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初，孙立人又有新的职务—财政部税警总团特种兵团的上校团长。孙立人在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口述史访谈时表示：“民国二十一年，我被调至财政部税警总团，税警总团自民国十九年在财政部长宋子文的支持下成立。以后便交给王赓。宋子文完全信任他，从未到部队演讲或检阅过。虽然我们的任务是抓盐务，但却从来未出此任务。总团在海州训练时，有一个德国顾问：施坦因。但总团的训练并非完全依照德国的训练方式，而是依照中国人的体能标准，设计自己适合的方法。在此之前，我在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担任侍卫总队的上校副总队长。”

孙立人调到财政部税警总团，他的人生历程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孙立人进入了这支由宋子文主导成立的“宋家军”—一支本欲保护中国盐税与税收，成立于1932年的财政武装力量。

尽管调到财政部税警总团之后，开拓了一个新的职涯旅途，但令他尴尬的是，先前宪警教导总队那位把孙立人撤职的总队长，这时又调到财政部税警总队当总队长，真所谓不是冤家不聚首，他们两人的互动已是后话。

带部队是一个军人最有成就感的事，这也是青年孙立人最感得意之事。孙立人认为，军队统御者最需要“了解群众心理”。孙立人举的例子，更是令人折服不已。民国二十一年（1932）上海一·二八战役期间，孙将军带部队到浙江嘉兴，发生了一桩怪事。

孙立人说：“那时我的部队从上海一带作战下来，开到嘉兴整训，一进营房，就传说那营房闹鬼，闹狐仙。以前那营房是由一个炮兵营驻扎，有一个官长晚上如厕，不知为何，竟倒置厕中死了，后来那炮兵营失火，弹药库被焚，结果营长被枪毙。当地老百姓还说，附近有一座钟楼，是洪杨时代建筑的，那楼上的钟，一被敲动，就要死人，就要生祸，因此士兵终日疑神疑鬼，惶惶不安。我知道了这情形，就集合全体官兵在钟楼之下，当众报告，这是迷信，大家不要为此胡说所迷。我并且当众敲钟，说有何灾祸，都降到我的身上好了。结果我自然安然无事，官兵也从此安静下来。过后调查，才知是从前驻扎的炮兵营，风纪不好，夜间赌钱，士兵故意作神弄鬼，以便出入，一次夜里，官长单人捉赌，被士兵害死，倒置厕中，反而说是鬼迷死的。”

孙立人的部将王筠，讲述了一段追随孙立人在财政部税警总团时，艰苦练兵的经历：“孙先生于民国二十年任侍卫总队副总队长，后来财政部宋子文部长成立税警总团，民国二十一年春，孙先生又转税警总团担任特科兵团团长。十一月，特科兵团又改编为税警总团第四团，孙先生要唐守智去任税警第四团第二营营长，因接唐遗缺的（周大队长）尚未到职，唐守智就要我先去税警第四团组织营部，我因此先赴海州。这时唐守智和我又转为孙先生的部属……

税警总团的装备比一般部队佳，轻机枪由捷克买来，到现在还有印象，不过记得最深刻的还是孙先生对部队的训练。孙先生训练部队的方式很特别，他最注重到野外演习，其他部队打野外一个上午便结束，孙先生则要求从早到晚都在野外，甚至烧饭也不例外，很晚才回营，把我们磨炼得精疲力竭，这也是当时我们最恨他的地方。记得有一个周末举行夜行军，我们在冰天雪地里由晚上7时走到翌晨7时，他走在部队最前面，回营以后还集合全团训话，责备我们：‘天刚亮就没精神。’底下有人发牢骚：‘我们还没死。’这个星期日累得大家动弹不得而无法外出。

还有一次在赣榆县吴山住帐篷七个月，晴天外面热，帐内更热；雨天，帐内的雨更大，帐篷漏水，被褥皆湿，苦不堪言。但是仍依原计划在山上住帐篷训练七个月，孙先生亦不例外。”

国人一定对孙立人服务的“税警总团”的名称有些好奇，疑惑它究竟是“警察”还是“军队”，假使它是军队，又缘何加了两字“税警”？它又是缘何成立的呢？

其实税警总团这支队伍，和蒋介石的内兄—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有很紧密的关联。在一般的认知当中，税警总团系任职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于1932年间组建的一支统属于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武装力量。从名称上看来，它自然应是一支用于缉私征税的警察部队。而在这种客观形势发展之下，经过宋子文的全力扶植，竭力经营，不到两三年工夫，连蒋介石麾下经过德国军事顾问苦心调教的甲级正规军，都无法与之比拟。由于这支队伍和宋子文渊源很深，关联密切，国民党核心骨干都视之为宋子文的私人武装力量。然而，税警总团的成、住、坏、空，它的兴衰存亡，却有着十分曲折的经历。个中恩怨情仇，与置身其间的孙立人，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先讲税警总团成立的背景缘由。话说1931年4月30日，当时从南京政府分裂出去的广东政权，在国民党中央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人具名之下，向全国发出了一则声讨南京政府领导人蒋介石的通电。民国时期的政客们经常以通电的形式，发表政治意见，犹如今人透过社群网络发微博。邓泽如等人发的这份声讨蒋介石的通电中，有以下这段文字是针对宋子文的：

