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孙立人自己回忆，他六岁时与小他一些的弟弟，被父亲孙焕廷（熙泽）领着进了家塾读书。父亲带领两个儿子进了家塾大门，带着他们先向孔子像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又向教书的先生深深鞠了一躬，最后把一根两寸宽的木戒尺，双手捧着交给先生，意思是说：我这两个孩子就交给先生您了，为了管教成人，该打该骂，随先生的意思。

有一天，先生有事外出，他交代过学生应该读的功课就走了。学生见先生离开了，正如脱兔离开了牢笼。孙立人说，孩子们是“先生不在家，学生满墙爬”，大家尽情玩耍，完全把先生交代的功课置诸脑后，等到先生回来，交代学生们挨个背书，轮到孙立人的弟弟时，他只站在那里摇头晃脑，却一个字也背不出来，嘴里胡诌乱念，先生气极，拿起戒尺就朝他脑袋瓜子上猛力打去，哪晓得用力过猛，一道鲜血从头上迸发而出，先生惊觉自己用力过猛，正不知如何是好，孙立人的父亲及时赶到，第一句话便高声喊道：“打得好！打得好！”孙父还向先生打躬作揖，一点没有怪罪的意思，反而是连声称谢。

孙立人父亲之所以如此尊师重道，对儿子教育铁血般地严格，自然与他的出身背景有关。孙焕廷是清光绪甲午年间的举人，当过山东登州知府、安徽警政厅长，之后曾经任职北京中华大学校长。孙立人便是出生在这么一个官宦之家。 （郑锦玉编著《碧海钩沉回忆思录》）

而孙立人自己的访谈回忆是这么叙述他的幼年经历的：

“我的父亲熙泽公为清朝乡试解元，原居安徽省舒城县金牛镇金牛山南。曾做登州知府，迁居济南后担任法官。民国初年，任职北洋政府，为中华大学副校长。由于母亲在我五岁时过世，故父亲抚养我们兄弟（大哥同人，弟弟衡人）非常辛苦。小时候，父亲请老师宋执中先生在家中，教授《三字经》及四书五经等，而为启蒙教育。”

在父亲苦心抚育教导之下，孙立人兄弟先后有所成就。哥哥孙同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前清为京师大学堂）土木工程系，后任职安徽省公路局局长。

孙立人谈到自己成长的背景时称：“我在1900年出生，国内正在闹革命。大哥在校亦主张革命，但未加入任何组织。”至于自己为何充满民族主义情怀，据孙立人的说法是在“读高小的时候，常受到德国小孩儿的欺负，因而强化了爱国意识”。

德国小孩儿欺负他又是怎么一回事？孙先生在他亲笔撰写的自述里，有极为生动形象的讲述，他说：“至于说到我之所以有学陆军的抱负，其动机还发自我很小的时候，还只有九岁，大约那时是宣统三年，我当时住在青岛，而青岛当时德国人的势焰很大，把中国人看得连狗还不如，一天早上，我到海边去玩，那海边有一种有色的石子，一般人常捡了回去，养水仙花。那天我寻得了一块红色的，很是好看，当然以小孩子的心境，其欢喜得如获至宝，不料旁边有一德国小孩儿，他也在寻石子，见我得了一块好看的，就向我要，我不肯，那小孩儿失望地哭了，后来来了一个德国大人，不问是非，就从我的手中抢去那块红色石子，给了德国小孩儿，并打了我一记耳光，牵着小孩儿扬长而去。当时我虽然年纪小，就已经深深地感悟到中国太弱，中国人太受欺负，我将来非争气不可。当时我受了耳光，虽不敢告诉家里父母，但我的心里就已经种下了决心学军事，以期将来献身国家，为国家争光荣、争地位的志愿，一直到我长大了，由中学到大学再到留学外国，这志愿始终不变，但我却不是想升官发财，做军阀，耀武扬威，像项羽一样，看了秦始皇的出巡威势，就谈‘彼可取而代也’，那全是一种个人炫耀的英雄主义，并没有为人民复仇，为国争气的思想。”

至于进入清华学校的经过，孙立人在访谈回忆中亲述：“我考上清华的那一年，弟弟衡人为备取第一名，后来也进入清华就读，但因顽皮，而遭到退学。父亲对我们管教极严，刚进入清华时，他带着我和弟弟向周贻春校长磕头，请他多照顾、多管教，该受处罚时，也不必客气，父亲的教导对我影响极大，这也是我长大后，做事严于律己的原因。”

