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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莫斯卡：《理论》
加塔诺·莫斯卡关于统治阶级的理论最初成形于1878—1881年间，当时他是巴勒莫大学安吉罗·梅塞达哥利亚
的学生之一。他对泰纳在《古代政体》（Ancien régime）中使用过的方法进行概括时，想到了这一理论。应该记住，在这本书中，泰纳从旧王朝的黄金时代统治法国的各种集团的衰落中寻找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他在国王、教士和贵族这三个标题下对这个阶级作了思考和分析。
学生时期的莫斯卡的第一个想法是，也许任何社会都可以用泰纳分析君主制法国的方式来分析；他的第二个想法是，尽管19世纪流行多数人统治的学说，他还是发现了一个最富有成果、最有启发性的假设。如果仔细观察任何国家，不论它是通常称之为君主制、专制或共和制，都必定会发现实际的权力从未被一个人行使——不论是君主还是国家元首，这种权力也不是由全体公民行使的，而是被一个特定集团所行使，其数量与整个人口相比总是很小。泰纳也已经说明，路易十四时代辉煌的法国文明的特征，更多地是法国官僚阶层的特征，而非该国一般老百姓的特点，而且，这种辉煌似乎与17和18世纪法国官僚阶层发挥作用的特殊条件有关系。这条原则也能够被普遍化成这一定理，即某个社会在特定阶段，其文明的主要特征将是那些统治集团（政治家、统治者们）的特征。
今天莫斯卡已经80岁了；但是在他的漫长岁月中，莫斯卡从未忘记19世纪70年代他体会到的那种发现的兴奋，这时他发现自己掌握了开启人类历史秘密的金钥匙。说实话，莫斯卡这一发现的原创性经常成为他同事和竞争者争论的话题；而且在过去50年里，学者们忙着罗列出许多思想家，这些人注意到了如下这个对所有人都相当明显的事实：即在任何时候，在所有人类团体中，总是有少数的统治者和多数的被统治者。
“太阳之下没有新东西”这句格言是一个真正的格言；可以说，它包含了一半真理，对于一个格言来说，包含这么多真理已经相当不少了。大体说来，所有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还会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他们全部至少从他们的角度看到了同样的实在；他们都经历了同样的情感；我们可以想像，他们都思考了同样的事情。但是人类文明史却显示出，每个人以无穷无尽的各种方式评价他看到的各种事物。或许自亚当以来，没有人不具有几分重力法则的知识；但是直到伽利略时代之前，没有人想到把注意力集中于下落物体，使它成为科学革命的支点。自从该隐和亚伯
以来，没有人意识不到，人们传播道德原则，然后却经常不顾道德原则使用他们具有的权力，即使他们并不总是如此。然而，在马基雅弗利
之前，没有人想到考虑这个现象，并在它之上创立消除伦理因素的科学政治学。我相信克罗奇
在什么地方说过：思想家的原创性不依赖于他们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而经常在于他们时而强调这个、时而强调那个平常事物。我想为了有利于人数不断增多的追根溯源者（source hunter），此处稍稍离题是有用的，这些人花费时间勾画文献和科学的平行线，却不考虑什么问题该被强调，或者天才之士如何利用凡俗事物。中世纪威尼斯人或古罗马人掌握了相当多的阶级和统治阶级的概念，以至于他们作出了细致的立法来涵盖阶级关系，甚至涵盖社会的基本单位从一个向另一个阶级的运动。然而，还是没有一个威尼斯人或古罗马人形成了莫斯卡那种关于统治阶级的理论。阶级在欧洲是日常生活中可见的外在事物，而且没有几个欧洲作家能够在讨论社会问题时，避免最后遇到各种形式的阶级、阶级斗争、阶级循环这样的事实。然而，他们没有人利用了莫斯卡指出的阶级事实，圭西亚迪尼
没有，马克思没有，泰纳也没有。相反，人们可能说出那些与莫斯卡比肩或利用了他学说的人——米切尔斯、索列尔和帕雷托
。
为什么个别的思想家强调了每个人都观察到、并且想当然的关系和事实呢？通常这些个人思想发展的问题无法被历史恢复。我们绝不会知道为什么伏尔泰
能成为一个喜欢嘲弄的怀疑论者，而他的兄弟却是一个虔诚的“狂热信徒”。的确，我们知道，在激烈和自由的文化活动阶段、如果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被放置在某个一般环境中，面对一般性的问题，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会得出同样的解决办法。通常人们作出在一定阶段，一定的观念和一定的思维方式看来“会流行”这样的评价时，会想到这一事实。索列尔在20世纪头十年间发展了政治神话（political myth）的概念。莫斯卡在20年前发展了他的“政治模式（political formula）”的概念。索列尔不是一个细心的学者。他对莫斯卡一无所知。但是，这一概念明显地“在流传之中”。在莫斯卡两代人以前，社会主义已经在强调阶级冲突，而且特别是在意大利，有教养的阶层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他们作为“领导”或“指导”阶级（classi dirigenti）的职责和义务。因此，不必奇怪在莫斯卡和他前后的其他思想家之间有如此明显的类似。
尽管除了个人回忆和自白这些本身就不太可信的东西，个人思想发展的细节通常不可察觉；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注意到某些一般的环境因素，它们看来会影响个人强调某些方面。当我们发现莫斯卡在1878年掌握了泰纳的理论时，我们不能忘记，莫斯卡是意大利人，而泰纳是法国人。我发现泰纳非常法国化，他从未对他使用的方法的一般联系感兴趣。实际上，当泰纳继续构建他关于旧政体的知识结构时，他不时被引入歧途，赋予一般性和世界性的现象以特殊的原因（与排斥法国贵族的封建职能的这一事实相联系）——例如，过分考究、惟理性、礼貌、显耀等，所有这些都在远非黄金时代法国贵族的统治阶级所处的时间和环境中反复发生。我也发现，泰纳非常法国化之处在于，他从不在《由来》
中免除他对良好公民身份的偏爱。泰纳的确向往苛刻的和严谨的历史方法，但他只能把历史当成某种为较高的道德理想服务的工具。
相反，莫斯卡是一个意大利人，自然就具有分析性的思维方法。他依靠泰纳的方法作为一种直接思维的工具，并设法变得客观，并且成功地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这种客观程度对于一个还很年轻的人来说相当令人吃惊。我发现这是非常意大利化的。意大利人很容易并且自然而然地做别人即使不是完全不做、也很少做的事情，并且只会以巨大的努力，遵循严格和持续的纪律去做它们：他们按照差别法（process of distinction）进行思考。当世界的其它部分正在寻求说明“真的是善的，善的是真的，并且两者都很美丽”之时，意大利人则忙着把德行、真理和美丽分开，并且既在心中也在理智中这么做。也许这就是伟大的意大利人对“文明的贡献”，而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总是试图发现这种贡献。
