，后者从在他的时代广为接受的事实和经验出发进行论证，表明黑死病可能并不传染，他的推理就其表面而言，是无可置疑地合乎逻辑和确定的。费兰特的推理如下所述：在rerum natura〔拉丁文：自然本身〕包括实体和事件（accident）。传染病不可能是一个事件，因为事件不能从一个身体传递到另一个身体。它也不能是一个实体，因为实体总是似土的（terreous）、似火的（igneous）、水状的（aqueous）和气态的。如果传染病是土质的，它应该是可见的；如果它是水状的，它应该是湿的；如果它似火，它将燃烧；如果它是气态的，它应该上升到它合适的范围。

4.甚至今天政治科学还没有进入真正科学的阶段。尽管学者可以从中学到许多普通人无法觉察到的东西，它似乎还是不能提供一种无可辩驳的真理形式，让所有熟悉这门科学规则的人都能接受，迄今为止它也没有获得一种可信赖的、被普遍接受的研究方法。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在我们无法探究它们。我们也许可以简单地说，这些原因不在于对政治题目进行沉思的人缺少天赋，而在于这一题目包含的现象极度复杂，特别是在于这种情形，即直到几十年前，几乎还不可能获得关于事实的确切和完全的信息，而我们则被迫依赖这些事实，去发现决定人类社会政治组织的恒常规律或者趋势。

不论我们认为迄今与政治科学领域相关的各种方法或思想体系多么支离破碎和残缺不全，对这些方法和体系尽快作出研究仍然是我们的责任。它们中的一些曾经或者仍然不过是对某种类型的政治组织进行哲学、神学或者理性的辩护，这些政治组织几百年来已经，并且在一些情况下正在人类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同我们现在看到的，人类最持久的倾向之一，是以一些合理的理论或是一些超自然的信仰，证明现有的政府组织形式是正当的。我们相应地就有了一个所谓的为社会服务的政治科学，其中，对超自然事物的信仰仍然被置于人类理智之上，并且因而对政治权力的行使可以从上帝（或者诸神）的意志中找到解释。我们已经拥有了另一种政治科学，它认为权力是正当的，因为它是人民意志、或者是组成某个社会的大多数个体意志的自由和自发的表达，我们现在仍然拥有这种政治科学。

在政治观察的各种形式和方法中，我们必须特别关注两种，它们在特点上比其它形式或方法更为客观和普遍，而且人们特意用它们来发现法则，这些法则可以解释出现在世界上的各种政府形式。第一种方法认为各种社会的政治差异是因为它们外部条件的不同，特别是气候的不同。第二种方法则把差异与各民族体质上的因而是心理上的不同联系起来。第一种方法强调自然条件标准，第二种则强调民族或人种的标准。两种方法在科学史和当代科学上占据了如此重要地位，而且就表面来看它们的特征如此确定并具有试验性，以至于不能不研究它们实际具有的科学价值。

5.从希罗多德 和希波克拉底 到本世纪为数不少的作家，假定气候对通常的社会现象和特定的政治现象具有影响。许多人试图证明这种影响，并作为整个科学体系的基础。这些作家中，打头的是孟德斯鸠 ，他强调气候对民族道德和政治制度的决定性影响。他写道 ：“一个民族离南方国度越近，它看起来就距离德行越远。”而且，他宣布 自由与温暖的国度互不调和，在橘子生长的地方，自由从来不会兴盛起来。其他作家承认温暖的国度也许曾产生文明，但是他们坚持说，主要的文明中心已经持续北移，现在政治上组织得最好的国家均位于北方。

现在让我们从以下内容开始讨论，一个国家的气候并不完全取决于它的纬度而是依赖如下因素，诸如海平面的高度、光照程度、风力情况等等。进一步讲，并非所有物理环境都依赖于气候，换句话说，它们的变化并不一定与温度和降雨一致。其它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作用——例如，一个地区拥有的人口多寡，它的农业发展程度，以及最经常种植的农作物种类等。地广人稀的牧业或者森林地区的居民生活的物理环境与人烟稠密的因而也即广泛耕种地区居民的环境就完全不同。

此外，不可否认的是，气候对作为总体的民族生活、以及对作为特殊形式的该民族政治组织的影响肯定会随着该民族文明的增进而减弱。植物王国毫无疑问是最依赖于大气和土地因素，除非植物被种在温室中，它们都将生长于大气和土壤中，它们几乎完全缺少反抗或者抵御外界影响的手段。动物在某种程度上好一点，因为自卫和反抗对它们并非绝无可能。原始的或者野蛮人处境更好，因为他自卫的手段至少比动物强。处于最好境况的是文明人。他在智谋上如此充沛，以至于气候变化对他的影响很少——而且他正在日复一日地使他的智谋更为完善。

就算有这个前提，下面的观念在我们看来还是可以接受的：最初的伟大文明兴起于自然可以提供最大最多工具，或者自然带来的障碍最小最少的地方；从而这些文明可以在广阔的江河流域兴旺发达，这些流域的气候温和、适宜灌溉，能够种植某种农作物。适当的人口密度是文明兴起必不可少的条件。当一百个人分散于一千平方英里土地上时，文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较大数目的人类居住在相对小一些的土地上（例如每平方英里至少十个或者二十个居民），农业文化就是必需的。实际上，我们发现中华文明的兴起，同步或晚于水稻种植。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依靠小麦、大麦、黍子，原始的美洲文明依靠玉米。在一些热带国家，某种果实，如香蕉，或者淀粉根茎如树薯可能取代谷类作物。

历史确证了这种归纳，它显示了早期的文明是在尼罗河、幼发拉底河、恒河以及黄河流域，以及在阿纳瓦克高原 ——这些土地代表着我们已经提到的物理条件。但是一旦人类成功地汇集他的力量，在某些特别适宜的地方来驯服自然，他也可以在其它更加难以驯服的地方控制自然。在我们的时代——除了两极地区，和一些如赤道附近的地方，以及一些特别干旱的或者瘴气横行人类不适居住的地方——地球上所有的土地都容纳文明民族，或者能被创造以容纳他们。

6.我们认为文明总是从南方向北方扩展，或者从温暖的地到寒冷地区扩展的这一原则是那些过分简单的公式之一，这些公式尝试用单一原因来解释极端复杂的现象。它建立在历史的一些单纯的片断上——建立在欧洲文明某些单一阶段的历史上，以及对这些这些片断历史肤浅的研究的基础上。如果一个人用这种方法检查一幅地图——例如一幅北部德意志，或者西伯利亚的地图——可能会推断所有的河流从南方流向北方，因为在这些国家这点是千真万确的，它们的高山在南方，海洋在北方。如果一个人研究俄罗斯南部，情况可能刚好相反，而南美洲可能适用别的法则，也就是所有河流从西流向东。真理是，河流是从高处流向低处，从山脉或高原流向海洋或者湖泊，与纬度或经度无关。如果一个人把那种提供较少阻力的土地称作“低级的”土地，他也许可以说统治文明扩展的是非常相同的法则。文明的潮流互不相属地从南方流向北方，以及从北方流向南方，但是它优先流向那些它遇到最小自然和社会阻力的方向——这里“社会阻力”一词指的是反方向发展着的原有文明的冲击。

中华文明从帝国的中部兴起。在北方它被中亚荒芜和寒冷的高原所阻碍，而在南方不仅流向了中国的南方各省，而且也流向了印度支那。印度文明在北方遇到了几乎无法逾越的喜玛拉雅山脉，它就从北往南发展，从北部印度进入德干（Deccan）高原 ，并进入了锡兰和爪哇岛 。埃及文明向北扩展，直到它遇到希泰人（Hittes） 的有力阻挡，即在叙利亚北部遇到了另一种文明的冲击。另一方面，埃及文明向南方发展更广阔，实际上它沿着尼罗河从孟斐斯 到底比斯（Thebes） 地区，从底比斯又发展到摩洛（Moroe） 。现在看来，埃及早期王朝无疑兴盛于塔尼斯 和孟斐斯，只是在牧人国王（Shepherd King） 入侵之后，底比斯才开始显赫起来，埃塞俄比亚也是被埃及人所开化，直到很晚才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诸文化之后，波斯文明是从东到西扩展——即它所遇到的自然障碍最小的方向——直到它与希腊文明碰撞。希腊—罗马文明包含了整个地中海盆地。希腊—罗马文明在南部为沙漠所阻，在东面又遇到了东方文明，这些文明先是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 ，然后是波斯帝国。于是它就向北扩展，一直到达当时无法通过的德意志北部的沼泽和森林地带。伊斯兰文明在南部为海洋和沙漠所阻，被迫向西北扩张。在中世纪，欧洲文明在南部被阿拉伯文明所抑制，后者从欧洲夺取了地中海盆地整个南部地区。欧洲文明相应地向北扩张到了苏格兰、德意志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和波兰。今天欧洲文明向所有方向扩展，不管是人烟稀少容易殖民的土地，还是那些等待征服的衰败国家。

文明的中心，就像一个文明一样在某个方向上传播，它的移动看起来与我们刚才提到的法则一致。位于一种类型的人类文明边缘的国家通常不是在该文明中最领先的国家。当欧洲文明包括整个地中海盆地时，希腊本土和南部意大利是文明世界的核心，它们是其中最有活力、最有文化和最繁荣的国家。当它们成了面对伊斯兰世界的文明的最前哨时，就衰落了。在一个国家，条件一样的话，最文明和最繁荣的地区似乎总是拥有文明的核心，或与这个国家所属的文明辐射中心的地区有最便捷的联系方式。西西里是希腊世界的一部分时，希腊世界的中心是在西西里以东，西西里岛最繁荣和最开化的地方是它的东海岸。 在阿拉伯时期，西部西西里是最开化、最繁荣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它最靠近非洲，伊斯兰文明由此辐射。 今天该岛人口最多和最富裕的是其北部海岸，它北部面对欧洲。

