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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能之外，接下来还有什么判断基准呢？那就是前面讲到的从0岁到4岁发展起来的理性。用哲学的语言来讲就是“理性心”。这也是神灵所赐，目的是对事物进行推理、推论。因为理性用于推理、推论，所以同主观且利己的本能相比，它比较客观。
理性具备客观地判断事物的功能。这么做会产生这种结果，那么做会产生那种结果，建立各种逻辑，进行推理、推论，然后对事情做出判断，做出决定。在企业里通过合议制，即通过讨论商量达成一致的决策过程就是这样，由助手、参谋用理性进行研究讨论，然后达成共识，做出决定。
对于常规的、司空见惯的事情而言，这样的判断过程当然可以。但是，要对无人涉足的、没有先例的事情做判断，理性就有局限。
例如，京瓷创业之初，在日本我们是首创，新型精密陶瓷的工业化生产由我们成功实现了。但现在回头看，当时我们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技术。日本是一个传统陶瓷行业非常发达的国家。日本的传统陶瓷包括水泥、玻璃和一般所说的陶瓷器。我们在京都下町借了一家企业的小仓库，经改造办了京瓷这个小企业，开始挑战。因为我们要做人家做不了的事，所以并不容易。
当时我们的公司毫无名气，若要推销一般的普通产品，根本无人理睬。这类产品在名古屋有大企业生产，应有尽有。普通的陶瓷哪里都能买到，客人当然会从更有信誉的企业采购。
所以我们必须宣布，我们能做大企业做不了的产品。结果我们不得不做别人做不了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研究开发部门的课题。天天做这样的事，没有先例，就是说，仅靠理性无法完成的研究开发课题，我们一做就是32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另外，我开创的第二电电也是前无古人。虽然邮政省允许新人参与长途电话的竞争，但因为没有先例，对如何开展事业我们一无所知。虽然我们举手要求创立第二电电并获得认可，但究竟怎么做才能顺利开展事业，我们并不明白。于是我们召集部下，召集专家，收集数据，运用理性进行客观的推理、推论。但是，因为没有先例，所以也没有可供参考的事例和文献，很快就走进了“死胡同”。因为理性的作用归根到底是推理、推论，所以在创造新事物方面，理性有局限，力不从心。
我再稍稍离一点儿题。我与诺贝尔奖得主福井谦一先生、数学菲尔兹奖得主广中平佑先生这些所谓京都学派的教授们，组织了一个名为“京都会议”的聚会。参与的还有哲学教授、物理学教授，加上与霍金博士齐名的、被称为大爆炸理论第一人的佐藤文隆先生，一共10位有名的教授每两个月聚会一次，讨论哲学。在与这些教授的交流中，我明白了一点。
无论做出了什么了不起的创造发明的人，他们的发明创造都不是来自于细致周密的推理、推论。超越推理、推论，隔绝推理、推论才有真正的发明创造。另外，某个晚上我与现已亡故多时的京都大学希腊哲学大师田中美知太郎先生，进行了很有意义的交流。田中先生很喜欢喝酒，在交杯之际，我请教说：“在先生这种哲学大师面前，我虽然对哲学一窍不通，但因为是企业经营者吧，我一直在强调经营哲学多么重要。我是技术员出身，一直从事技术开发。在这里我想问的是，您认为哲学、科学技术和宗教三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先生答道：“哲学、科学技术和宗教三者的研究方法虽然不同，但是其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吧！”
后来我知道，爱因斯坦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美国华盛顿的卡耐基协会是全世界第一个拥有地球、物理、天文、生物技术研究设施的机构。去年我有幸成为这个协会最早的外国理事。在前一星期，为了参加理事会会议，我去了华盛顿。
理事会会议结束以后，晚餐会会场大厅展出了爱因斯坦的名言和照片。有关科技、宗教和哲学的关系，爱因斯坦没有用哲学这个词，而用了艺术二字。他说：“一切宗教、艺术、科学都是同一棵树木上长出的分枝。”
在和田中先生探讨时，我反复请教他。我说：“我常常使用经营哲学这一词语。哲学、科学和独创性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田中先生仅仅答了一句：“发明发现属于哲学的领域，只有被证明以后，才变为科学。”田中先生就说了这么一句，接着便微笑着只顾饮酒。那晚我也喝醉了，但回家后却怎么也睡不着，我拼命思考田中先生这句话的意思。
换句话说，独创性的发明发现不是依据理性的逻辑组合，而属于“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的领域。例如，伽利略在“天动说”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提出“地动说”。他认为，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动，而是地球围绕太阳转动。这种假设虽然不能用理论证明，但便于说明所有的现象。他提出的这一主张因为当时不能用理论加以证明，因而受到了猛烈的攻击。然而，后来却证明伽利略的观点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所有天才的发明发现，都来自灵感的闪现、上天的启示或者说梦中神佛的告知，而不是来自于逻辑推理和理论组合。很多伟大人物都说过这样的话。
说了许多离题的话，我想说的是：所谓理性，是逻辑组合的作业，它的作用有局限。如果请专家运用理性来研究第二电电这种没有先例的项目，他们会说：“这么做会有这么个结果，但这个地方弄不懂。”问题提出来了，但在没有先例可以参照的地方，具体该怎么做才好，他们就不知道。最后他们只能这么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项目，这一点可以断言。至于应该采取什么行动，那就请你这位领导人决定吧。”
如果是用理性、逻辑全部能解决的事情，也就是有先例或惯例可参考的项目，那么只要按事情的性质分类，哪种做法成功概率高就采用它，这样来做出决定。过去各省厅大概就是按这个思路做决策的吧。但是，哪怕彻底追求逻辑性，也只是懂得了这个方法有用。这与真正的决断、决策无关。可以推理、推论，可以在逻辑上将各种观点加以整合，但在缺乏先例、状况不明时，无论怎样推导，也无法做出决断，这就是理性。
虽然理性有这种局限，但人们还是想用理性来判断、解决问题。例如，刚才提到的第二电电这个事业用理性探讨了，但究竟该怎么做却不知道。所以，大家的结论仅仅是风险很大、非常困难。再问大家：“那该怎么办呢？”答案是：“不知道，这该由你这个领导人来决定。”观察大家的表情，每人脸上似乎都写着“放弃”二字。那么就放弃吧，大家又不甘心；那么就干吧，大家又怕失败。于是，举棋不定、犹豫不决。
这个时候就由我来下判断，由我最后决定是继续推进还是到此为止。这时候，用什么作为判断的基准呢？正如前面谈到的，用本能作为判断基准，本能就是自我防卫或者自己的利害得失，抑或是超越个人的、科的利害得失，局的、省的、国家的利害得失等。但这类本能的判断不能让事情顺利进展，我明白这一点，所以不依本能做决断。接着就是理性，但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靠理性无法判断。那么，理性的前面应该有新的基准。然而，即使是我们这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也不知道这个基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