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了弗吉尼亚军校的学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孙立人并未即刻返国，而是趁着毕业的这个空当，到欧洲、苏联，做了一番游历之后，方才回到暌违多年的祖国。照孙立人自己的说法：“我毕业以后，以一年的时间，用存余的生活费，以私人和另外两个同学到各国以及苏联参观，并取道西伯利亚回国。”谈及同窗好友，孙立人表示：“我与军校的同学，除了同班的，其余很少来往，在我记忆中似乎没有较特殊的人物。”但是谈到他的同窗好友，孙立人倒是提了不少赫赫有名的人：“齐学启是我清华同届同学，后来缅甸作战殉国。姚恺是山西人。王赓学问好，西点军校毕业生，也是税警总团首任总团长，可是心有旁骛。温应星也是西点军校学生，为宪警教导总队总队长，他的儿子就是温哈熊。”（笔者按：温应星也读过弗吉尼亚军校）

刚回国的孙立人，人海茫茫，与中国军界素无渊源的他，究竟是如何进入军界效命的？初回祖国的孙立人到底做过哪些工作，孙先生在自己的亲笔回忆里，有十分翔实的叙述：“……及至我军事学完了回国，已经是民国十七年，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早已奠都南京，北方快要全部平定了。而我呢，却是一个十足的洋学生，中国军队里一天也没有做过，甚至口令也不会叫，不说做别的，就是去当一个班长，也自觉不行。所以我决志从下层做起，以期求得实际带兵经验。”这大概就是郑先生所谓孙立人婉拒担任冯玉祥帐下高级参谋的根本原因吧！

孙立人在自述中谈到了他初回国的第一份“差事”，以及处处碰壁的概况：“那时有同学在长沙筹划组织骑兵团，把我邀到长沙。哪知所谓骑兵团仅有四人，一个团长，一个副团长，加上两个传令兵，外有几套破马鞍，一匹马也没有。我见到这种情形，知道骑兵团的组织，甚是渺茫，于是我就和七八位同学，组成一班，互为班长，练习各种口令及小动作。这样经过了两三个月，终觉不是事业，就回到南京谋事，当时听说方鼎英将军的部队，甚有新生气象，我很想到他的部下去学习，就想方法找到了方将军，谁知他老先生见了我，就给我一顶大的高帽子，说什么出洋学生，必为国家重用，他那儿一时没有相当位置，不敢大材小用，我虽解释说只要求当一个学兵，他仍是满口客气地说，不能那么委屈，须待将来有相当机会时，再行来邀，我就被那么一套高帽子婉却了出来，在南京乱闯了两个月，仍是茫无头绪。”

所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孙立人不无感慨地说，其实以他的家世背景，凭着父亲的关系，写一封八行书，很容易便可谋得一份职位不低的差事。但是，孙立人坚持：真正事业的开始，不可以单凭家庭关系或者显赫门第，走后门，抄捷径，去“汇缘幸进”。孙立人希望靠自己的力量“从最艰难困苦中，最下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他宁可自己从艰难中去创造，也不希望靠家庭背景去钻营。

正在南京乱闯的某日，他在街路之上遇见一位山西籍的同学，这位同学低孙立人两三班，“谈起了工作问题，他就告诉我，有人教他到中央党务学校去当队长，他嫌职位太小，不愿干，因为他回山西，起码可以做营团长”。孙立人当场就告诉那位同学：“你不干，我来，请你设法替我介绍。”

这个机会，在山西同学的心目中是食之无味，弃之亦不可惜，但却被孙立人发现之后，牢牢地掌握住。孙立人认为，这个工作对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不求别的，只求有一个可以表演的舞台，世界上做大事的人，谁不是从小舞台开始表演，再一步步翻上更大的舞台呢？孙立人说：“这样我才进了中央党务学校做事。那学校就是现在国立政治大学的前身。当时离开课还有一个月的光景，我就利用了那段时间，向南京各书店搜购了各种军事学的小册子，如操场野外笔记等项，日夜研习，后来开课了，甚至晚上看到半夜，以备翌日拿到操场上去教别人，这样经过了七八个月，才自觉稍为具备了一点教练能力的基础，可以勉强做一个班排长而无愧了。”