7.我们认为，把北方民族的道德水平置于南方民族之上的假设非常鲁莽。道德是复杂的心理和精神特征的产物，人类生活其中的外界环境在道德的积极或者消极表现上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来决定一个人是否潜在地比另一个人更有道德，这种比较本身就很困难。对两个社会这种由许多个人组成的人类群体下判断同样非常困难。关于这个题目的统计资料不能说明情况——它们经常无法说出足够多的信息。个人印象总是太主观——它们在总体上不如统计资料可信。通常来说，人们对不熟悉的不道德模式印象更深，因而我们倾向于认为另一个国家的人们比我们自己国家的要差。进一步讲，我们通常习惯认为那些我们第一次到的国家，或者我们非常彻底了解和估价其某些恶习和弱点的国家比其它国家道德要差，而实际上所有人都可能具有这些恶习和弱点。

最经常归咎于南方人的恶习是纵欲，而北方人较普遍地被指责为酗酒。然而也许可以看到，刚果黑人在酗酒方面比俄罗斯农民或者瑞士工人更不检点；至于纵欲，看起来民间习俗和社会组织类型比气候对它有更深广的影响，这些习俗和社会组织类型作为一系列历史情境（circumstances）的结果，是每个民族为其自身创造的。圣·弗拉基米尔 （即沙皇，他被追封为圣徒，成为所有俄罗斯人的保护神）在后宫拥有比哈伦哈里发 更多的女人。可怕者伊凡（Ivan the Terrible） 在残忍和纵欲上超过了尼禄 、黑利阿加巴卢斯（Heliogabalus） 以及东方最嗜血的苏丹们。在我们这个时代，伦敦、巴黎和维也纳，也许比古代的巴比伦和德里有更多的妓女。在现代欧洲，德国在性犯罪上处于领先地位，往下数是比利时、法国、奥地利和匈牙利。意大利接近这一排名的底线，而西班牙最少。

许多犯罪学家假定南方针对人的暴力犯罪或者冒犯占绝大多数，北方针对财产的罪行比例更大。 但是塔尔德 和考拉贾尼 认为，人们在气候和犯罪类型之间寻求的这种关系，应该被归结为社会条件的差异，正如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可能遇到的情况不同。 的确，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暴力犯罪通常发生在南部，而这些国家的北部显示出较高比例的财产犯罪。但是正如塔尔德指出的那样，这些国家的南部地区比起北部来，通讯设施较为落后，也更远离重要的工业城市和文明的中心；可以想见，暴力犯罪在较不发达的地区更为猖獗，而与气候无关，而那些要求技能和智谋的犯罪在教育发达地区更为常见。实际上，这看来是这一现象最充分的解释。法国暴力犯罪最高的地区（在东部的比利牛斯山脉的阿尔代什和洛泽尔） 固然位于南方，但这些地区因为其高山地形而较为寒冷。在意大利，巴斯利卡塔（Basilicata） 是暴力犯罪比例最高的地区，但它是多山地区，相对较为寒冷——马蒂斯（Matese）、加尔加诺（Gargano）和西拉（Sila）诸山 的顶峰每年大部分时间为积雪覆盖，在这些高地上分布着一些因血腥和抢劫事件而臭名昭著的西西里城镇。

8.让我们讨论问题的严格的政治方面。我们也许能注意到，在我们决定南方人是否不适合自由时，我们必须理解“自由”一词的精确涵义。如果我们假定在最自由的国度是被统治者的权利得到最好的保护，不受统治者专断的任性行为和暴政所扰，我们必须同意，从这种观点看起来更高级的政治机构在寒冷的和气候温和的国度，如希腊和罗马都同样兴旺。反过来讲，建立在统治者专断意志基础上的政府制度也可以出现在非常冷的地方，如俄罗斯。立宪政府在阿拉贡 、加斯蒂利（Castile） 以及西西里同在大雾弥漫的英格兰一样具有生机勃勃的开端。如果孟德斯鸠旅行的足迹再向南方扩展一点，他可能会发现，甚至在他那时的西西里政治秩序中，皇权已经比法国受到更多的限制。 就算在我们的时代各种代议制被当作最少缺陷的政府形式，我们仍然发现它们在北欧和南欧同样有效。在欧洲以外，它们同样在寒冷的加拿大和好望角运转良好，而好望角的气候如果不十分热，也一定非常温和。

南方人不适合自由和启蒙的政府形式的原因可能仅此而已：他们体力较差，尤其是较少道德和智力上的活力。人们通常认为，由于北方人在勤俭、战争、学习方面的活力高出一筹，他们总是注定要征服不成功的南方人。但这比我们刚才驳斥的观点更肤浅，更背离事实。实际上，在热带和温和气候中兴起和奋进的文明，已经在身后留下了这样一座纪念碑，证明它的高级文化和难以衡量的劳动能力，这种劳动能力更让人吃惊，因为那时诸民族尚不能支配现在成百倍地扩展人类资源的机器。一个民族从事艰苦劳作的能力更依赖于习惯而非气候，这种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历史变迁决定的。一般而言，文明非常古老的民族有勤劳和节俭的习惯，这些民族很早以前就进入了农业阶段，而且长期享有包容的政治制度，保证劳作者至少获得部分果实。另一方面，退化到半野蛮主义、野蛮和半野蛮民族、在某种程度上习惯于战争和偷盗的人们，除了在打仗和狩猎时以外通常是懒惰和迟缓的。塔西陀正是用这些词汇来描写古代日尔曼人。在我们的时代北美印第安人和亚洲的卡尔穆克（Kalmuks）人 特别懒惰，尽管前者曾经生活在非常寒冷的国度，而后者现在正生活在那里。中国南方各省的人非常刻苦，埃及的农夫能够以最大的耐力苦干。在欧洲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缺少大规模工业，这形成并维系着当地居民很懒惰的印象，但是对这些民族了解清楚的人，总体上都知道这一称呼与实际情况相差很远。西西里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这个面积为20，000平方英里的岛屿要养活400余万人口，换句话说，每平方英里都有大约180人。在西西里没有大的工业，没有丰富的资本。当地多山，土地日照充分但是灌溉不足。如果这些人口在这种条件下要想活得舒服一点，就需要不停息地耕作，并且还要具备相当的技能。

假如军事优越性是对更大能量的考验，那么要判断究竟是北方人更多地击败和征服南方人还是南方人更多地击败和征服北方人是非常困难的。埃及人是南方人，在他们的全盛时期，他们横扫亚洲，直到亚美尼亚群山。亚述武士 居住在温和的气候中，然而，不论如何谴责他们的残暴，我们都不得不惊奇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活力。希腊人是南方人，但是他们设法征服了整个西亚，而且通过武力、殖民、贸易和智力上的卓越，他们把整个地中海盆地东部地区和黑海沿岸的一大块地方希腊化了。罗马人也是南方人，而他们的军团蹂躏了大夏（Dacia） 平原，渗透到无法通过的德意志森林地区，并且追逐皮克特人（Picts）和加里多尼亚人 直到他们在寒冷和荒芜的山野藏匿。中世纪的意大利人是南方人，他们在战争、工业和商业中创造了奇迹。南方人还有16世纪的西班牙人，这些富有魅力的征服者在不到半个世纪中开发、拓展和征服了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征服者威廉 的法兰克—诺曼追随者与英吉利人相比也是南方人，然而在几年时间里他们几乎能够支配整个南部大不列颠居民，并把盎格鲁人用武力赶到了罗马墙 一带。阿拉伯人是绝对意义上的南方人，他们也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进行了征服，伴随征服还推行他们的语言、宗教和文明到达世界相当多的部分，其地域与现代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在许多世纪中征服和殖民的领土一样广阔。

9.也许人们认为社会组织方面的差异对于土地构造和地形依赖的程度不如对气候变化的依赖，尽管前者可能更为重要。一个国家是否或多或少平整或者多山，它是否位于交通要道或是远离大路，这些因素比恶劣气候对历史有更大程度的影响。然而，不能夸大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以致可以从中确定不可更改的规律。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良好的地形条件可能在其它条件下就不好了，反之亦然。当整个欧洲仍然处于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希腊人发现她要从自己一隅领导世界有着极为有利的地位，因为在地理上她比其它国家能更好地吸收埃及和亚洲文明的影响。但是在现代，直到开始挖掘苏伊士运河前，希腊是欧洲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国家之一，因为她远离了欧洲文化的中心以及跨大西洋和东印度的贸易。

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山地居民比低地居民更优越，几乎总是注定要征服他们。当然这个理论比起把显著的优越性归属于北方人的理论可以获得更多支持。寒冷的天气是否比温和或者暖和的天气更有益于健康可能是令人怀疑的，但是看来可以承认高地人总是比低地人更健康——这里更好的健康指的是更健壮的身体构造、以及相应的更大活力。但是，活力的强大并非总是与社会结构的强大联系在一起，而毕竟一个民族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依赖于这些社会结构。在平原上比在山地国家更容易产生能联合并指导大量民众的周密的政治组织（political organism）。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土耳其和近东，尽管切尔克斯、库尔德 和阿尔巴尼亚的山民作为个体经常受到重视，并且尽管他们中的一些队伍在其服务的相邻国家经常成为不可小觑的可怕力量，然而阿尔巴尼亚人、切尔克斯人和库尔德人在历史上从没有成为独立帝国的核心。与之相反，他们总是被纳入与他们交界的强大政治体的势力范围。 瑞士人同样作为个人和商业雇佣军非常重要，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瑞士从没有在欧洲政治中取得显赫地位。

