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是一个把“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长处结合起来的国家，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巨大整合能力。

要透彻地理解“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这个概念，我们先要了解“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个概念。什么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物，指的是一些具有共同特性（如语言、宗教或生活方式等）的人民组成的国家。与传统国家不同，“民族国家”包含了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自我文化认同等基本要素。欧洲是民族主义的发源地，也是“民族国家”的发源地。纵观欧洲历史，民族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欧洲推动国家现代化的最大动力，但民族主义的恶性发展也是欧洲近代无数战争的主要根源。18—19世纪期间，民族主义在欧洲兴起，“民族国家”也随之兴起。

欧洲最早形成的“民族国家”是法国，法国通过皇权统一了税收和军队，形成了超强的国家动员能力，并屡屡击败德国统一之前的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通过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进行的三次王朝战争，运用远交近攻的策略，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和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形成“民族国家”后，德国便迅速崛起，生产力高速发展，在德皇威廉二世的主导下走向了军事扩张的道路。在亚洲，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权力从德川幕府转移到天皇手中，同时在福泽谕吉等思想家的推动下“脱亚入欧”，以求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最终也形成了“民族国家”，并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击败尚未形成“民族国家”的中国。

19世纪时，虽然中国的GDP总量大于英国和日本，但后两者当时都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因而也具备了当时中国还不具备的民族凝聚力和战争动员能力。对于仍是“一盘散沙”的中国，梁启超曾感叹中国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受到“民族国家”体制的刺激，中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亦开始了自己“民族国家”建设的艰难历程。在西方政治话语里，“民族国家”几乎就是“现代国家”的代名词，或者可以说，西方现代政治概念中的“国家”指的就是“民族国家”。

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人口的95％以上生活在农村。当时的中国农村基本上是宗法社会，一个村子一个姓，知书达理的乡绅可以独立地处理村里的、家族间的各种事务。中国古代的皇帝表面上权力很大，但实际上“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治理能力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技术手段。政府往往较多地依赖道德教化和意识形态来实行统治。中国当时的社会是封闭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中央政府没有西方“民族国家”那种高度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甚至也没有多少自己可以掌控的军队，至于财政问题更是积重难返。到了清朝后期，中国传统国家体制显然已无法应对西方“现代国家”的挑战，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的失败都说明了这一点。

西方不少学者早就提出过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

（civilization-state）。 他们认为中国“民族国家”尚在形成之中，而“文明形态的国家”在中国却有数千年的历史。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就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维系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其相对完整的国家形态至少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期。但西方学者采用“文明国家”这个概念往往是为了强调中国从“文明国家”变成“民族国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他们把中国数千年“文明”形态的国家看作是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障碍和包袱，也就是说由于中国是“文明国家”，中国无法形成西方意义上那种具有现代法律、经济、国防、教育、政治的“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史研究先驱费正清就曾提出过著名的“冲击—回应”（impact-response）模式来阐述中国被强行拖入新国际秩序的这段历史，在他看来垂暮的中华帝国已不具备自我革新的能力，必须等待西方的“拯救”才能形成一个同西方一样的现代国家； 而在思想史学界，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也提出了“传统—现代”模式来对此发问。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主流学者几乎都认为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程不过是一个不得不从“文明国家”变成“现代国家”的过程，如用中国自己的政治话语来说，就是一个由“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美国知名政治文化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更是把现代中国描述成“一个文明佯装成的国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