我们可以恰当地补充，莫斯卡是一个西西里人（1858年生于巴勒莫）。这一点也决定了他个性中的因素，美国人特别应该牢记这种个性。在通过思考来接近生活这一点上，美国人通常与西西里人极端对立。美国人不耐心于理论、怀疑哲学和一般性原则。我们研究历史，但几乎从不研究历史哲学。没有几个美国律师与法律哲学有什么联系。如果让一个美国人对理论归纳显示出确定的兴趣，他会被当作一个不实用的危险物，从公共生活中被驱逐出去。另一方面让人惊异的是，相当多著名的美国人如此缺乏理论规范，却可以在生活中过得很好，走得很远。在更加深刻的欧洲人那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有着无知和幼稚的名声，这部分归咎于理论的缺乏。美国的理论水平比欧洲大陆的理论水平低多了。反过来，欧洲大陆在这方面总体上又在意大利之后，而伟大的意大利思想家又趋向于南方人。在莫斯卡一篇作为1884年版《理论》序言的有趣“自白”中，说他儿时的主要兴趣在历史和吹嘘他的博闻强记上。但是在历史学家莫斯卡那里打动人的是这一事实，即历史对他没有任何意义，除非它变成了一般性原则、齐一性或哲学。对维科和布鲁诺
是这样，对克罗奇也如此，他们都是意大利南方人。
其它两个决定因素，一个是个人的，另一个是西西里的，可能与莫斯卡观点的形成有更为直接的关系，而他则首先把这种观点归因于泰纳。在1884年的《理论》一书中，莫斯卡严格坚持研究国家，这种兴趣甚至在《原理》一书中也举足轻重。与从马克思到帕雷托在内的思想家对阶级或统治阶级概念的使用相比，莫斯卡这种狭窄的领域就更加令人注意。无疑，这是因为莫斯卡作为宪法和政治理论的学者开始其学术生涯。他首先在巴勒莫（1881—1886），然后在罗马（1887—1995），成为这些题目的无薪讲师。从罗马开始，他接着成为一名都灵大学（1895—1923）的宪法教授，后来又返回罗马（1923—1931）成为政治理论教授。现在很清楚的是，政府本身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阶段，而统治阶级理论的含义，如泰纳在19世纪60年代所应用的和莫斯卡在1881年所设想的那样，则开始于把社会当作整体，并趋向一般社会学。莫斯卡从来不是要在这个方向去超越《原理》一书中达到的界限。也许以一种职业的专业化精神，也许是因为实践的原因，他总是向后和向内返回严格的宪法或政治问题，把他最丰富和最有启示的思想变成暗示、断言、或偶然的观察，但是无论如何都未加以发展。
可以把莫斯卡平静的传记中显示出的政治倾向称作西西里式的。并非所有西西里人都是政治家，但是当一个西西里人是政治家时，他会是一个好政治家。西西里人适合搞政治，就像鸭子适应水一样。北方意大利人当然也参与意大利的政治生活。但是他们在其中制造了许多骚乱。他们大声喊叫，在街头临时演说台挥舞手臂。报纸上充斥着他们的宣传、论战、向罗马的游行。他们打文字官司并参加决斗。最后他们进入政府，很可能只担心下一次运气如何。与此相反，西西里人只是乘火车到罗马，那里有一辆四轮马车等着把他带到卡都西
称为“国会大厦最高点”的地方。这多少就是莫斯卡在公共生活中的经历。他在1887—1895年担任意大利下议院刊物的编辑（这是一种官僚性职位，它使得莫斯卡在担任大学无薪讲师时能维持生活）。1908年，莫斯卡自己成为一名下议院议员，以自由保守党的立场连任两届议会，直到1918年（包括战争年月）为止，同时还担任了萨兰德拉政府（Salandra，1914—1916）的殖民部次长。1918年，他通过正常的皇室任命成为终身参议员，所有的经历都没有任何喧哗、任何狂暴的争吵，甚至没有任何特别公开的声誉。普利佐里尼
和帕皮尼（Papini）试图在1903—1904年间宣传莫斯卡——用那时的话说，就是“把他确定为一个公众财富”。普利佐里尼在其1912年的“声音”（Voce）系列中作出了第二次努力〔参见《新民族主义》（l nuovo nazionalismo）〕。需要提及，莫斯卡生涯的这个方面总是杰出的（eminent），但从未特别著名（prominent），它只是加强了他的某种精神态度，使得他倾向于让自己的这种工作永远保持萌芽的形式，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把这种工作服从于某个政党的前途（outlook）。
意大利和西西里背景、专业前途、学生时代就显现出来的政治才能，有助于我们明白莫斯卡在1881—1883年间对其统治阶级理论的发展。此时，莫斯卡获得了三、四个简单观念，他认为自己能够利用它们勾画出近代国家兴起的历史轮廓。他觉察到，与大多数人统治的理论相反，社会总是被少数人、被寡头们统治。因此，流行的政府分类方法——如亚里士多德的（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孟德斯鸠的（专制统治、有限君主制和共和制）和斯宾塞的（军事的和工业的国家）——比起对寡头们的分类来，都能够被省却。莫斯卡尝试着进行这种分类，得出了几种类型：军事和教士贵族制、世袭贵族制、地主贵族制、流动财富（金钱）贵族制、德行贵族制〔（aristocracy of merit），也就是允许社会中各种成分特别是贫困阶级自由获得权力〕。现在看来，历史上流行的各种政治理论——基于种族或家族概念的“特选民族”理论、神权理论或大众主权理论——都没有反映出潜在于这种分类下面的实在。因此，莫斯卡继续发展了他的“政治模式（political formula）”理论。总是有居于统治地位的少数人，但是这些少数人从不停留在掌握权力这一简单事实上。他们总是通过理论和原则把他们的统治合理化，这些理论和原则反过来又建立在那些被统治者接受的信仰和伦理系统之上。这些“政治模式”包含的东西极少可以被描述为“真理”，但是它们不应该被看作诡计多端的统治者刻意的欺骗或神化。相反，它们表达了人性中一种深刻的需要。通过它，人类更容易顺从抽象的普遍法则，而不是个别人的意志。
这些观点在1881年成熟起来，在1883年完成并于1884年出版的《关于政府和议会制的理论》中得到明确表述。尽管这部书为时已久，而且莫斯卡以后又写了其它著作，它还是具有影响力和原创性。11年后的1895年，莫斯卡完成和出版了他的《原理》（《政治科学原理》，1896）。
与《理论》一书相比，《原理》以更全面的形式以及一系列相当有启发性的新观念阐述了统治阶级的理论。
在《原理》中，与（19世纪）90年代欧洲学术界的典型急务一样，莫斯卡也面临了建设政治科学（他倾向于把它与社会学分开）的问题。这门科学的内容是发现决定人类大众行为（第1页）、以及调节政权组织（第4页）的恒常倾向和法则。这些倾向和法则只有通过研究“社会事实”才能被发现，这些事实又只能在各国历史中被发现（第41页）：“我们必须返回的正是历史的方法。”
实际上，莫斯卡的实践比这里不完全的陈述所表明的更好。他愿意通过任何能提供社会事实的来源或办法——从经济学、从人类学、从心理学，或从其它类似科学中——获得事实。他在政治—社会领域明确地拒斥了绝对或完全接受气候或南方—北方理论、以观察原始社会为基础的人类学理论（规模的问题是重要的）、历史的经济解释（太片面）、种族优越性和低劣性的理论（许多不同的种族都有它们辉煌的时候）、以及进化理论（它们没有解释清楚人类进步的有节奏性运动——而生物进化则要求不间断的改良）。然而，除了一些敏锐的评论外（例如，那些关于实验方法的有限性或关于把科学应用于控制社会生活的评论），在对科学社会学问题的这种陈述中最有意思的在于这一事实，即它毫无疑问影响了帕雷托在《社会学通论》（Trattato）
（第一章）中对同一问题透彻和全新的讨论，这一讨论又是对帕雷托写于1897年的一篇文章的最后一次扩充。
如果我们不是从社会科学而是从历史科学的角度考虑，就能看出莫斯卡观点的有趣之处。现在如果有人说这种观点是新的、具有独创性，许多学者会援引大量证据说明，莫斯卡没有说过什么自从希罗多德以来人们不知道的东西。历史学家总是多少有些含糊地感觉到，他们的工作应该对人类经验有所丰富，并且人们毕竟能够从我们之前地球上的数十亿人经历过的事情中学到一些东西。如同博纳尔（Bonald）