所以，如果不算前面那个既无骑兵又无马匹的“骑兵团”，中央党务学校的队长，便是孙立人返回国门后的第一份差事。

然而，这份工作还未做满一年，孙立人听到一个消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整顿中央军，以期有朝一日对抗倭寇，准备在中央成立陆军教导师，正由德国军事顾问大张旗鼓地招募学兵，希望于最短时间内，在德国顾问带领之下，建立一支强大的国防军。孙立人听到这个消息，甚是振奋，因而向上级请求，调派到冯轶裴将军部下去工作，以期得到更实际的带兵经验。

孙立人的请调获准，被调为教导师的排长。他在亲笔回忆里写道：“那时我们工兵营一连有四个排，四个排长中，唯我年龄最小，而且又是洋学生，他们都把我当作初出茅庐的小孩子看待，希望我闹笑话。而我呢，只知热心做事，时时去寻事做，所以常常代替他们值星，因为我认为值星是学习带兵的最好机会，可以由此多接近士兵，多了解士兵，多学习处理士兵方面的事，甚至一个月有二十至二十五天归我值星，而他们那两位，却也正可借此偷闲出去玩。”

所有部队的事情，几乎都是孙立人在处理。更糟的是，孙立人任职的那个连，一个连长、三个排长里面竟然就有两个抽大烟。蒋介石总司令经常大清早四五点到部队点名。有一天，蒋介石到部队点名来了，总司令问：“这连有多少排呀？”一名抽大烟的值星排长，举起三个指头，摇头摆脑地说：“报告总司令，我们这连有三排。”但是这个排长，一点都没有军人的气质，而且站队和行礼的动作散漫，蒋介石火气上来，当场痛骂。

遇到抽大烟的长官，尽管孙立人勇于任事，没事做也去找事做，这么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勤俭建军，但是在部队里的年度考评，竟然是敬陪末座，这是否和他日后总是与长官处不好，心怀倨傲、恃才傲物有关呢？不无值得推敲之处。孙立人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们那些人，表面上虽与我亲热非常，利用我替他们多做事，暗地里却非常排斥我。记得年终考绩时，连长对我的评语是‘青年浮躁，经验缺乏’，全不是好的评语，我因为是决心去学习带兵，去求得经验，所以也只顾做事，绝不过问什么考绩评语，就这样地干了将近一年。”之后，孙立人和西北军领袖冯玉祥有了一段渊源。

郑锦玉先生在《碧海钩沉回忆思录》中提及：“孙立人返国后，为当时大佬冯玉祥所赏识，乃敦请皖系大员之孙父引领面见。冯氏见孙立人气宇轩昂，乃难得一见大将之才，来日必为国家重用之好栋梁。冯氏当面邀请孙立人在其司令部当高级参谋。但孙立人心志甚高，并不想依亲依势谋高职，他反而要独立从基层干部做起，以磨炼自己将来护国保民之实力，故婉拒了冯氏之美意。”

其实，孙立人被引见冯玉祥，已经是他回国供职一年多后的事了，孙立人说：“冯将军见我能够吃苦，还没有洋学生的骄傲派头，就要我介绍几个同学去工作，于是我分别向同学们写信，希望他们能够参加教导师工作，不料好几个同学回信说：‘有团长当即来。’这是他们没有志气去实心做事，如果是有志气的，只要能求得学识能力的真实经验，能建立事业的真实基础，又何在乎职位的高下，可是他们才从学校出来，就不肯下身份，低头去做。这种毛病一直到现在，军队中还依然流行着，说来真堪浩叹！”孙立人的陆军教导师做了一年多，又遇到了一个新的机会。

孙立人接着写道：“恰巧那时成立宪警教导队，预备全国训练二十万宪警，我又被调去工作，因为事属草创，无论大小事情，我无不尽心竭力地去做，差不多可以说是从我一人起慢慢地训练全体干部，后来第一大队的军官大队，军士大队等都是我当大队长，训练出一团，就是一团，慢慢地依次扩充。”