“宋子文一穷措大耳，徒以贵戚之亲，得为援系，不数年间，立成巨富，其享用之盛，等于王公。其自粤至都，以迄南京绾财政者数年，未尝以收支报销，民国十八年第二次编遣会议审会令其报告财务状况，即托词辞职，避匿沪上。在粤任内，其支出名义无单据者，在数百万以上，广东财厅及粤中银行，犹有数目可查。又如受某烟商贿赂数百万，久已腾诮海外。至于购买钞票，勒加回扣，侵食烟赌款项，操纵金融，鬻官卖缺。晚近六载，财政未闻清理，滥发公债四万万余元。”

这份涉及宋子文，文白夹杂的通电，通篇的意思简单来说，便是指责宋子文不过是一个穷书生出身，这些年来担任财政部长胡作非为，乱花钱，账目乱七八糟，还收受烟商贿赂，利用职权，购买钞票，滥发公债等罪状。

宋子文只当这是1931年间南京与广州当局分裂之际的文攻武吓，笔墨官司，不足为怪，况且，国民党党内派系之间相互攻伐，兵戎相见，在民国年间乃是朝野司空见惯之事。宋子文大概也对宁粤之间的分裂，视若家常便饭，没放在心上，心想天塌了还有高人（蒋介石）顶着。但是，宋子文怎么也没想到一桩惊天动地的谋刺案，会爆发在间不容发之际，而他竟以毫厘之差，几乎成为枪下亡魂。

1931年7月23日，这一天，是宋子文的黑色星期四，平地一声雷，传来噩耗，宋子文的母亲倪珪贞女士病逝于青岛，而祸不单行的事情发生在那天的一大清早。根据宋子文向新闻记者透露的事件经过是这样的：“7月23日的清晨7点钟，我宋子文从南京搭乘快车火车抵达上海，下车之后才几秒钟，我步行到距离火车车门约15英尺（1英尺为30.48厘米）附近，忽然左右两边同时听到两响枪声，当下知道这是有人狙击我。我赶忙把我头上戴的白色太阳帽取下，用力抛向车站里的黑暗处，以免被凶手注意到目标明显的我，我快速奔向人群，混杂到群众之中，然后赶忙奔向车站内的一根柱子的后面，同时我也拔出我的自卫手枪，准备必要时开枪自保。我刚抵在柱子旁，又听见两声巨响，像是炸弹爆炸的声音，车站里是烟雾弥漫，子弹乱飞。”宋子文的卫队这时开枪还击。枪战历时5分钟才平息，枪战停止了之后，宋子文定睛一瞧，发觉车站里送往迎来以及搭车的民众，早已被刚才那阵枪战吓得四处奔逃，人全跑光了。根据卫队事后向宋子文报告，杀手至少有4个人。枪战和炸弹的烟雾散去之后，宋子文发现他的秘书唐腴胪中弹倒地。唐秘书在枪声响起瞬间，原本和宋子文并肩而行，被杀手枪弹击中膀胱，颧骨及手臂部，从唐秘书中弹情况研判，杀手系采取左右两边包抄的方式行刺，唐腴胪的帽子和皮包上，弹痕累累，宋子文表示：“我的身高比唐秘书高，竟然毫发无伤，实在是奇迹。”

宋子文对记者表示，“唐秘书已不幸遇害，我的两个卫士也受了枪伤，其中一名伤势较重，乘客当中亦有受伤者。这阵子曾经屡屡接到警告，声称广州方面将不利于我，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公然在上海火车站对我动枪。”

上海北站枪击事件让宋子文颇受刺激。隔年，1932年3月24日，又发生了一桩惊动沪上的爆炸事件，令宋子文更加不安。当天下午3点15分，宋子文一幢位于上海法租界毕勋路八十三号的旧宅，忽然发生炸弹爆炸事件，当时宋子文与家人均不在这里，所以没受伤害，倒是爆炸瞬间，把宋家的一名仆人童养媳李林仙炸伤了，她的下腭及右臂受轻伤。根据法租界巡捕房的消息称，宋家这幢老宅子三个月内发生了两次爆炸事件，头一次发生在同年的1月4日，守门人的儿子周阿大被炸伤。