历史常常表明，如果勇敢的山民经常击溃而不是征服低地人，那么低地人有组织的军队则可以更多地打破山地居民彼此孤立的努力，使他们成为永远的臣民。罗马征服了萨姆耐特人 ，而萨姆耐特人仅能偶尔在战役中击败罗马人。苏格兰高地人团伙偶尔蹂躏北部英格兰并且洗劫它，但是处于低地的英格兰人则更经常地击败苏格兰人，而且征服他们，驯服他们好战的冲动并完全同化他们，从而结束了他们之间的纷争。在这种情况中，低地人一点也不缺少活力。只要想一想荷兰、北德意志、俄国和英国人总的来说还是低地国家的居民就可以了。

10.把一个民族达到的进步和文明的程度，以及它所采纳的政治组织的类型归结为它所属的种族，这种方法远不如把气候作为每种事物的主宰者历史久远。前面一种方法也很难说是其它的东西。对人类种族的科学划分依赖于人类学和比较语言学，这两种学问是非常晚近的科学（白洛嘉 和格林 生活在19世纪），而在希罗多德早期就可以利用关于气候的近似信息。然而，尽管社会科学中的人种学倾向是新来者，它们却相对地更好斗；在19世纪最后十年，出现了一种以种族差异为基础解释所有人类社会的尝试。 人们对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间作了区分，前者被认为具有文明、道德和组织他们自身结成重要政治单位的能力，而后者被认为是粗劣的，或在强者的侵犯下消失或被他们征服和教化，这是劣等民族不可避免的命运。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假定他们能独立生活，但是从来达不到特权民族具有的文化程度和完美的社会政治组织。

勒南 写道，圣歌、信仰、自由、荣誉、自我牺牲只有在雅利安人和闪族人这两个伟大的民族来临时才在世上出现，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改变了人性。 戈宾诺认为，历史的中心点总是位于最纯粹的、最强壮的和最智慧的白色种族生活的地方。拉波日（Lapouge）把这一教条推行到极致。在他看来，雅利安人不仅是真正道德的、在所有事情上均胜人一筹，而且在雅利安种族内部那些优异的个体使雅利安人保持了纯正和不受污染的形式，这些人身材高大、金发碧眼、头颅细长。然而甚至在印度—日尔曼血统流传下来的诸民族中间，这种类型的个体也仅占一小部分，他们散布在各自短小、黑皮肤和圆头型的人们中间。因此，真正的雅利安人，在英格兰和北美人中数量众多。而在德国的数量开始锐减，在那里被当成上等阶级。他们在法国人数极少，事实上在南欧变成了鲜为人知的居民。莫塞利（Morselli） 赞成拉波日的理论，坚持认为金发碧眼的人种优于黑肤色人种，因为大多数高度文明的民族金发碧眼者总是人数众多，而且在特定国家最发达的地区或省份金发碧眼者总是数量最多。

这个学派坚持认为某些种族具有内在和必然的优越性，另一个学派并不绝对反对这一理论，而是更为直接地与达尔文的理论联系在一起，达尔文的理论在上个世纪后半叶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科学诸学科。斯宾塞 是后一个学派最为著名的作家，追随者众多。这些学者并不坚持认为任何民族比其它民族具有不可避免和牢固的优越性，他们相信过去和现在的所有社会进步都是通过一种有机或超有机的所谓演化过程发生的。为生存进行持续的斗争总是存在于每一个社会之中。结果，较为强壮和良好的个体可以最好地适应他们的环境，他们胜过了那些较为软弱和不太适应环境的人，并优先繁衍他们的种属；他们把通过缓慢的教育过程获得的素质，作为天生的遗传因素或者品质传给了后代，而这些素质曾为他们赢得了胜利。同样的斗争也存在于社会之间，通过这种斗争，具有更健全组织的社会，即那些由强者构成的社会，征服了那些不太有优势的社会。后者被驱赶到不大适于进步的地区，注定永保低级状态。

可以毫不困难地找出这两种理论之间的本质区别。即使承认人类同源论，事实仍然表明不同特征的分化是非常久远的，只是存在于远古的时代，那时人类还没有从他们的野蛮状态脱离出来，因此更易于感受他们接触的自然作用影响。美洲原住民种现在仍然具有他们在遥远的史前年代具有的特征。在非常古老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的埃及浅浮雕（bas-relief）中，黑人、闪族人和本地埃及人显示出来的身体特征至今还可以用来辨别他们。因而，按照严格的人种学理论，高级种族一定在历史曙光初现时，就拥有了他们的优越特征，并在以后保持了它们；而进化理论含蓄地或者明确地假定，为生存进行的斗争较为晚近时还有着实际影响。它把有史以来许多民族和文明的兴衰归结为这种斗争。

11.在考虑优越或低劣之前，我们要确定“种族”一词的价值，因为有时它在相当广泛的意义上，有时又在比较狭窄的意义上使用。我们说到白种、黄种或者黑种人来指示人类种属，这些种属不仅语言不同，而且具有相当重要和相当明显的解剖学差异。我们用雅利安人和闪族人来表示白种人的两个次种，他们毫无疑问使用不同的语言，但具有非常相近的身体特征。当我们说拉丁、日尔曼和斯拉夫族人，是在用同一个词汇来指示白种的雅利安次种中的三个亚种。尽管这些“种族”说不同的语言，他们仍然在语言学上被证明他们被一个共同的血统相联结，而他们身体特征的区别如此轻微，以至于一个族群中的成员可以被错当成另一个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术语的混淆导致了观念的混乱。种族具有不同特点这一事实被用来解释白种人和黑种人文明和政治组织之间的某些差异，也同样被用来解释拉丁人、日尔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类似的差异；在第一种情况下人种学系数也许具有真正意义，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很难说有什么意义。

我们也应该记住在历史上和史前年代种族的杂交和混合，特别是关系密切的种族之间的杂交和混合是常见的。在后一种情况下 ，因为在杂交种族之间的体质差异鲜有重要性，且无论如何都难以识别，其间的区分就要以语言关系而不是解剖特征为基础。但是信赖语言标准绝非不会出错。可能发生的是，两个民族在血缘上紧密相连，语言关系却非常远；而不同种族之间的民族也许会说在词根和语法结构上有紧密关联的语言和方言，这样的情形实际上经常发生。不论这一陈述初看起来多么可疑，许多例子都能够证明它，许多历史情形可以解释它。通常来说，被征服的民族在比他们的征服者较少文明时，他们会采纳后者的法律、艺术、文化和宗教，并且最终经常使用征服者的语言。

希腊、罗马的语言和文化通过被野蛮民族使用而经历了非凡的扩张。在法国人口的基础还是锡姆罗—凯尔特人 ，但是法语基本上是新拉丁语系的一种。在西班牙，巴斯克血统 在北部占优势，在该国南部阿拉伯—柏柏尔人 的混合体仍然非常强大。在意大利，北部意大利人和南部意大利人具有可察觉的人种区别，而各种方言基本上都是新拉丁语系的。离开拉丁人的范围，我们发现阿拉伯的农夫（fellah）是古代埃及人的后裔，但是他们已经忘记了米扎利姆（Mizraim）语 而采用了阿拉伯语，这种语言在伊拉克、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都非常普遍，并且正在逐渐成为北非柏柏尔人的口语。至于印度，梵语语系诸方言被肤色和面部特征相混合的居民们使用，这些人也许主要显示了德拉威血统 的特征。在西里西亚、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老普鲁士 ，德语在族源上部分是斯拉夫人、部分是列托人 的居民的语言。在今天，爱尔兰和北部苏格兰的凯尔特人正越来越多地采用英语。

这些考虑是不言而喻的，人们继续仅仅用语言学标准作出人种学的区分，对欧洲人更是如此。说实话，为了捍卫这一体系，也许可以这样说，相似的语言可以使某些民族之间更自由地交流思想和感觉，容易使这些民族在智力和道德上获得比通常仅仅从血缘关系上得到的更牢固的相似性。

记住这些，看起来以下这一点就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最原始的种族，即那些人类学家称之为“低等的”种族——火地岛 人、澳大利亚原住民、丛林居民等等——在身体上和智力上要比其它种族差。这种低劣性是否为内在的、它是否总是存在，或者它被归结为这些种族生活环境的贫瘠、或是他们周围环境中资源的稀少、或者极端贫困的结果，这样的问题既不容易，也没有必要回答。毕竟，这些种族代表的只是人类的一小部分，并且这一部分在白种人的扩张面前急剧减少，而在许多地方黄种人也通过渗透继续扩张。严格公正地讲，我们必须承认，在原始人勉强生存的地方，白种人和黄种人的兴旺并不完全是由于白种人所宣称的机体优越性。新来者随身携带着知识和物质手段，这些可以让他们在土地上获得丰收，而这些土地若没有这些知识和手段原本可能长不出什么东西。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几个世纪以来满足于追逐袋鼠、用他们的飞镖击落鸟类，或者处境比较糟糕时吃蜥蜴。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原住民无法确保种出谷物或者其它可食用植物的方式，或者可以发展牧群的种畜，而英国殖民者则有办法。