戴尔·卡耐基说过一句名言：“一个人的成功百分之八十五归于性格，百分之十五归于知识。”如果用更中国化的方法诠释便是：“一个人的成败，八成以上与人的个性有关，一成以上是靠这个人的才华能力。”这句话如果套用在孙立人身上，那么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孙立人接下来的这段经历，即可充分印证：“当宪警第一团成立时照理应派我为团长，因为一切都是我草创出来的，结果派齐学启为团长，齐先生就是我后来任新三十八师师长时的副师长，与我是同学，我当然赞成，不能多说话，及至第二团成立，总队长为要应付别人，又派了别人做团长，我仍在教导队当大队长，在训练第三大队的官兵，及至第三大队训练将告成熟，快要成立第三团了，照情理非我任团长不可，果然，不幸的事发生了，结果我受到撤职处分。”

从这里可以发觉，孙立人日后的军职生涯中，屡屡发生“被排挤”事件，与他性格上的缺失不无关联。孙将军的行事风格，耿介之士，纵使没有阴谋者幕后挑唆，他也很容易因一时脾气发作，爆发不可收拾的擦枪走火事件。

孙立人在自述中写道：“我记得那是一个上午，因为有几个学员的薪饷，三四个月未发，我基于大队长的职责，应替学员解决困难，就去找军需主任。说到那位军需主任，当我做了上校大队长时，他还是一个上尉，因为他是总队长姨太太的哥哥，就一年中连升三级，做到上校军需主任，平日自恃裙带关系，势焰熏天，不可一世。当我进房和他交涉时，我站着很客气地和他讲，他泰然坐着，很神气地爱搭不理。我很正当地说明那几个学生薪饷非发清不可的理由，他因为这是向他要钱的事，伤了他的心，就毫无理性地推诿，坚持不肯发放，于是我们由道理的争执，到相互吵嘴，大家闹得不欢而散。只以他当时那种无理取闹的态度，说来真够使人气愤，不料这桩事情，给上面知道了，不但不问是非，不辨曲直，对军需主任加以惩处，反而利用这个机会，不加询问，不等候我的报告，于正午12时吵嘴，下午4时就来了撤职命令。所加的罪名第一是勒索军饷。大家试想，学兵的薪饷是不是应该按月发清？……第二是目无长官，以一个大队长来论，与一个军需主任是平等的，何能谓之长官？第三是性情粗暴不能表率士兵，这也是不着边际的话。”

从事情的常理判断，孙立人是为同袍争取该有的薪饷福利，上级军需单位无故克扣小兵的薪饷，小兵位卑职低，求诉无门，只好由孙立人出面争取，结果不但没要到该发给的薪饷，孙立人反而被上级官长以莫须有的罪名，撤职查办。明眼人不必细究，便知是这名军需主任问题很大，即使不涉及贪污，也涉有渎职之嫌。总队长更是以私害公，不敢法办姨太太的兄弟，反而联合军需主任，挟私报复，拿孙立人开刀，亦可证明中国旧社会的军政机关习气深重之一斑。

更让人不堪的事情还在后头。这个克扣士兵薪饷的军需贪官，在总队长的羽翼保护之下，竟然再一次破格连升三级，由早先已经破格升官的上尉，才刚升上上校军需主任，和孙立人吵了一架，竟又蹿升为团长。更离谱的，总队长还要这名贪官拿着孙立人的撤职令，亲自送达孙立人面前，这无疑是要羞辱孙立人。公理丧尽，太阿倒持，贪污腐化，这也难怪国民党军队不论对内对外战争，老是吃败仗了！

值得一提的是，争取小兵薪饷被撤职事件，照孙立人自己的说辞，只是“由道理的争执，到相互吵嘴，大家闹得不欢而散”，而曾经多次与孙立人近身访谈的郑锦玉先生，在他的大作中则称孙将军是“因怒打克扣军饷的军需官，与教导总队长关系恶劣愤而离开”。这当中存在着事实上的差异，其一，孙先生与军需上校不单单只是动口，两人还动了手。其二，照郑先生的说法，也不是上级开除孙立人，而是孙立人愤怒之下主动去职。

