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军事失败和经济崩溃的心理创伤，1919—1923

第二帝国的终结

当1914年8月宣战时，德国人民欣喜若狂。希特勒和其他德国士兵一样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感到异常兴奋。直到战争结束时，左派政党都已放弃了公民的异议权，加入到他们政治对手的阵营中。皇帝骄傲地宣称，党派的斗争已经结束，并且说：“我不再认识党派，我只认识德国人民。”受到民族主义狂热情绪的刺激，大多数德国人把战争看作对市民社会沉闷生活的愉快告别，他们希望战争在圣诞节前完全结束。

然而，德国人在1914年圣诞节并没有获得胜利，相反，它陷入了拉锯式的消耗战中，无论在人员还是物质上都有着令人吃惊的损失。甚至最铁石心肠的好战者，看到伤亡人员的名单时也倒吸一口凉气。国内的前线越来越显示出即将崩溃。曾经投票支持过战争的左翼政党，希望居于统治地位的精英们做出重大的社会和政治让步。但是，这一切尚未到来之时，政治的摩擦带着复仇的气焰再次出现。只要战争在继续，对战争的支持就依然会继续，这是十分明显的。这一事实可能只能归因于对战争的过度热衷，归因于官方对战争痛苦的麻木，以及部分德国人错误的信心。他们认为，德国的领导层会以军事胜利的丰硕果实来回报他们。

严酷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现实，不可避免地朝向耻辱的失败发展。从战争一开始，德国的高层指挥官就明白这一点。德国在两个主要的战线展开战争，面对着在人数和生产力都比自己有着绝对优势的敌人。通过使对方经济陷入瘫痪的封锁政策，德国的对手采用了地缘政治的方法去摧毁德国脆弱的生命线。这一致命的威胁要求全面战略政策的协调，特别是与同盟国当中的伙伴之间的协调，以及行政机构和军事机构之间紧密的合作。这些对于成功至关重要的因素一个都不存在。不仅德国的高层指挥官缺乏协调战争的战略计划，而且它还不断地颠覆市民政府的权力。当保罗·冯·兴登堡和埃里希·鲁登道夫在1916年获得了德国最高作战指挥权的时候，这种情况变得更为严重起来了。在坦嫩贝格和马祖里湖挫败了俄国军队之后，他们两人在德国公众眼里成了超人的英雄，他们的声誉使得皇帝或者任何公民都相形见绌，几乎没有人敢于对他们政策的智慧提出质疑。无论是皇帝还是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都不能控制德国的军事独裁者。首先是陆军元帅冯·毛奇，其次是法金汉将军，最后是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卫队。早在1914年冬季，皇帝就抱怨道：“参谋部没有告诉我任何东西，也不征询我的任何意见。假如德国人民认为我是最高的指挥，那么他们犯了重大的错误。我喝茶观树，四处散步，这一切都让这些绅士们感到高兴。”

将军们不仅将皇帝在政治上降到了不重要的位置，而且残暴地对待首相、内阁、国会、工业家和工会领袖。假如军方能够成功地欺骗民众，使他们相信胜利就在眼前，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完全讨民众喜爱的。

事实上，这些军方的天才们带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灾难。1914年，他们四处炫耀的施里芬计划没有在西部给予对手致命的打击；1915年和1916年，他们在西部前线为一场没有结果的战斗牺牲了一百万人；1916年，他们在日德兰被英国舰队击败；1917年犯了三个愚蠢的大错，它们几乎导致了战争的必然失败。它们是：他们丢掉了所有的机会，只好和西方强国缔结温和的和平协议；认可无限制的潜艇战使美国卷入了战争；愚蠢地将列宁运送回俄国，导致了俄国革命。最终，在1918年，他们把德国最后的后备军投入了一系列无谓的战斗，面对确定无疑的失败，他们指派平民们去处理停火事宜，然后谴责平民们在德国军队背后捣蛋。

一个骄傲和富有侵略性的国家战败了。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它依然相信最后的胜利仍在掌控之中。这样，就必然引发了具有深远影响的集体性的心理创伤。四年的战时宣传使人们相信战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大多数德国人拒绝战争失败的现实。结果是：将军们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国内的失败主义和阴谋破坏，同时，具有政治野心的人更乐意将失败归咎于各种阴谋势力，其中包括共产主义分子、和平主义分子、犹太人。希特勒后来认为这些无组织的力量是“十一月罪犯”，他们被认定在德国军队的背后捣蛋，从而制造了所有随后发生的灾难。

然而，在1918年的秋天，大多数德国人被四年血腥的战争弄得过于麻木了，以至于没有思考谁应该对这一切负责。战争吞噬了二百万年轻的生命，并且使更多的人终身残疾。年轻的一代在东欧和西欧的战场流血而死；存活下来的人由于战时的经历而受到永久的伤害，他们缺乏心理上的能力去建立稳定而和平的社会。四个古老的帝国——德意志、奥匈、俄罗斯和奥斯曼——早已崩溃了。随着这些古老的君主国的崩溃，古老的、不易被取代的权力的象征也消失了。战败的心理创伤和古老的权力崩溃开启了暴乱、革命和极端主义的闸门。战后的混乱一直延伸到20世纪20年代，后来又被大萧条所重新激发。在这种混乱的背景下，人们必然看见政治的反常在不断地增长。犹如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在德国，新的极端主义者在政治的舞台上四处游荡，以寻求救世主式的领袖，他能够把他们从战场上无谓的牺牲中拯救出来，同时恢复随着古老的权威一起消失的集体的目的意识。

德国面对着不可避免的失败，那些对这次灾难负有责任的人——军事组织的领导人们——狡猾地躲在了一边，他们让民主的领导人承受着责骂。早在1918年9月29日兴登堡防线崩溃的那一天，德国高层指挥官就认识到战败的现实，第二帝国就要终结了。至此，皇帝如同在战时一样，成了一个实际上形同虚设的人。当军队的高层指挥官要求首相赫特林就停战进行谈判时，对于死硬的君主制度的支持者来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西方的盟友不愿意同皇帝和他的军事独裁者进行谈判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旧有的制度已经失去了外交能力，因为受到高尚的民主意识感召的伍德罗·威尔逊坚持他不会和皇帝或者军事领导者谈判，只和德国人民的真正代表谈判。这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暴动，至少是刺激了受到危在旦夕的威胁支持的强烈期待。这种期待就是德国人民要用更可以接受的民主政府取代君主制度。

当然，协约国不是德国巨大变动的唯一催化剂。在1918年中，协约国的封锁敲响了令人恐怖的丧钟，到处是饥馑、哄抢食品、政治暴动和无法无天，而在世界范围内的夺去二百万人生命的流感使这一切变得更为严重。在慕尼黑，年轻的教授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借着烛光，在完成《西方的没落》的最后一章中总结了这一富有启示性的情绪。他经常将椅子放在桌子上，因为靠近天花板温度会高一点。在柏林，银行倒闭了，食品供给进一步减少，人民死于流感病毒，皇帝的声誉跌到了低谷。尽管皇帝撤销了被认为是军队傀儡的赫特林的首相职务，但是对他开明的堂弟马克斯·冯·巴登的任命并没有提高他的威望。

同时，将军们离开了斯帕的军事总部前往柏林，并在那里作出重要的决策。在离开斯帕的时候，他们发布了措辞强硬的宣言，要求结束谈判，因为他们感到威尔逊提出的条件是难以接受的。接下来，就是政府和军队之间发生的充满争执的会议。这次军队失败了，鲁登道夫辞职，格勒纳将军取而代之。马克斯·冯·巴登给威尔逊发出最后照会，告诉他德国军队现在已经最终服从于公民的控制。美国总统在11月5日作出了回答，尽管他有一个重要的保留，但是他认为，只有符合他的十四点要求和平才可能到来。他坚持认为，德国应该对协约国财产所有损失承担责任。这是一个对德国的储备的不祥预兆，它意味着“战争罪名”的强加、赔偿和领土的丢失。

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是天主教中间派的领导人物，在国会中为和平解决战争问题起着促进作用。1918年11月8日，他所领导的德国停战委员会抵达法国贡比涅森林里一个叫雷通的村庄，与协约国西部战线的最高指挥官斐迪南·福煦元帅进行了谈判。和谈在一节火车车厢里展开，这节车厢后来被希特勒指定作为1940年法国和谈的地点。福煦向德国方面提出了几个强硬的停战条件。他给了德国两天时间答复协约国的要求。这对于德国代表团来说是一个真正的难题，因为在这两天期间，德国皇帝宣布退位，共和国宣告成立，马克斯·冯·巴登将所有权力移交给了内务部长弗里德里希·埃伯特。鉴于这些事件，法国怀疑自己是否在与德国真正的合法代表进行谈判。然而，11月10日，埃伯特作出回答，同意了停战的条款。次日，签署停战协议。

停战的条款是严苛的。德国在两个星期之内撤出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和其他所占领土。莱茵河以西的所有德国领土必须由协约国占领。德国人从东非撤出。德国丧失了数量巨大的大炮、机关枪、飞机和坦克。所有的潜水艇都缴了械，整个空军也落入了协约国的手中。同俄国和罗马尼亚签署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和《布加勒斯特和约》分别被宣布无效。最后，在协约国没有释放德军战俘的情况下，德国却必须释放协约国的战俘。停战十分清楚地使德国人确信他们战败了。在西部前线一切都变得安静起来。