要指出原始的美洲人或者黑种人的低劣性更困难。这些种族从记不起来的时代就拥有广阔的土地，在这些领土上可能曾发展过强有力的文明。在美洲，人烟稠密的帝国曾经兴起于墨西哥、秘鲁和其它地区。我们不能精确地判定他们文明的程度，因为很不幸他们在几百个西班牙冒险者的屠杀面前崩溃。在非洲，黑人在不同的时代曾经设法组织了相当广阔的政治单元，例如在乌干达即如此。但是这些国度中没有一个靠自身达到了可以与白种人、中国人、或巴比伦人和古埃及帝国的文明可以相比的文化程度。由此看来，似乎可以认为美洲印第安人和黑人相当低劣。

从特定角度看，假定美洲印第安人和黑人必然和永远走这条道路的说法并不总是合法的。人类是否存在于第三纪非常可疑，但是科学已经证明人类的祖先可追溯到第四纪 初，因而人类的年龄可以不用千年来结算而是万年甚至几十万年。现在人类的种族，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一定在非常久远的时代已经形成。既然经历了如此长的时期，某个种族在3，000、4，000甚至5，000年之前先于另一个种族已经达到一种显著的文明程度，这一事实并不能绝对可靠地证明它的机体优越性。外部条件经常是偶然的，如发现和利用金属——这一发现依据地区不同可能难易不一，获得或缺乏可种养的植物和动物，这些条件也许能加速或是延缓一个文明的进步，甚至改变它的历史。如果美洲印第安人已经知道了如何使用铁器——这个假设丝毫不牵强，因为他们的确知道其它金属，诸如黄金和铜——或者如果欧洲人比实际上发明火药的时间晚两个世纪，欧洲人可能不会如此迅速和完全地破坏印第安人的政治组织。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如果一个种族已经具有了一种成熟的文明，它在同另一个仍然处于野蛮状态的民族接触时，尽管可以贡献给后者大量有用的工具和知识，但它即使没有阻碍这个原始社会自发和本来的发展的话，也仍然会深刻地扰乱这种发展。

实际上，白种人不仅在每一个地方都消灭或者征服了美洲印第安人，多少个世纪以来，他们还使得黑人变得野蛮和贫困，现在他们用酒精或者奴隶贸易来达到目的。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欧洲文明不仅阻碍了而且实际上打断了黑人和印第安人可能依据自己的步调取得进步的任何努力。

可以提出指控，美洲印第安人的各个分支、波利尼西亚人 、澳大利亚原住民以及人类其它不幸的种族在与白人接触后难以生存下来，他们随着白人的挺进迅速消亡。真实情况是，在有色人种还没有习惯利用白人带来的新的替代方式之前，白人已经从他们那里掠夺了他们的谋生方式。通常，在原始部落还没有适应农业之前，白人侵入了他们的狩猎领地，消灭了他们的主要猎物（big game）。此外，文明的种族把他们的疾病传染给了不文明的种族，而后者无法利用科学进步带来的和经过白人长期经验获得的预防和治疗措施。如果我们试图用野蛮人的方法——换句话说，根本没有方法——预防和治疗结核病、梅毒和天花，这些病会给我们造成同给某些原始部落造成同样的灾难。

大体而言，作为个体的印第安人和黑人比作为个体的白人低劣吗？大多数人可能将迅速且强调地回答“是的”，而另一些人会同样迅速和决断地回答“不”。对我们来说，用绝对的术语同意与否定它同样困难（in terms at all positive）。观察者经常报道说，在这些种族的非常原始的群体中，有一些智力或者心灵品质卓越的个人。在一些地方美洲的原住民与白人相混合，并接受了他们的文明，但是这些原住民中仍然可以产生出一些在人类所有活动中都杰出的人士，而且在同样的情况下，黑人可以夸耀他们有同样长的名单。不过，不得不承认，在这两个种族中知名人士的数量与那些已经和正在享受文明生活优越性的人的名单相比，数量稀少。然而，不得不强调一个有学者风度的黑人主教与亨利·乔治 的谈话 ，这位黑人主教指出黑人学童与白人的孩子做得一样好，而且在10到12岁时显示出他们是完全有觉悟和聪颖的，但是一旦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属于一个被判定为低等的种族，不会得到比厨师或者搬运工更好的运气，他们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变得冷漠起来。在美洲的很大一部分，有色人种通常被认为是低级生物，他们将不可避免地与较低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如果在白人中那些被剥夺继承权的阶级（disinherited classes）的脸上带着无法抹去的社会低贱的印记，他们中肯定不会有几个人还有力量奋斗，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比其所属等级高许多的位置。

如果可以就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建立高等级文明和政治组织的能力提出疑问，那么这方面关于雅利安人和闪族人、蒙古或者黄色人种，以及黑肤色的亚洲人的所有困惑都会消失，那些黑肤色的亚洲种族与雅利安人相混合生活在印度，并且已经在中国南方、印度支那、或许包括日本与黄种人融合。这些种族合在一起构成了所有人类的四分之三或者是五分之四。我们还没有提到波利尼西亚人。他们可能具有相当高超的能力，但是由于人数稀少，而且分布在许多小岛上，他们没有建立任何伟大的文明。

中国人成功地建立了一个高度独创性的文明，它显示了令人惊奇的生存能力，以及更加伟大的扩张能力。日本和印度支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文明的分支。在巴比伦，创建最早文明的苏美尔人看起来属于吐雷尼语族。黑肤色的亚洲人看来是从非常古老的埃兰、也就是苏西亚那文明 中发展而来，而且在雅利安人到来之前，印度很明显存在着一个本土文明。埃及文明要归功于所谓的半闪族或者柏柏尔人，以及属于闪族人的尼尼微人、西顿人、耶路撒冷人和大马士哥人，而撒迪斯人可能已经属于闪族人 。参考更晚近的伊斯兰阿拉伯文明对我们来说是多余的。

12.许多人并不持有人类种族绝对优越或者低劣的观点，他们相信每个种族都有独特的智力和道德品质，这些品质必然与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类型相应，在这些社会或者政治组织中，精神、或者更好地说是种族特有的“天赋"，不会允许这个种族偏离这种类型。

现在，我们可以给予讨论这个题目时已有的夸大之辞应得的宽容，考虑在所有民族的所有时代都存在各种人类特性，由此就不能否认——不要说所有种族——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城市都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类型。这种类型并非在任何地方都始终确定和清晰，但是它由大量观念、信仰、观点、情感、风俗和偏见组成，这些内容对每一个人类群体就像面部轮廓对每一个体一样具有独特性。

如果这种类型上的多样性不能用另外的事实来解释的话，它可能被确定地认为是由于身体的多样性、或者种族的歧异、或者流在每个民族血管中的不同血液造成的，这是对人性的观察所提供的最真实和最持久的事实。我们提到了模仿性，凭借这个巨大的心理力量，每一个人都习惯于接纳在他生长环境中最流行的观念、信仰和情感。除极少的例外，一个人往往以他所在社会的思考、判断和信仰方式进行思考、判断和信仰。我们总是观察那些周围人通常注意到的方面，而且个人更愿意发展那些塑造他的环境中最流行和最被尊重的道德和知识态度。

事实上，道德和知识类型的统一，在血缘和种族上没有什么特别共同点的人群中非常强大。天主教僧侣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但总是在信仰、知识和道德态度上保持一致性。这一现象在各种宗教中非常突出。大家都知道，意大利耶稣会士与法国、德国和英国耶稣会士十分相似。几乎所有大型的欧洲军队共有的军事类型也极为相似，相当持久恒定的知识和道德类型可能存在于军事学院甚至在世俗学校中——简而言之，在一种特定环境在某种程度上被确立起来的任何地方，都有一种心理模式，它按照自身的轮廓塑造任何置身其中的个人。

此时我们不是探究主要的民族环境、以及有时包含整个文明或者一种宗教所有追随者的那些主要的心理潮流如何形成、生存，并且如何经常从世界景观中消失。开展对这个题目的研究，要追述人类整个的文明史。但是此处我们可以放心地说：人类每一个伟大民族特有的历史情境，在整体上塑造了上面提到的特殊环境，而且新的历史情境缓慢地改变甚至破坏了那些环境。即便初看起来人种因素在各种道德和精神环境形成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血缘关系和种族起到的作用，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并且很难估价。

犹太人的例子适合这种观点。他们分布在其它民族中，但是多少世纪以来都能令人惊异地保留其民族类型。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犹太人的孩子在精神上总是远离他们居于其中的民族，因而总是处于一种特有的环境中。如列劳—波留（Leroy-Beaulieu）恰当地表明 ，现代的犹太人是隔绝的产物，他们多少世纪以来通过律法、犹太法典和犹太社区保证了这种隔绝。皈依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的犹太家庭后裔在任何时间——也就是在许多代人中间，都很少保留他们祖先的特征。没有皈依异教的犹太人在许多世纪中最好地保留了他们独特的类型，他们自身保留了这些类型的大多数特点。一个从小俄罗斯 或者君士坦丁堡来的犹太人，比生养在意大利或者法国的与他信仰同一宗教者更像犹太人，在意大利和法国犹太社区现在仅仅变成了回忆。在美国的中国移民在许多方面接受了白人的文明，但是他们的精神类型没有改变，而在加利福尼亚和其它一些州的中国人总是生活在本国人的圈子里。在欧洲和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土耳其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累范特人 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中。他们并不融合在一起，他们的种族也没有改变，因为尽管他们具有物质上的交流，但是每一个在精神上与其它人分离的团体都有自己独特的环境。英格兰民族与欧洲其它民族相比，具有维护自己民族类型的强烈韧性，它可能是居住于外国的英国人很少与当地人交往的结果，这种习惯使他们倾向于聚居于一个袖珍的不列颠环境中。两个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与他们从宗教相似性或者共同历史和文明中产生的联系相比，是一个实际上微不足道的纽带，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人种学家发现马扎尔人 与中国人或者土耳其人比与法国人或者德国人联系更紧密。但是谁能说马扎尔人在道德上或者知识上与前两者的关系比与后两者更接近呢？波斯或者印度的信仰伊斯兰教的雅利安人，肯定在道德联系上与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关系比与欧洲人种更紧密。在西欧生活很长时间的犹太人，可能感到与他们置身其中的民族的精神联系比与阿拉伯人更紧密，阿拉伯人是犹太人的血亲，但是他们融入了东方文明。