清华学校的九年学习过程，是孙立人学问教养与人格型塑双重成长的人生重要阶段。孙立人从中学部到大学部，都是在这所中国著名的最高学府完成的。孙立人曾经非常深情地讲述这段清华的负笈岁月：“我十三岁去投考清华的中学部，那时是由各省初试，我本省投考的有几千人，名额只取三四人，我考上了，再到北平复试，也被录取。”用今天的话语来形容，那真是万中取一的“尖子”。又诚如前述，孙立人的父亲带领着他们去向清华学校周贻春校长磕头，“父亲对校长说：‘我这儿子交给校长，请校长看作自己的儿子一样，严加管教。’当时有一个斋务主任，姓陈，外号陈胖子。对学生一切，管理极严，学生入校后，照惯例要收所带的钱，全部存交斋务主任，以后每周的零用，再向斋务主任去领取，花掉一个，都要记账，注明用途，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如果查出口袋里有钱，而不是由斋务主任处领取的，就要开除，这当然是教学生撙节零用”。

斋务主任陈胖子对孙立人毕生立身处世，具有非常重要的型塑效果，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这位生活导师如影随形般的严格督导：“无论是吃饭，睡觉，上课，游戏，斋务主任陈胖子都随时来看，当时我们真觉得陈胖子有分身法一般，一举一动，都被他看到了，真是一步也不放松，我们每人有一学号，我的学号是171号，这学号确定后，无论座位，寝室，食堂，以及衣物都记着171。陈胖子连姓名带号码，记得很清楚。有时晚上就寝后说话，陈胖子就在暗中查察，发觉了，就喊：‘某某号，明天几时来办公室。’第二天一定要到办公室去听候训斥，或者还会教你站着念完一本《论语》，但是学生都敬谨遵从，绝没有人反抗一句话。直到抗战前一年，那时我留学回国已很久了，见着陈胖子仍是照旧毕恭毕敬，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只觉得对他非如此恭敬不可，而他也仍旧可以直呼我是171号，由此可见，只要先生爱惜学生，认真管教学生，不欺骗学生，纵然非常严格，学生仍是恭敬先生，并且越是管得严的先生，学生长大后，对他越恭敬。”

孙立人日后在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张玉法教授的访谈时说：“在清华九年的教育对我的影响很深。学校对英文和体育都很重视。体育老师和音乐老师都是外国人。这九年教育非常完整。”

在清华九年的学习过程中，他不但学业成绩优异，在运动场上更是驰骋球场的运动健儿。他是清华学校足球和篮球的健将，打起球来是满场飞的风云人物。由于每战必胜，在足球赛场上被称为“飞毛腿将军”，并曾经在1921年代表中国国家篮球代表队，参加上海举行的远东区运动大会，击败日本、菲律宾等国，荣获冠军。

由于热爱运动，也曾经发生过一场运动伤害的意外事件。郑锦玉先生引熊式辉将军的说法指出：“孙将军在清华大学期间，曾和同学做跷跷板运动，因上课铃响，该同学突然跳离踏板，孙将军在另一端高起之踏板上，顿时失去平衡，急速下降，坐上踏板，压破自己一个睾丸，受到重伤，延后一年毕业。”

所以，别的清华同学读了八年书，孙立人因为这场运动伤害事件，迟了一年毕业。这是就学期间一桩意外插曲。

从中学一路升到大学，并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孙立人想学军事，但是孙立人父亲孙熙泽看到北洋军阀，割据地盘，占地为王，误国害民，就坚决反对孙立人读军事，并且坚称假使儿子执意学军事，他就不认这个儿子。由于孙立人是以安徽省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过了庚子赔款的留学美国预科考试，父亲既然不让学军，孙立人也无法违逆，只好到美国普渡大学留学。