然而，在德国国内，一切都没有安静下来。当德国代表团在贡比涅森林的火车车厢里为停战的条款烦恼的时候，德国爆发了全面的混乱。10月9日，德国皇帝下台，社会民主党人菲利普·沙伊德曼宣布成立共和国。皇帝匆忙离开，流亡荷兰，留下了巨大的政治真空，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几个派别企图对此加以填补。俄国的战败导致了布尔什维克的掌权，有充分理由相信，同样的情况可能在德国发生。1918年11月，列宁在莫斯科从十分有利的角度观察了这一形势。列宁认为，俄国和德国是一对孪生子，并希望更为工业化的德国成为即将到来的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前哨。俄国的共产党满怀希望地给予它的德国同志直接和间接的支持，一个共产主义化的德国将会是一个共产主义化的欧洲的催化剂。

1918年秋季发生在德国的事件似乎加强了列宁的乐观情绪，甚至在1918年11月9日皇帝的政府崩溃之前，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就在整个德国出现了。1918年10月28日，基尔暴动的水兵拒绝服从命令前往北海与英国海军交战。他们将舰船停泊在港口，用水龙头将锅炉房的火浇灭，同时高唱革命歌曲，在舰船上升起了红旗，然后占领了基尔。水兵的暴动引发了全德国的暴乱。战败和军队普遍的暴动，弄得瘫痪的政府无力控制暴乱。除了基尔，北部德国的其他港口很快落入了左翼激进分子的手中，与其说他们对革命、不如说对终结战争和改善海军中的工作条件更感兴趣。

德国水兵的暴动是结束旧式帝国秩序的开始。11月8日，得到工人、士兵和农民协会支持的独立派社会党人库尔特·艾斯纳，推翻了巴伐利亚的皇家政府，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两天后，所有的眼睛注视着德国的首都，在那里，由六人组成的人民委员会宣布自己是新的德国政府的执行机构。

这样，在1918年11月的头两个星期，俄国革命似乎在德国再次发生。年轻的下士希特勒在波美拉尼亚的毒气战中双目暂时失明，当时正在逐渐恢复的他思考着这种政治形势。事实上，人们过于夸大了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恐惧，因为德国的情况与俄国不同。在俄国，城市的工人阶级在比例上大大低于德国的工人阶级。德国的工人力量也缺少统一的工会路线的约束，缺乏熟练技能的传统，这导致了德国的工人倾向于保守的政治观点。俄国的农民和工人仇视沙皇的统治体制，渴望暴力的颠覆行动。在一场灾难性战争的冲击下，一个革命的精英领袖成功地煽动了这种强烈的仇恨，同时利用了1917年3月第一次温和的革命中的一些严重错误，掀起了第二次终结俄国旧秩序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对俄国实行了一党统治，并且逐渐建立了不可或缺的对大众控制的机构，如革命的军队、秘密警察、针对政治上的反对者的强制劳动营，以及由听话的政府官员组成的干部队伍，他们执行着掌权者的意志。

相反，德国只发生了一次革命，同时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的社会结构。德国决定性的权力变化发生在战争的最后一个月，那时由贵族阶级、中上层阶级和武装部队的高层指挥官构成的统治精英，一下子就被社会民主的力量，特别是被国会中得到工人和一部分中产阶级支持的政党在政治上所取代。

最大的左翼政党是社会民主党。它建立于1875年，经历了外部迫害和内部不和的痛苦时期。1914年，该党勉强地投票支持战争。因此，它在普通民众当中进一步造成了不满。1917年，党内的不满分子组成了一个新党——独立派社会党，这使得社会民主党一下子疲软了下来。这个新的激进政党的目标是在德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并且立刻终止令人厌恶的战争。独立派社会党得到了更为激进的共产党的支持，它由两个革命者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组成了斯巴达克派。受到许多觉悟的工人、特别是店员的支持，这些斯巴达克分子崇尚惨遭厄运的罗马奴隶领袖斯巴达克斯，希望建立一个符合布尔什维克统治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权。他们企盼着直接的革命，没收工业和庄园的财产，建立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他们的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卡尔·马克思的朋友、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卡尔·李卜克内西在1914年与该党决裂，因为他不能同意该党对战争的支持。卡尔·李卜克内西矮小虚弱，戴着一副夹鼻眼镜，留着军人的胡子，给人留下了一个十足的公共服务机构中小职员的印象，而不像一个颠覆分子。然而，卡尔·李卜克内西是一个具有坚强决心和革命热情的人。他对普鲁士的军事等级制度充满仇恨。战前因为中伤军事制度使他深陷囹圄。在他投票反对进一步的战争之后，连他自己的党都不再支持他，最终将他驱逐出去。军队也把他征召到惩戒营加以报复。但是，因为他是一位议员，因此享有一些豁免权，这使他能够散布他的反战言论。

卡尔·李卜克内西

罗莎·卢森堡

在国会中，卡尔·李卜克内西是极少数敢于说话的代表之一，他经常攻击德国军事独裁者的战争行为。他还出版了激进的时事通讯《斯巴达克斯》，并为他的斯巴达克派吸收觉悟了的工人。1916年5月1日，他在柏林的波茨坦宫组织了反战示威，谴责政府中的战争贩子，并呼吁以暴力推翻政府。这一煽动性的行为立刻使他遭到了四年的监禁。1918年10月，他在大赦中被释放，并很快回到柏林重新恢复了他的革命活动。当他到达柏林的时候，他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受到了凯旋英雄式的欢迎。政府的一位部长对公众舆论的这种变化感到惊讶：“李卜克内西被挂着铁十字勋章的士兵抬在肩上。谁能想象几个星期之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德国左翼最坚定的成员紧紧围绕在李卜克内西和它的第二号人物、天才的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周围，卢森堡是一个强壮的、跛脚的、四十多岁的鼓动家。他们与多数派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争夺着对工人的控制权。十分明显，马克思主义是多数派社会党的路线，但他们对意识形态毫无兴趣，甚至对为共产主义颠覆现有的社会秩序更缺乏热情。在生活方式上，多数派社会党属于小资产阶级，它企图在现代民主社会的条件下提高劳动大众的生活水平。它的领导人弗里德里希·埃伯特代表了这些相对温和的希望。埃伯特出生于1871年，是一个温顺的天主教裁缝的儿子，他本人是一个制作马鞍的学徒，依靠艰苦的工作，逐渐成为不来梅马鞍工会的主席。他良好的意识、快乐的性格和实在的外表，都使他在贫民大众中很受欢迎，以致不到三十岁就成为不来梅地方议会的议员。1904年，他成为党的代表大会的主席之一。一年后，他被委任为柏林的党中央书记。1912年，埃伯特成为党在国会的代表。1913年，他继奥古斯特·倍倍尔之后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席。

多数派社会党欣赏埃伯特的老练和外交上的沉稳，喜欢他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灵活性。事实上，埃伯特对意识形态的问题从不教条化，他的自信和气质使他成为修正的社会主义者。他强烈地相信议会民主，特别是带有某种君主制形式的共和制。他的不足之处是缺乏组织能力和良好的秩序感。他相信所有的事情应该按照可以接受的规则加以实施，而决策绝不能由民众和暴民煽动者的非理性行为强加给合法当局。这就是为什么他支持马克斯·冯·巴登王子的政府的原因。他真正恐惧的是导致俄国布尔什维克暴动的社会革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前景使埃伯特和他的同事感到恐惧，包括他的得力助手菲利普·沙伊德曼。

因此，政治的中心在1918年秋季从帝国的精英转向多数派社会党。关键的一天是1918年11月9日。为了阻止独立派社会党和斯巴达克派获得对柏林的工人大众的控制，多数派社会党要求已经逃亡到位于斯帕的军事总部寻求庇护的威廉皇帝退位。

柏林人在1918年11月9日处于神经紧张的状态，他们感到一些历史性的事件将要发生。这一天，街道上水泄不通，因为独立派社会党在斯巴达克派的支持下呼吁总罢工。尽管群众聚集在一起期待着重大事件的发生，但是没有什么重大的暴力事件发生。当然，也发生了一些丑恶的事件，应征入伍的士兵殴打他们的长官，撕掉了他们的肩章。大多数柏林人在这一天期望的是皇帝退位。尽管这是一件早有定论的事情，但似乎未能获得肯定的回答。多数派社会党对内阁一再提出要求，但依然没有获得皇帝退位的明确消息，因为威廉依然想重新获得控制权。他再次威胁要从马克斯·冯·巴登的内阁中撤出自己的代表。现在能强迫让每个人举手通过并决定战后德国政治命运的是马克斯·冯·巴登。根据他自己的权力，他宣布皇帝退位，要求选举产生一个立宪大会和摄政机构，然后辞职以支持弗里德里希·埃伯特。皇帝和军队的高级将领依然留在斯帕，认为他堂弟作出的决定是“无耻而残忍的背叛”，但是，他的德国支持者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以致格勒纳不得不提醒他，他的后面已经没有军队了，士兵们对他的宣誓也变得毫无意义。在与他的将军们最后的、毫无结果的争论之后，皇帝踏上专列前往荷兰开始了流亡生活。他再也没有看到德国。

处于革命骚乱中的德国

1919年11月9日中午，当菲利普·沙伊德曼正在国会的餐厅喝着一大碗土豆汤的时候，一群士兵冲了进来，告诉他一个不祥的消息：李卜克内西在帝国皇宫的阳台上宣布了德国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沙伊德曼后来记录了他的惊恐反应：