因此，所谓的一个种族的天赋并不是如某些人所愿意想像的那样，有什么预先注定和不可避免的东西。即使承认各种“更高级”的种族——换句话说即那些能够创造他们自己原创文明的种族——在器官上彼此不同，他们这种器官上差异的总和也无法单独或者甚至不是主要地决定他们所采纳的社会类型。社会类型是社会交流和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有机体——更不要说每一个种族——注定要生活于其中的历史情境所决定的。

13.如果每个人都同意，很难觉察到在长久的历史阶段中——例如，20或30个世纪——可能改善人类种族的器官和心理的变化，并且实际上可以忽略，种族问题在这一点上将得到解决。但这远不是一个普遍接受的信念。实际上，有整整一个学派的历史思想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假定上。这个学派把达尔文关于物种演化的信条应用于社会科学中，认为每一个人类群体在相对较短的时间中可以取得相当大的器官改善，从而可以获得政治和社会的改良。

现在，我们不讨论或者否定达尔文关于物种演化的理论，甚至承认人类是从一种假设的类人猿演化而来，仍然有一个事实第一眼看上去就是确定、不可争辩和明显的：著名的生存竞争、以及与它紧密相连的自然选择，没有在比具有初级阶段文明程度更高的人类社会中出现过，如其在动物、植物和野蛮人中被描述的那样。急于在人类社会中发现这样的竞争，部分归因于达尔文的假说应用于自然科学时取得的异常成功。这种成功注定要给形成体系的思维带来诱惑，把这一假说应用到其它领域中去。但这也是由于误解，以及没有分辨出两种事实尽管有明显的联系，但本质上仍然是不同的；对于强烈偏向于进化论的心灵，这种混淆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用几个字概括这种情况，人们混淆了为生存进行的竞争与为优越地位（preeminence）而进行的竞争，后者实际上是一个恒久的现象，它出现于各个文明状态的人类社会。

在两个人类社会之间的斗争中，胜利的一方通常并没有消灭被征服的社会，而是奴役它、同化它，把自己的文明类型加之于后者。在我们时代的欧洲和美洲，战争的结果只是在军事意义上被证明更强大的国家取得了政治霸权，或者这些胜者也许会掠夺一些领土。在古代，当希腊人与波斯人，以及罗马与迦太基 人作战时，被征服民族的政治组织和民族生存有时被破坏，但单个来看，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经常被降为奴役状态而不是被杀死。诸如萨古托城和奴曼提亚城的情况 ，或者像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推罗 ，或者像西庇阿 征服迦太基这些事例，在所有历史阶段都是例外的。古代东方的亚述人和中世纪的蒙古人是最习惯于有组织地屠杀被征服者的民族。但是甚至他们使用这种手段也是为了恐吓敌人投降，而不是仅作为目的。不能说任何一个民族曾被他们这些可怕的屠戮者彻底消灭。作为被征服者完全被消灭的民族，常常提到塔斯马尼亚人 、澳洲原住民和美国印第安人。但是实际上这些民族是原始的部落，分布于广阔的领域上。如我们所见，他们消失了或正在消失，这主要是因为农业和一种入侵文明减少了他们赖以为生的猎物来源。在几个印第安人能够适应粗陋农业的地区，他们避免了灭绝的命运。在墨西哥和秘鲁，当西班牙人进行殖民时，原住民数量众多，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了农业时代。尽管西班牙人进行了大屠杀，这些原住民还是构成了今日西班牙语美洲人口的大部分。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人强硬而血腥的征服也没有减少本地人的人口数量。

如果我们考虑每一个社会内在的骚动，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为优越地位进行的竞争要比为生存而竞争更明显。在每一个社会单位的个体之间进行的竞争，集中在更高的地位、财富、权力以及进行对各种方式和手段的控制上，这些方式使一个人可以支配他认为恰当的许多人的行为和意志。失败者当然是这种斗争中的大多数，他们不是被吞没、毁灭，甚至不会被禁止繁衍后代，而这种繁衍才是生存斗争的基本特征。他们只是占有较少的物质资料，特别是较少的自由与独立。实际上，就总体而言，在文明社会中，下层阶级远不是被所谓的自然选择逐渐消灭，而是比那些较高等级人数更多，而且甚至在下层阶级中，每一个体从长远来看，都可以得到一片面包或者配偶，尽管这片面包或多或少黑一点，更难赚取，配偶则多少不太有魅力或者不合人口味。在上层阶级中，普遍的一夫多妻制是可以引用来支持自然选择理论的惟一理由。但是甚至这个论据也是脆弱的。在人类中一夫多妻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丁兴旺。实际上，一夫多妻盛行的社会取得的进步最小。因此，看来可以得出结论，自然选择在它能最大发挥作用的事例中被证明效果最差。

14.那么，如果一个种族或者民族的进步主要依赖于构成它的个体器官的改善，世界历史就应该呈现出远不同于我们了解的情节。每一个民族道德和智力的、并且因而是社会的进步应该更缓慢、更加连续。与遗传法则相结合的自然选择法则应该让每一代人比上一代前进一步，但仅仅是一步。我们不应该看到一个民族在两三代人的历程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或者有时向后退了一大步，如在历史中经常出现的那样。

这样迅速前进和眼花缭乱地衰退的例子如此普遍，以至于不需要特别提及。在皮西斯特拉图斯 和苏格拉底的时代之间仅有120年，但是在这些年中希腊的艺术、思想和文明取得了无法估计的进步，它从一个尽管拥有古代文明但是却较为平凡的民族转变成反映人类进步历程中最富有魅力、最渊博、最难以忘记的希腊。我们不提及罗马的例子，因为说实话，希腊文明的影响在罗马从野蛮到文明的迅速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在时间上仅比但丁时代的意大利晚一个世纪；但是在这段间隙中，艺术、道德和科学理想已经被一个民族内在孕育的创造性所转变，中世纪的人改变并消失了。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1650年的法国和1750年的法国。1650年的法国人还能记起来圣巴托罗缪节前夜 。宗教战争、神圣联盟 、两个国王在刺客的匕首下陨命 ，这些事件还没有被历史尘封，当时对它们的目击者不在少数。任何在这个时候已经度过青年阶段初期的人都可以容易地看到拉罗谢尔的陷落（La Rochelle） ，它是我们这里所指的历史阶段的终结。几乎没有人敢对妖孽和巫婆的存在提出怀疑。这时马歇尔·德安克勒作为巫婆在树桩上被烧死才刚刚过去37年。一个世纪以后，孟德斯鸠已经是一个老人，伏尔泰和卢梭 正当壮年，百科全书派 如果还没有出版他们的著作，也已经在思想上成熟了。就涉及的思想、信仰、习俗而言，1789年的革命可以被认为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但是不用远涉其它例子，何不选取今日欧洲的主要国家——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呢？毫无疑问，如果上个世纪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智力和精神革命不得不依赖于其人口的器官改良，那么至少需要几十代人。

某些地区因为特殊的原因滞后于欧洲的总趋势，在这些地区，变革进行得更快，而且特别深远。任何对于苏格兰和西西里历史具有粗浅知识的人都可以比较1748年的苏格兰和该国在1848年以来取得的成就，或者比较1812年西西里和今日当地的社会条件。

另一方面，民族或者整个文明迅速衰落的例子也不少。人们通常非常倾向于把这种衰落归咎于野蛮民族的毁坏性入侵。这是忘记了在一个文明衰落于野蛮人入侵前，它已经陷入巨大的浪费和紊乱中，这些反过来要归于道德和政治的衰败。更伟大的文明几乎总是以更多的人口为基础，并且拥有更多能力和有效资源进行攻击和防守。中国两次被蒙古人或者鞑靼人征服，突厥人、鞑靼人和阿富汗人征服印度许多次。但是中国和印度文明在这些入侵到来时已经陷入了衰退阶段。

文明民族的衰落在某些情况下是自发的，这几乎可以用算术来证明。所有的东方学家知道全部埃及文明中最古老的一个——即修建尼罗河运河、发明象形文字和建起金字塔的那个文明——文明完全破碎，消失得如此完全，以至于迄今没有人能够知道衰落的原因。它发生过内战——这一点我们都知道，然后历史进入黑暗和野蛮状态。在四个世纪之后，在这种野蛮状态中仿佛自发地出现了新的文明。雷诺蒙（Lenormant） 说：

从尼特—阿格里特（Nit-agrit）失去他性命的内乱开始，埃及文明进入突然的衰落，至今无人能解释。曼内托（Manetho） 估计第六王朝和第十一王朝间隔436年。在这个阶段，碑铭没有叙述任何内容。好像埃及突然从国家的名录中被拿走了，当文明在很长的休眠之后重现出现时，它似乎没有丧失过去的任何传统。

事实上，雷诺蒙并不否定在我们提到的时期可能会发生外国入侵，但是，无论如何，关于这一事实在碑铭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毫无疑问，这些入侵一定发生在早期埃及文明衰落之后而不是之前。