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一个进程：19世纪下半叶曾国藩、李鸿章以及张之洞等人所领导的洋务运动主要关注的是引进西方现代文明“物质的技器”，重点在“开铁矿、制船炮”；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戊戌变法运动则进而理解到要“考求西法”，亦即进入西方现代文明的“制度”层次。中国现代化中狂飙式的运动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创建了共和。这也可以说是把中国由“文明国家”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作为“民族国家”背后的“中华民族”概念也有一个形成过程。中国人原来并没有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历史上用过的近似的概念有“华夏”、“中土”、“震旦”等，还有“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反映了中原汉族视野下中原汉族人民与周边人民的关系。甲午战争失败后，全国朝野发出了“保国、保种”的呼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又进一步道出了世界各个民族都面临生存竞争的“族群理念论”。梁启超沿着这个思路，开始以现代民族理论来思考问题。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首次采用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1902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他首先使用了“中华民族”的观念。1903年他又提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1905年，梁启超发表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指出中华民族是我国境内所有民族从千百年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大融合的结果。汉、满、蒙、回、藏等融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大一统民族。梁启超得出了结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相当长的时间内，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革命派还是将“反满”、“反清”革命作为“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的旗帜，而梁启超则指出了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中隐含着大汉族主义。此后双方论战的过程中，孙中山等革命派也逐步认识到过分强调“反满、排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最终接受了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的观点。在1912年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时，孙中山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号召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中华民国最初的国旗，就是横排五条颜色并列，象征中华民族的“五族共和”。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郑重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

历史学家黄仁宇以大历史观总结了中国近代史，并从中国社会结构出发分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他的观点颇有见地。他认为从民国时期到1949年之后的历史可以被看作一个整体。中国从宋朝繁荣的商品经济退缩到农村村落经济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无法应对西方现代国家的挑战。随着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中国也开始了自己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他认为1949年之前的中华民国重构了一个现代的上层结构，但这个结构仍然无法与中国的下层结构沟通，他以鲁迅的小说为例说明上层结构的精英人士与底层结构的农民根本无法沟通，所以国民党时期的中国还是一种“头重脚轻”的政治结构。

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则彻底重塑了中国的下层结构。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强大的动员能力，把普通农民组织起来支援前线，进行了土改和扫盲，为中国社会后来的“数目字管理”奠定了基础。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则重构了中国的中层结构。所谓中层结构指的就是司法、监察、银行、税收、物流等服务于现代市场和现代国家的各种技术和制度支撑。虽然今天中国还有人认为只有建立与西方同样的政体才算建立了现代国家，还有人仍然怀有所谓的“现代国家焦虑”继续激烈地谴责中国的文化和政体，但这些人的观点在中国已被边缘化。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和国家的认同从未像今天这么强烈，中国现代国家的体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焕发优势。

换言之，通过长达百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由上、中、下三层结构组成的强大的现代国家，形成了空前统一的政府、市场、经济、教育、国防、外交、金融、货币、税收体系。但我们国家又和一般国家不一样，“文明国家”的许多传统并未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而消失。恰恰相反，它们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在现代国家的载体中得到了更好的发挥。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颇有争议也很有影响的书《当中国统治世界》。 尽管这个书名不太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处世方式，但与其他学者不一样，他在书中对“文明国家”这个概念作了比较正面的阐述，已经基本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值得我们肯定。他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世界上有许多种文明，比如西方文明，但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国家。中国人视国家为文明的监护者和管理者的化身，其职责是保护统一。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深藏于中国的历史中。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眼里的国家”。 他在书中也引用了我关于中国模式的观点，认为中国模式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 他关于中国是“文明国家”的观点对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崛起以及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有所裨益，也启发了我对“文明型国家”的部分论述。

但是马丁·雅克亦认为中国的“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两种特性之间会有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把中国拉向不同的方向”。他由此推断中国今后可能在东亚以某种形式复活自己历史上存在过的朝贡体系，以及中国人的种族优越感可能会导致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某种挑战。 马丁·雅克的说法表明，他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西方学者那种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对立起来的思维方法。依我之见，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交织在一起，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是一个把“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长处结合起来的国家，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巨大整合能力。

我认为，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接受了现代国家主权和人权的主要观念。中国不会恢复朝贡体系，也不会拥抱种族优越论。我还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而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又使它与众不同，这就是“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与“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在概念上的差别。前者融“文明”与“（现代）国家”为一体，而后者中的“文明”和“（现代）国家”则常常是一个矛盾体。作为“文明型国家”， 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未像现在这样既古老又年轻，既传统又时尚，既中国又世界。一个古老文明，同时又具备了现代国家的品质，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就是今天的中国。 czTcUHt1/5/kyVB/3HMT6t8A85qFE508nEUDOD0ouN0Y3RTiybqNIGmwsD+1O+K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