现在我清楚地看到所发生的事情。我知道李卜克内西的口号——最高权力归工人委员会。这样，德国成了俄国的一个省，苏维埃的一个分支。不，不，一千个不！

然后沙伊德曼冲到国会的窗前，对着众多兴奋的柏林市民发表演讲：“该死的战争已经结束，皇帝已经退位，新政府万岁。德意志共和国万岁。”

当沙伊德曼作出这一惊人的通告时，皇帝退位的消息还没有传出，李卜克内西也还没有完全控制他的支持力量。因此，当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听到他的副手已经宣布了共和国的成立时，根据沙伊德曼的回忆，“他的脸气成了铁灰色”，埃伯特用拳头猛击着桌子，对着这位窘迫的罪人怒吼道：“你没权利宣布成立共和国。”德国偶然地接受了一个共和国。由一个社会主义者宣布成立这个共和国的事实，使它从诞生的初始就蒙受了污名。

之后，李卜克内西的军队设法占领了废弃的皇宫，在那里，他宣布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并且承诺“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新秩序”。夜幕降临时，没有人知道谁在柏林真正掌握了权力，因为两个共和国相继成立。然而，这一问题在当晚就见了分晓。当埃伯特在总理的私人办公室企图估量这天发生的事情的意义的时候，办公室的一部电话响了起来，这是一条通往斯帕军事总部的秘密电话线路。由于不知道它是一条密线，因此当埃伯特听到电话的另一端传来鲁登道夫的继任者格勒纳将军的声音时感到十分惊讶。将军简要地叙述了这一天在斯帕发生的事情。他通知埃伯特，皇帝已经辞职并前往荷兰，前线的德军立刻开始有秩序地撤回。埃伯特问他军队在目前的危机中的立场，将军告诉他，假如新政府支持军队，同时保持军队中严格的纪律、反对共产主义的话，那么军队将支持埃伯特的政府。得到了众多的保证之后，埃伯特对这些友好的建议十分满意。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羽翼未丰的民主共和国和传统的军事—工业联合体的联合，这种联合遭到了众多的批评。尽管这一盟约使两个派别脱离了革命的极端性，但正如约翰·惠勒—贝内特所指出的那样，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魏玛共和国的悲惨命运。由于同意不削弱德国军队传统的结构，埃伯特和他的多数派社会党不知不觉地帮助了仇视民主进程的军队机构的存在。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军队经常成为企图毁灭民主共和国的右翼极端分子的聚合点。

然而，假如没有军队的支持，埃伯特政府就不能在极端革命的左派向它发起的进攻中存活下来。到1918年圣诞节，埃伯特确实是如履薄冰。他与军方的合作使他受到了反革命行为的指控。不久，他邀请三个独立派社会党人加入他新近成立的内阁，并且暂时同意了激进派的所有权力归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要求。在内心深处，他十分憎恶由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控制的政府。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目前的状况要求一个完满的立宪方法，以使权力移交到由民众选举的立宪大会，由它最终制订一个国家可以接受的宪法。

埃伯特希望政治制度和平而有序地向议会制政府转移。这就要求恢复法律和秩序，而最有效地带来法律和秩序的手段依然留存在军队当中。不幸的是，许多军事机构紧随着从敌国领土上的大退却，以及削减其中大部分机构的计划的即将出台，很快就土崩瓦解了。然而，即使在战败的时候，军方也企图保持它的尊严。格勒纳将军十分成功地把将近二百万军队撤回德国，这似乎制造了一个幻觉——尤其是在柏林——德国军队没有被真正地击败。11月11日，停战协议在法国签署，这一天，十一个步兵师的先头部队排成雄壮的军列行进在欢呼的人群中，乐队齐奏着凯旋之歌。在专门搭建起来的平台上，埃伯特检阅着部队，他高声宣布：“向战场上归来的、不可战胜的士兵敬礼。”军国主义的气氛依然十分浓厚，甚至连社会主义者也没有公开承认德国军队已经战败了。

从旧式的统治精英到埃伯特组合的过渡内阁发生了微妙的权力转移，紧接着这种转移的是普遍的混乱。德国人根深蒂固的秩序感不仅阻止了彻底的政治崩溃，也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共产党的夺权。甚至，为了避免德国工业的崩溃，工人的代表和工会的领导人聚集一堂，讨论出相互有益的协议，这些协议承认独立的工会组织的存在，以及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最终，为了保护公共服务体系的完整性，埃伯特要求所有的国家官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是一个使埃伯特大受批评的措施，因为旧式的公共服务的管理精英必定对民主具有敌意。然而，只有一小部分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由激进的商店服务员和斯巴达克派分子构成——反对这些由埃伯特和他的多数派社会党提出的稳定政策。甚至在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内部，也有人坚决反对追随俄国式的暴力的或“连根拔除的”革命。

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对共产党激进主义的坚决反对，埃伯特和他的多数派社会党依然经历了相当复杂的时刻。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全国大会正在进行讨论时，一群乌合之众对代表们加以威胁，强迫代表们否决埃伯特全国选举的计划，反对他召集国民立宪大会，抵制他起草德国的民主宪法。然而，代表们拒绝这些威胁，以压倒多数的投票支持政府的计划，指定1919年1月19日为全国选举日。尽管国会投票支持了一个潜在的革命性的计划，其中包括民主公民权利的保护，军队服从内阁的控制，由部队选举军官，废除军阶徽章，废除军队中奴隶式的服从，废除常规军；但是，这一计划遭到了军队的抵制，并且，埃伯特自己不断增长的权力也成功地阻止了这些激进计划的实施。

埃伯特的左翼反对者发现了他对军队越来越多的依赖，对此他们感到惊讶和轻蔑，特别是在政府要求军方的帮助去镇压叛乱水兵的暴乱时。这些水兵盘踞在皇宫中，并拒绝从那里撤离。然而，派往柏林的军队证明是完全靠不住的，在圣诞之夜发生了一些小冲突之后，他们就放弃武装逃跑了。这迫使政府丢尽脸面地屈服于水兵提高工资的要求。

埃伯特对军队的依赖使独立派社会党相信：它所想象的革命已经妥协了。在12月27日，三个加入埃伯特内阁的独立派社会党人退出了内阁，尽管该党依然回避采用暴力。然而，出于策略上的原因已经和独立派社会党联合的斯巴达克派，与他们过去的伙伴断绝了关系，并且在1919年1月1日正式创立了一个新党——德国共产党。这就为革命的暴动搭建了舞台。

假如圣诞之夜的冲突证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常规军并非是应对暴乱的可靠工具，人们需要更为有效的力量处理紧急情况。绝对依赖于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的军队，已显得不战而败了。格勒纳将军相信，人们所需要的是有活力的、高度机动性的志愿部队——自由军团。早在1918年12月12日，路德维希·冯·梅尔克将军就建议他的上司尽快成立一支志愿者组成的长枪军团以维护法律和秩序。在得到上司的许可之后，梅尔克成立了一支人数可观的军队，它大部分是由彻头彻尾的专业军人组成的。他们视军旅生涯为生命，仇恨左翼激进分子，认为和平的公民生活是令人厌恶的。就这样，一支臭名昭著的、可以被雇用的政治打击部队——自由军团——就这样成立了，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自由军团注定成为折磨它的瘟疫。在紧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普遍混乱中，自由军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由军团也提供了团队精神，并且为纳粹运动提供了人力。

自由军团的骨干由失去社会地位的帝国军官构成，他们为失去德国社会中的特权地位的未来感到惊恐。他们和军阀一道失去了战争的胜利，现在面对着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生活的暗淡前景，而这个体制对旧式的军事制度充满了敌意。据估计，1919年德国大约有二十七万军官，他们大部分来自贵族阶层。他们曾经享受事实上的豁免权而不受公民的控制，同时具有令普通德国人羡慕的社会影响力。现在他们被战败的冲击和在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下沉闷生活的前景吓坏了，变成了狂暴的、有着高人一等意识的反革命分子，拼命地寻找新的目标，以便在其中继续享受特权。

因此，当埃伯特的政府为了生存，发现寻求军队的支持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权宜之计的时候，许多军官和士兵对政府的征召表示响应。尽管德国战败了，但是尚武的精神依然十分强盛，在享有特权的帝国突击部队的残余势力中尤其如此。这些机动部队过去是作为先头攻击力量对敌方前线予以打击的。它们的军官和士兵因为骁勇善战而获得了传奇般的声誉。如同恩斯特·荣格在其对战争前线引人入胜的记录中描述的那样，一些突击部队的领导人用准宗教式的语言使他们的经历神圣化。

事实上，自由军团的士兵通常就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他们时常找到一些理由使他们的野蛮行为合理化，如他们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而战斗，他们保卫着祖国，他们将男孩造就成男人。在东部前线，一些自由军团的组织认为自己是最新的条顿骑士团，是东方“自由社会等级”的诱饵，因为它们为招募新生而年轻的战士进入反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提供了富有吸引力的动力。最终，自由军团成为雇佣杀手的游动团队，他们忠诚于他们团队的指挥官远胜于他们应该保护的政府。

