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已经成了必备的现代学识，而索氏的早期代表作，也已经成了发言表态的常谈。然而，这位俄苏作家漫长的一生，为什么总在出人意表地急转弯，而他毕其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又终究追求到了什么，那就很难为人所知晓和理解了。实际上，由于相关卷帙的浩繁，由于所需语种的多样，由于对知识面、平衡感和理解力的要求，更不要说，还由于对思想勇气的考验，就连不少程度不同地读过索尔仁尼琴的文人—不管他们是记者、作家，还是教授—也都很难对他进行全面而平衡的了解。他们往往率尔提出自己想当然的解释，把索尔仁尼琴当作了打笔仗的由头，用来简单肤浅地影射身边的事物，这就更显得这位作家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了。

回想起来，我还曾在写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中，更具体地设想过此项研究的难度：

这是极为困难也极为重大的题目：其一，考虑到索尔仁尼琴本人既长寿又坚持不懈的写作活动，也考虑到围绕他的种种重大争论，就必须完成大得惊人的，同时针对一手及二手材料的阅读量。其二，考虑到俄苏历史的种种重大转折，又考虑到索尔仁尼琴毕生都处在这种陡转的峰顶，就要求研究者在把握这位作家时，必须对于他所经历的复杂历史语境，具有全面、精准而平衡的掌握。其三，考虑到索尔仁尼琴跟西方的分分合合，考虑到他所背靠的东正教传统，相应的研究视野就不能再局限于中俄比较文学（尽管也应为此而撰写相应的章节），而必须升入更广阔的世界格局之中。

这当然也就意味着，选择了以索尔仁尼琴为研究对象，便是主动承担起了解释相关难题的重责。而这些难题归纳起来又不外乎，要以深入的细读、充分的论证和同情的体会，来探索这位如此多面的索尔仁尼琴，到底有还是没有其“行动逻辑的一贯性”？以这样的要求来衡量，作者在经过了极其艰苦的努力，甚至付出了病痛的代价之后，可以说是达到了相应的要求。也就是说，作者终于找出了某种能够“一以贯之”的逻辑，即“始终坚持以‘对抗性写作’来提示当前的主要危险”，来解释索尔仁尼琴充满变数的一生，从而使他漫长的写作生涯融合为一。由此一来，这位俄苏作家生命中的每一次陡转，就都在我们眼中变得既具有连贯性，又具有临界性了，因而属于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特别是重大历史关口中的即时探求和逻辑转折。—至少在我的阅读范围内，这样一种圆融的解释，不光在中文学术界，甚至在世界学术界，都属于富有启发的首创。

读者们也许会生出联想，觉得这样一种圆融的解释，或者也跟某种中国式的智慧不无关系，比如孔子就既说过“吾道一以贯之”，又说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过，我还要再就此补充一点：在主观意识乃至客观事态中达到平衡，这当然是全体人类都必须追求的，否则我们就只能坐视内在和外在世界的倾塌；然而，尽管同样是在规避风险，同样是在进行危机处理，各个文明或民族却发展出了不同的方式。正因为这样，如果和孔子“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相比，俄罗斯那种昂扬激愤的知识分子传统，却让索尔仁尼琴更倾向于去以某种毫不妥协的战斗姿态，来对当前的危险发出厉声的提示。他是要把整个的身体都压上去，好以自己的重量来扳平社会的跷跷板，他是要跟那个犯了错的历史结构去拼命，好让历史因为自己的抉择而不再那么失衡。—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索尔仁尼琴本人并不平衡，相反，他非要偏向历史的另一端，才能把自己的性命都当成了砝码，以寻找良心和历史间的再平衡；同样，索尔仁尼琴本人也并非没有表现出偏激的态度，而问题只在于，究竟如何去理解和谅解他的偏激。正因为这样，我又在写给作者的信中提醒，一定要把索氏所面临的“困境意识”写出来—

终其一生你的主人公都是在追求，而且正是这种追求的急切，到了不同的历史关口，才自然而然地表现为不同形态的偏激，而绝对不要把他写成一位不偏不倚的亚里士多德。

受上述写作要求的制约，这本书自然要被写成某种“传记性评论”。记得自己以前曾经感慨道：

索尔仁尼琴的生命之长，还表现在他对写作的坚持上。令人感动的是，这位伟大作家偏在得过了诺贝尔奖之后，还能推出这么多不朽之作，甚至可以说，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扛鼎之作，既包括早已读到的《古拉格群岛》，也包括刚刚开始迻译的《红轮》，都要么是在他得奖后印行的，要么是在他得奖后创作的，以至于简直就教人感叹：要么那个奖发得太早了，要么那个奖该多发几遍！

由此也就完全可以理解，被研究者本身的这种特征，便使得对于他的学术研究，最好是沿其生平追求而展开，并且由于他本人总会出人意外，而自然显得峰回路转、一波三折。不过，还需要跟着补充说明的是，这样的“传记性评论”虽是沿着生平轨迹来写，却又不必写成事无巨细的传记。—毋宁说，正因为充分意识到了“理解索尔仁尼琴的难度”，而又立志要去尝试挑战这种“难度”，作者就只能在披荆斩棘般的驳议中，来构想并展开本书中的主要篇章。 5RY+u0C47UZdvtE+oaDBhM8AhMcztj9pwVc+sVFaTECQ6VsMzm1cdwVElBul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