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引子与回旋

—自我互文与意识推进

在编定这本新的文集之前，我要先写出一篇简短的序文来，以解释自己写作的一个原本是微不足道的特点，—然而它却既构成了这些文章的某种标志，从中也可以见出我自己平生的一点追求。

就在最近，又有一位爱读我这些文章的朋友写信过来，谬奖我是“最会也最敢”进行“自我引证”的。—不过，说“最会”我自是不敢当，说“最敢”却又太自负了吧？所以照我说，只是养成了一种改不掉的积习：只要能回想起在哪个问题上，自己早已白纸黑字地、心劳日拙地论述过了，那么，哪怕那段话只是藏在往日的电邮中，我也很想再把它寻找和引证出来，说明这个问题已被自己认真思考过了。

这种无意间留下的积习，好像还形成得相当之早。记得那还是在1980年代，周国平想让我写篇有关叔本华的文章，收到他那本《诗人哲学家》中去，此兄就曾专门写信来提示我，注意少引点儿自己的“经典著作”。—这当然只是一句玩笑话，因为他这里所讲的“经典著作”，只不过是我早年的那本“处女作”，其中正好也讨论过叔本华的思想。由此回想起来，朋友们对于我的这种习惯，大概在几十年前就有了解吧？

陈来兄也就此跟我交换过看法，委婉提出我这种写法至少是“不合常规”的，而我对此当然也坦率地予以承认。只不过，再等碰到了某个旧有的节点，它既构成了哪篇新作的学术环节，而眼下却又不能把它论述得更好，那么，除了把以往的思考老老实实地引证出来，我还是不知道如何是好。虽则说，既然这些文字原是自己写的，那么，即使再把它依样复述一遍，不去打上引人注意或授人以柄的“引号”，也并不算违反任何学术的纪律，可是，我偏偏不愿随这样的大流，—因为我几乎是从一开始，就从这里边看出了不无可怕之处的，会让思想疏懒甚至堕落下去的危险。

事实上，已经有太多的人早在这么做了！跟那些公然的剽窃行为不同，这些人大概还不致去抄袭别人；可他们千真万确、切切实实地，就是在不断地重复着自己，甚至只凭着同一种人所共知的意思，就能不厌其烦地生产出大批论文来，以掩饰自身创造力的减退乃至枯竭，也顺便来应付一下好大喜功的上峰，以便再从那里讨得皇粮和封赏。—既已置身在如此恶劣的世风中，我就更要把以往的思考都给标示出来了，以便在新的作品中可以和盘托出，让读者们知道哪些想法是自己新近萌生的，而哪些想法则只是以前想起来的。

当然，这种“不合常规”也未必就能普遍适用，不然的话，只怕它又要变成一种新的“常规”了。我无非是觉得，如果不考虑太多外在的清规戒律，那么，它至少还是适于我本人的内心状态的，尤其是，它适于我现在这种越来越放松且越来越流利的写作状态。我甚至觉得，实则孔子所讲的“学而时习之”和“温故以知新”，大约也就应当是这种样子，—也就是说，每次阅读都必须要有所突进，每次思索又必须要有所回顾，而这种在意识深处的回环往复，也正好意味着心智开展的健康过程。

难免遇到尴尬的是，在这类的回味与反刍中，尽管每一次惊喜的发现，都曾经在认识上有所推进，可过些时日再来不经意地回看，却又总会难免遗憾地发现，其中仍然留下了很多未尽之意。不过反过来说，也正是在这片新打开的天地中，自己以往所发出的那些思考，偏又意外地获取了新颖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自己所进行的每一次自我回顾，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自我引证，都是要在新开的知识疆土中，赋予那些引文以更多的、以往未曾包含的意义；而这种解释学意义上的自我阐释，也正说明心灵要在“必要的张力”中，保持着可控和可欲的开放。