那样的形而上学和神学历史学家们，总是争论说历史肯定了他们那些独断的信条。另一方面，总是能够找出一些非常值得尊敬的权威，说历史不能教给我们什么、生活常新、有志者事竟成，说没有什么当下要去参照过去的类似情况。如果检查美国历史科学的现状，就会发现各种不同的态度和实践。就历史学家常规和基本的工作，即建构历史记录而言，是有一种共同意识的，并且人们注意到这一领域中许多卓越的行为。至于记录的意义，它们的功用——也就是为什么“知道普桑（Poussin）
的一切”比知道每天地铁楼梯上扔掉多少支香烟更重要——这样的问题时，就出现了巨大的困惑。有人对历史怀有逸闻般的兴趣，在体验过去令人激动的时代，或重新经历不寻常的人或成功者的生活时，会产生情感的愉悦（这是文学的或自由撰稿人的作品的共同规律）。有一种宣传性的历史，此处写作者对历史记录的精确性小心翼翼，甚至致力于核实这种记录，但是接着就感到需要把它与某些反省（reflection）调和起来，使这一事实具有明显的意义，这些反省相当于说，“我是和平主义者”，“我是社会主义者”，“我是天主教徒”等等。还有伪科学的或半艺术的历史，此处历史记录也是精确和相当完整的，但是写作者按照多少有些无意识的情感态度来组织事实，给予它们一种武断的意义，而这里的情感态度来自作者的生活环境，它们时而是伦理的、时而是浪漫的、时而是乐观的、时而（如果作者非常聪明）是讽刺的和愤世嫉俗的。最后，还有一种鲁宾逊
式的历史，它是这些类型中最科学的一种，把过去当作对现在的解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把现在当作对过去的解释，但是这种历史在选择理想的问题上经常含混可疑。
在这种氛围中，莫斯卡的历史观念应该算是一股清冽的微风（clarifying breeze）。对人类经验的记录有三千到一万年之久。在这段时间中，人性是有可能相当完整地显示出它的一般特征、它的基本倾向和法则的。这些倾向、这些法则是什么呢？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点；而且除非历史记录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倾向和法则的知识，否则历史就不过是一种娱乐和无目的之行为。要完成这种理论可能需要一两处注释。对历史记录的建构、对事实的顺序、动机和原因的确定，本身就是一项研究。这项工作本身没有目的性，也不包含功利性。它有自己用于指导研究的方法、技术。至于从历史中可以学到什么，很显然后者只能提供人类行为的一般形式——因为具体形势总是新的，在过去没有精确的先例或类似物。
莫斯卡感到历史可能在特定的例子中，更能够告诉我们不做什么，而非做什么。但实际上，总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即人类某一天可能令人信服地学会掌握这些倾向、这些心理和社会力量，如同他已经学会、而且是不可思议地学会了驾驭和利用自然的物质力量一样。无论如何，莫斯卡的历史观念提供了从事其各种论述的恰当态度。“人类社会总是被少数人统治”；“快速的阶级循环对进步是必要的”；“人类社会是按照集体幻觉（collective illusion）组织起来的”；“文明等级与司法防卫的程度相符”；“人类社会总是显示出向越来越高的文明等级进步的倾向”；“过度官僚化促进了革命”。这些以及其它类似观点，是对一般法则如此多的尝试性陈述。它们服从科学的批评、修正和辩驳。
社会力量的概念在莫斯卡早期的《理论》中已经提出来了。在《原理》一书中，它得到详细阐述，其含义得到更充分的展示。
一种“社会力量”就是任何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人类行为或额外利益——金钱、土地、军事威力、手工劳作、科学等等的任何事物。这一概念是从确定统治阶级及其分类的必要性中派生而来。当一个人或一个集团能够控制相当社会势力，这些力量在特定社会的特定时刻对拥有或保持权力必不可少，那么这个人或这个集团就能统治。
蕴含在统治阶级理论中的是这样的法则（我愿意称为莫斯卡法则），即“随着统治阶级的变化，文明的类型和程度也在变化”。统治阶级将相对于他们控制、容忍、激发或创造的社会力量的多少和等级的不同而变化。在统治阶级控制或调和即代表的社会力量的数量和势力，与它无法代表的或反对它的社会力量的数量和势力之间存在一种比例，一个政体的内在稳定性能够由此来衡量。前进中的、甚至可以说“成功的”政体通常创造一些它们很难吸收的社会力量；政府经常因为它们的美德而非缺陷而垮台（这是对泰纳和通常对历史的伦理解释的一种重大修订）。斗争是人生中一个持续的和从不消歇的方面。因此，社会力量通常表现为向往权力。士兵们想统治，而且由于他们有武器，并知道如何最好地使用它们，因而是一个很难控制的集团。金钱想统治，而且很难控制它，因为许多人匍匐于财富的魅力和影响力之下。教士想统治，他们有支配无知大众和生活中神秘事物的能耐。科学家想统治，并且从柏拉图到孔德
，从孔德到司各特，他们都渴望建立一种技术统治和“至善者统治”的独裁者。劳工想统治，并且如果不是总与统治阶级的法律冲突，并被他们的领导人掌握在手中的话，他们已经达到目的。公职人物想统治，他们可能很容易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已经坐在权力宝座上。
莫斯卡可以列入不朽者的行列，这一点是稳妥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社会理论的历史学家会遇到一个谜：为什么莫斯卡已经在其沉思中达到如此高度，却没有放弃他的政治学研究，转向社会学？也许能够在我们已经提到的专业和气质上的决定因素中找到答案。莫斯卡首先考虑社会的政治方面，并且从来无法让自己完全偏离这一兴趣。
学生时代的莫斯卡，已经从孟德斯鸠那里得到了制衡的观念——对孟德斯鸠来说，就是权力制衡，美国宪法为此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莫斯卡把这一观念转变成了社会力量。
在某些情况中我们看到某些社会势力成功地篡取了权力，这种篡权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通过武力推行那种他们恰好掌握的政治模式，这一规则被当成绝对原则，每个人必须屈服，每个人必须相信或假装相信。这意味着暴政，也意味着活跃性的社会力量的减少，由此也是文明程度的降低。在其它情况中，军事权力被资本或被宗教限制和平衡；或者也许资本的权力被土地上征得的税收所限制和制约；或者一种任性的宗教等级制度时而被其自身中成长起来的迷信教派、时而被外部联合起来的启蒙力量所限制和平衡。在特定时刻——这些时候是历史上神圣的间歇期——我们看到相当稳定的社会势力的平衡，其中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做他愿意做的事情，说愿意说的话（have his say），以至于人性的无限潜能迸发出繁荣的景象。
莫斯卡断定，在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变成一种规则的时代和民族中，才可能达到这种有益状态；在这些时代和民族中，社会力量或者体现这种力量的个人的进攻性被制约，但却不是在逐个事例中由武力来制约，而是被习惯、风俗、默认、道德、制度和体制——简而言之（用他的话讲），被司法防卫（通过适当程序的法律进行统治）所制约。与马克思主义、进化论以及其它唯物主义和社会学对历史的解释相反，莫斯卡主张政治组织的问题是最重要的。如果能通过统治阶级认可的社会力量的数量和程度来评估这一阶级，那么，就可以通过政府提供司法防卫的程度，来评估各种统治阶级操纵的政府。繁荣的伊斯兰文明由停滞而衰落，是因为哈里发无法解决军队的问题。各省的军人服从他们的将军，这些将军变成独立的和专横的暴君；社会力量在数量上收缩，然后凋萎了。没有理由假定，穆斯林民族的演化比基督教民族的演化更被预先确定。事实上，在他们历史的特定时刻，他们或者不如说他们的统治阶级一定作出了错误的政治决定，导致他们走向衰退，而不是文明的更高层次。按照莫斯卡的体系，伊斯兰世界的一个错误是没有把教会和国家分离开，因为他认为这种分离是社会力量适当平衡的基本条件之一。