诸如此类的不幸事件接踵发生之后，宋子文深感切身安全防护的重要性。他的妹夫蒋介石纵使身为陆海空军总司令，也还得靠重重卫兵保护性命安全，更何况是他呢。民国时期动荡不安，盗匪猖獗，倭寇侵逼的混乱时局里，敌人在暗处，我在明处。宋子文亟思发展一支公私两便的武装力量，既可防身自卫，也可在必要时成为政治上讨价还价的筹码。

早在孙中山先生在世的年代，孙先生便派遣宋子文专责盐税的稽核工作，民国时代社会治安不太平，宋子文吃够了征税和护税时面临安全威胁的苦头，再加上前述的几次杀身之祸的大难不死，更有心建立税警部队。

更重要的，税警部队之成立并非仅仅是外间所传言的是宋子文为了建立他的私人武装力量，以便与国民党政府其他势力相抗衡。相反地，宋子文成立税警部队的更大意义，乃是考量到为当代中国之盐务整顿与严重的缉私问题之解决。

根据大陆权威的宋子文研究资深学者吴景平先生的深入探究：“在整顿盐务缉私问题上，也可以看出宋子文对盐务稽核的独到见解。据财政部估计，当时私盐偷漏每年在六百五十万担以上，若以每担缴纳六元计，便达四千万元之巨。因此宋子文对缉私甚为重视。1929年，宋子文将原属于盐务署的缉私处改为直属于财政部。1931年3月，又决定由盐务稽核总所来管理盐警和缉私队伍。”根据吴先生著作之《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1931年3月13日项下记载：“呈覆行政院兼院长蒋介石：为整顿盐税，拟将盐警及缉私队伍改归盐务稽核所管理。同日另呈蒋介石：拟将产盐各区各盐场税每担一律加征附税三角……”

宋子文拿每年摊还八国银行团借款的盐税剩余款项，作为税警总团成立的基金。至于这支队伍的组织编制、装备、人事，只有宋子文说了算，最重要的是部队给养和经费全掐在宋子文自己手上，别人无权过问，甚至连蒋介石原本也不认为宋子文搞的这支“私人武装”能够起多大的军事作用。这支税警总团便在江苏海州成立，并且被打造成一个民国时期连“中央军”都瞠乎其后的钢铁队伍。

税警总团的高级干部人才全部系由宋子文亲自挑选，并且全部是喝过洋墨水的留美学生，例如第一任、第四任总团长温应星，第二任总团长王庚，均毕业自美国西点军校。担任团长的孙立人、赵君迈，日后也都和宋子文有不错的交情。税警总团的不成文规矩，大凡排长以上的军官，尽量选用留美学生担任。宋子文更在蒋介石大举任用德国军事顾问的同时，也在财政部内“养士”，刻意和蒋介石互别苗头，老蒋搞德国军事顾问团，宋子文也在财政部税警总团搞了一个由纳粹德国军官组成的小顾问团，而且税警总团在孙立人等人的亲自严加提调之下，更成为抗战前夕一支钢铁劲旅。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兵侵占我东北，继而又进窥热河之后，连蒋介石都受不了日本这种步步进逼的盗寇行径，要宋子文必要时动用税警总队北进，膺惩暴日的侵华罪行。蒋介石之所以会有此种意思，是因为宋子文在日寇进逼热河之际，希望蒋介石“务须放去一切，北平一行”。宋子文认为，东北丢失了，对中国是一个天大的损失，如果日本鬼子再进占热河，那么国民政府如何向国民交代？所以要求蒋介石做出起码的表示，哪怕是做做样子到北方表示关切，这也是身为国民党政府领导者为所当为者。但蒋介石在回复宋子文时却明言他的顾虑，蒋先生指出，之前华北地方部队和张学良都对“中央军”北上有过不安和不欢迎的表示，所以他拒绝了宋子文吁请他北上的建议。

再回到孙立人的话题，孙氏的位阶不是太高，既无“通天”本事，所以在税警总队亦不免受到中国军政官场各种排挤倾轧之苦，总是生活在杯弓蛇影，忧惶不已的境遇之中。

孙立人在亲撰自述中写道：“我团又调回海州训练，不久换来一位总团长（笔者按：王赓），他派特务监视我的行动，目的是想借故换掉我，但我团校阅的成绩很好，无法换掉，后来南京成立高教班，那位总团长劝我去读书，并且坦白地说，在中国带兵不能没有‘系统’，进高教班就可以取得一个联系，我说：‘我念书直到二十八岁才离开学校，尚且未曾念好，现在三十多岁了，也就不想再念书了。’他见我如此也就无法可使。” NDqvX6AgGqqBPnH6TTMNHQYbJBnLk0yzPtunkQpb850cGcFF3D49sLEbGPBPyV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