巴比伦在许多世纪中是一个文明中心，它没有被征服者破坏，居鲁士、大流士和亚历山大 都没有破坏它。它因为缓慢衰落和自动解体而从世界图景中崩溃和消失。人们说西方的罗马帝国被野蛮人破坏。但是任何甚至对罗马历史有中等熟悉程度的人都知道野蛮人不过是杀死了一具尸体，艺术、文学、财富和公共管理——简而言之，罗马文明的所有部分——在马可·奥勒留 和戴克里先 统治之间已极大地衰落了。在这个时期，野蛮人对几个省份的确进行了短暂的侵袭，但是他们在帝国疆域之内没有获得立足之地，也没有带来持久的危害。哥特人 的一次大规模入侵发生在德西乌斯 皇帝治下，最后被克劳狄二世 击溃。然而，这次入侵是一次例外。它使得帝国东部各省变成荒芜之地，但是，希腊—罗马文明又在这些地区存在了许多世纪 。在没有外国入侵或者其它外部势力的干扰下，17世纪后半期的西班牙已经变成了徒具国家虚名，而仅仅一世纪以前它还是查理五世 治下的国家，半个世纪以前这里还涌现过塞万提斯、路普·德·维加和克维多 。伊比利亚半岛这种快速的衰落曾被人归咎为摩尔人 之被逐，它发生于菲力三世 治下的1609年的大半时间里。但是驱逐摩尔人只伤害了西班牙的几个省，特别是巴伦西亚和安达卢西亚的部分地区 ，而这两个地区受到西班牙总体贫困的影响的程度最轻。葡萄牙和意大利几乎与西班牙同时衰落，尽管程度稍轻。毫无疑问，它们不是因为任何摩尔人被驱逐。

有机的和超有机的进化理论用自然选择解释所有这些事实，显得非常乏力，或者根本不能解释它们。按照这一理论，一个具有更高级文明的民族应该通过生存竞争不断得到纯化和改善，并且通过遗传获得超过别人的优势，就一个人所见，这个民族不应该在多个世纪间各民族的竞赛中失去这一优势。然而，我们所见到的是一个民族，或是民族集团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跨步向前，然后就崩溃或者可悲地后退。毫无疑问，人们可能指出某种进步运动，尽管有中断和间隔，仍然推动人类越来越向前挺进，而现在雅利安种族的文明实际上比以前的所有文明更卓越。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每一个走运变得文明化了的新民族要走的路都较短，付出的努力也大大减少，因为它可以集中所有它前面文明的经验和实证知识。

毫无疑问，如果塔西陀笔下的日尔曼人不得不自己发明字母书写、数学的基本原理和所有他们从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接触中获得的巨大知识宝库，他们决不会在短短的18个世纪中成功地形成如伦敦、柏林和纽约这样的文化中心。如果没有近东诸文明的渗透，希腊和罗马文明也不会取得这么大的进步，他们实际上是从这些近东文明中继承了字母和精确科学的初步知识。人类文明的进步依靠继承科学而不是器官。一个文明民族的后代可能停滞不前，或者重新跌入野蛮，但是他们祖先的学问可能滋润笨拙的游牧民族的新生文明，后者偶然发现他们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能够接受这些有益的细胞。现代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不是罗马人或者希腊人的后代，或者叙利亚闪族人的后代，而在这些闪族人中产生的宗教对大不列颠的人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记。盎格鲁—萨克逊人也不是阿拉伯人的后代，世界上的物理和数学知识的很大部分要归功于这些阿拉伯人，而现代的英国和美国人如此奇妙地应用了这些物理和数学知识，并使它们变成了生产性的知识。他们继承下来的不是上述已提到的诸民族的血缘，而是他们的科学和心理成就。有时，一个重新走向文明的民族，可以利用一度拥有而又失去文明的祖先们的知识和精神活动。古代埃及人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我们去仔细审查它，这是反驳社会进步依赖于器官继承的又一个论据。

甚至进化论者也承认其它种族比雅利安人，特别是比这一种族的日尔曼分支更早获得文明，但是他们又说这些种族衰落了、或者停滞不前，因为它们年事已高，换句话说，因为它们已经耗尽了所有可支配的知识和道德资源。事实上，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整个是似是而非地把个体生命和团体生命加以类比的产物。但是，按照我们所见的事实，恰恰基于一个团体的成员持续地繁殖他们自身、每一新生代都具有年轻人的活力这一原因，一个社会整体很难在个体活力开始衰竭时而变老这一意义上变得老迈起来。 更进一步，就我们迄今所知，在进步社会和衰落社会的个体成员中没有发现器官差异。

衰落中的社会变老是因为他们社会结构的变化。在这样的时刻，作为政治和社会机构基础的宗教信仰、习俗、偏见、传统变老了，或者更正确地讲，是逐渐被怀疑。但是这些全是社会因素，它们中的变化是通过一个民族偶然遭遇的新历史因素的介入、或者是通过这一民族自身缓慢的和自动的知识、道德和社会演化而发生的。因此，断言一个种族身体构成方面的变化在这些情况中起了作用是危险的，事实上也相当危险。很难表明，伏尔泰时期法国人的大脑与他们从事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和组织神圣联盟的曾祖父的大脑构造有什么不同。另一方面，很容易表明，在刚刚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中法国的经济和政治局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我们看来，相信所有非雅利安文明——埃及人、巴比伦人、古代和现代的中国人——已经和正在一致地停滞不前是由于一种幻像，它产生于我们远距离观察到的事实。它就像西西里群山的情况，在清澈和透明的天空下，这些山峰从远处看起来就像可爱的苍蓝色的围墙，一致地靠近地平线直立，但是从近处看它们就完全是两个样子，因为每一座山都有独特的上坡、下坡和不规则的形状。加勒底人 和埃及人的纪念碑以一种不再被怀疑的肯定性显示，在尼罗河以及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两岸 ，有相当多的人类兴旺、衰落以及复兴和进步的阶段。至于中国，她的文明固然经历了令人惊异的和毫不间断的数千年，但是这并不是说它总是同样的。我们关于中国历史的了解足够肯定天朝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经历了它的封建时代，而且至少在非常晚近的时候，它是被通过竞争性的考试录用的官僚所统治。在中国宗教和财产所有权也经历了最多样化的变迁兴衰。

15.莱托诺在他的《道德的进化》（évolution de la morale）中把人类社会的进步归因于一个有机的过程，通过这种过程，一个好的行为，一个将成为有用的行为，在执行它的个体大脑和神经中枢中留下了它的印记。这一印记经过多次重复，产生了一种重复同样行为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反过来又传导给这一个体的后代。首先，人们可能问，为什么坏的——换句话说，有害的——行为没有留下类似的印记；其次，人们可能会问，至于有用的行为是对谁有用呢？对那些执行它们的个体，还是对社会呢？这两种功用彼此相异，各有特点，而且看来一个人要主张一个对社会有用的行为通常对执行它的个体也有用，或者反过来的话，那么他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必然非常少。让我们来看一下莱托诺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

正如发出磷光的物体记忆光一样，神经细胞也记忆它熟悉的行为，但是在方式上更加多样和持久。每一个经过神经细胞被执行的行为在这个细胞上留下一种功能遗留物，它其后可以促使对这一行为的重复，有时还唤起它。这种重复实际上将变得越来越容易，最后将自发地和自动地发生。到那个时候，神经细胞就获得了一种倾向性、一种习惯、一种本能、一种需要。

他还说：

神经细胞在本质上具有受精的机制。经过它们的分子活动的每一个电流都在它们身上留下或多或少的促使其复苏的痕迹。通过多次重复，这些痕迹变成了有机的、固定的，甚至可以通过遗传作用而被传递，每一个这样的细胞都有一个相应的趋势，一个相应的倾向，它将在预期的时刻出现，帮助形成被称作性格的东西。只有当一个人理解道德的本源和演化，他才可以持有总的图景。

他沿着这个观念说下去：

伦理规范在其基本方面是功利的和进步的。然而，一旦它们形成，一旦它们在神经中枢中得到确立，道德和非道德的倾向很慢才会消退，如同它们已经被肉体覆盖一样。而且它们经常隔代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突然看到石器时代的道德范例在相对文明社会发展的中间阶段出现，或者看到在重商主义的文明中生长出英雄气概来。

这些引述应该很充分了，可以相当清晰地说明作者的基本概念。它们还足够清晰地说明将其社会理论 建立在人类学基础上的整个学派的论据。

但是无论多么吸引人，假设多么大胆，只有当经验可以支持它们时，换句话说，只有根基于事实上的证明可以支持它们时，这些观点在科学上才具有价值。我们在这里不愿意讨论莱托诺书中以如此精确和肯定的态度提出的复杂有机过程的真实性。但是事实总是事实。无论这些事实得自对神经细胞的研究、或得自对这个或那个种族的头发颜色和头盖骨尺寸的研究，得自对动物社会的观察、或得自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它们都同样具有科学价值。我们按照重要性可允许的惟一分类，是仔细从被观察者的先入之见所歪曲的那些可疑和不充分的事实中区分出确定的事实，例如，那些还没有被在事实之上建构理论的同一个人所发现和支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历史充分显示了人类社会进步并没有遵循那种符合人类学派理论的进程，而如果这一学派的理论是健全的，人类社会应该遵照这一进程。因此，在我们可以接受人类学派的理论之前，它们至少必须被证明是合格的。不得不承认并非地球上新来者的文明人类，或者能够具有文明的人类，在他的神经细胞中已经经历了如此大量和多样的道德印象，以至于他能够采纳最不一样的趋势和倾向，这两者都导致了一个社会走向知识（intellectual）、道德和政治制度的改进，它们也能致使这个社会衰败和毁灭。