既然这样，也不管人们是否要“知我罪我”，为了预先就提出某种借以搪责的理由，我都要把这种别有考虑的“自我引证”，形容为我已讲过的所谓“自我互文性”—

我就此给出的自我辩解是：就算从消极的角度来讲，这样做也是在希望，这种跟自己昔日作品之间的特殊的互文性，至少也可以作为具体的人生轨迹，记录下一个坚持思考了几十年的、活生生的生命；而若从积极的角度来讲，这样做更是在希望：那些被援引过来的旧有的段落，一旦被拉进更上一层的构思之中，也便可以在崭新的语境与框架下，获得它始料未及的新颖意义。

而进一步来反思，暗中在推动着这种意识发展的，当然还在于潜藏在自己心底的，肯定只能是到死方休的求知欲，—也就是说，正由于童年遭逢了“文革”的赤焰，难得能碰得到值得一读的好书，我便养成了作为心理反弹的，对于阅读活动的饥渴要求。虽然读到了现在的份上，已经有人在网上夸张地表扬，说跟我聊聊天会感觉我是“没有死角”的，可我仍然是“自家有病自家知”，深知自己在学识上的各种局限，并且一直都在引这一点为耻。—实际上，也正是部分地为了雪耻，尽管已经把书读了几十年，而且也已经读过了60岁，我每天仍要夜读到更深时分，还经常会在万籁俱寂之时，为了自己刚刚弄懂了某种道理，而它看起来又是如此重要，惊出了一脑门子的冷汗！

由此说来，如果以那句“狐狸知道很多事，刺猬知道一件事”为标准，那么，至少从我个人的本意出发，我是想要当一只思想“狐狸”的。也正因为这样，我才会在以往的文章中写道：

伯林正是借助于这么个比喻，向我们活灵活现地展示了某种精神性格的丰富侧面，它好奇、博学、贪心、试探、存疑、机敏、善感、警觉、胆小、惊悸、易变、随兴、温和、节制、妥协、退让、散漫、慵懒、讨巧、饶舌、幽默、嘲讽、现实、现世、世俗、人文……而且唯其如此，这才是一只既有复杂内涵又有难逾局限的正在思想着的狐狸。

很显然，在对于狐狸的这许多形容语中，有不少应属于我自家体贴到的。

可有意思的是，无意间我竟又从网上胡乱读到，有人反把我说成了思想的“刺猬”，尽管又只是一只所谓“狐疑的刺猬”，或者用那位作者的原话来讲，是“一只小心翼翼行进在平衡木上、始终保持狐疑态度的刺猬” 。对于此语，我先是感到有点愕然，可过后再仔细寻思一下，又觉得如果在“无论知道多少事，还是为了一件事”的意义上，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此表示认同。—也就是说，无论自己这辈子读过多少书，写过多少书，编过多少书，毕竟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在不断的阅读与反思中，去步步为营、渐入佳境地打开自己的心智。

不待言，凡是只能照这样子去发展心智的人，即使还不算什么“天资愚钝”之辈，也绝不会是凡事都能“生而知之”的吧？所以让人沮丧的是，要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只怕自己还是当不成那只“刺猬”的。我觉得，那样的学者简直都不必再学习什么了，甚至也不必再去知道“很多事”，就能自信已经一把抓准了“一件事”。正因为这样，我才明确地区分过两种阅读的方式，而其中的一种，正属于—

学究式的钻牛角尖，它坚持以还原主义的固执态度，沿着文明的脉络去反向寻踪，以为准保能找到最本源的解答，而忘却了历史从来都充满偶然，根本就不可能命令它重演一次。

当然无论如何，敢于这样做也会有它的优点，那就是能够“以不变应万变”，从而避免了内心的杂音与纷乱。

相形之下，作为内心充满“狐疑”的狐狸，就没那么幸运了，而必须在“坐拥书城”的同时，也去接纳由那些砌起城墙的书本所发出的、彼此间又并不合拍的信息，正如我紧接着上文又写出的、也同样有过亲身经历的描述：