路德维希·冯·梅尔克将军的事例，激励了其他军官去建立自由军团。1918年12月26日，威廉·莱因哈特上校在柏林组织了自由军团，不久，在圣诞之夜保卫总理府的祖佩自由军团也加入其中。在波茨坦，冯·斯特凡尼少校组建了一个自由军团，它由过去的步兵第一师和帝国波茨坦师的残余组成，但是斯特凡尼少校从过去的军官、专业人员、军校学生、大学生中招募志愿者扩充军团的力量。所有这些正在出现的组织，在1918年12月依然是微小的，处于瓦尔特·冯·吕特维茨将军的控制之下，此人后来因为使用自由军团在卡普政变中推翻了政府而声名远扬。

同时，埃伯特在柏林拼命地加强自己正在衰退的地位，那里的大部分街区在圣诞之夜军队的惨败之后控制在起义者手中。新年是在令人压抑的气氛中开始的。埃伯特的政府没有军队的支持，警察控制在埃米尔·艾克霍恩的手中，此人是一个讨厌埃伯特的独立派社会党人。不知疲倦的李卜克内西通过组织罢工和示威破坏秩序；俄国的革命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卡尔·拉德克，激励着依然小心观望的工人掀起红色恐怖，去反对他们的资产阶级压迫者。1919年1月6日，激进的社会党人以总罢工对埃伯特政府发动了进攻，随后控制了铁路、公共建筑和报纸。在埃伯特山穷水尽的时候，他与格勒纳将军通了电话，并建议将政府所在地从柏林迁移到波茨坦。受到严重骚扰的埃伯特告诉格勒纳：“我将离去。我将完全从总理府消失。我困了。假如李卜克内西的暴民掌握了政权，这里就什么也没有了。在未来的几天里，我将在其他地方建立我们的政府，可能是在波茨坦。”

埃伯特的沮丧是他的不安全感和缺乏领袖魅力的领导能力的反应。尽管他是一位狡猾的政治斗士，但是他缺乏决断的领导能力。他的社会党伙伴也是如此，他们从小在上等阶级面前感到在社会上低人一等；他们私下希望其他一些人能够取代他们的领导权。正如理查德·瓦特所认为的那样：“他们一生都处于社会主义运动中，这使他们习惯了反对派的角色。他们缺乏训练，对社会主义的胜利也缺乏情感上的准备。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正希望这一胜利在他们生前到来。”

如果说埃伯特缺乏对激进派发起决定性进攻的能力，那么，其他一些人是知道摧毁革命需要什么样的东西的。机智果断的军需官格勒纳将军再次对埃伯特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告诉埃伯特站稳脚跟，依靠军队以及和军队有着密切关系的自由军团。12月下旬，格勒纳将军还劝说埃伯特去邀请古斯塔夫·诺斯克。此人在水兵暴动之后在基尔恢复了法律和秩序。诺斯克在多数派社会党中以“右派”和民族主义者著称，是少数几个得到军队信任的左派。当埃伯特任命他为国防部长的时候，诺斯克就明确地表示，他将毫不犹豫地成为一只猛犬，在恢复法律和秩序方面担负职责。诺斯克离开了市中心前往富人居住的郊外的一个女子学校。随后，他精明地领导可以信赖的军队，并与瓦尔特·冯·吕特维茨将军协调行动。1919年1月11日，“斯巴达克周”的开始之日，诺斯克就与他的自由军团一起向激进派开进。在流血冲突的几天里，自由军团的士兵对他们仇视的共产党发动了报复行动，并且不加区别地屠杀了数百人，其中包括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他们在1919年1月15日被杀害，当时“他们企图逃跑”。

从柏林开始，斯巴达克的起义向德国的其他地方蔓延，但是，自由军团无情地粉碎了起义者。在巴伐利亚——纳粹运动的未来故乡，库尔特·艾斯纳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短命的，在艾斯纳被暗杀后，它让位于第二次革命。1919年4月，共产党占据了慕尼黑。自由军团——其中一些人挂起了带有万字徽的旗帜——再次无情地屠杀了反对派，恢复了“法律和秩序”，将巴伐利亚变成了反对共产主义和正在出现的魏玛共和国的堡垒。

魏玛和凡尔赛

在1919年至1933年之间，德国屈从于两个主要的文件——《凡尔赛和约》和《魏玛宪法》，直到希特勒撕毁这两个文件之前，前者一直决定着德国人如何面对境外的强国，后者一直控制着德国人的生活。尽管《魏玛宪法》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民主的宪法之一，但是，理查德·瓦特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一个文件，这部宪法自始至终寻求着一个民族的存在，但它留下的是痛苦和悲伤的事实。同样，有人认为《凡尔赛和约》作为一个文件，自始至终在寻求一个乐意接受该条约中所有条款的单一民族。德国人民没有接受这两个文件，十四年的魏玛共和国（1919—1933）见证了持续地拒绝这两个文件的尝试，这些尝试在带有极端色彩的政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1919年1月19日，德国进行大选，选举了421位代表参加国家立宪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任命一个新的政府，制订一部宪法，与协约国缔结和平条约。社会民主党获得了最多的选票（1150万张），但是在立宪会议中它没有获得多数席位，只得到421个席位中的163个。结果是，在没有获得自行治理授权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发现与温和的资产阶级中间党派（民主党和中央党）组成联合政府以获取有效的大多数是必要的。第一次战后选举是紧接着流血的斯巴达克周开始的，鉴于这样的情况，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社会党）获得如此多的选票是令人惊讶的。同时，保守的党派从君主制崩溃所引发的创伤中明显恢复过来。尽管它们表明坚决反对共和国，不掩盖它们的君主主义倾向，但是保守主义者勉强接受了新的民主生活的事实，并且似乎乐意通过民主程序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出于对新的民主精神的尊重，一些战前的保守主义政党甚至在党名中加入了“人民”两字。因此，战前的保守党以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名称重新出现。然而，尽管名称民主化了，但是它依然是富裕的土地所有者、工业家、传统的军事—工业联合体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的政党。在这次选举当中，它名列第四，获得300万张选票和立宪会议中的44个席位。在与其他右派政党——诸如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的德国人民党——的合作中，德国国家人民党在立宪会议中获得了15%的议席。

1月选举的结果留下了几个积极的征兆：德国人民显然决定支持中庸之道，乐意进行民主的实验，尽管几乎没有什么德国人知道民主实际上需要具备哪些东西。另外，极端的政治党派已经经受了明显的溃败。因为斯巴达克分子的失败，共产党没有参加1月19日的选举。在政治的右翼，伴随着君主右翼崩溃而来的震动还没有完全消失，这样，中间党派乘机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尽管有着这些迹象，人们依然能够觉察出一些存在已久的问题。选举已经显示出选民没有对任何政党显示出完全的支持或者热情。这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单一的政党能够获得明确的治理授权，意味着民主程序能够发挥作用的唯一方法是组成联合政府。然而，这种权宜的安排带来了产生内部分化的政府的危险，因为政策的制定者代表着不同的思想观点，隶属于不同的选民。确实，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没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少数派内阁和内部虚弱的大联合一直动摇着稳定的民主政府。最终，当这种有缺陷的民主程序不再起作用的时候，德国的政治家们转向极权主义的解决方法，建立超越议会的集权内阁和依靠行政命令的统治，这就为完全的独裁统治铺平了道路。

1919年2月6日，星期二，国家立宪会议在魏玛的新国家剧院开始运作。魏玛位于柏林西南方大约一百五十英里的伊尔姆河边，这个城市被政府选作会议召开的地点是因为它能提供比变化无常的首都更安全的环境。魏玛在德国的中心地区也占据了特殊的位置，它是歌德、席勒、赫尔德的城市，是富有人性的诗人、哲学家组成的“美好”德国的中心。因此，从心理角度来说，魏玛对于一个新民主的开端不是一个坏的选择。

从1918年11月中旬开始，埃伯特—沙伊德曼政府的内务部长以及助手胡戈·普罗伊斯（1860—1925）为德国人民制订新的民主宪法。作为犹太人和自由主义者，胡戈·普罗伊斯没有获得传统大学中的位置，他不得不在柏林的商务管理学校讲授宪法法学。胡戈·普罗伊斯还作为左派进步人士在柏林的城市议会供职。作为著名的法律史学家奥托·冯·基尔克的学生，他是一个敏锐的理论家和狡猾的策略家，但是，正如豪约·霍尔本指出的那样，胡戈·普罗伊斯承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专家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缺乏个人说服力，无法对人产生实际的控制力。他一心一意地为混乱的德国寻找最好的宪政管理。他折中地从几个地方寻找制宪的方法，包括美国宪法、欧洲议会主义的精华部分，甚至1818年法兰克福会议流产了的宪法。他不得不和反对党及社会利益集团合作，并被迫作出妥协。通过若干次仔细的修改，最终的文本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德国社会的不和谐。《魏玛宪法》是一个来自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大杂烩，在经济目标和未曾解决的阶级冲突方面体现了巨大的混乱，以至于德国的民主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阻碍。

尽管《魏玛宪法》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文件，但是它包含了一系列可以从集权的角度、也可以从民主的角度解释的条款。最初，胡戈·普罗伊斯强烈地信仰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相对中央政府，他力图将州的权力降低到比君主制统治下还要弱小的水平。尽管对此的反对证明是强大的，联邦主义在原则上得到了保留，但是，中央政府的权力远比在君主制统治的情况下强大得多。中央政府获得了对武装力量的绝对统治权；指导着涉及外交政策的所有重大事务；根据需要提高和强行征收赋税；所有一度服从州政府的公务员现在直接对柏林政府负责。另外，中央政府夺取了国家铁路系统的所有权，对众多的过去由州政府或私人机构承担的责任负责，其中包括对穷人的救济、医疗、劳资关系、传播机构（出版、电影、剧院）、开办银行、商业、民法、刑法等等。无疑，州被允许通过它们自己的小型议会处理内部事务，但是，中央政府的权力注定是高于州政府的。任何一个州违抗中央政府的意志，中央政府都将对此采取军事行动。