16.尽管获得如此证明，人类学理论并没有剩下任何实践价值。它没有也不能告诉任何我们还没有知道的事情。因此，更值得我们做的是沿着其它道路寻找科学的结论，不论它可能多么困难。真理在于，正如对气候差异的研究无法提供一个一般性法则，以解释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和人类社会呈现的多样性，以种族差异为基础的理论也不能发现令人满意的法则；我们也不可能把民族的进步或毁灭归因于种族的器官改进或者退化。

任何一个长期旅行的人通常都会得出结论说，在习俗和习惯的表面区别下，全世界的人类在心理上非常相似；而任何一个只要读过一点历史的人也会得出关于人类文明各种阶段的类似结论。深入研究那些告诉我们其它年代的人类如何感受、思考和生活的文件，我们总是得到同一个结论：他们与我们非常相像。

比起那些在时间上和血统上彼此相近的诸民族，已达到大致相似文明阶段的民族之间的心理相似性更强。在思维习惯上，现代的意大利人或者德国人更接近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希腊人而不是他们的中世纪祖先。不同时代的文献为这一事实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

这种心理上的类似，以及构成人类五分之四的主要种族能够经历非常多样的变迁兴亡这一事实使得我们提出一个假设，它也符合我们迄今为止已经作出的否定性研究。我们倾向于认为，正如人类或者至少主要的人类种族具有社会聚集的恒久倾向一样，他们也具有同样恒久和有力的心理倾向，推动他们走向文明的更高阶段和社会进步。然而，这些倾向发挥作用的活力大小，甚至它们被抑制的可能性，要根据它们所处的物理环境——这些复杂的环境可以被称作机遇——具有多少适宜性，也要根据它们被社会环境所阻碍的程度大小，换句话说，即被同样普遍和恒久的心理倾向所阻碍的程度大小。

那毕竟是一个有机的过程，与动物和植物世界发生的情况类似，尽管远为复杂。一株植物具有很强地进行传播和繁殖的倾向。这种倾向可能被物理环境，换句话说，被供水和气候条件、被风的种类或者被给植物施肥或散布种子的鸟类中出现的偶然情况，然后被植物自身的性质所支持或者阻碍。植物自身的性质使得它具有不同的抗疾病侵袭的能力。发生了社会活动的这一分支中一种类似的进程，人们已经对这种社会活动——财富的生产普遍地和成功地进行了研究。财富生产具有一种无限制增加的趋势，但是这种倾向也或多或少被物理环境所阻碍，它在某种程度上也被机遇阻碍，最后还被无知、强烈的贪婪和人类的精神态度所阻碍。

人类既不创造，也不毁灭任何自然力量，但是他可以研究它们发生作用和相互影响的方式，并把它们变成能为己所用。这就是农业、航海、机械的发展过程。通过追随这一过程，现代科学已经能够在这些领域创造几乎是奇迹般的成效。在研究社会科学时，无疑应同样使用这一方法，并且实际上，它正是已经在政治经济学中产生了相当成效的方法。然而，我们绝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通常在诸门社会科学中，需要克服的困难更加艰巨。不仅所有人类团体共有的心理法则（或者恒常的倾向）具有更大的复杂性，这使得研究者难以确定它们的运作，而且我们也更容易观察到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而较难发现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人类研究物理学、化学或者植物学中的现象，比起研究他自己的本能和情感来容易得多。应该想到，根据斯宾塞的理论，“广泛的偏见”阻碍了社会科学的进步。毫无疑问，政治科学的研究者不得不客观地看待民族、宗教、政党、政治原则，把它们仅仅作为人类的心理现象。但是给别人制定规则容易，把规则应用于自己就难了。必须承认，使这种观察成功的基本因素总是有限几个人的特权。他们具有特殊的能力，并已经历了专门的智力训练。但是，即使承认这些人能够获得科学结论，他们是否能成功地应用这些结论改变大多数人类社会的政治行为还相当成问题。在经济学中发生的事情富有启发性。自由贸易被这门科学中那些没有偏见的专家作为好东西来拥护，但是今天最为文明的国家也正在转向最猛烈的保护主义。

17.政治科学的任何实用价值可能都会在将来发挥作用，这一领域的进步将建立在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上，这些事实只能在各个民族的历史上才能被发现。换句话说，如果要把政治科学奠基于对政治生活的观察和解释，我们就必须返回古老的历史方法。对该方法有几种反对意见，这里必须简短考察一下。

首先，据说所有作家，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和我们自己时代的学者，都使用了历史方法，并且尽管他们的许多偶然观察已经被当作根基于事实以及科学的真理，从而被人们普遍接受，但是他们并没有发现真正的科学体系。

但是我们已经提到的一般性的实证（positive）方法，才可以特别被说成是历史方法：要产生好的结果，必须恰当应用这种方法。在应用历史方法之前，必须具有广泛和确切的历史知识，这些是亚里士多德、马基雅弗利或者孟德斯鸠，或者任何生活于一个世纪之前的作家无法获得的。只有通过科学方法积累和确证了大量的事实之后，才可以尝试大型的综合。几个世纪之前，当然不缺乏历史信息，但是它仅仅显示了几个互相隔绝的阶段。下迄上个世纪之初，人们也许只是勉强获知希腊—罗马文明以及现代欧洲国家的历史，然而至于世界其它部分的过去，除了最模糊的传说和非常不可信的惯例外，人们所知寥寥。甚至在刚才提及的历史的有限部分，关于它们的知识也远未达到完善。批判的观念还没有发展起来。人们不进行耐心的档案研究，没有细致和专注地阐释铭文，而这种阐释不仅更准确和明晰地勾勒出伟大历史人物的一般特征，而且展示了不同民族中社会习俗及政治和行政组织机构的细节，这些民族的事迹对政治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比伟大的武士或统治者大得多。

对自然地理、人种学和比较语言学的确切知识阐明了民族起源和血缘联系；史前史展现了人类和某些文明的古代情况；对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和古代印度字母的解释揭示了现在已经灭绝的神秘的古代东方文明；所有这些都是19世纪的成就。在这个世纪中，笼罩在中国、日本和其它远东国家历史之上的迷雾至少被部分地清除了，古代美洲文明的记录部分被发现，部分得到了更精确地研究。最后，在这个世纪，比较统计的研究首先得到普遍使用，促进了对遥远民族的了解。对此可以毫无疑问：现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在他们曾经仅能猜想的地方，获得了观察的方法和论证的工具与资料。

亚里士多德仅仅具有古代亚洲君主国度的不完善知识。他的信息也许被限制在希罗多德和色诺芬 已经写过的东西、以及那些他从亚历山大的退伍军人中获得的知识，而后者对他们所征服的国家了解极少。亚里士多德知道的惟一政治类型是公元前四五世纪的希腊城邦国家。他对世界其余部分的精确知识了解甚少或者一无所知。在这一环境中，他的《政治学》是一件不寻常的知识伟业，他将政府分为君主专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这种区分现在可能被判定为肤浅和不完全的），毫无疑问这是他那个时代人类智力所能设计的最优秀内容。

马基雅弗利直接面对的惟一国家原型是15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公国，这些国度暴政与无政府状态互相交替，权力在充满暴力和诡计的竞赛中被获得或丧失，获胜者是那些最好的说谎者或进行最后一击的人。我们能明白这样一种原型如何给马基雅弗利留下印象，让他写出《君主论》。他的信息几乎仅仅限于他的时代可以学到的罗马历史，以及在稍早于他时代兴起的伟大的近代君主这些事实，这一点解释了他对李维 的注释、他的历史著作和他的信件。孟德斯鸠无法比亚里士多德对东方历史知道得更多，也无法比马基雅弗利对希腊和罗马历史的了解更深。孟德斯鸠对于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制度和历史的广泛了解，加上他对其它国家的寥寥无几的知识，解释了他的理论，即政治自由只是在寒冷国家才是可能的。

18.对于历史方法有另一种反对意见。如果它不比上面的反对意见更合理，它也肯定更具有诱惑性，以至于在许多人的眼中它即便并非不能被克服，看来也非常严重。它与历史资料欠缺可靠性相关。人们通常声称，尽管历史学家作出了各种努力，他们仍然经常无法发现真理：他们经常非常困难地精确决定仅仅在几年内我们城镇中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以至于当涉及遥远的时代和地点时，本质上不可能获得值得相信的叙述。人们不会忘记指出在不同的历史学家中存在的矛盾、他们彼此之间的谎言、以及这些历史学家通常受到的情感影响——人们的结论是，从那些总是可疑、并且总是被不完全了解的事实中无法得出肯定的推论和真正的科学。

回答这一论点并不困难。首先，且是顺便提及，人们可能注意到，只有当我们没有兴趣了解事实、或者没有方法这么做、或者相异的利益反对我们这么做时，我们才无法获知关于当代发生事情的确切事实。如果不出现这种障碍，任何愿意花费所需时间和金钱的人总能通过或深或浅的查询，在不同版本、闲话和流言的迷雾中发现某个特定事件如何发生。关于历史事实，它们的年代越久远，希望扭曲关于这些事实的利益约束越弱，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历史学家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来清理关于这些事实的真理。