曾经在宪警教导总队服务过的孙立人的老部属王筠先生，针对这起在孙立人青年时代的“犯上撤职事件”，在其晚年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所做的口述历史访谈中，有其第一手的证词，王筠先生说：“民国二十年五月因经理科短发第三中队几个学生数日薪饷，孙先生至总部经理科与朱兆祥科长发生争吵，事情全系经理科错误，因孙先生言辞激烈，原欲取代其职位者，即趁机攻击说他藐视长官。时值温将军（按指温应星）奉派赴东北与张学良接洽要务，翌日即发布命令将孙撤职，大队长职务交由总务科长邓树仁接任。孙被撤职后，听说去军委会向蒋委员长报告，委员长即派孙出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副总队长。”

由此可知，不论这是一起意外撤职事件或者主动去职事件，并未完全断绝孙立人的军中仕途。况且孙立人还可能因祸得福，宦途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机。王筠所谓孙立人去向蒋介石报告，再由蒋介石任命孙立人新职之说，是可信的。但是，孙立人当年还没有“上达天听”的渠道，他是在1931年9月，在平日非常赏识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施坦因（Stein）举荐引介之下，调任为蒋介石的侍卫总队上校副总队长的，直属长官便是蒋介石黄埔时期的贴身保镖王世和。但这段为时约三四个月的资历，似乎是孙立人晚年不太愿意提及的资历。施坦因因为是蒋介石内兄宋子文筹组“财政部税团”之后，物色来的德国军事顾问，很得宋子文信任，并且为蒋介石所器重。所以，靠着这么一层洋朋友的关系，孙立人逐渐浮现在蒋介石、宋子文的视界之中。 l7nVF6d7i8wfDjK5CsP6+tw5KgQ+LYkBLUf6ZjxWeMDowVzEdojowZ1JuRlu+G4C

1932年初，孙立人又有新的职务—财政部税警总团特种兵团的上校团长。孙立人在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口述史访谈时表示：“民国二十一年，我被调至财政部税警总团，税警总团自民国十九年在财政部长宋子文的支持下成立。以后便交给王赓。宋子文完全信任他，从未到部队演讲或检阅过。虽然我们的任务是抓盐务，但却从来未出此任务。总团在海州训练时，有一个德国顾问：施坦因。但总团的训练并非完全依照德国的训练方式，而是依照中国人的体能标准，设计自己适合的方法。在此之前，我在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担任侍卫总队的上校副总队长。”

孙立人调到财政部税警总团，他的人生历程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孙立人进入了这支由宋子文主导成立的“宋家军”—一支本欲保护中国盐税与税收，成立于1932年的财政武装力量。

尽管调到财政部税警总团之后，开拓了一个新的职涯旅途，但令他尴尬的是，先前宪警教导总队那位把孙立人撤职的总队长，这时又调到财政部税警总队当总队长，真所谓不是冤家不聚首，他们两人的互动已是后话。

带部队是一个军人最有成就感的事，这也是青年孙立人最感得意之事。孙立人认为，军队统御者最需要“了解群众心理”。孙立人举的例子，更是令人折服不已。民国二十一年（1932）上海一·二八战役期间，孙将军带部队到浙江嘉兴，发生了一桩怪事。

孙立人说：“那时我的部队从上海一带作战下来，开到嘉兴整训，一进营房，就传说那营房闹鬼，闹狐仙。以前那营房是由一个炮兵营驻扎，有一个官长晚上如厕，不知为何，竟倒置厕中死了，后来那炮兵营失火，弹药库被焚，结果营长被枪毙。当地老百姓还说，附近有一座钟楼，是洪杨时代建筑的，那楼上的钟，一被敲动，就要死人，就要生祸，因此士兵终日疑神疑鬼，惶惶不安。我知道了这情形，就集合全体官兵在钟楼之下，当众报告，这是迷信，大家不要为此胡说所迷。我并且当众敲钟，说有何灾祸，都降到我的身上好了。结果我自然安然无事，官兵也从此安静下来。过后调查，才知是从前驻扎的炮兵营，风纪不好，夜间赌钱，士兵故意作神弄鬼，以便出入，一次夜里，官长单人捉赌，被士兵害死，倒置厕中，反而说是鬼迷死的。”

