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and the Theory Innovation in Chines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 陈开和
Chen Kaihe
摘要： 发展传播学是研究传播与国家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传播学分支学科，本文从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理论创新的必要性谈起，着重分析了发展传播学的主要发展阶段，及其对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理论创新的借鉴意义。文章认为，借鉴发展传播学的理念和价值取向，不仅有助于厘清国内学界对于新闻学和传播学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些误区，也有助于我国新闻学理论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 发展传播学，发展新闻学，中国新闻学
Abstract： As a branch subject of communication，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necessity of theory innovation in Chines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emphatically analyzes the main developing stages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for the theory innovation in this field.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reference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may not only clarify several academic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but also contribute to the innovation of journalism theories.
Keywords：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development journalism，Chinese journalism
从1918年北京大学开设新闻学课程，成立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算起，我国的新闻学教学与研究已经有90年的历史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受到高度重视。2004年初，中共中央通过《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把新闻学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九大学科之一，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大大提高。与此同时，我国的新闻事业正在快速发展，新闻传播实践日益丰富。这些都为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性。
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今天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
但是，在理论创新方面，近年来我国的新闻学研究“步伐显得缓慢，有时甚至给人以停滞不前的感觉”。
可以说，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的蓬勃发展相比，新闻学的理论创新是相对滞后的。因此，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术界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我国新闻学研究的主流和指导思想，这是不言自明的。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律，我们还必须积极推进理论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来回答和解决新闻事业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出现的新问题。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因此，我们的新闻学研究应该开阔思路和视野，在借鉴传播学及其他学科知识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和发展自己，正如陈力丹教授所呼吁的，要加强“新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一些原理，“使之成为新闻学有机的一部分”。
本文着重谈谈发展传播学对于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理论创新所具有的借鉴意义。
在学科渊源上，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我国，新闻学都比传播学更早出现，施拉姆曾经把大众传播学称为“广义新闻学”，认为大众传播学可以包括新闻学。
4传播学的概念进入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刊物最早介绍传播学的时候，都是把它放在“新闻学”栏目下面。1979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编的《国际新闻界》第一期上面，刊登了张隆栋摘译的《公众通讯的过程、制度和效果》一文，是放在“新闻理论”栏目下面的；
1981年5月复旦大学新闻系主编的《新闻大学》第一期，刊登了陈韵昭的文章《传学浅谈》，是放在“新闻学讲座”栏目下面。
所以，可以说，国内学者早期引进传播学时，是把它作为新闻学的一个借鉴的。
后来，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国内有很多讨论，有时甚至进行了很激烈的争论。有的认为传播学是拯救新闻学命运的活水；有的认为传播学是会让新闻学枯萎下去的祸水。现在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传播学丰富了新闻学，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改革和完善新闻学，但传播学并不能取代新闻学。笔者也同意这样的看法。然而，究竟传播学在哪些层面上丰富了新闻学（如受众理论、效果理论等），新闻学在哪些方面又是传播学所不能替代的（实践方面）。这些问题，学术界都还没有定论。
本文的目的，是从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即发展传播学的角度，看看它对我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理论创新有哪些借鉴意义。
作为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发展传播学诞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它的研究对象，是各种信息传播活动与国家发展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但西方早期的相关研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目，有的使用“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一词，但更多的是用“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或“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一词。除了研究目的（即以传播促进国家发展）上的共通外，它至今并没有获得普遍认可的严格的学科边界，相关的理论虽然越来越成熟，但都还处在演变和整合的过程之中。