我们看见孙将军从私塾到清华大学以来，所接受的皆堪称是铁与血的教育，孙立人之所以会成为孙立人，莫不与这自髫龄以来的铁血教育，有绝大关联，而孙立人本身亦对这一连串铁血教育备极推崇。即使留学的普渡大学，在人称民主自由国度的美国，也是一所有礼有节，纪律严明的学府。孙立人说：“美国是个民主先进国家，是极端提倡自由的，可是他们的民主，是有法则；他们的自由，是有范围。他们的学校里，仍是尊师长重秩序，绝不侈谈民主与自由，不像我国现在的学校里，以民主的口号来反抗学校当局与侮辱师长……我在普渡大学时，先生讲的，即是命令，必须遵从，绝不反抗。学生有在课堂睡觉的，先生即开门教他出去，而学生也绝不反抗。有一次，上微积分课，那位教授是六十五岁的老头子，脾气却非常的坏，每堂课的前十分钟，指定学生在黑板上做题目，那次一个学生，做了十分钟，一点也没有做出，老头子气急了，走过去抓住他的头，重重在墙壁上撞了三下，撞得那学生面红耳赤，而全体同学，视为当然，绝不起哄。所以在民主国家，对于先生，仍是服从，对于学生管理，仍是严格。”

美国学校除了铁血教育之外，其法治教育也令孙立人印象深刻。孙将军亲撰的回忆录中提到：“记得有一天早上，尚未吹起床号的时候，忽然紧急集合，在那四面都是宿舍的中间一大块方坪上站好队伍，大家都面向着方坪的中心，中心早已放好一张长方桌，由学生法庭庭长报告，说今天本校发生一桩很不名誉的事情，有一个同学偷了另一个同学六十美元，案情业已审问明白，现在不能不照本校历来的习惯惩处。说完，就由两个服勤务的学生卫兵带着一个同学绕场一周，给全体同学认识清楚，然后带到中央，教他伏在桌上，由每一个组成学生法庭的代表，轮流用大板子笞责他两板，一共是二十位代表，共打了四十大板。那被责打的同学，真是羞愧无地，我想假如地下有洞，他一定会钻到地洞里去。打后仍由这两个卫兵押着，另外有两个卫兵拿着行李包，走到大门口，向竖立在大门口的华盛顿纪念像敬了一个礼，然后将那同学推出大门，跟着在他的臀部上踢了一脚，表示一脚踢了出去，行李包同时也扔了出去，接着回到集合地点，仍由庭长向大家报告，‘这桩案子我们已经处理完结，不名誉的同学也已经踢出大门，我们这里容不下那样的人，我们的同学录中永远没有他的名字，但是各位对外界任何人，甚至自己的家长，以后都不要提起此人此事，让他今后在外面好重新做人！’当时看完这一场处置，觉得真有些过分，但过后一想，也只有这样严格的处置，才能根除做坏事的念头，借以养成不为非作歹的习惯。”

尽管在美国学校接受了铁与血的教育，感受到民主、法治的真谛，但是无所不在的民族歧视，让孙立人整日处在极为不适的精神状态之中。孙立人在亲撰的回忆中写道：“我在弗吉尼亚军校时生活中受严格管束，虽觉难受，但那时无论中国、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学生，都是同样的待遇，还勉强可以忍耐。唯有我中国人因国家的不进步，同时又给美国人误解了，因而所受到的精神上的刺激与侮辱，真是一时也难于忍受。我们知道，美国南部，种族观念很深，美国人对于黑种人，非常看不起，吃饭、坐车、行路，都分出界限。虽然自南北战争以后，已宣布解放黑奴，但是实际上仍是不平等，而以美国南部的情形为尤甚。”

孙立人综合了在美国就读文武学校期间，亲历感受到的种族歧视，以及中国人所承受的痛苦的原因，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电影的宣传—自从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外国人即把中国千奇百怪的情形摄入镜头。而那些摄制电影者，又不是实地从中国摄影来，只是雇用华侨们装扮而摄成，如长辫子、长指甲、小脚、不清洁的服饰、走路全是碎步、喜欢在暗地打人等，电影商迎合观众好奇的心理，尽量地伪造宣传，在各地放映，于是美国人竟认为中国人是最污秽、卑下、不光明的民族。

第二，小说的描写—有很多来中国传教或游历的美国人，在中国内地跑了一趟，不曾真正了解中国的社会组织与风俗习惯，以一知半解的态度，来进行过分的描述，只图写得奇奇怪怪，争取读者，增加销路，按照实际，全是错误的。譬如‘燕窝’本是好吃的补品，而他说中国人喜欢吃鸟巢。试问鸟巢等，谁曾吃过。又如吃蛇、吃猫、吃鼠，照中国的烹调方法，形状味道，都并不坏，美国人也会喜欢吃，但他们专看小说，则其想象中的吃法，就要觉得是野蛮之至了。