莫斯卡争辩道，高级的司法防卫也依靠财富被充分地分散，从而允许大量中等财产持有者存在；实际上，这种人的数量将有可能提供一种标准，用来测量社会力量平衡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在一个社会中存在强大的中等阶级意味着，教育正在发现和利用天才们的资源，这些人才总是相当独立于种族和家世，在整个人类大众中不断发展（落后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使用这些人才；这也是它们落后的原因）。它也意味着当统治阶级自己的成员在各种力量的压力下退化时，他们总有可利用的成分来重新储存并补充自己；而多种力量的压力总是把贵族制推向衰退。中等阶级代表了一个社会活动的广度和强度，以及在财富类型和财富分配上最大的多样性。他们处在各种更强大利益的日常冲突之外，是独立舆论和无私的公共精神最大的储存库。毫无疑问，莫斯卡在提出这些基本条件和它们的许多必然结论时，写出了意大利保守主义的经典之作；该国的保守主义在战前的意大利政治生活中，作为一支有影响力的少数派发挥着作用。
让我们回到严格客观的层面上来论述问题。我们说过“错误”，也说过各种选择，仿佛莫斯卡这样的立法者（lawgivers of Mosca），就像卢梭或在决定论兴起之前的许多作家那样的立法者一样，都是不受约束的代理人，能够随心所欲地处理社会。就算我们承认，如果一个社会要达到高等级文明就需要分离教会和国家，并具有允许强大的中等阶级存在的财富分配制度，那么，人们如何不顾宗教利益、不顾人类的贪婪来承认科学，并应用那些“法则”呢？这些宗教利益将会以极为虔诚的狂热精神，继续为教条的统一，以及为控制教育和国家而奋斗，而人类的贪婪将疯狂地积聚财富，然后利用它们获取权力和支配性地位。除了可能启示那些掌握各国权力之人的治国才能外，莫斯卡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希望。在这一点上富有启示的是，他在政客（politician）和政治家（statesman）之间所作的区分，前者是一个擅长获取和保持权力这一单纯技艺的人，而后者则知道如何利用人类的社会性法则控制大众的盲目本性，使之走上一致的方向，就像水手驾驭海浪和狂风这些野蛮力量，使之有利于船只和乘客一样。莫斯卡对大众天生的善意没多少信心，并且对让任何大量的人对公共问题具有理性和科学的观点感到绝望。另一方面，历史显示出不少统治阶级，例如威尼斯和英国的贵族阶层，已经能够把利益和情感在相当程度上放在一边，并且科学和客观地进行统治。
对司法防卫更充分的考虑导致莫斯卡在《原理》中进行了最有才华、最具独创性的研究。从斗争的角度讲，军事权力是所有维护自己和要求支配权的社会力量最优先装备的。为什么军事独裁不是人类政府的正常形式呢？西方各民族已经有几代人熟悉了陆军和海军严格服从文职政府的体制，他们习惯上认为军事叛乱是某种反常和可怕的事情。实际上，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们，在整个人类历史背景中能免于士兵野蛮统治的，数量微乎其微。各种形式的军事暴政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常见的统治形式；甚至在秩序最良好的社会，如我们在19和20世纪的欧洲看到的，对已经确立的非军事类型的秩序进行任何严重的干扰，都容易引起军事独裁制重新出现。现代文明国家逃脱人类社会本性这种痛苦法则的过程，被莫斯卡正确地称为历史上最令人关心的事件。似是而非的是，莫斯卡与那些梦想完全解除武装的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模式相反，他发现了常备军增长这一秘密的答案。
克罗奇在《伦理学》中曾把人类分成四种类型与作为克罗奇体系基础的四种精神形式相对应——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和圣人。这种划分忽略了冒险家或武士，也就是那些与对同龄人相比，本能地付诸武力并且更为喜欢危险生活的人。在历史舞台上这种人的角色如此醒目、如此迷人，以至于需要一种历史方法实质性（virtual）的革命，以便把思想者的注意力从克罗奇承认的类型中吸引过来。给一个冒险家好的头脑、良好的教育、各种才华和历史机遇，他就会变成一个拿破仑或亚历山大。给他好的想法，他会变成加里波第（Garibaldi）
。给他一个机会，他会变成墨索里尼。给他一份工作，他会成为一个士兵或将军。忽视他，他可能变成一个歹徒或强盗。一个信仰终极因素（final causes）的人可能合理地声称，暴虐者是被明智的造物主作为一种人类进步的催化剂而发明的。冒险者从来不是多数。大多数喜欢和平有序地生活。当他们做梦时，他们仅仅梦想只有阳光和音乐、没有苦恼和折磨的天堂，那里狮子与羔羊卧在一起，吗哪
时而从天空中来，时而来自政府，简而言之，在那里我们会免于与邻居的竞争和令人精疲力尽的生活奋斗。当安全和懒散的梦想看来几乎可以实现时，历史上就会不断出现繁荣的时代。同样合乎规律的是，会出现暴虐者，重新磨损历史的车轮。因此在我们的时代，繁荣民主国家的公民把推动历史（movement of history）的工作交给社会活动家和日内瓦的律师们
，从而可以仰坐在夜总会中，享受高贵的平和情绪和科学的收益。但是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日本的军阀兴起了，告诉和平居民们，如果他们想赢得或保留喝酒与跳舞的权利，要想自我满足，他们必须走出来战斗。
另一方面，暴虐者至多也就这样。他创造的世界相当悲惨。给他权力，他会定期地奴役别人，只给他们留下最基本的维生物资。他会经常把思想奴化成伪善和奉承，并用某种形式的暴民狂热主义取代有组织的公众精神。
莫斯卡把常备军设想为一种现代世界能够自动达到的设计物，通过约束、疏导各民族的好战成分，并让他们富有社会生产性而达到这一点。在组织松散的社会，暴力汇聚在大量不同的焦点和歧异的利益周围，这就普遍地产生了中世纪和封建社会那样的无政府状态。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俄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我们看到，一旦一个社会的稳定性开始动摇，权力立刻在自己内部创造了小的中心，地方团体中的统治阶段会在或长或短的时间之内随之而起。相反，常备军则逐渐向上发展，受国家控制，因此成为社会秩序的主要部分。它足够强大，能够使国家驯服地方或零散的暴力行为，自己则置于所有那些创造和维护国家的强大社会力量的直接控制下。最近的历史再次证明了关于常备军的状态和客观作用的概念。我们时代的国民军是一个力量难以衡量的组织。它包含的人力、武器和它能够支配的其它物质资源，令人难以置信地强大。然而我们还是看到两次无视军队、或反对军队的革命，发生在伟大的和高度文明的国家。某些观察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兴起的人，指望忠于国王或共和的军队粉碎这些运动，并且毫无疑问，它们牛刀小试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完全淹没在已经确立的秩序中，没有文职政府首脑的命令，他们不会活动。情况不止于此：一旦新的统治者坐稳了权力宝座，军队就相应地效忠于他们新的命令。