大体上，发展传播学的进展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20世纪50至60年代是发展传播学的初创阶段。这个时期，西方列强主导的全球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诞生了一大批独立国家。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建设面临重重困难。随着东西方阵营“冷战”的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阻止新独立的国家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以各种手段引导这些国家向西方资本主义体系靠拢。美国及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在政府和部分私人团体的大力协助下，将研究焦点投向亚非拉社会，开展了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原因及援助策略与措施的种种探讨。在此背景下，发展传播学作为发展研究的一个分支出现了。以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Rogers）、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和施拉姆（Wilbur Schramm）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纷纷提出了借助大众传媒来推进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各种理论模型和政策建议。在他们的著述中，媒体被认为能够有助于塑造社会成员的现代人格，促进新技术和新观念在社会各阶层的扩散，从而加速国家的现代化。
这些学者眼中的“现代化”，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蓝本的，因而他们所界定的国家发展中包含着深刻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强调的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现代人格”的形成。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失》一书中把发展中国家的人区分为“现代人”“传统人”和介于两者之间的“转型中人”，他们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的差异，而媒介在这种差异的转化方面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
随着“传统人”的消失，“传统社会”也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将是与西方社会没有太大差异的“现代社会”。至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人格”对于现代化的积极意义则被忽略了，甚至被当作是阻碍“现代化”发展而必将被抛弃的东西。在研究方法上，这一时期的发展传播学研究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即以实证的方法对大众传播在社会中的功能和效果进行研究。
一方面是以个人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对落后国家的媒介与国家发展提供理论方案，关注的焦点是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第一代发展传播学者的研究目的，又带有明显的国家中心主义（state-centric）色彩。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是传播学研究的重镇之一，它采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如何控制大规模人群的态度和行为，尤其是如何运用大众传媒去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发展。其经费大部分来自政府机构。
短短几年之内，MIT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就完成了一系列国际传播问题的研究报告，其中专门给“国际传播”下了一个定义：它“是指通过言词（words）、印象（impressions）和观念（ideas）的交换，去影响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之间的态度和行为”。
很明显，MIT的国际传播研究实际上是二战期间宣传战研究的继承和发展，其出发点是为美国政府及其决策者服务，是从属于政治的，离真正价值中立的客观研究非常遥远。当时还没有提出“发展传播学”这个概念，但从事实情况来看，这个时期美国的国际传播研究与后来所称的发展传播学研究，很大部分是重合的。
总之，西方学者主导了第一阶段的发展传播学研究，他们密切配合其政府在“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需要，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西方国家的政府主导的，它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同时又兼具价值取向上的“个人中心主义”以及研究动机上的“国家中心主义”。但是，他们所研究的问题以及部分理论假设，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比如，罗杰斯所提出的创新推广的基本模式，至今仍被世界各地很多学者用作研究大众传播与农村发展之间相关性的一个理论基础。施拉姆关于大众传播媒介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发生作用的方式的论述，同样包含着一些合理的因素。
这些早期学者提出的理论模式也不断被新的研究所检验和修正，并被赋予新的意义。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是发展传播学的第二阶段。由于五六十年代的发展传播实践并没有明显地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因此传统的发展传播学理论受到来自发达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学者的挑战。美国的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欧洲的汉姆林克（Cees J.Hamelink）、诺登斯特朗（Kaarle Nordenstreng）等一大批欧美批判学派学者转而关切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传播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和文化自主权带来的冲击。
他们试图超越发展中国家的内在因素，从更广的视野来探讨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席勒提出的美国“媒介霸权”和“文化霸权”问题在学术界和国际社会引起较大反响。席勒认为，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介是美国国内军事集团、工业集团和传播集团相互结盟以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工具。面对西方强势媒介刻意带来的文化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自主能力受到严重削弱，它们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也就更加无法摆脱了。在这样的视角之下，批判学派的学者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尽可能地切断与发达国家大众媒介的联系，制定合理的国内政策，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内传播体系。
与此相呼应，一批第三世界国家学者在对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强烈质疑之余提出了依附理论，从经济视角强调导致第三世界贫穷的外在因素，并且延伸至文化、科技和政治等领域，深入地探讨制约发展中国家社会进步的内外因素。在国际舞台上，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中心，对于发展与传播的讨论重心也发生了转移，批判学派的观点成了国际论坛的新主流，美国的“媒介帝国主义”成为被广泛攻击的主要对象。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传播问题国际委员会”发表的研究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支持了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基本构想。