第三，唐人街的表现—我国远在闭关时代，一部分亡命潜逃的人，跑到外国去谋生，在美国以广东人为多，在法国以浙江青田人为多，于是生斯息斯，华侨聚处就构成了所谓‘唐人街’，在我读书的时候，走进唐人街，连我也看不惯，他们保留着过去的风格，大辫子、长指甲、大袖、小脚、竹筒烟壶，抽大烟，赌博。真是千奇百怪，现在中国内地，已经找不到那些怪象了。他们还保留着械斗的恶俗，某某堂与某某堂，大兴械斗，杀死杀伤，什么人也不管，那真成了三不管的地界，美国人任你自生自灭，中国领事馆也不去过问他们。有些情形，真替中国丢面子不小，听说近来也稍为改进了。”

孙立人接着说：“由于上述三种原因，所以当时美国人非常看不起中国人，甚至有时同坐在一块儿吃饭，他也认为耻辱，特意走开，使人难堪，还有中国人在美国以开饭馆洗衣房为生，而饭馆、洗衣房也不需要太多的资本，但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以为全国人都是干这两个行当。有一次，有一个美国大学教授，竟来问我：‘中国的城市是不是中央都是饭馆，四面都是洗衣房？’这一方面足证其愚蒙无知，一方面也足证其对中国的隔阂。”

“又来了一个抽大烟的！”我回头就给他一拳。

当时美国人对中国国情的误解与歧视，连带地在孙立人身上发生过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例如揭钧先生在他写的《孙立人将军侧记》里有这么一段叙述：“美国南方人的种族歧视很深，那时在美国的中国人，不是开餐馆就是洗衣店。军校的习惯，是新生要负责洗高年级阅兵用的制服，这种工作，本是平常，但是有一天，两个老生把制服交给他时，上面写了一张硬纸牌‘孙洗衣匠（Sun Laundry）请你洗两套衣服’，面对这些嘲笑，他忍耐着，把衣服洗干净，用手扇风干、折好，规矩送到老生们的面前，他们不但没有道谢，反而把烟蒂塞在他的腰上，叫他缩着脖子，才把他放过。”

孙立人又提及：“还有一个笑话，李鸿章在外国时，有一次请客，将各式各样的菜拌合在一起，俗称‘十样景’，当时外国人问他叫什么菜，他随口答曰：‘Chop suey’，至今美国的中国饭馆还流行着这样菜。胡乱地将肉丝、豆芽、芹菜、洋葱等炒在一起。美国人因为吃惯了这样菜，甚至见了中国人，不叫Chinese而叫Chop suey。在中国人听来，当然就觉得是一种侮辱。”

最令人气愤的是“还有一种最难堪的，就是那学校里，往往教中国新生 （老鼠）站在大门口，让来来往往的人，任意问你，‘你家里开饭馆吗？开洗衣房吗？’‘你是不是抽大烟？’‘中国军队是不是都抽大烟？’诸如此类。但你却非回答他不可，有时也不是美国同学存心侮辱，一方面或者他们真不了解，一方面是美国孩子好顽皮，好嬉笑，随随便便，说说开心而已。如果真的去与他论理，有时他也屈服。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中国学生来报到，那时我已经是老生了，一个美国学生说：‘又来了一个抽大烟的！’我回头就给他一拳。他不服气，到我房中来谈判，他说我不该打他，我说：‘你不先说侮辱我同胞的话，我不会打你，你说了，我就打！’结果他终于承认做错了事”。

孙立人在总结其在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所受铁与血的教育时，如此归纳其在美国军校取得的丰硕收获：“我在弗吉尼亚军校几年，自觉对于学识技术上的收获，也不过是那么一点儿，而自认为最得益的，却是那种严格的训练，以及千奇百怪的苛虐，将我的性情磨炼下来，后来在社会上做事，虽然曾遇到过种种挫折，但一想到在弗吉尼亚时的情形，就觉得我应当忍受，而且也就觉得可以忍得下了，否则我这二尺五的军衣，早已脱下不干了！因为我的性情，本来急躁，小时的驯服，只是未曾发挥本性而已，及至年长，诸事不能好好忍耐，所以我出国时，父亲特为送一个墨盒，上面刻道：‘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朱晦翁释曰，弘为宽广，毅为强忍，吾辈中材，当于此下功夫！’”