西方军队令人惊讶地服从政府的秘密是什么呢？可以说，莫斯卡在军队的贵族制特点中发现了答案。首先是在士兵和军官之间，有一种广泛和绝对的社会差距，第二点在于，来自统治阶级的军官集团反映了该阶级认可的各种各样社会势力的平衡。这种理论的逻辑含义很值得深思。如果该理论被认为是正确的，朝向军队民主化的步伐——例如霍尔—贝利沙（Hore-Belisha）
阁下的政策——就是错误的，它最终将导致军队的独裁；因为军队中任何显著的民主化都会使它成为活跃的社会势力，反映社会冲突，并因而反映支配性的社会力量的各种兴亡变迁。另一方面，军官必须从政治生活本身中被完全清除出去。当军官积极地按照职权投身于各种政治委员会时，他们最终一定会支配这些委员会，并取代文人政权——例如，这一点是西班牙语世界看似无法克服的癌症。
社会类型是莫斯卡思想中的基本概念。由于社会结成集团的现象是这位历史学家通过对社会极为表层的观察就发现的事实，这一点也就没有什么值得评论的了。对莫斯卡所说的社会类型的初步讨论，在马基雅弗利那里已经出现了。莫斯卡对构成更大社会组织的成分的分析完成于（19世纪）90年代。有意思的是，在这一早期阶段，他低估了在民族性（nationality）意义上作为一个因素的种族（race），并强调了种族神话（myth of race）更大的重要性。但是他也以深刻的洞察力，预见到20世纪民族主义的强大是一种对世界宗教信仰衰弱的补偿——这些世界宗教在经验科学的压力下，正在失去它们作为社会凝聚力量的效用。我相信，相当具有独创性、却被大大忽略的，是莫斯卡关于作为各种世界宗教产物的民族性的现代意义这一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宗教的教条超越了种族和民族性，它们逐渐包容了同种社会制度下最多样化的群体（groups），使这些群体分别结合在具有非宗教特征的政治模式周围。这一学说阐明了西方中世纪教会与国家的冲突，它对于世俗文明的增长是必要的，这种文明从停滞中拯救了欧洲，而伊斯兰和东方世界却习惯于这种停滞。可以说，在这方面莫斯卡阐明、而非研究了各个互不相同社会中集体本能的复杂的相互影响。无论如何，他的结论几乎能够被无限制地细述。
莫斯卡的社会类型概念的方法论优势非常明显。首先，它指明了一种途径，用合理的科学方法解决那些不能用伦理方法解决的冲突。例如，美国禁止亚洲移民。不论我们的外交官何时谈论起民主原则、或甚至基督教原则，他们都会遭到日本外交官体无完肤的反驳，日本人能够极为恰当地观察到民主或基督教原则应该允许无限制的亚洲移民。因此，值得指出，这里提到的问题不是民主理论或基督教伦理的问题，而是社会类型的问题。后者总是通过武力、或通过接纳与调和那些外在的利益才能得到解决。
要完成我们对良心的研究，我们可能要继续下去，并质问我们如何对待民主原则和我们的基督教伦理？答案是，作为被严格限定领域中的行为指导，后面的这些规则只有非常有限的科学有效性和职能。这些限制应该是什么？它们在那里如何被确定？这应该是政治家的问题，不是牧师或伦理学教授的事情。只有在我们的社会类型存在时，我们的文明才会存在。某些社会类型是否应该为了走向文明而消失，是一个极为广阔的（cosmic）问题，只能被一些从遥远的地方观察我们星球的中立的神明来回答。我们所知道的是，各种兴衰的文明持续存在着，它们坚持的手段就是武力（或者作为武力替代物的容纳他者的手段）。因此，在一种普世的道德理想和社会类型的本能与利益之间，可能存在各种冲突。
具有普世性（universal pretension）的政治模式对特定族群的适用程度，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时代发生的事情把它提到了一个极为显著的位置。希特勒的德国似乎已经作出结论，即只有德国人能够信仰的民族性神话（national myth）要比诸如基督教、民主或社会主义那样的普世神话（universal myth）具有更加强大的凝聚力。强制执行较为容易这种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这样一种神话能够构成对集体本能的直接诉求，而不减轻或稀释民族性。但是同样明显的是那些劣势。严格属于一个民族的神话，诸如犹太人或希腊人的特选子民观念，容易不适当地造成国际对抗加剧。希特勒正在积聚一种普遍的憎恶之情，20世纪最初十年间泛日尔曼运动曾经挑起过这种情感。此外，这种神话只是在文明程度非常低时是有效的，在这些文明中没有多少互相混合或协作的社会力量。人们可能奇怪的是，通过长期灌输排外性民族神话，德国文化能否最终不被过分简化。
法西斯意大利正在制造普世神话应该服从于民族神话的理论（教会服从国家），然后，它把普世神话用来作为影响那些接受或容忍它的国家的一个渠道。墨索里尼对斯塔基（Starkie）教授）说：“天主教代表了罗马帝国的拉丁传统……在世界上有四亿人从地球的各个方面眺望罗马。这是我们意大利人骄傲的源泉之一。”
苏俄正在使用共产主义这种普遍的政治模式，并明确宣称对其它国家接受这种神话的少数人具有领导权。这个神话在本质上具有巨大的力量，它依赖于强大的好战情感（穷人对富人的憎恨），被憎恨苦难的人道主义情感所加强（贫困应该被废除）。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早期的民主制有类似之处，后者也依赖于同样的情感。就对财产的情感来讲，它不如民主理论幸运。它公开嘲笑这些情感，而民主理论充分利用它们。奇怪的是，俄国人的民族主义在共产主义政治模式之下强烈地发展起来，与西方的民族主义在基督教和民主模式下的增长几乎一样。然而，所有这些模式都是专制的，都努力获取一致接受。当它们的普世特征得到过于严肃的对待，也就是说以太大的热忱被相信时，它们就从所在的社会类型中吸入了生命源泉，这要或者通过吸收了这种类型太多的好战力量，或者通过过分简化它的结构和降低它的文明程度来达到。
莫斯卡的社会类型观念具有另一个方法论优势。它给出了许多不同现象的一般性形式，并因此强调了其间的共性。在香港两个人在远处看到对方。接着，他们在开罗会晤，这样，他们在香港相隔很远处看到对方这一事实就构成了他们之间的联系，使得更紧密的接触有了理由。他们借此形成了一种胚胎式的社会类型，它依赖于一种单一的、不合逻辑的事实。在另一个极端，我们发现数百万人通过数百万的纽带、记忆、利益、共同的经验联系在一起。它是同样的现象，但是有一种不同的内在结构。莫斯卡的社会类型观念提供了一种工具，能把共同的因素与不同的因素分隔开。然而，它在距离帕雷托的“团体韧性”观念（group-persistence）一步之遥的地方停下来，帕雷托的这一理论指的是在人和事之间有一种持续的关系，它会成为一种假设，用来研究人类结成各种类型组织时所涉及的基本心理现象。党派、教派、宗教、运动、民族、国家都经常被认为是类似的不同现象。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写道，“民族主义开始于法国大革命”。实际上，在民族主义依赖于人性的一种基本法则这一意义上，它开始于亚当，而且我们可以在成千上万其它例子中看到这种法则。
莫斯卡反复强调，一种社会类型的历史功用就是把各种意志和努力调和在一起，为共同的目的而奋斗。在这个基础上能够看到历史将是两种对立力量的表演，一种倾向于统一和扩张，另一种倾向于多样和集中。阿比西尼亚人
、亚美尼亚人和加利福尼亚人都是基督教徒，而人性一定会在这种朝向世界统一的进程中获得丰富——集团以及甚至是阶级隔绝看来通常是社会僵化和衰落的因素。另一方面，世界甚至从社会类型的特殊性中获得更大收益。这种特殊性体现在存在着不同的和强大的集团，他们都处于进攻或防守中，每一个都首先为了独立，然后为了支配别人而奋斗。每一个都生活在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狂热中，其中每个成员的天才和道德特性被激发，并被发挥到极致。甚至在特定类型中，各种次类型（subtype）的争夺也是一种优势，因为它蕴含了社会势力的多元性。波舒哀
希望欧洲停留在特伦特会议