在传播与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国际社会明显地出现了第三世界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集体对抗局面，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话语权”的垄断逐渐被打破。
第二阶段的发展传播学研究，颠覆了第一阶段研究中以发展中国家国内因素来解释和推动发展的传统范式，跨国控制以及国内自主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中心。考察当时的国际关系背景可以清楚地看到，发展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兴起，与六七十年代国际政治的变迁刚好相互呼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学术取向与政治趋势相互配合的另一个例子。当时的国际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亚非拉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面对西方强权主导下的不公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上采取联合自强的策略。类似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NAM）的发展中国家组织，成为国际社会中一股重要力量。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推动下，国际传播不平衡问题被提到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些重要国际组织的议事日程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为讨论国际传播秩序问题的主要讲坛。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召开专家会议，讨论国际传播问题。在80年代中期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几乎每年都通过关于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决议或声明，要求发达国家更多地重视媒体的社会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传播基础设施，促进国际新闻和其他信息更加公正和平衡地流动。
欧美不少批判学派的学者，如诺登斯特朗、汉姆林克、穆拉纳（Hamid Mowlana）、洛奇（Colleen Roach）等，都曾在这段期间直接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项目。随着美国、英国先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该组织作为国际传播论坛的作用也逐渐减弱了。国际传播秩序问题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中似乎不再成为焦点，批判学派的学者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研究，但他们的声音似乎也更加微弱了。
“冷战”结束以后至今的20年，是发展传播学理论进展的第三个阶段。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社会的集团对抗现象不再，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加速进行的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发展传播学的核心议题，即如何利用传播媒介促进国家的发展，仍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但是西方学者的研究视角和重点则随着时代的变迁再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包括原来的批判学派学者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开始试图超越传统的“国家”和“国际”的视角，从更宽广的全球和平与发展的角度来审视传播问题，并出现了一批比较重要的著作，比如，在1996年出版的《变迁中的全球传播：多样性的终结》一书中，穆拉纳就用了很大篇幅探讨全球传播对本土社区（community）、国家以及全球发展带来的新冲击，主张在认识论层次上调整我们的取向（epistemological reorientation），以开放的态度和全球的视野，努力超越本土语言和文化的局限，真正从“全球的角度”（global approach）来研究传播与发展的关系问题。
欧洲学者、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前主席汉姆林克早期以很大热情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自主（cultural autonomy）问题，他曾经呼吁并亲自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推动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方面的工作。
但是，90年代以后，他的写作出现了明显变化，开始更多地强调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而不是对抗，并主张更多地从人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因为“所有的人都是重要的”，而世界上现存的种种政治机构并不都符合这样的原则。因此，在他看来，人权就成为发展传播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出发点。
其他许多批判学派的学者，也力图矫正传统国家中心主义的方法，从更广的角度来看传播与发展问题。
就国内层面而言，这个时期的发展传播学者，非常重视基层民众对传播过程的参与，他们更多地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提出了“参与式传播”（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的理念。因此，在大众媒介之外，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的重要性被大大提升了。此外，与早期以西方国家为中心和蓝本的发展传播学主张不同，这个时期的学者更多地强调“因地制宜”的必要性，不认为在传播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普遍有效的单一模式。他们认为，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发展阶段的国家，可以有不同形式的民众“参与”传播的方式，“也许并不存在适合所有文化的理论概括和应用方式”。
对于西方主导的传播体系，他们不再主张全面抵制和对抗，而是在维护自主能力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参与其中并开展和平对话。作为新一代发展传播学的代表人物，夏威夷大学的伊朗裔传播学者德黑兰尼安（Tehranian）提出，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新闻传播应该努力促进保存本土文化、维护民族特征和民族自信心。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有选择地参与资本主义体系，但在对外开放的同时要保持民族的独立自主，避免受到外国控制。至于具体的发展道路，由于各国发展阶段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应该鼓励多元探索。
因此，这个时期的发展传播学继续关注媒体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这个焦点，但改变了以往把国内因素或国际因素作为唯一变量的理论模式，更多地强调了国内外因素的平衡，以及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平衡。应该说，这是对前两个阶段发展传播学的超越。