因此，新政府在其核心对乐意实施它的人施行绝对的控制力建立了强大的基础。甚至新国家的名称也与旧的没有什么不同，因为《魏玛宪法》的制订者渴望保留历史的延续感，所以，他们在命名新的共和国的时候使用了“帝国”一词。但是，人们并不清楚的是，帝国的概念及其所引发的象征物如何才能和民主共和国的概念和谐起来呢？事实是：内在于这种努力中的矛盾引起了心理上的混乱，这些混乱由于经济的艰难和国家的蒙羞变得更为尖锐。在整个共和国时期，普通的德国人似乎经常出入大观园，在其中，封建的统治阶级穿戴着华丽的制服、勋章和绶带，在德国城市的大街上昂首阔步，对民主体制表示藐视。葬礼和爱国聚会成为贵族统治显赫地位的展示，并且产生了这样两个影响：第一，自从君主体制衰亡之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转变；第二，传统的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垄断了爱国主义。

人们要求强大的领导去统一分裂的国家，宪法的制订者们对此十分敏感。正是因为这一理由，共和国的总统被赋予了极高的权力，这在其他议会制政府中是不常有的。总统的职位是立宪的要员和国会的领导人妥协的结果。总统由全德国人民每七年选举一次。宪法特别强调，总统必须由选民中的多数选举出来，假如候选人没有获得绝对多数票，那么就必须在多个候选人当中进行决选。总统的权力是广泛的，其中包括：可以任命总理；是三军总司令；有权任命和撤销军官；有权解散国会；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的时候，有权终止公民权，借助军队的帮助恢复公共安全和秩序。这个无害的条款（第48款）在1919年没有受到什么注意，这是因为宪法也强调了国会可以撤销总统的紧急状态法。另外，宪法也提供了对等的权力，它坚持每一个由总统发布的命令或法令必须得到总理的会签。

总理和他的部长们组成“帝国”政府。总统可以任命和撤销总理，总理选择的部长也必须得到总统的认可。总理的政府必须得到国民议会的信任。假如国民议会对总理或他的部长不再信任，他们就必须辞职。进一步而言，假如政府的成员违宪，违宪者将受到最高法院的审判。

立法权被赋予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组成的两院。国民议会或下院每四年一次由二十岁以上的男女公民根据“比例代表制”的代表原则通过普选产生。这意味着选民是投票选举某个党，而不是某个个别的候选人。每个党提供一张名单，根据选举结果确定名单上的候选人有多少可以进入国民议会。一个党每获得六万张选票可以获得一个国民议会的席位。尽管比例代表制的制度似乎比其他任何制度更能够代表民意，但是，它也使政治的过程分裂破碎成为大量不同的、相互敌对的政党，因为大多数政党都有机会获得六万张选票，甚至最小的政党也能在国民议会中获得少数的席位。第一次国民议会的选举结果确定了向这种分裂破碎状态发展的倾向，以及遗留给未来的、令人厌恶的结果，其中包括政党的幕后交易、党内和党派之间的分裂状态、喧嚣的哗众取宠、小党派对议案的故意作梗、共同目的的缺乏。除了小党派之外，在新政府中有七个主要的党派。在魏玛共和国末期，国民议会中共有四十个政党团体。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选民们被多达二十一个政党弄得晕头转向，这些政党大多数只表现出十分狭隘的利益。这种党派的泛滥在德国人民的心中产生了对民主进程十分不幸的影响。大多数德国人民认为，这种混乱证实了独裁主义者的偏见，即民主制造了极度的混乱和腐败。

除了政治上的分裂破碎，比例代表制也损害了公民和他们的代表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它将过多的权力送到了党魁手中，他们经常为它们的议员名单选择一些没有影响力的候选人。这有效地阻止了杰出的候选人获得候选人资格，剥夺了共和国急切需求的人才。总之，比例代表制的制度受到了社会民主党的喜爱，它通过这一制度获得了大多数的议席，但是，这一制度扩大了德国政治体制中的社会分歧。作为国家主权的体现，国民议会拥有广泛的制订法律和通过法律的权力；同时，因为内阁对国民议会负责，国民议会对行政决策的控制最初在德国政治中是可能的。不幸的是，魏玛时期分裂的国民议会，没有有效地实施宪法赋予的特权，因而削弱了民主的进程。

参议院或者上院是由指定的人员构成的，他们代表德国的各州。尽管参议院拥有将法案驳回给国民议会以反对法案的权力，但是，国民议会可以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否决使这种驳回无效。参议院的主要工作被限制在发布有关各州事务的法令，但就在这一领域，它的作用也受到严格的限定。例如，有关一个州的法律是否与中央政府颁布的法律相冲突的问题，依然由“帝国”最高法院来决定。

在单独的一章，《魏玛宪法》保证了公民的权利，它声称所有的德国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并且，它还专门规定了一系列权利，其中包括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宗教宽容，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接受公共教育的权利，自由旅行的权利，以及人身保护权（即限期移交法院的程序）。这些给人深刻印象的条文，以及全体选民可借此参与立法、免除官员的复议权和创制权，都使《魏玛宪法》成为世界上最民主的文献之一。然而，在1919年，这样的民主宪法是否能在对自治管理没有心理准备和历史准备的人手中发挥作用，是值得怀疑的。甚至连胡戈·普罗伊斯都明确地表示怀疑：这样的民主制度是否能交给那些在骨子里对它进行抵制的民众。

1919年1月18日，就在德国人去投票站为国民立宪大会选举代表的前一天，和平会议在巴黎召开，其目的是“保障世界民主制度的安全”，这句话是由H.G.威尔斯在1918年解释协约国的宗旨时创造的。不幸的是，在几个月激烈的争执之后，会议出现了对立的结果：它使世界的民主变得不安全起来。和平协议的最初目的，是创造一个公正和持续和平的世界，但是势均力敌的强国对此毫无建树，而是最终形成了一个强加给战败国的协议，其中充满了威胁，即如果战败国不在协议上签字，它们就会再度发起战争。不像1815年的《维也纳和约》，它是欧洲君主们友好的产物，而《巴黎和约》是民主体制的政治家们强加给战败国及其人民的惩罚性行动，这些政治家与其说是受到原则的引导，不如说是受到他们选民激情的支配。对于1815年的君主们来说，忘却国家之间的敌意是容易的，而对于民主体制的领导者来说，将他们的仇恨放置在一边并保持持久的和平，就不太容易了。聚集在巴黎的国家领导人，陷入在他们的选民燃起的激情之中。他们完全满足于羞辱他们的对手，尽管在公共场合他们以冠冕堂皇的言辞谈论着“没有胜利的和平”。

冠冕堂皇的言辞和起维护作用的惩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引发了对和约强烈的抵触情绪。德国人要求和平，期望和约是建立在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计划的基础之上。简要地说，这些和平计划的预期构想是：结束秘密条约和秘密外交；绝对自由地使用公海；废除国际贸易中的壁垒和不平等；减少军备；对殖民权力公正地重新调整；撤出被占领土；实行民族自决；建立国际贸易组织以阻止未来的战争。在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计划背后潜藏着的主要假设，是制订一个完全不同的、建立在人道和自由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条约。美国总统确信：陷于权力政治和秘密外交交易的旧式外交，是不能与民主的开放精神相适应的，和谈应该在相互信任的氛围中进行。

由于伍德罗·威尔逊决定在其庞大的专家团的陪同下亲自前往巴黎，这样，其他协约国的领导人也感到有必要亲自前往。法国、英国、意大利分别由乔治·克列孟梭、戴维·劳合·乔治、维托里奥·奥兰多出席，尽管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代表，包括比利时、希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澳大利亚、日本的代表，但是真正的权力存在于由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组成的四国委员会当中。

来自四国委员会的领导人由几个委员会所支撑，他们面对着两个不相容的任务：一方面，人们希望他们在公正的基础上重建新的世界；另一方面，人们又希望他们满足在四年残酷的争斗中积累起来的刻骨仇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这位自封的国际道德使者和他的专家团乘船来到巴黎，希望把旧式专制主义的欧洲转变为民主的福地。伍德罗·威尔逊代表着理想主义的、天真的、充满力量的美国。正如一个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这个国家觉得战争挺有趣的。怀着崇高的理想，伍德罗·威尔逊遭遇了被恰当地称为“老虎”的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乔治·克列孟梭对民主或者德国没有任何幻想，他代表着筋疲力尽的法国人民，他们的领土遭受了战争的创伤。法国人民期望乔治·克列孟梭让德国人为战死的一百三十一万五千名法国人和巨大的物质损失作出赔偿。德国人使得法国最发达的工业区成为了“可怕的焦土，满目望去，到处是枯树和黑色的废墟”。在复仇的心态中人们养大了这只“老虎”，他的最高目标是永远地毁掉德国以补偿法国的损失。这种复仇的态度和威尔逊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精神完全不相一致。正如戈洛·曼所指出的：“这些态度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结果，是令人厌恶的。详尽的条款意在‘公正’，并且在许多方面无疑也是如此，但是，它们也滋长了由恶意、仇恨和胜利的陶醉激发的不公正。从整体上来看，尽管存在着个别的公正之处，但是和约似乎成为了压制、剥削和永远羞辱德国人的庞大工具。”