它基于现存语境的麻烦与问题，向着内心原本已很复杂的意识，又不断叠加刚刚获得的文化信号：“哈—！这个看法很有点儿意思，值得记下来去慢慢回味，看看跟以往的想法能否合拍……”在这样的阅读心态中，当然也就要容忍一定的杂乱、脱节与朦胧，绝不可能只根据一个新加的片段，便马上就对以往的知识全盘洗牌，否则就只能表现为一种“思想的洁癖”—经由冒失的一洗再洗，把自家头脑不断地“格式化”，直至单薄和偏激得近乎白痴。

应当承认，这样做也是同样会付出代价的，那就是内心中不免要充满杂音，往好里说，可以是对话性和多声部的，而往坏里说，则干脆属于思维的嘈杂与混乱。我想，当孔子指出“思而不学则殆”和“学而不思则罔”时，他差不多也正是在指：无论是作为思想的刺猬，还是作为思想的狐狸，都有可能遭遇到相应的危险。—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就必须时时警惕着，在思想上光有“发散”的力量还不够，还要同时再具有“聚敛”的力量，并让这两者组合成精神的“合力”。换言之，一位真正够资格的思想者，不能只满足去当个“两脚书柜”，只顾着每天往里边充填什么，还要在“无所不读”的静夜过后，又于午后去进行充满了喧嚣也充满了“自由联想”的散步，以消化和整合进入头脑的信息，让它们到同一张“智识之网”上去各安其位。

正是这样，自己于往日发出的种种思绪，便通过不断回顾与反省，联结成了为我独有的“智识之网”。只要这根“芦苇”还在思想着，它就会不断地织补、加密与扩展，而这张网一旦被全部打开，那也就是我自己全部的生命历程了。同样是这样，我那些作为回顾与反省的自我引证，即使看上去确实有点“不合常规”，却也有助于这张“智识之网”的形成，—它不断地在把往昔的认识带到当下，也不断地在以今日的意念来重组过去，正如我前些时曾经就此所写的：

许多绞尽脑汁的学术话题，只要是被自己下力碰触过的，我都不会再轻易地放过，总会把这个主题悄悄发展下去，直到那些看似无关的思想线头，能从各个方向被收拢过来，联结成一张疏而不漏的网。

就这一点而言，刚才提到过的那位朋友，又在后来的一封信中描述说：

你的这种自我印证，就好比巴赫的无穷动，一个基础旋律被反复跟进变化—不是复制，是重复带来的新意，是音乐。

同样，这一方面仍然属于“过奖”，而另一方面又不妨说是“知言”，也就是说，不管我本人追求到了多少，人家至少知道我是在追求什么。既然如此，我也索性从音乐家圣桑那里，借他那首小提琴随想曲的标题，来为这本新书命名，而这就是所谓《引子与回旋》的由来。—这至少足以表明，在看似兴之所至的随想中，在随机穿插的情绪变幻中，其实真正“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在“引子”与“回旋”之间的这种对话，或者说，就是从最初的那个动机开始，所牵引出来的不断前行又不断回归的无穷思绪。

实际上，这样做最大的不便之处，就是在行文时会碍手碍脚。—过去的思想对于自己而言，既构成了一排上升的阶梯，也会构成一道无形的牵绊，不再能任由我去天马行空，有如随心所欲的、断了线的风筝。而反过来讲，这种内在的约束也同样说明了，我是打内心就厌恶某些学术“玩家”，他们竟如此地“艺高人胆大”，总是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思想观点玩弄于股掌之上。哪怕是要把昔日的立场彻底推翻，这些人也不会感到一丝迟疑，只顾去一路宣讲现在最想说的，而对于自己以往所持的论点，则干脆表现出那根本就不值一提，最好是谁都不要再去提它的态度；甚至，即使有谁固执地、有点煞风景地再来提示，说他以前的观点不是这样的，他们也是几句话就打发过去，就好像不知道那是“哪个傻瓜”说过的。

无论如何，那些都是“聪明人”才有本事去玩的——尽管要是弄得不好的话，有时也会落得“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也就是为什么，就像黑格尔曾经反转过“主奴意识”一样，无论在私下里还是在公开场合，我也常常在“傻子”和“聪明人”之间，反复地去指出其中的辩证关系—