我们在此处必须做出的第二个观察更为重要。以最大的不确定性被遮掩并且将来也总是如此的历史事实是那些逸闻般的传记事实，个人、国家和党派的虚荣和利益总是卷入其中。主要在关系到这种事实时，作家的情感，即使是无意的，也可能成为错误的原由。幸运的是，这种类型的事实很少引起政治科学研究者的兴趣。一场战役是通过一个司令官的优点而赢来的、或是因为另一方的失误而失败，或者一场政治暗杀多大程度上是正义的，这些情况对他毫无区别。另一方面，有一些事实关系到各民族和时代的社会类型或者组织；我们对这些事实有更大的兴趣，而正是关于这些事实，历史学家可以自发地没有偏见地经常讲述实际情况。无论如何，比历史学家更富有启发意义的是文献自身。

我们可能从来无法得知荷马生活于哪一年代，生于哪座城市，是什么样的时代塑造了他的生活。批评家和学究可能对这些问题有特别的兴趣，他们希望知道《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两书作者生活的最微小细节。这些细节对政治科学家的吸引力甚微，这些科学家要研究的是这位伟大诗人描述的心理和社会世界，无论游吟诗人的喜好如何修饰它，这个世界都一定存在于比游吟诗人稍早的年代。没有人曾经知道亚西比德 所豢养的狗的种类，亚历山大马匹的颜色，地米斯托克利 确切的优缺点，伯利克里 如何作讲演，阿戈西劳 是左腿瘸还是右腿瘸。但是已经可以无疑问地确定，在公元前6至4世纪希腊存在特定类型的政治组织，我们对这一组织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以及它的行政、经济和军事结构的细节已有相当的了解（而且随着逐渐发现铭文和纪念碑，我们了解得甚至会更好）。

也许没有人知道关于基奥普斯 和第四王朝埃及国王任何确切的东西，尽管埃及国王命令建造巨大的金字塔作为他的坟墓。没有人会拥有埃及第九王朝拉美西斯二世 的传记，尽管潘陶尔 颂扬他胜利的诗篇，不论真假，仍然存在。但是没有人会怀疑，在公元前三千或者四千年前，在尼罗河流域存在着一个有组织的、文明化的、人烟稠密的社会，而且人类的精神一定付出了巨大的耐心和精力把它从野蛮状态中提升出来。没有人会怀疑，这个随着世纪流逝而变化的社会具有宗教信仰和科学信息，而且经常具有非常不平凡的行政和军事组织，它们几乎能够和我们时代最文明国度的组织相比。

我们可能怀疑是否地波里乌斯 和尼禄是塔西陀所说的无赖，是否克劳狄皇帝意志薄弱、梅萨利纳 淫荡好色、卡利古拉 对爱驹的情感是夸大之词。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存在过罗马帝国，它的皇帝有权从事可能在其它时代和其它类型的政治组织中不能容忍的犯罪和荒唐事。我们也无法怀疑在我们这一纪元的早期，一个伟大的文明，拥有整个地中海盆地。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立法和相当完善的财政、行政和军事组织已经了解不少，并且了解得越来越多。我们甚至可能假定释迦牟尼完全是一个神话，耶稣从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甚至他从来没有存在。但是没有人会否定佛教和基督教的存在、以及奠定它们的教条和道德规则；任何人也无法否定由于这两种宗教广泛地传播到国外，持续如此长时间，它们一定满足了在大众中广为流行的情感和心理需要。

19.那么，可以得出结论，尽管逸闻和传记细节可能会影响诸民族的历史，它们对发现体现于民族生活中的主要心理法则却帮助甚微。更适当地讲，这些法则在各种民族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宗教以及所有道德和政治习惯中展现了它们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于有关最后这方面的事实。

关于这些事实，看来我们难于并且也不必要建立非常严格的偏好标准。关系到一个民族——换句话说，一个被相当数量的人口所巩固、具有不论是什么种类的一定文明程度的民族——被政治化地组织起来的机构的任何信息细节，不论它是历史的还是当代的，可能都很有趣。如果在这个事情上可以提出任何建议，便是这样的：我们避免从那些属于同一个历史阶段、或者呈现相同形态、或者在文明种类上没有广泛区别的一批政治机构中推论出我们的观察。

例如，如果我们考虑的惟一历史是伯利克里时代的希腊城邦史，我们可能被引导去相信，世界历史归结为希腊世界和野蛮主义、或者在民主和贵族政治（或者更好些，在两个寡头政体之间，一个更有局限性，另一个包含更多成员）之间的斗争。如果我们只想到1500年到1600年之间的欧洲，我们可能得出结论，在那个时代整个人文主义运动可以归结为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斗争、或者伊斯兰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的斗争。

斯宾塞在其《第一原理》中试图让社会科学研究者做好准备，与他所说的误用判断、偏见、以及人类智力的某些习惯作斗争，而观察者凭借这些习惯，会以一种主观的、片面的和有限的观点来看待社会事实，这不可避免会导致错误结论。现在要清除这种缺陷，仅仅靠警告具有现存缺点的任何人是不够的。必须训练他的心智，使之可以避免这种缺点。当一个人在实践中应用斯宾塞的理论时，如果他已经树立起如下信念，即采用一种特定的政府形式就足够改善人类、或者他的民族在宇宙中位居第一、或者他的宗教是惟一真实的、或者人类进步依赖于毁灭所有宗教，那么即使他觉悟到自己具有政治、民族、宗教和反宗教的偏见，他也不能阻止自己陷入一个或者更多这样的偏见。对这种错误的真正防范，在于知道怎样把自己的判断提升于自己时代流行的、或者适合于自己社会的信仰和观点之上。这一点——回到我们已经提及的观点上——要与用广阔和全面的历史知识对许多社会事实的研究同步进行，这些历史知识当然不是某个单一阶段或者民族的历史知识，而是就我们所能了解的人类全部历史的知识。

20.在我们的时代，或者至少在非常晚近的时代，在社会研究中盛行一种对更简单和更加原始的政治组织给予关注的倾向。一些学者尽可能返回初始时代，谨慎地分析动物社会，在蜂箱、蚁丘和四足及四手动物的巢穴中追踪社会情感的起源，这种社会情感在人类的政府机体中得到完全表达。大多数学者坚持观察原始部落，所有与这些民族有关系的情况都被注意和记录下来。曾经居住于原始部落中的旅行者的描述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他们提出的问题充斥了现代社会学著作。

我们并不认为这些研究没有用——很难发现人类智力的任何应用完全没有效果。但是这些研究似乎不适于产生那些对一般性社会研究和特殊的政治科学研究来说健全的资料。首先，通常旅行者的叙述更加主观、更矛盾，不如历史学家的叙述可信，它们不太符合通过文献和碑铭进行研究的要求。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置身于与自己的文明不相符的人们中间，他通常以特有的眼光看待他们，因而可能易于受误导。希罗多德是古代最伟大的旅行者，而且后人的核实已经证明，他非常尽责，远不是一个肤浅的观察者。然而，他报告了许多不正确的东西，仅仅因为他已经浸润于希腊文明中，不具有用来解释近东文明特殊现象的充分装备。如果可以如希罗多德有时能做到的那样，用真实的文件来核实现代旅游者的报告，我们不相信他们会比希罗多德更加精确。如果一个人要了解某个民族的社会条件，诸如《摩奴法典》 、《十二铜表法》 的残篇和《罗萨里法令》 这类真实文献，比任何近代旅行者的报告更有价值。然而，我们明白，也许人们能证实旅行者的报告在阐释和评注这些文献时非常有用。当然，在原始民族的例子中无法找到任何文献。

其次，只有在人类社会中社会现象才会聚合在一起。我们用社会一词不是指几个家庭组成的一个小团体，而是通常称之为一个国度、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事物。心理社会力量只有在一个大的政治组织、在一个集合体中才会得到发展，找到得以施展的领域，这些集合体也就是众多人类团体通过道德和政治上的联合结合在一起的形式。初始的团体，由五十名或者一百名个体构成的部落几乎不存在政治问题，因此无法得到研究。

例如，很容易理解一个小部落中的君主政体，这些部落中最有力量和技能的男性轻而易举地把他的意志强加于少数伙伴之上。但是，在我们解释一个拥有数百万个体的社会中一个机构如何建立之前，必须掌握那些非常不同的因素。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个人无法通过身体力量使自己置身于所有其他人之上；不论他多么能干、精力充沛，这个人都会在周围的大众中发现那些至少潜在地拥有与他同样天赋和资源的数百名个人。因此我们还能很容易看到，几十个或甚至几百个居住在一块的个体如何在心智类型上呈现明确的一致性，并且具有对部落和家庭生动的意识；这些个体如果不是在物质上、也是在道德上与世界的其它部分相分离。但是当我们要解释为什么在由数千万人、或者像中国和俄国那样由上亿人组成的人类团体中存在一种单一的道德类型、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时，理解这一点就没有什么帮助了；在这些团体中许多个人度过一生而与他们的大多数同胞毫无关系，他们大多数时候与这些同胞没有任何个人交流，并且在他们的各种组织中面对着非常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

对微小政治单位的研究非常有用，因为它们显示出一种萌芽状态，它可以逐渐发展为更大和更加先进社会的所有社会机构。人们假定，这些机构其最初的形式比起它们更为复杂的形式，其运转方式更容易研究。但是现在对人类社会组织和个别动物的社会组织之间进行的如此频繁的比较，在我们看来，从来不比在这种情况下更不恰当、更缺少启示意义。人们非常容易反对它所支持的理论。我们不相信任何动物学家会试图通过研究低等动物，来解决出现在热血脊椎动物中的解剖学和生理学问题。从对变形虫和珊瑚虫的观察中当然无法发现血液循环，也无法确定人类和其它高等动物的心脏、大脑和肺部的功能。 ZNi2bpUvLzVw84W8qn5mJ9AmS+w9l0ccr99QG39kZSlcSxoIrgfcwY+GeVnodq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