伍德罗·威尔逊

戴维·劳合·乔治

乔治·克列孟梭

尽管四个大国与所有主要的强国拟订了和平的条款，但是，它们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德国的问题。通过三个月的工作，1919年5月5日，协约国与德国缔结了和约，并催促德国尽快批准同意，德国派往凡尔赛的代表团由乌尔里希·冯·布罗克多夫—兰曹侯爵带队，他是一个有能力的老派外交家。很不幸，他使协约国的领导人想起了傲慢的、戴单片眼镜的普鲁士官员的古老形象。布罗克多夫—兰曹和他庞大的专家团，被禁闭在由铁丝网围绕的巴黎饭店中，没有机会面对面地同和谈者们对话。当德国代表团收到被克列孟梭称为“基于我们的利益的重要决定”的和约时，德国人被它惩罚性的条款惊呆了。他们还感到惊讶的是：和约不是和谈的结果，而是单方面的结果；假如他们不在和约上签字，那么敌对的状态立即恢复。有人认为，假如在巴黎的德国代表团没有如此急于公开条款——因为公众并不知道条款的内容——秘密的和谈还可能进行，条款中一些苛刻的方面就可能得到修改。但是，德国代表团惊慌失措，立刻将他们受到的极不公正的待遇向世界公布。德国公众的愤怒喷射而出。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德国人从未体验过如此团结的感觉，他们感到自己被欺骗和羞辱。不得不承受条约义务的民主新政府，甚至考虑到了武装抵抗。总理沙伊德曼公开地告诉国民：协约国提出的条约意在使德国人成为“奴隶，在铁丝网和监狱中进行强制的劳动”。尽管德国人表示反对，但是协约国拒绝作出丝毫的让步，它们只给德国人一个星期的时间签署和约。这也由此在德国引发了政府危机，沙伊德曼和他的全体内阁成员在抗议声中辞职。由另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古斯塔夫·鲍尔领导的新政府认识到，抵抗是徒劳无益的，它敦促国民议会签署协议。6月22日，在激烈的辩论之后，国民议会最终屈服了。正式的签字仪式于6月28日在凡尔赛宫的镜子大厅里举行，就在同一个地方，俾斯麦1871年宣布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成立。

《凡尔赛和约》的条款可以由三个基本方面组成：领土损失、赔偿和惩罚性行动，其目标旨在将德国削弱为一个弱小的国家。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直接的领土损失是将阿尔萨斯—洛林交还给法国，德国所有的海外财产由战胜国分享。对莱茵兰德的命运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根据法国的要求，莱茵河左岸从德国领土中脱离出来，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尽管这一极端的建议遭到了拒绝，但是，和谈者们同意将莱茵河左岸及右岸五十公里的领土从德国剥离出来，组成一个中立的地区，禁止德国在这里建立任何军事设施。甚至，这一“非军事区”十五年内由协约国军队占领。有着丰富矿藏的萨尔山谷在同样的时间里由法国管理，此后，该地区的公民可以选择是做法国人还是德国人。

在东方，协约国企图建立强大的缓冲国家以抵抗布尔什维主义。结果是，波兰人居住的前德意志帝国的地区划给一个新的国家波兰，而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地区划给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不幸的是，大批德国人发现他们现在生活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波兰而言，和谈者们决定给这个新的国家一条通往波罗的海的通道，他们在德国领土上切下了一条“走廊”，结果使东普鲁士同德国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位于走廊尽头的但泽成为一个“自由城市”，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但是在经济上供波兰使用。但泽和走廊的问题涉及到有争议的领土和种族的冲突，因此破坏了两次大战期间德国和波兰的关系，最终给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借口。

其他东方或西方领土的命运都由民主的公民投票决定。矿产丰富的上西里西亚在富有争议的公民投票后被波兰兼并，同时，西里西亚的其余部分归于德国。尽管协约国认为公民投票是民族自决权的表现，但是，当投票结果与胜利者希望的结果发生矛盾的时候，全民投票并非一直受到尊重。因此，当奥地利人要求加入德国的时候，和谈者们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将自决权放置在一边，禁止德奥合并，他们的理由是这会给德国增加太多的领土和人口。同样的争议也出现在苏台德和蒂罗尔两个地区。有三百多万德国人生活在波西米亚一摩拉维亚这两个多山的省份，和谈者们把这两个地区给予了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很明显这是给捷克人更多的防御前线。生活在这两个地区的德国人被称为苏台德德国人，那里的山脉将波西米亚和西里西亚分割开来。严格来说，这些德国人原先属于哈布斯堡帝国，但是现在发现自己在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当中只是少数民族。对于生活在南蒂罗尔的德国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当出于战略军事上的考虑将布伦纳山口交给意大利的时候，在南蒂罗尔的德国人突然感到自己生活在意大利了。

涉及到赔偿的《凡尔赛和约》的条款是最具惩罚性的。因为这些条款是建立在认定德国要对发动战争负完全的责任。和谈者们要求，德国对战争所承担的责任归纳在和约的第231条当中，这被德国人后来称为“战争罪行条款”：

协约国及相关的政府确认，德国必须为德国及其盟国所造成的损失和破坏负责，而且，协约国和相关政府及其国民所遭受的这些损失和破坏，是德国及其盟国用侵略强加给它们的结果。

实际上，这段话宣布了德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破坏和伤害承担罪行，从而给予赔偿以道德的合理性。和谈者们决心让德国对四年毁灭性战争造成的所有物质损失承担责任；但是，由于它们没有将这一要求转化为可以估量的或者明确的金额，因此，和约没有提及德国人应该付给胜利者的赔偿总额。同时，和约强迫德国在1921年5月1日前用黄金支付五十亿美元，同时强迫它交出大量的煤矿、化学品、驳船，以及大多数德国的海上商船。德国在凡尔赛的代表团被进一步告知，将组织一个专门的协约国赔偿委员会确定德国最终的赔偿。德国人提出抗议，认为这等于是一张空白支票，强迫德国人支付胜利者随心所欲的数目，但是，协约国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无条件地拒绝了这一抗议。

《凡尔赛和约》中没有什么条款像涉及到赔偿条款那样对战后时期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当协约国的赔偿委员会在1921年最终宣布总账单——总数是令人惊愕的相当于三百五十亿美元的黄金——的时候，甚至连协约国的领导人们也怀疑德国是否有能力担负起这样巨额的赔款。无须希特勒式的宣传鼓动家出面来说话，这样惩罚性的方法将摧毁德国的经济。协约国一方也得出了同样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是剑桥大学年轻的经济学家和出席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成员。在其具有分析理性的、冷静的著作《战争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凯恩斯有说服力地认为：赔偿的真正目的是摧毁德国的经济生活，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做也威胁着协约国自身的健康和富裕。他认为，早在战争之前，德国的贸易就显示了巨大的赤字，因为进口远远超出了出口；但是，他又补充道，德国依靠“看不见的出口”平衡了国际贸易额，如出卖德国船运使用权、海外投资的利益、保险金等等。但是，和约损害了德国的海外收入，因此反过来使德国不可能支付被强加的巨大赔偿。现在赔偿变得更加困难了，因为德国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海外联系和海运商船，同时失去了10%的领土和人口，以及三分之一的煤矿和四分之三的铁矿；有二百万年轻的男性成为战争的受害者；它的人民已经饱受了四年的饥饿，并承受着巨大的债务；它的货币贬值到以前价值的七分之一；它还面临着国内的革命和边境的布尔什维主义；吞噬一切的四年战争和最终的失败，给它在力量和希望上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凯恩斯指责道：和谈者们是伪君子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一个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社会的虔诚许诺，只是在“编织诡辩和狡诈之网，它最终是给整个和约的外表和本质都笼罩了不真诚的阴影”。他还认为，德国经济的重建是整个欧洲复兴的前提。然而，帮助德国人站稳脚跟需要削减赔偿、取消战争债务、降低通货膨胀，以及通过国际贷款大规模地激活德国经济。凯恩斯甚至建议，在国际联盟的保护下建立一个广泛的自由市场。他发人深省和富有争议的思想遭到了《凡尔赛和约》拥护者的普遍谴责，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这些观点等于是否定了刚刚诞生的和约。

与《凡尔赛和约》的经济条款同样具有破坏性的条款涉及到德国军事的前途。德国军队的规模被压缩到只有十万人的志愿军。其中，军官人数不能超过四千人，他们的服役期被限制在二十五年内，同时，士兵的服役期不得超过十二年。另外，德国的军队还被剥夺了坦克、飞机和“进攻性”武器，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小规模军队的力量。同样，除了保留一艘象征性的不超过一万吨的舰船之外，德国海军被解除了武装。德国海军军舰被移交给协约国。德国军官们将舰队开往奥克尼群岛的斯卡帕湾，当得知舰队将在那里被封存的时候，他们将68艘军舰中的50艘凿沉，以蒙骗协约国的嘉奖。

最终，和约指向了德国军事体制的核心，要求废除总参谋部、国防学院和所有的干部学校。变本加厉的是，和谈者还要求德国交出皇帝和战争的领导人，接受以违反战争法为罪名的审判。