“历史从来都是傻子创造的。”刘东觉得“袖手派”们太“聪明”了，反而是自己愚钝得很，也正因如此才做得如此丰富：“聪明人太聪明了，他们只能被历史创造，哪儿能创造历史？都说黄河东流去，然而九曲黄河，从来都没朝过正东，太聪明的人，都沿着切线飞出去了，只有咬定青山，朝着日出的方向走过去吧！”

的确，尽管我生性就不会虚伪地自谦，然而在作为生命支撑的、决不可逢场作戏的治学过程中，我却从来也没有敢耍过什么“聪明”。正因为这样，其中的学理对我也就显得“很难”，而我对它也就只有诚惶诚恐而已，连一丝一毫的幽默也不敢妄发。再者说，虽说我由于内心充满了“狐疑”，不敢说已然把握到了那学理的整体，甚至都不敢咬定它一准就是个整体，但自己在另外的意义上，毕竟又是一只“狐疑的刺猬”，所以，我也只能以始终如一的姿态，去窥视它、测验它、探求它，以不断地把握住它的崭新侧面，以及在这些侧面之间的内在关联……

毫无疑问，如果我意外而尴尬地发现，刚刚发现的那个侧面跟以往的发现之间，并不存在若合符节的关系，那么我自当要为此而大伤脑筋。可即使如此，我也不会简单丢掉以往的判断—须知那也是经过认真思考的，也仍然包含着相当的道理—而会再去进行通盘的考虑。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上，如果我最终懊悔地醒悟到，自己以前的某个判断确实弄错了，那么，我一定会郑重地指出来，以向公众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但反过来说，如果我最终又惊喜地确信，自己新近获得的某种领悟，跟以往所认识到的某个侧面，不仅不存在背离、脱节和抵牾，反而还存在相当的妙合与互补，那么，我也会借助于自我引证的方式，把思想间的这种契合再给指出来。这后一点，对我来说是尤为重要，因为它正说明了自己的工作在持续，而治学的生命也没被白白耗费。

最后，既然已经说到了“愚钝”或“笨拙”，那么至少在一件事上，自己是一向都自叹弗如的，那就是在“学院政治”或“学术经济”方面。且不说糟心而让人沮丧的前者了—那可以说是当前最大的校园污染—如果经济学的一般原则是，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那么，谁还会像我这个笨伯一样，大半辈子都不去抓紧写作，反而到了都快要退休的年龄，什么职称都不需要再评了，却越来越写到兴头上来了呢？一般而言，到了这个年龄段的学者，如果不是已经在鞠躬谢幕，也大多只是在上演“返场曲”了。可我呢，却请人写下了黄宗羲诗中的一联—“书到老来方可著，交从乱后不多人”，并把它郑重放到自己的书桌旁，算是一心一意地闭门谢客了。我甚至觉得，也只有到了这样的阶段，自己的写作才摆脱了被迫的感觉，才更像花儿在自由自在地开放；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自己的“智识之网”才略显阔大一些，写作起来也才稍觉游刃有余。

这么说来，竟又有点像是一只执拗的、死死咬定的“刺猬”，或者一只“刺猬型的狐狸”？其实，我对这种形容也搞不大清。不过至少有一点：自己虽是不断在开拓知识疆土，却又确实不断在重返思想的主轴，而那轴心就是中西接壤的文化边界，因为在我看来，那正是我们这代学人最大的命门。—事实上，收集在下面的这一批文章，也正显示了这个回环往复的过程，或者这种既发散又聚敛、既开拓又守成、既跨越又回归的心路历程；与此同时，沿着自己心中不断积累的问题意识，学术的难题总是解了一道又出现一道，而像是朝露一般有限的生命，也正向那令人敬畏的无限学理，诚挚地展开了拥抱和归化的进程。

无论自己此生能够追求到多少，也无论这世间还有多少的不如意，正如我刚刚对一位清华弟子讲过的，自己此生终究还是有幸以思想为业，—而那正是在人类文明社会中曾经出现过的、最为高尚可爱的工作！

2016年1月17日于三亚湾·双台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