的水平上。在波舒哀时代之后新教国家的繁荣，不断上升的文明，以及对世界的支配驳斥了他的理论。很明显的是，我们要涉及比例（proportion）的问题：这种社会类型必须足够大，在结构上足够紧凑，以在各种社会类型的斗争中生存；它必须足够多样化，也就是说足够容忍，能利用它的所有社会力量并提高其数量。今日的西方世界就因为它强烈的对抗性而受到四分五裂的威胁。它将会通过多一点团结而获益，而陈腐的民主模式，由于其少数人决定论这一灾难性的教条，似乎无法提供这种团结。东方世界一定会从更大的多样性中获益，如同它实际上正在做的那样。亚洲目前巨大的文明力量是民族主义。
在处理社会类型和政治模式的关系时，莫斯卡停留在一次伟大研究的边缘。一种社会类型、至少一种主要社会类型存在的外在表现，应该是它接受了一种特定模式。是社会类型创造了政治模式，还是模式创造了类型？莫斯卡用一种相互依赖理论相当合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社会类型部分上创造了政治模式，因为后者通常是一些预言家或先知——或是穆罕默德，或是卢梭，或是马克思——在回答某个时代特定的“需求”时提出的一种教条。一旦某种模式存在并被接受，它也通过详细阐明一些格言和规则，有力地帮助塑造了社会类型，而个人或多或少要必然地和顺利地遵循这些格言和规则。某种模式通常包含大量混合了少量真理的胡说。当边沁
观察到同样的事实时，他颇费笔墨地认为，政客胡说八道这种情况，就属于那种旨在打动群氓（应该科学地说，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试图利用这种社会类型）的政治模式。帕雷托把这种困难作为研究中心，并把他所有兴趣集中于此，从而得出了他的残余物和派生物这一划时代的理论。
莫斯卡是不多的（如果有的话）几个坦白和直接地把文明等级作为评价标准的政治理论家之一。在《原理》的许多段落中，它似乎设想对高等级文明的期望是自明的，这一点是对在莫斯卡著作中他努力坚持的客观立场的偏离，不过这种偏离可以原谅。事实上，相对来说，很少有人特别关注文明的等级——大多数人希望能达到某种理想，如共产主义、民主、和平、“幸福”、“精神性”，以及引用莫罗阁下（Monsignor Moreau）
的话——“对信仰的有益监禁（salutary captivity of the faith）”等等。当实现这些理想、或这些理想成为了努力的结果时，这些人就不顾文明所处的等级了。“nostalgie de la boue〔法语：对卑鄙事物的怀念〕”是一种有组织的人类情感，当它还没有用理想主义和对“更高级事务”的热爱掩护自己并潜入一个社会内部的堡垒中时，它会诽谤每一个自由社会的前哨者。
但是尽管莫斯卡的这种偏爱可能是主观的或形而上学的，文明等级的观念仍然几乎比任何其它理论更有助于维护《原理》中的客观态度。它作为多样化的行动，是一种能够得到高度近似定义的标准；是每一个人取得成就的程度或质量；是社会凝聚力的大小和稳定性，以及进攻性和防御性的力量；是生活水平以及财富的分配程度；是对自然的控制和对这种控制的利用；等等——甚至还包括“高级事务”自身。（当除了飞机、电话或浴缸这些事物外，我们还在产生人文主义者、新托马斯主义者和甚至大量的圣徒时，为什么对我们飞机、电话或浴缸的数量如此沮丧？）
这一概念的方法论优势是巨大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这个概念创造了一种需要，并提供了分析方法，让我们在整个社会图景中观察某种历史现象，或评价某种提议。科学文献和舆论调查结果（literature of opinion）经常由于它们专业化的优点而遭殃。在限定它们所处理事实的领域时，它们经常发展出单方面的方法论，这些方法最终在事实之间建立了武断的联系。如果我们思考中世纪所谓的基督教一统天下，并停留在中世纪政治模式的形而上学或逻辑的含义中，我们就可能得到一种对基督教统一、甚至统一自身之重要性的非常歪曲的见解。对中世纪一般文明水平的任何思考一定会修正这种观点。比如，学院派的学者们夸大希腊思想和艺术，仿佛那是人类永远无法找回的一个天堂世界。同样，对于那些主张东方智慧的崇高、但是却忘记了东方人民多少时代以来任人宰割的东方学者们，情况也是这样。对于那些认为文学、艺术、哲学是文化程度的三种不同表现的人，也一样。可以肯定，艺术、文学和形而上学思维能够在文明等级非常低的有限的个人中繁荣发展。也可以肯定的是，当一个民族相当大的能量被投入艺术、文学和形而上学时，它的文化水平会降低。固然，同样肯定的是，高度多样化和富有教化的文明，一定会在这些活动中结出优异的果实来。
文明等级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没有一种文明，它的各种人类活动都处于同一水平，或处于一种能够自动地满足特定历史阶段所有需求的水平上。如果古代世界要使它的政治和社会成就长存，它需要比它所拥有的更多的物理科学。如莫斯卡指出的，18世纪终结时，巨大的政治动乱由于历史科学的滞后变得更加剧烈。拿破仑帝国崩溃的原因之一，是运输滞后于工业和军事科学——蒸汽船和铁路对于拿破仑梦想的统一欧洲来说，晚了一个世代。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人们会质问，经济和社会科学发展达到的程度，是否会解决那些我们高速前进的（highly geared civilization）文明阶段性地产生的危机。人们更愿意坚持莫斯卡文明等级的概念，因为在主观层面上，它对于人类在地球上的未来是乐观的。尽管有内部扩张和解体的巨大力量，不时地动摇我们的社会，莫斯卡仍然十分合理地感到，由于我们时代支配的科学和道德资源，目前的人比任何历史前辈的处境都好得多，这些前辈们要对付破灭性的物质、社会和心理的力量，它们在过去多次折磨文明，并且正威胁着要毁灭我们自己的文明。
莫斯卡的统治阶级理论在1923年版的《政治科学原理》一书中进入该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本书增加了“第二部分”（即本书第十二章到第十七章）。该篇包括了对统治阶级理论
尝试性的历史叙述。它包含了从统治阶级类型和政治组织类型的角度对现代国家兴起作的简要叙述。此处特别有意思的，是关于资产阶级兴起和法国大革命起源的篇章。在莫斯卡早期著作中，政府的分类被减少到两种类型：封建的和官僚的，而莫斯卡现在试图尝试以另外的顺序来区分——独裁的和自由的原则，以及民主制的和贵族制的倾向。这种讨论使他有机会饶有兴味地对阶级或社会循环与国家兴衰的关系作客观地反思。
但是在这“第二部分”中，最有意义的成分，是莫斯卡首先在自己的思想中澄清了他过去对民主制所作批评的意义，他还热情地呼吁在欧洲恢复代议制。
莫斯卡主张，大多数人能够被组织和利用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只要把他们团结在某种包含大量幻觉的模式周围就可以了。他的这种主张是有根据的。莫斯卡同样正确地主张，这个事实中的一个因素是如下这个更进一步的事实——即人类对似乎永久有效的抽象原则的服从，大于对经常任性而为的个人意志的服从——可能仅仅在各种特例中是有效的，并且无论如何都可能打击那些普通人的自尊，他们有权感到自己被野蛮势力所践踏。但是在这个方面，所有政治形而上学的系统都处境相同：“上帝意志”、“人民意志”、国家主权意志、无产阶级专政，每一个与其它一样都是虚构的。也许人民意志是其中虚构最少的一个，如果我们同意它意味着情感压力、信仰、习惯、偏见、急躁的脾气（卢梭或麦基弗