孙立人的部将王筠，讲述了一段追随孙立人在财政部税警总团时，艰苦练兵的经历：“孙先生于民国二十年任侍卫总队副总队长，后来财政部宋子文部长成立税警总团，民国二十一年春，孙先生又转税警总团担任特科兵团团长。十一月，特科兵团又改编为税警总团第四团，孙先生要唐守智去任税警第四团第二营营长，因接唐遗缺的（周大队长）尚未到职，唐守智就要我先去税警第四团组织营部，我因此先赴海州。这时唐守智和我又转为孙先生的部属……

税警总团的装备比一般部队佳，轻机枪由捷克买来，到现在还有印象，不过记得最深刻的还是孙先生对部队的训练。孙先生训练部队的方式很特别，他最注重到野外演习，其他部队打野外一个上午便结束，孙先生则要求从早到晚都在野外，甚至烧饭也不例外，很晚才回营，把我们磨炼得精疲力竭，这也是当时我们最恨他的地方。记得有一个周末举行夜行军，我们在冰天雪地里由晚上7时走到翌晨7时，他走在部队最前面，回营以后还集合全团训话，责备我们：‘天刚亮就没精神。’底下有人发牢骚：‘我们还没死。’这个星期日累得大家动弹不得而无法外出。

还有一次在赣榆县吴山住帐篷七个月，晴天外面热，帐内更热；雨天，帐内的雨更大，帐篷漏水，被褥皆湿，苦不堪言。但是仍依原计划在山上住帐篷训练七个月，孙先生亦不例外。”

国人一定对孙立人服务的“税警总团”的名称有些好奇，疑惑它究竟是“警察”还是“军队”，假使它是军队，又缘何加了两字“税警”？它又是缘何成立的呢？

其实税警总团这支队伍，和蒋介石的内兄—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有很紧密的关联。在一般的认知当中，税警总团系任职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于1932年间组建的一支统属于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武装力量。从名称上看来，它自然应是一支用于缉私征税的警察部队。而在这种客观形势发展之下，经过宋子文的全力扶植，竭力经营，不到两三年工夫，连蒋介石麾下经过德国军事顾问苦心调教的甲级正规军，都无法与之比拟。由于这支队伍和宋子文渊源很深，关联密切，国民党核心骨干都视之为宋子文的私人武装力量。然而，税警总团的成、住、坏、空，它的兴衰存亡，却有着十分曲折的经历。个中恩怨情仇，与置身其间的孙立人，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先讲税警总团成立的背景缘由。话说1931年4月30日，当时从南京政府分裂出去的广东政权，在国民党中央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人具名之下，向全国发出了一则声讨南京政府领导人蒋介石的通电。民国时期的政客们经常以通电的形式，发表政治意见，犹如今人透过社群网络发微博。邓泽如等人发的这份声讨蒋介石的通电中，有以下这段文字是针对宋子文的：

“宋子文一穷措大耳，徒以贵戚之亲，得为援系，不数年间，立成巨富，其享用之盛，等于王公。其自粤至都，以迄南京绾财政者数年，未尝以收支报销，民国十八年第二次编遣会议审会令其报告财务状况，即托词辞职，避匿沪上。在粤任内，其支出名义无单据者，在数百万以上，广东财厅及粤中银行，犹有数目可查。又如受某烟商贿赂数百万，久已腾诮海外。至于购买钞票，勒加回扣，侵食烟赌款项，操纵金融，鬻官卖缺。晚近六载，财政未闻清理，滥发公债四万万余元。”

这份涉及宋子文，文白夹杂的通电，通篇的意思简单来说，便是指责宋子文不过是一个穷书生出身，这些年来担任财政部长胡作非为，乱花钱，账目乱七八糟，还收受烟商贿赂，利用职权，购买钞票，滥发公债等罪状。

