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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起初是20世纪中期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出于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之目的所做的调查报告。“菊”是日本天皇的族徽，是高贵美丽的象征；“刀”代表日本的武士文化，是武力和权威的象征。二者呈现出的文化特色几乎完全相反，却与日本民族文化中的两面性极为契合，他们性情温和而又好武力，尚礼而又睚眦必报，喜欢新奇却又顽固保守。这些已成为日本基本的民族精神。而在世界其他民族中，这些现象很难同时并存。
也正因为如此，日本这个“弹丸之国”，一方面挑起了20世纪中最大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大战；另一方面又以不可想象的发展速度，战后迅速崛起，造就了战后世界最大的经济奇迹。这一切都让我们为之好奇，也让很多人开始了对日本及其民族性的研究。研究日本的专家学者有很多，而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是所做的研究中最深刻，影响最大的一位。
鲁思·本尼迪克特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化人类学，是美国最为著名的女人类学家，她一生注重原始文化的调查研究。
1944年6月，鲁思·本尼迪克特接受了研究日本的课题任务，这个时候，美国遭受了日本的巨大伤害，而鲁思·本尼迪克特也是在此期间受命于美国战时情报局，她从老本行出发，从文化人类学家的角度，利用了很多技巧，特别重视对日军战俘和美籍日本人的研究，并获得了很多一手研究资料。经过一番冷静理智的研究之后，她将研究成果整理成一份报告，提供给美国政府参考如何在战后对日制定政策。我们现在已无法考证这份报告在美国对日作战的军事政治决策层面上到底有多大的作用，但其在战后美国对日政策及日本局势发展上的惊人预见性，却让人震撼和有目共睹，而其在日本民族性研究方面产生的影响更是怎么夸赞都不过分。这份报告，便是《菊与刀》的雏形。
“二战”之后，作者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增写了前后两章的内容：关于研究任务和方式方法及投降以后的日本人，以《菊与刀》为书名出版，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1951年此书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至1963年已重印36次。时至今日，它已经成为文化人类学的经典巨著，也成为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个人文社会学科的必读书，更让人称奇的是，这本100%的学术著作，在当代中国也很畅销。
它在中国的畅销，也许归因于我们受日本刺激而时时紧绷的神经。这种紧张情绪引起我们对日本的好奇。在这种好奇心之下，我们开始寻找答案。这个时候，经典的力量就开始显现。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在于其生命力。《菊与刀》一书出自专业的研究人员之手，研究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为国家关系的政策服务，写作态度必然慎重，研究方法必然严谨，研究态度也必然客观理性，结论成果必然会严肃又公正。在当时的文化条件和技术水平下，这部《菊与刀》，从一个西方人类学家的冷静视角，尽最大可能精确地描绘了一幅日本百态图，分析总结了日本人的民族特性。慎重的态度、严谨的方法、富有逻辑而精确的结论成果，这一切造就了《菊与刀》强大的生命力，让其成为经典。
《菊与刀》中研究的是美日关系，中国只是作为对比个案参与其中。然而事实上，中日两国的关系远比其他各国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中日文化也不能漠视二者之间的历史渊源。从这个角度看，《菊与刀》中对日本民族性的深刻研究，为我们了解日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其价值也对探讨中日关系的敏感问题具有巨大的意义。
《菊与刀》的译本有很多，从20世纪90年代引进版权至今，各类译本的印数已经超过数十万册。我们之所以重译《菊与刀》，是基于近些年随着各种文化手段和技术的发展，对日本民族有了更多了解，对当年鲁思英文版本中的一些模棱两可的词汇有了进一步的阐释，并对原书进行了重新修订整理。本书的重译试图解决一些语言障碍与歧义问题，在保证原文含义的同时，使其更加贴近汉语的习惯，让读者在阅读时更为轻松容易。当然，限于译者的水平，书中难免存在不够准确或错误之处，希望读者宽容指正。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