政治混乱、暴动和金钱的终结

《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直接冲击是双重的：首先，它导致了在新的民主政府中的首次内阁危机；其次，它激发了士兵们针对共和国的暴动。这些事件中的第一个发生在沙伊德曼内阁收到和约的时候。内阁发现条款难以接受，因此在1919年6月20日集体辞职。更为严重的事件是军队对和约的反对。正如前面所提及到的，涉及到德国军事前途的条款是毁灭性的，对于德国的军官团来说尤其如此。当和约的意义被充分理解的时候，几位德国军队的领导人——其中著名的是临时德军的指挥官瓦尔特·莱因哈特将军——开始认真思考武装抵抗。然而，这些不成熟的计划没有立刻取得效果，因为连最顽固的将军们也认识到，对协约国的敌对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一些军事领导人将他们的愤怒转向倒霉的共和国政府，指责它软弱地屈从了协约国的意志。

同时，共和国政府迫于协约国的巨大压力，将德国的军队人数减少到和平时期的十万人，并且解散了所有依然在国内东游西荡的自由军团。这使得军队怒火中烧，结果导致了一系列旨在推翻政府的暴动。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20年3月，当时几个军官阴谋推翻魏玛共和国。

阴谋计划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是柏林军区司令瓦尔特·冯·吕特维茨将军、第二海军陆战旅——这个旅曾经击溃了共产党，但是现在却被纳入解散之列——的指挥官赫尔曼·埃哈特上尉，还有沃尔夫冈·卡普，他是一位不知名的普鲁士的公务员。吕特维茨的计划粗糙而简单，即向柏林开进，驱逐可恶的埃伯特政府，与软弱的傀儡卡普一道建立军事独裁。这位将军把计划告诉了几位重要的军事领导人，其中包括瓦尔特·莱因哈特将军、汉斯·冯·泽克特将军和鲁登道夫。尽管他们都没有明确表态，但是，吕特维茨得到了准确的印象：德国军队是不会自相残杀的。

卡普政变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削弱军队的政策，它根据《凡尔赛和约》的指令将德国军队缩小到只有十万人的志愿军。当埃伯特拒绝吕特维茨恢复两个自由军团——其中包括由赫尔曼·埃哈特指挥的一个自由军团——的要求时，将军命令赫尔曼·埃哈特向柏林进发。政府问陆军参谋长汉斯·冯·泽克特将军政府是否能够指望军队处理当前的危机。汉斯·冯·泽克特将军这位杰出而狡猾的智者简洁地回答道：军队不能自相残杀。他谨慎地置身在外，等待着支持胜利者。

当被自己的军队抛弃之后，共和国政府除了离开首都别无选择，它首先逃匿到德累斯顿，然后是斯图加特。然而在离开柏林之前，政府呼吁所有的德国工人支持一个总罢工以阻止暴乱分子获得政治控制权。在埃伯特政府放弃柏林后不久，1920年3月13日早晨，埃哈特旅和巴尔迪卡姆旅的士兵带着喜悦的心情进入德国首都，头盔上的万字徽闪烁着微光。在勃兰登堡门，主要的阴谋者吕特维茨、鲁登道夫和卡普相聚在一起，然后一并行进在威廉大街上，在那里，他们开始接管被舍弃的政府建筑物。

控制空空荡荡的政府建筑物是一回事，控制一个国家是另一回事。新的领导人对统治的艺术简直是毫无经验，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几乎没有任何支持。他们的无能甚至导致了不能在星期天正式宣告政变，因为卡普在总理府一个打字员都找不到。更为糟糕的是，银行拒绝贷款；友好的右翼组织依然态度暧昧；军队继续保持观望的姿态；总罢工极为成功，以至整个德国的绝大多数经济活动都处于停顿状态。3月20日，一切都过去了。吕特维茨和卡普辞职，共和国政府回到了柏林。

卡普政变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保卫共和国的行动中，军方是不可信赖的，尤其当共和国遭到来自右翼势力的进攻时更是如此。军队总是以神速镇压了左翼的暴动，然而，当它被要求用来保护共和国免遭右翼极端分子的攻击时，就变得完全不可信赖。事实上，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期间，军方越来越成为右翼狂热分子的聚集点。

一个相关的事例是，在卡普政变之后，八万红军攻克了鲁尔区。倒霉的埃伯特政府处于不安的境地当中，他不得不请求一个星期前被证明是不可信赖的势力。然而这一次，泽克特在镇压红军暴动时一点也没有疑虑。军队经受住了另一次危机。埃伯特希望解散军官团，同时重建一个共和国新军，但是这一切都永远地落空了。

卡普政变产生了两个深远的后果：一是，它使右翼的反革命分子在巴伐利亚获得了权力；二是，它强迫德国政府进行第一次定期的选举。当卡普政变正在进行之际，指挥慕尼黑地区武装力量的阿诺德·冯·莫尔将军决定发动他自己的起义。他告诉巴伐利亚总理约翰内斯·霍夫曼，他不能再保证政府的安全，并且建议所有的权力都应该授予他掌控。霍夫曼召集了内阁成员，并鼓动大家拒绝莫尔的放肆要求，但是大多数内阁成员不支持霍夫曼。相反，他们支持另一个计划，莫尔依靠它将实施完全的军事控制，同时，上巴伐利亚的行政长官古斯塔夫·冯·卡尔管理整个州的公共事务。霍夫曼和他的内阁集体辞职。1920年3月16日，古斯塔夫·冯·卡尔被巴伐利亚议会选为总理。巴伐利亚成为极右势力的基地，矛头直指柏林的民主制度。

1920年6月6日的选举是向右转的决定性时刻，是共和国的支持者令人失望的失败。联合政府中的政党承受着票数的大量流失，其中民主党遭受的损失最为严重，它失去了三百多万张选票，并且在国民议会的议席也从75个缩水到41个。魏玛联合政府中的其他两个政党——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也失去了议席。中央党失去了91个议席中的27个，得票数也从564.18万张缩水到233.37万张，这一损失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巴伐利亚的选民将他们对中央党的效忠转给巴伐利亚的同类——巴伐利亚人民党。社会民主党原先163个席位仅保住了102个，同时在普选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得票数从1150万张缩水到610万张。另一方面，独立派社会党在国民议会捡到了84个议席，其中许多是社会民主党丢失的。中间偏右的政党都明显地东山再起。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得票数从2873523张上升到3736778张，在国民议会的席位也从42个上升到71个。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的德国人民党也大有收获，它获得了200万张选票和65个国民议会代表席位。

由于组成魏玛联合政府的各党只获得452个席位中的205个，它们就不能有效地控制国民议会。甚至，对共和国不友好的势力在人数上正在超过共和国的支持者。为了应付这一情况，总理穆勒和他的社会民主党作出了一个可怕的决定：因为联合政府中资产阶级的代表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他们拒绝在联合政府中工作，而从共和国的统治层退出。尽管社会民主党后来加入了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1923年的内阁和穆勒1928至1930年的内阁，但是，它对管理的积极参与已经在1920年结束了。社会民主党退出了统治层成为在野党，它把这一领域让给了对共和国不冷不热的一些政党。

新政府最终从最初魏玛联合政府的废墟中产生出来，它是一个得到德国人民党、中央党和民主党支持的资产阶级的联合体。政府的首脑是康斯坦丁·费伦巴赫，他是中央党的主要领袖，是共和国有力的支持者。然而，在协约国赔偿委员会1921年4月27日要求最终的赔偿额——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在《凡尔赛和约》中，这一项是空白——高达三百五十亿美元的黄金、相当于一千三百二十亿金马克的时候，费伦巴赫内阁立刻瓦解了。5月5日，在费伦巴赫内阁解散后的一天，赔偿委员会给了德国一个六天期限的无条件接受赔款的最后通牒，并且警告道：如果不这样做将会引发对鲁尔区的入侵。在一阵喧嚣之后，魏玛联合政府承担了责任——正如民族主义者们所强烈要反对的——它采取满足对方而不是抵抗的政策。新总理约瑟夫·维尔特是中央党的左翼成员，他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的改革，他的政策受到了左派的热烈拥护，但是却受到了党内右翼成员的强烈反对。维尔特面对着一个并不令人羡慕的任务，他要接受协约国的另一个最后通牒。当他的政府接受了这一最后通牒的时候，披着高贵的爱国主义外衣的民族主义者立刻叫嚣维尔特是谋反和叛国。当维尔特任命瓦尔特·拉特瑙为重建部部长，后来又任命他为外交部部长的时候，他们被激怒了。拉特瑙是一个犹太人，受到右翼极端主义分子的普遍厌恶。他们对他的仇恨从一句流行的诗中表现出来：“枪毙拉特瑙，可恶天谴的犹太猪。”

维尔特和拉特瑙拒绝了抵抗协约国的思想，他们支持满足协约国要求的政策，希望说服协约国了解德国的善意。然而，事实上，在充满政治仇恨的氛围中这样行事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右翼民族主义者对那些支持满足方案的人发起了可怕的进攻。最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组成了阴谋的组织，发誓要向叛徒、犹太人、自由主义者复仇，总之，他们反对任何建议同协约国合作的人。这些组织当中最臭名昭著的代号是“C”，它由在卡普政变中出了名的赫尔曼·埃哈特上尉指挥。它的目的就是要反对与民族主义作对的《魏玛宪法》，同时建立秘密的“法庭”，审判和处决“卖国者”，消灭所有困扰着祖国的罪恶，包括议会民主、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平主义者和犹太人。1921年8月2日，“C”组织的两名以前是军官的成员谋杀了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并设法逃到了国外。他们被许多德国人当作英雄来赞颂。