宋子文只当这是1931年间南京与广州当局分裂之际的文攻武吓，笔墨官司，不足为怪，况且，国民党党内派系之间相互攻伐，兵戎相见，在民国年间乃是朝野司空见惯之事。宋子文大概也对宁粤之间的分裂，视若家常便饭，没放在心上，心想天塌了还有高人（蒋介石）顶着。但是，宋子文怎么也没想到一桩惊天动地的谋刺案，会爆发在间不容发之际，而他竟以毫厘之差，几乎成为枪下亡魂。

1931年7月23日，这一天，是宋子文的黑色星期四，平地一声雷，传来噩耗，宋子文的母亲倪珪贞女士病逝于青岛，而祸不单行的事情发生在那天的一大清早。根据宋子文向新闻记者透露的事件经过是这样的：“7月23日的清晨7点钟，我宋子文从南京搭乘快车火车抵达上海，下车之后才几秒钟，我步行到距离火车车门约15英尺（1英尺为30.48厘米）附近，忽然左右两边同时听到两响枪声，当下知道这是有人狙击我。我赶忙把我头上戴的白色太阳帽取下，用力抛向车站里的黑暗处，以免被凶手注意到目标明显的我，我快速奔向人群，混杂到群众之中，然后赶忙奔向车站内的一根柱子的后面，同时我也拔出我的自卫手枪，准备必要时开枪自保。我刚抵在柱子旁，又听见两声巨响，像是炸弹爆炸的声音，车站里是烟雾弥漫，子弹乱飞。”宋子文的卫队这时开枪还击。枪战历时5分钟才平息，枪战停止了之后，宋子文定睛一瞧，发觉车站里送往迎来以及搭车的民众，早已被刚才那阵枪战吓得四处奔逃，人全跑光了。根据卫队事后向宋子文报告，杀手至少有4个人。枪战和炸弹的烟雾散去之后，宋子文发现他的秘书唐腴胪中弹倒地。唐秘书在枪声响起瞬间，原本和宋子文并肩而行，被杀手枪弹击中膀胱，颧骨及手臂部，从唐秘书中弹情况研判，杀手系采取左右两边包抄的方式行刺，唐腴胪的帽子和皮包上，弹痕累累，宋子文表示：“我的身高比唐秘书高，竟然毫发无伤，实在是奇迹。”

宋子文对记者表示，“唐秘书已不幸遇害，我的两个卫士也受了枪伤，其中一名伤势较重，乘客当中亦有受伤者。这阵子曾经屡屡接到警告，声称广州方面将不利于我，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公然在上海火车站对我动枪。”

上海北站枪击事件让宋子文颇受刺激。隔年，1932年3月24日，又发生了一桩惊动沪上的爆炸事件，令宋子文更加不安。当天下午3点15分，宋子文一幢位于上海法租界毕勋路八十三号的旧宅，忽然发生炸弹爆炸事件，当时宋子文与家人均不在这里，所以没受伤害，倒是爆炸瞬间，把宋家的一名仆人童养媳李林仙炸伤了，她的下腭及右臂受轻伤。根据法租界巡捕房的消息称，宋家这幢老宅子三个月内发生了两次爆炸事件，头一次发生在同年的1月4日，守门人的儿子周阿大被炸伤。

诸如此类的不幸事件接踵发生之后，宋子文深感切身安全防护的重要性。他的妹夫蒋介石纵使身为陆海空军总司令，也还得靠重重卫兵保护性命安全，更何况是他呢。民国时期动荡不安，盗匪猖獗，倭寇侵逼的混乱时局里，敌人在暗处，我在明处。宋子文亟思发展一支公私两便的武装力量，既可防身自卫，也可在必要时成为政治上讨价还价的筹码。

早在孙中山先生在世的年代，孙先生便派遣宋子文专责盐税的稽核工作，民国时代社会治安不太平，宋子文吃够了征税和护税时面临安全威胁的苦头，再加上前述的几次杀身之祸的大难不死，更有心建立税警部队。