通常的意向）等的合力的话。通常的行动能够依靠这些情绪，并且几乎总依赖它们，不论是在暴君制还是在共和制国家。在驳斥某个形而上学理论时，如果一个人非常重视这种驳斥，认定政治行为必须以某种“真实的”模式为基础的话，他可能自己就停留在一种形而上学的位置上。莫斯卡对此相当清醒。他反复强调这一事实：不论基督教的教条多么科学合理，它的角色都是历史性的。他更直接地接近了这一点，即督促政治家在推行那些形而上学模式的所有表面含义（apparent implication）时，应该小心谨慎。如果教会做到它教义要求的贫困，它连一个星期也维持不了。如果民主制追随无知的喜欢息事宁人的大众，而不是受启蒙的少数人灼灼逼人的领导，它也不会持续下去。因此，他在《理论》、后来在《原理》中争辩说，普选是从多数人统治或人民意志这一前提中发展而来的，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并不能使它作为一种实践措施被推行。我们还不得不提起具有功利主义特征的另一个侧面。民主制的形而上学要求对预算支出的投票权掌握在人民代表，例如国会手中。在实践上，预算由负责任的大臣或总统掌握，比由不负责任的国会掌握更让人满意。至少在一个突出的人那里，比起六百个不太突出的人来，负责的意识会更活跃、更有效。
但是尽管莫斯卡具有这种重要的一致性和客观性，他在《理论》以及《原理》的“第一部分”中，毫无疑问为某种民族、地区和党派偏见所摇摆，陷入形而上学的谬误。在理论上争辩有限选举权比普选权更加合理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是由于自由保守主义的情感）。争辩说某种基于普选的社会制度的历史一定是多数人统治这一观念的逻辑发展，也是错误的。在《原理》的第二版和第三版出版期间，在欧洲——俄国、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政治平衡被倾覆了。上述例子中，倾覆都不是因为应用了普选原则而发生的，也不因为通过普选进行统治所要求的煽动行为有所增加。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欣然无视普选而诞生，并进行统治。特别是在意大利，这种倾覆既不是来自社会主义，也不是来自教会。它的发生是由于那些爱国的年轻人，而莫斯卡则愿意赞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攻击。这些年轻人正在制造一种并非民主而是民族主义的神话。当莫斯卡严格依照社会力量的理论，预见了俄国以武力创建共产主义所产生的各种无政府状态和恐怖，以及在意大利建立一种单一的、要求绝对服从的专制政治模式的所有后果时，他的预言就幸运得多。这些国家的最终结局还未到来。
在《理论》一书和《原理》第一版的基础上，我们很容易把莫斯卡列入许多反对民主的意大利作家当中。民主制在意大利人的头脑中，总是比在心灵中有更坚实的基础。在意大利各阶级中，社会从属的意识都很强（平等意识在法国和新教国家更典型）。特别是在意大利农村和大农场（latifundia）中，仍然会遇到许多过去封建时代的阶级依附现象，如司汤达
在他的时代觉察到的，对过去时光的怀恋还没有失去魅力。意大利知识分子和上层阶级从未全心全意地接受民主制。它们从未以任何真正的信仰推行大众教育。因此可以把莫斯卡早期作品中反民主的腔调，部分解释为时尚、部分解释为年轻的缘故。民主理论得到普遍接受——因此，攻击它就是原创性的。在南部意大利，民主尤其不流行。人们会因此过分强调议会政治家们的腐败与低效，并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摇手致意，而不注意那些急于加强大众教育和扩展选举权的人们。
尽管如此，《原理》第二部分中对代议制的捍卫不仅仅是对1922年
的神经过敏，它也并不仅仅是一支颂歌。它是对莫斯卡社会势力理论含义的真正回归，避免了形而上学的迷途。“对历史更成熟的沉思”使莫斯卡确信，在所有政治组织的形式中，代议制显示出能够把最多的社会单元包容在高度的文明中；并且，与今天其它与之竞争的制度相比，代议制提供了承诺，允许更多数量的社会力量最自由地活动，并且更容易促成社会循环，而这种循环对维护统治阶级的稳定性，以及用传统来加强文化是必不可少的。
1923年开始筹划翻译莫斯卡《原理》的这个版本，这是让英语世界学者了解意大利马基雅弗利式典范的事业的一部分。正常的话，它本该在我的美国版帕雷托的《社会学通论》之前出版，要不是与1929年危机相联系的困难，它本该如此。这种出版顺序会保持两部著作以它们本国语言出版的时间顺序，并提供了一种更令人满意的开端，从而解决两书之间出现的关系问题。似乎，我们发现自己今日面对着的争论是三十年前争论的余响；已经有若干意大利或美籍意大利作家似乎在勉勉强强地讲述真理，发现莫斯卡以贬低帕雷托，也有一些人贬抑莫斯卡以给予帕雷托更大的荣誉。事实上，莫斯卡最先提起的受惠（indebtedness）的问题（1902，1907），已经被削弱为一个“未被承认的优先性”问题〔鲁伊奇·伊诺第（Luigi Einaudi），1934；塞勒诺（Sereno）、梅加罗（Megaro）、萨尔维米尼（Salvemini），1938〕。但是从任何科学角度看来，这两种问题只能被认为毫无关系。
在帕雷托的精英理论和莫斯卡的统治阶级理论之间，没有辩证的或历史的联系。在辩证的方面，莫斯卡的统治阶级理论从对多数人统治原则的批评中产生，并且如我们所见，是对泰纳方法的概括。帕雷托的精英理论源自对财富分配与社会阶级差异之间关系的研究，特别是旨在修正阿蒙的学说。从历史方面看，直到1906年帕雷托还没有看过莫斯卡的《理论》〔参见《手册》
（Manuale），第九十章，第3节〕。他的《讲义》（Cours）
的出版（1896，1897）与莫斯卡的《原理》是同时的，只相差几天，因此这部著作一定是在《原理》出版前几个月已经写好了。
现在《讲义》包含的精英概念的形式，实际上在帕雷托的《社会学通论》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1916，1923）将会出现。当帕雷托在这几年间发展他的理论［《应用》（Applicazione），1900；《体系》（Systèmes），1902
］时，他开始与莫斯卡的立场交叉，却没有提及莫斯卡的作品。当他引用莫斯卡时，那是在其它方面而不是在统治阶级或政治模式理论上。不能确定这种沉默的原因——肯定不是怨恨。帕雷托在其《手册》一书对莫斯卡讽刺性的反驳中，暗示莫斯卡的观点在其较早期的文献中已经被说明。如果考虑上文（第一节）提到的强调之处，这是一种令人不快的争论。莫斯卡是赋予统治阶级概念重要性的作家，一如帕雷托在《制度》一书中给予精英概念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莫斯卡和帕雷托理论之间明确有联系的几点只有较小的重要性，并且与帕雷托使用精英概念的独创性或内在兴趣没有什么关系。因此，“道德”问题能够被轻易地滥用，并实际上已经被滥用了。尽管帕雷托的沉默可能对莫斯卡造成的任何危害已经被历史性的批评所化解了。
在受惠和优先性问题被这样处理掉后，我们就可以从其它角度考虑莫斯卡和帕雷托理论的关系问题了。这种情况是，两个作者用同样的历史性方法开始，并以同样的客观精神进行两种研究，它们在许多方面彼此类似，都经历了许多同样的标记。但是尽管两位研究者在方法和精神上类似，他们在范围和程度上却极为不同。帕雷托的研究根基于对社会均衡的分析，得出了一种关于所有社会的广泛观点，并产生了有巨大建筑比例的纪念碑——《社会学通论》，它是一种文化和一种生活态度，而不只是一本书。在这样一种研究中，莫斯卡着手解决的政治组织的问题，只是单纯的细节，然而在解决它们时，莫斯卡不得不考虑许多在帕雷托更大结构中根本性的事实。并且他的确以观察、旁白、知觉和评论等形式在考虑它们。这些方法由于其精明和深刻而令人惊喜。