所谓知子莫若父。在孙父的眼里，孙立人需要在宽宏大量和坚韧不拔这两个方面下功夫修炼，所以特意临别赠言，算是给儿子一个立身处世的座右铭。孙立人在回忆中说道：“记得弗吉尼亚的校长常说：‘我们这种打人的风气，严格的训练，并非恶意，对任何人也没有歧视，因为我们唯一的目的在使你锻炼成人—Make a man of you。’这也就是所谓‘不盘根错节，不足以别利器；不千锤百炼，不足以成纯钢’。古人说：‘百炼钢成绕指柔’就是没有知觉的钢，也一定要经过锤炼，才会有弹性，有韧性，何况一个骨血之身的军人，更非经严格的训练，不足以任艰巨。”

根据揭钧先生及笔者的考据，美国“二战”期间的著名将领出身于弗吉尼亚军校的，诸如马歇尔将军（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美国驻欧洲战场陆军总司令哲罗（Leonard T. Gerow）。参与过我国抗日战争的弗吉尼亚毕业生名将，像温应星，像当过史迪威将军联络参谋官兼军务秘书的曾锡珪，都是曾经和孙立人同享盛名的弗吉尼亚军校校友。还有揭先生曾经提及的Chung.De-senn ，经笔者查证，是日后服务于国民党空军的张悌生。总计从温应星起，到1985年止，中国留学生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的，已达五十九名。

至于中国军政高官的儿孙辈，也有不少步着前辈的足迹，进入这个世界名将的摇篮，成为该校的校友。在孙立人推荐之下，国民党军名将白崇禧和熊式辉，先后把他们的哲嗣送到弗吉尼亚军校深造。熊式辉之子熊元夏后来曾经担任过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翻译。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忠主修土木，从弗吉尼亚军校毕业之后，继续深造，获得纽约大学博士学位，并且于1987年荣获美国机械学会压力管的优等奖。可见我们中国传统观念里边，什么“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等思维，尽是对军人的蔑视，早已陈腐过时。事实证明，军校毕业生绝非传统观念里的粗鄙之辈。

蒋介石整肃孙立人，把他幽禁大半辈子，但早在长孙蒋孝文就读台湾凤山陆军军官学校未毕业之时，他就曾一度殷切盼望长孙成为孙立人弗吉尼亚军校的学弟。根据揭钧先生在《孙立人将军侧记》引据叶晨晖的说法，1958年夏天，见到那时的国民党驻美国大使董显光，偕同一名少将武官，陪同蒋孝文（英文名字为Allen Chiang）到弗吉尼亚军校，意谓大概是办理入学手续，稍后蒋孝文告诉友人，他黄埔军校（凤山陆军官校）都已经念毕业了，本想进美国参谋学校，但是祖父（蒋介石）指定他到弗吉尼亚军校就读。可见，蒋介石虽然猜忌孙立人，但毕竟明白孙立人之所以能成为名将，弗吉尼亚的陶铸锻炼功不可没，所以指定长孙必须去念弗吉尼亚军校。而蒋孝文只讲了一半的实话，实际上他陆军官校根本没念毕业。

揭先生在《孙立人将军侧记》中指出，几位1960年军校二十九期毕业的人说，蒋孝文在军校就读期间，经常夜不归营，与同学之间的相处互动亦不佳，那时的官校校长谢肇齐和教育长赵霞，两个人都不知如何是好。后来还是官校的政治部主任张明来处理孝文的问题，但“到底他是否算黄埔毕业，同学都不知道”—事实上，蒋孝文根本没毕业，就“跳班”去美国念弗吉尼亚军校，可是却又没念成。

揭钧先生在书中说：“……叶先生（按指叶晨晖）就以老同学的身份欢迎蒋孝文，但他反而胆怯地说他怕自己英文跟不上，所以暑假先来上个暑期训练班，利用机会把英文练习一下。叶先生告诉蒋孝文，英文学起来并不难，但是看到他的身体很差，认为无法接受弗吉尼亚严格的训练。不到一个月，叶先生听到他说，他不合适上这个学校，孝文打了个电话给董显光，而且拿着电话筒在哭，后来他就不告而别了。”

这也便是孙立人楬橥曾子名言“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精义，没有宽宏的度量，没有坚忍的意志力，是成不了大事的。 Xxce9KhFS/nmfP3cMOoGTxbVDxWdflg4lPGn5qXDuQySJFXjF2BeLD5Vr6SQFZe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