更重要的，税警部队之成立并非仅仅是外间所传言的是宋子文为了建立他的私人武装力量，以便与国民党政府其他势力相抗衡。相反地，宋子文成立税警部队的更大意义，乃是考量到为当代中国之盐务整顿与严重的缉私问题之解决。

根据大陆权威的宋子文研究资深学者吴景平先生的深入探究：“在整顿盐务缉私问题上，也可以看出宋子文对盐务稽核的独到见解。据财政部估计，当时私盐偷漏每年在六百五十万担以上，若以每担缴纳六元计，便达四千万元之巨。因此宋子文对缉私甚为重视。1929年，宋子文将原属于盐务署的缉私处改为直属于财政部。1931年3月，又决定由盐务稽核总所来管理盐警和缉私队伍。”根据吴先生著作之《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1931年3月13日项下记载：“呈覆行政院兼院长蒋介石：为整顿盐税，拟将盐警及缉私队伍改归盐务稽核所管理。同日另呈蒋介石：拟将产盐各区各盐场税每担一律加征附税三角……”

宋子文拿每年摊还八国银行团借款的盐税剩余款项，作为税警总团成立的基金。至于这支队伍的组织编制、装备、人事，只有宋子文说了算，最重要的是部队给养和经费全掐在宋子文自己手上，别人无权过问，甚至连蒋介石原本也不认为宋子文搞的这支“私人武装”能够起多大的军事作用。这支税警总团便在江苏海州成立，并且被打造成一个民国时期连“中央军”都瞠乎其后的钢铁队伍。

税警总团的高级干部人才全部系由宋子文亲自挑选，并且全部是喝过洋墨水的留美学生，例如第一任、第四任总团长温应星，第二任总团长王庚，均毕业自美国西点军校。担任团长的孙立人、赵君迈，日后也都和宋子文有不错的交情。税警总团的不成文规矩，大凡排长以上的军官，尽量选用留美学生担任。宋子文更在蒋介石大举任用德国军事顾问的同时，也在财政部内“养士”，刻意和蒋介石互别苗头，老蒋搞德国军事顾问团，宋子文也在财政部税警总团搞了一个由纳粹德国军官组成的小顾问团，而且税警总团在孙立人等人的亲自严加提调之下，更成为抗战前夕一支钢铁劲旅。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兵侵占我东北，继而又进窥热河之后，连蒋介石都受不了日本这种步步进逼的盗寇行径，要宋子文必要时动用税警总队北进，膺惩暴日的侵华罪行。蒋介石之所以会有此种意思，是因为宋子文在日寇进逼热河之际，希望蒋介石“务须放去一切，北平一行”。宋子文认为，东北丢失了，对中国是一个天大的损失，如果日本鬼子再进占热河，那么国民政府如何向国民交代？所以要求蒋介石做出起码的表示，哪怕是做做样子到北方表示关切，这也是身为国民党政府领导者为所当为者。但蒋介石在回复宋子文时却明言他的顾虑，蒋先生指出，之前华北地方部队和张学良都对“中央军”北上有过不安和不欢迎的表示，所以他拒绝了宋子文吁请他北上的建议。

再回到孙立人的话题，孙氏的位阶不是太高，既无“通天”本事，所以在税警总队亦不免受到中国军政官场各种排挤倾轧之苦，总是生活在杯弓蛇影，忧惶不已的境遇之中。

孙立人在亲撰自述中写道：“我团又调回海州训练，不久换来一位总团长（笔者按：王赓），他派特务监视我的行动，目的是想借故换掉我，但我团校阅的成绩很好，无法换掉，后来南京成立高教班，那位总团长劝我去读书，并且坦白地说，在中国带兵不能没有‘系统’，进高教班就可以取得一个联系，我说：‘我念书直到二十八岁才离开学校，尚且未曾念好，现在三十多岁了，也就不想再念书了。’他见我如此也就无法可使。” l7nVF6d7i8wfDjK5CsP6+tw5KgQ+LYkBLUf6ZjxWeMDowVzEdojowZ1JuRlu+G4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