举例说，莫斯卡觉察到，原因的概念如较早的历史学家、并且还在为许多现代历史学家使用的那样，是不充分的——历史的原因经常部分是结果，历史结果同样部分是原因。但是对于莫斯卡，这种觉察只是文字上的策略。在帕雷托那里，它变成了一个要求科学解说的问题，并且在一定意义上达到了这一点。让我们在此处不要谈优先权或抄袭的问题，因为帕雷托可能从斯宾塞那里获得这个互相依赖的概念，也可能是从莫斯卡那里。任何人如果要深刻地思考历史，并因此要决定诸如卢梭在何种程度上是他时代的产物或反映，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自己的时代这样的问题时，都非常容易想到这一点。因此，莫斯卡再次看到，政治模式作为“真理”是无效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决定了整个文明、以及那些人口众多的社会类型的外在方面。但是这种觉察在《原理》中保持了一种缓和的批评色彩。相反，帕雷托则把它当作一个科学问题与之角斗，而且一方面，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引出了他的在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中非逻辑因素的作用的理论，在另一方面，则得出了他划时代意义的对“衍生物（derivations）”的划分。让我们还是不要谈论优先性或抄袭，因为帕雷托的理论在这方面，如同其它方面一样，如果不是由于他聪颖的童年，也可以说是从边沁那里继承而来。莫斯卡觉察到统治阶级的成员地位与人类特性有关，并且他又一次以半信半疑的态度停下来研究使得“一个人在生活中成功”的那些特点。同时，他没有觉察到，这个问题与对统治阶级的科学划分具有一种内在联系，而他的理论就是要进行这种科学的划分。在帕雷托那里，同样的觉察导致了对“善有善报”这一信仰的巧妙研究，并且进而导致了他把统治阶级分为联合派（combinationist）与抽象派（abstractionist）〔即推行者—信仰者（promoter-believers）〕这种现在享有盛誉的分类方法。莫斯卡觉察到了统治阶级更新他们成员的方式对于国家的繁荣至关重要。这又是一个精明的直觉。在帕雷托那里，它变成了社会循环理论中科学的假设，在这一理论中，社会循环仅仅被认为是决定社会运动的一个因素，而且它还详细地解说了这一因素与其它因素的关系。
所有这些导致我们怀疑莫斯卡对帕雷托的真正影响，是那种人们在科学史上经常会注意到的类型。到1898年前后，莫斯卡的杰作已经为帕雷托所知，这样他只能对它强调的各种内容作出反应。在《原理》及其统治阶级理论之后，帕雷托不大可能忽视，在社会平衡中统治阶级的特性远比大多数人的特性重要这一事实。于是对莫斯卡强调了贵族制人道主义的衰落（humanitarian decadence）之后，帕雷托不大会忽视同样类型的衰落。于是对社会僵化的学说而言，还有对历史类型、事实在科学方法中的作用，武力和宣传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对革命和暴动的理论的讨论等方面而言，情况都是如此。反对帕雷托的人们通常错误地把帕雷托的问题限定为受惠于莫斯卡对统治阶级概念的思考。实际上，特别是在《社会学通论》中，帕雷托注意到莫斯卡的所有主要立场，正如他注意到了许多其他作家的立场一样。莫斯卡的《原理》是帕雷托提出他有争议的某些讨论的资源之一。此处典型的是帕雷托对泰纳理论的批评（《社会学通论》，2566，注释3），后者认为统治阶级的失败是由于忽视他们的“职责”（这个理论可能是泰纳从托克维尔
那里拿来的）。在这个小心翼翼的反驳中的一个因素可能在于这一事实，即莫斯卡从泰纳接那里接收了理论，其中也包括了伦理的谬误，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统治阶级衰落理论的基本内容。按照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比较莫斯卡和帕雷托对马赛的萨尔文（关于罗马伦理）或者马丁·德·里约的利用。
莫斯卡《原理》的这个译本，旨在通俗地、有机地介绍莫斯卡的思想，而不同于系统地拘泥字句或对莫斯卡各种设想的机械复制，凭借这些设想，莫斯卡在1895年写了一部著作
，它适应了科学和历史的运动、以及他自己的思想演化。1923年的意大利版显示出这两本书并肩发展，一个作为文本，另一个作为注释，还有第三个版本作为补充，不过这最后一本有时倾向于打诨逗趣（wag the dog）。本书把注释加入正文适当的地方，把原来冗长的第九章分成两部分，按顺序安排章节，对素材作了细微的重新安排，这样就消除了原书组成上的不规则。例如，对孔德和斯宾塞的批评从空间上非常松散的第十章，被安排进它们逻辑上具有从属关系的第三章。而且，这种讨论似乎是一篇独立的文章，写于斯宾塞在世时，但是被他的盛誉所遮蔽。这一部分被重新写过以符合本书整体的精神，并且希望获得一些澄清。
半个世纪的时间当然对1895年《原理》老版本的评论部分、以及对莫斯卡在1923年版本中保留的讨论有重大的影响。莫斯卡自己坚持在美国版本中删除罗马研究的部分。按照这种修改的路子，编者进一步在注释中删除了许多古代的参考书目、由拉布寥拉（Labriola）
和其他人在（19世纪）90年代提出的对付社会主义形而上学的一些讨论，以及通常所有由于各种原因让人失去兴趣的注释。在编者看来，这样的压缩相对较少，这说明了莫斯卡原书的充分合理性，如同它1895年初版和1923年再版那样。
在莫斯卡早年的时代，意大利的议会修辞仍然保留着其西塞罗
式的遗风，它使用发音缓慢的完整句，堆满了修饰语和从句。莫斯卡非常接近这种风格，运用起来显得有力、明晰和优雅。在美国，从亨利·詹姆斯或W. C. 布罗内尔
——几乎可以说，从梅尔维尔（Melville）
以来——看来没有人可能使用这种文体。在编者看来，卡恩小姐
在把莫斯卡的完整句（period）转化成英语时的确感到怀疑；但是编者最后决定用一种更分析性的段落来代替它，承担这种翻译方法经常有错误的“歪曲”的风险。对于拘泥字义者，编者承认他总是试图做到琼·斯平加恩
曾经宣布的翻译家的三个标准，第一个是勇气，第二个是勇气，第三个还是勇气。
在这个译本中，按照《原理》中允许的替代关系（第二章，第一节），莫斯卡的术语“政治阶级”通常被替换为更常用的英语词汇“统治阶级”。当然，绝不能忘记，根据莫斯卡的定义，这两个在他那里可以互相替换的术语，指的是实际或直接参加政府或影响它的人们组成的集团。因此，莫斯卡的“统治阶级”比帕雷托的精英（杰出的天才人士的总和），或马克思的“统治阶级”（雇主或有产阶级，以及它的政治和社会附庸）包括的范围要更窄一些。也许可以用一位美国教授的例子说明。在某些政府中，他属于莫斯卡的统治阶级行列，因为这些政府能听取不同意见的喧哗。在其它政府中，他不是莫斯卡的“统治阶级”——喧闹声同样响亮，但是被导向其它地方。而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位教授总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即使在外面被人忽视，在家中惧内，而对于帕雷托来讲，他也总是精英的一员。
编者非常感激莫斯卡参议员校读了这个英译本，也感谢许多翻译过程中给予帮助的朋友们：感谢圭塞普·普利佐里尼（Giuseppe Prezzolini），由于他，笔者在1922年才得以与莫斯卡参议员第一次私人接触；感谢伊里恩·迪·罗宾兰特（Irene di Robilant）和高登斯·麦加罗（Gaudence Megaro），谢谢他们帮助给在意大利的莫斯卡参议员多次送去私人信件；最后还要感谢马里奥·爱茵奥迪（Mario Einaudi），他首先让出版商对出版莫斯卡著作感兴趣，他也对本书校样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
阿瑟·列文斯顿
纽约
193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