维尔特政府受到了右翼派别的不断指责，政府的任务是艰巨的，因为它的顺从政策受到协约国的不断挤压。1921年3月20日，上西里西亚举行了全民公决，结果以二比一的优势支持德国。但是，在1921年10月，协约国分割了这一地区，将最有价值的地区奖赏给波兰。维尔特以辞职表示抗议，但是，在埃伯特的劝说下又组成了新的政府。几个月之后，维尔特作出了最有争议性的决策，即任命拉特瑙为外交部部长。

对拉特瑙的任命是一个富有勇气的、但在政治上是具有爆炸性的决策。拉特瑙是一位富裕的德国犹太企业家的儿子，具有管理经济资源的杰出才能，这一能力使他在1916年成为战争资源部部长。由于这一便利，拉特瑙设立了某种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根据国家的需要系统地安排所有的生产。战后，他帮助建立了民主党，同时，投入到德国经济复苏的工作当中。他写过两本畅销书，是一位温文尔雅的世界公民、技术官僚、具有天赋的音乐家和画家。拉特瑙的身上所体现的素质激起了狭隘的反对派的疯狂。

在拉特瑙的领导下，魏玛德国获得了外交上的首次成功。拉特瑙避开了法国通过与东欧诸国联盟孤立德国的锋芒，转向苏维埃俄国。除了德国，它是另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受到孤立的“低等国家”。1922年4月，维尔特和拉特瑙出席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在拉帕洛附近，他们与苏维埃俄国签订了一个友好条约。根据这一条约的条款，两个国家同意建立外交关系，同意不再要求相互的赔偿，并且确立亲密的经济关系。在一个后来由德国将军泽克特与俄国总参谋长签订的秘密条款中，德俄两国还建立了紧密的军事关系。

《拉帕洛条约》在国外引起了相当大的惊恐，特别是在法国，雷蒙德·普安卡雷总理一直极力主张对德国采取强烈的敌对姿态。在德国国内，条约丝毫没有提高政府的威望。相反，疯狂反对政府的气氛四处弥漫，并且越来越浓烈，在1922年6月24日达到登峰造极。这一天，拉特瑙被“C”组织指使的右翼恐怖主义分子刺杀。总理约瑟夫·维尔特在国民议会进行了感人的讲话，以表示对拉特瑙敬意，他大声喊道：“敌人就在右派当中。”

刺杀拉特瑙事件的政治影响暂时降低了依然使德国政治两极化的情感张力。尽管在拉特瑙事件之后不久通过了“共和国保护”法律——其目的是对恐怖分子加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反对政府的阴谋活动丝毫没有衰减，犯罪活动，尤其是右翼指使的犯罪活动，得到了十分宽大的对待。例如，谋杀拉特瑙的凶手，一个被警察击毙，一个畏罪自杀，一个被判处十五年徒刑，但只服刑了七年。在1918至1922年间，右翼集团从事了354次政治谋杀，而左翼集团从事了22次谋杀；但是，由右翼集团从事的354次谋杀有326次没有受到惩罚，由左翼集团从事的22次谋杀有17次受到严厉惩罚，其中包括10次死刑。结局是难以逃避的：德国的法律系统受到上层和中层阶级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它同情共和国的反对者。

同时，共和国依然发现自己处于政治的沼泽地里。约瑟夫·维尔特企图拓宽政府的覆盖面，他将保守人民党的成员纳入其中，但是，社会民主党拒绝在这样的政府中工作。1922年11月14日，维尔特辞职。他被威廉·库诺所取代。库诺是一个热情的管理者，有着精明的生意人的直觉。他的这些才华很快就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作为失控的通货膨胀的结果，德国的经济地位日渐恶化。通货膨胀的困难主要来自一系列发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谨慎的财政政策。当时的德国政府没有企图通过税收，而是通过发行公债为战争提供资金。另外，政府还取消了对不再受到黄金储备支持的货币发行的限制。政府还进一步批准贷款银行的建立。对于受到现存调控制度限制的国家银行贷款来说，这些银行具有在受到批准之前就可以扩大抵押贷款的权利。这些贷款银行给各种借贷者扩大了自由的信用贷款，包括联邦的州、市政当局和新近建立的军工企业。资金基本上是靠印刷纸币提供的。

随着战争耗费的增长，政府越来越求助于纸币的印刷，现金量在流通中不断上升，这导致了马克的不断贬值。到1918年，马克的价值只相当于1914年的一半。战争掩藏了通货膨胀的问题，但是战败的压力及《凡尔赛和约》强加给德国的经济负担，将这一问题以戏剧性的方式呈现到了表面。整个德国的经济在多年赤字支出和协约国强加的沉重负债的冲击下崩溃了。

德国经济崩溃的直接原因是法国1923年1月11日对鲁尔区的入侵。法国总理雷蒙德·普安卡雷非常恐惧德国，他坚信德国人狡猾地欺骗了协约国，即他们不能完全偿还自己在金融上的债务。法国人已经耗费了几十亿法郎修复被战争毁坏的地区，他们希望德国人承担起这一切。雷蒙德·普安卡雷强硬地拒绝了库诺延期支付赔款的请求，并且企图促使其他协约国支持军事干预。然而，无论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相信，协约国对鲁尔区的入侵是不正当的。不管别人如何，雷蒙德·普安卡雷决心已定，只等着合理的借口。当赔偿委员会宣布德国没有准时交出十四万根电线杆时，借口终于出现了。

1923年1月11日，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进入了鲁尔区，获取了它的工业和煤矿，并且煽动旨在进一步动摇德国统一的分离主义情绪。法国占领军行动粗暴野蛮，血腥的冲突在那天成了司空见惯的东西。德国政府以“消极抵抗政策”回应法国的入侵，这意味着所有的经济活动在鲁尔区处于静止状态。德国经济解体了，因为德国政府为了资助鲁尔区的工人进行罢工，印发了越来越多的纸币。通货膨胀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失业人数暴增。即使全心全意，德国政府也无法履行其所有的社会义务。在赔偿协约国的重压下，德国政府对参与战争的老兵、失业者和老年人失去了耐性。

德国人落入了似乎难以逃避的漩涡之中。这个世界颠倒了：原来一分钱一张的邮票变成了五百万马克，一个鸡蛋要八千万马克，一磅肉要三十二亿马克，一磅黄油要六十亿马克，一磅土豆要五千万马克，一杯啤酒要一亿五千万马克。物价每天都在变化，这促使民众带着大包大包的钱冲进商店去购买基本的日用品。

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这段时期似乎是一个经济上的末日。康拉德·海登认为它是“金钱的末日”，是物质富裕的美好幻象的末日，是所有对进步的世俗信仰的末日。我们还应该补充的是：它似乎也是对政府、对它的美好言辞、对它保证保护普通公民储蓄的信仰的末日。九年来，德国人将自己的生命和储蓄献给了政府，而政府浪费了三分之一的国家财富用于毫无收益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战争的贷款、储蓄和投资现在变得一文不值。富裕的中产阶级的储蓄被席卷一空。司空见惯的是，德国的储户经常收到银行经理这样礼貌的来信：“本银行表示深深的遗憾，我们不再管理你的六万八千马克的存款，因为管理费用已经超过了存款。因此，我们将归还你的存款。又因我们没有可以处理此笔业务的小面额纸币，我们已经将存款数额增加到一百万马克。”更令人感到伤害的是，信封上贴的是一张已被停销的面值五百万马克的邮票。

大多数德国的中产阶级在1923年的经济崩溃中破产了，他们再也没有恢复对政府的信心，同时，少数聪明的金融投机者利用大量的银行信贷资金变得惊人的富裕，他们将这些资金投资在不动产上，如地产和企业，而用贬值了的货币归还欠债。胡戈·施廷内斯在1923年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富裕的人了，他就是采取这种方式随意地购买了包括银行、饭店、报纸、造纸厂等大量企业。

胡戈·施廷内斯曾经当过职员和煤矿工人，因此他小气吝啬。但是，许多像他那样的人却花费无度，不断地制造出道德堕落和玩世不恭的氛围，20世纪20年代的音乐、美术和大众娱乐中生动地记录了这种氛围。一些人变得富裕起来，而整个国家却在不断地腐朽。失业在增长，农场主们在储藏他们的产品，生产在下滑，几百万节俭的储户失去了他们所有的储蓄。

由于威廉·库诺没有提供解决危机的方法，这样，社会民主党不再支持他而要求更为有力的领导阶层。1923年8月12日，埃伯特任命德国人民党的领导人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为新政府的总理。这个新总理注定要成为魏玛共和国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面对着诸多令人惊恐的重大难题：鲁尔区被法国人占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图林根和萨克森两个州获得了权力；共产党的暴动折磨着汉堡；巴伐利亚落到右翼反革命分子的手中，这些家伙威胁要从德国脱离出去；德国的东部边境受到波兰人威胁；四百六十万马克才抵上一美元。就是在这种不稳定的气氛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无名下士，作为一个正在发展的右翼政党的领导人，决定推翻魏玛共和国。这个人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 mLX4Y8usx/hwiZc4Ty+xBRI8OfswUR2poTX1+s0U98+ipRA25tJW0KfgNyoUpW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