我国学者对于“传播与发展”这个领域的引介，最早是在1982年。有意思的是，当时并不是直接去阅读西方相关的著述，而是通过翻译苏联学者的文章来批判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1982年第4期的《国际新闻界》上刊登了一篇经过编译的、题为《西方传播学向发展中国家的输出》的文章，这篇译文的来源是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主任查苏尔斯基主编的《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一书。
1982年《国际新闻界》上的这篇编译文章，介绍了西方学者有关“传播与发展”的一些著作，包括施拉姆的《大众传播工具与国家发展》、席勒的《传播与文化霸权》等等，文章把它们通通都当作必须加以批判的“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认为是西方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和控制的工具。
又过了7年，到1989年，在复旦大学的《新闻大学》期刊上，才第一次出现了比较客观的介绍“发展传播学”的文章，
至今大约有20年时间。那么，发展传播学对于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理论创新到底有哪些借鉴意义？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发展传播学的理念和价值取向，有助于厘清国内新闻传播界对于新闻学和传播学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些误区，有助于传播学与新闻学之间更好地交叉和融合。尽管发展传播学起源于西方且流派繁多，但它所关切的问题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如何更好地运用包括新闻传播在内的各种信息传播手段，促进国家的发展进步和现代化建设。这就是发展传播学所具有的“理想性”，就是说，发展传播学里面包含着一种理想和追求，对于社会发展进步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或者叫理想性）。这种理想性，与新闻学的理想性是相契合的。国内有学者反对把传播学引入新闻学中，就是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会淡化新闻学的理想性，淡化新闻教育中所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甚至有的学者曾经做了这样的对比，认为新闻学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而传播学“服务的最终目标不是广大的公众，而是各种利益集团”，因而担心传播学理论会“抹杀新闻学的特点和价值，使新闻学枯萎下去”。
那么，发展传播学所具有的理想性和价值追求，或许可以减少部分新闻学者在这方面的担心。
事实上，正是基于对国家整体发展的关切，才使得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对发展传播学的研究产生了兴趣，前面提到的第二阶段的发展传播学理论，就包含着许多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的贡献。因此，借鉴发展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促进我国的新闻传播领域的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虽然起步晚了几十年，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有关传播与发展关系的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相关著述日益增多。但是由于缺乏一个比较完善的理论框架，很多研究成果难以形成累积和整合，显得比较零散，妨碍了研究的深化。近年来，学术刊物上偶尔也能看到相关的综述类文章，但深度和广度都还有待加强。国外的发展传播学研究经过几代人的探索，在理论框架、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都积累了相当多的成果和经验。因此，强化对国外发展传播学研究进展和成果的批判吸收是必要的。
其次，借鉴发展传播学的成果，有助于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新闻学。发展新闻学（developmental journalism）是在发展传播学的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它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传播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体现了以促进国家发展为导向的新闻理念和价值观。由于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争论等多方面的原因，发展传播学积极的研究成果还没有被充分地整合到我国的新闻学理论中，“发展新闻学”在国内新闻传播领域的理论论述中甚为少见。
事实上，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不管是政府还是学术界，都高度重视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因此，发展新闻学的价值取向和研究成果，很多都是非常适合中国国情的，比如，新闻价值观方面的“对社会发展有利”“以正面报道为主”等，都值得借鉴。
源于西方的发展传播学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之间有没有共通之处？事实上，这两者之间不仅不会相互排斥，而且还存在着很好的理论结合点。发展传播学虽然源于西方，但是作为一个学科，它的发展演变并非西方所能垄断。即使在西方国家内部，也仍有许多愿意站在全球立场来批判国际传播的不公正、不平衡现象的学者，虽然他们在西方不是主流学派。正如陈卫星教授所言，“正是在传播学这个领域，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西方学者在最严肃地批评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和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揭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传播不平等”。
已故的席勒教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促进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大量论述了生产力发展、制度创新以及人自身发展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当然是把社会利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而不是把个人利益摆在第一位”。
就新闻传播领域而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高度重视新闻传播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新闻传播活动必须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和不变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本身也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产物，“在坚持开放的前提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吸纳营养，不断地改革创新是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永远的话题，也是我们新闻学研究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所要达到的目的”。
总之，发展传播学作为一个演变中的学术领域，其研究成果，能够也应该成为我国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借鉴。
最后，发展传播学的最新趋势，与我国当代的发展理念和新闻传播实践有着高度的契合之处。冷战结束后，发展传播学强调在国内传播活动中以人为本，在保持自主性的前提下加强国际交流与对话等理论观点，与我国的新闻理念和实践是高度一致的。对这种一致性认真地加以分析和研究，有利于促进我们与国际社会在新闻传播领域的理念和实务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陈开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