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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贝索

面对醉酒的贝索，索索害怕极了。“我的索索是个敏感的孩子，”凯可回忆道，“每当他听到门外传来他父亲吧啦吧啦的歌声，他便会立刻跑到我怀里，问我他能否去邻居家待着，直至他父亲入睡。”

疯狂贝索甚至为了能喝上一口酒把自己的皮带给卖了——多年之后，斯大林曾解释说：“格鲁吉亚人只有在陷入绝境时才会卖皮带。” 凯可越来越恨贝索，便也越来越溺爱索索：“我总是用羊毛围巾把他包起来，让他不至于受寒。他也很爱我。当他看到他那醉醺醺的父亲时，他的眼里总会满是泪水，他的嘴唇变成紫色，他紧紧搂住我，乞求我把他藏起来。”

贝索对凯可和索索都很粗暴。儿子是格鲁吉亚男人的骄傲，然而，当“索索是杂种”的谣言满天飞时，这个儿子却成了贝索最大的耻辱。有一次，贝索狠狠地把斯大林扔在了地上，以至于在之后的好几天里，他的尿里都带着血。“这个男孩遭受了没有缘由的毒打，可正是这一遭遇让他变得和他父亲一样冷酷无情。”斯大林的同学约瑟夫·伊利马什维利在其回忆录中说。青年达夫里舍维也记得，凯可“用母爱保护他，不让他遭受任何苦难”，而贝索则“把他当作一条狗，毫无缘由地打他”。

当索索害怕地藏起来时，贝索会吼叫着四处找他。“凯可的小杂种在哪儿？藏在床底下吗？”凯可会竭尽全力阻止他。有一次，索索跑到了达夫里舍维家，他的脸上全是血，他哭着喊道：“救命啊！快来！他要杀了我妈妈！”这位警察赶紧跑到朱加什维利家，他发现贝索快要把凯可掐死了。

贝索的暴行无疑对4岁的索索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凯可记得索索很早就已经学会顽强地抵抗他的父亲。他是在自己家中学会使用暴力的。有一次，为了保护凯可，他朝贝索扔出了一把刀。索索从小就好斗，爱闹事，他是如此难以控制，以至于即便是溺爱他的凯可也必须采用体罚的手段来管教他。

“那些没有朝她丈夫挥出去的拳头施加在了她儿子身上。”一个认识他们家的犹太女人说。据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回忆：“她经常抽他。”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回去看行将就木的凯可，他问她为什么要打他。“这对你没有害处。”她回答道。然而，真的如此吗？心理学家相信，暴力会伤害儿童，它当然不是表达怜爱的方式。很多儿童都有过被酗酒的父亲虐待的经历，在他们成年之后，他们会重复父亲的命运：酗酒，对孩子和妻子施以暴力。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人人都会成为残酷的人。进而言之，施加在童年斯大林身上的家庭暴力或许对他的人格产生了影响，但这不是他所接触到的唯一的暴力。

他们家很快就变卖了斯大林出生的那所房子，变成了流浪者。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们换了9个不同的住所，在压抑的出租房里聊以度日。斯大林的童年显然并不安稳。凯可带着孩子搬到了她兄弟家，但贝索答应她，自己会改变，并把她接回来。可是，贝索“无法戒酒”，而凯可则搬进了神父恰尔克维阿尼家。

凯可发现小索索正在悄然变化：“他变得很内向，经常独处，不再喜欢出门和其他孩子一起玩儿。他说他想读书。我想把他送去学校，可贝索不答应。”贝索想让斯大林学做鞋。1884年，贝索刚想把手艺传给索索，索索却病倒了。

那一年，天花肆虐了整个哥里地区。凯可“听见每个家里都传来哭声”。她最敬爱的庇护者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在一天之内失去了三个珍爱的孩子。这个可怜的人儿悲痛欲绝，几近疯狂”。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另外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活了下来。现在，凯可和“雅科夫教父”又有了丧子之痛这一共通点。凯可精心照料着得了天花的索索。第三天的时候，索索发起了高烧。青年斯大林继承了他母亲的雀斑和红褐色的头发，现在，他的脸上和手上又留下了天花的印迹。因此，他得到了“乔普拉”（意为“长痘疮者”“疤面”）这一绰号，而这一绰号也是他后来在奥克瑞纳中的代号。但他终究还是活了下来。母亲欣喜若狂，可她的命运却就此急转直下——贝索离她而去了。

“照顾好孩子。”贝索留下一句话便不负责任地离开了。斯大林回忆说，贝索甚至要求凯可做洗衣工，并把赚来的钱给他。“有多少个夜晚，我都以泪洗面！”凯可回忆，“我不敢当着孩子的面哭，因为我怕会影响到他。‘斯大林’会抱住我，害怕地盯着我的脸说：‘妈妈，不要哭，不然我也要哭了。’所以，我控制住自己，笑着吻他。然后，他就会问我要书看。”

虽然凯可失去了经济来源，她还是决定把索索送去读书——索索是他父母两个家族中的第一个读书人。凯可“总是希望他能成为主教，因为曾经有个主教造访过第比利斯”，她“当时对他充满崇敬之情，盼望能多看他几眼”。每当贝索酩酊大醉地回来找她时，他总会反对她的计划：“你想让索索读书，除非先把我给杀了！”他们开始吵架。凯可说：“只有孩子的哭声才能让我们停下来。”

贝索对酒精的依赖无疑让他更加病态地被嫉妒心折磨。可是，有关他妻子无视其作为格鲁吉亚男人的尊严并公然出轨的谣言无疑加速了他的崩溃。凯可的困境自然众人皆知：叶格纳塔什维利、恰尔克维阿尼神父和达夫里舍维警长都以各自的方式帮助了她。即便是达托——贝索鞋匠作坊里的好心学徒——也曾照料过斯大林。“二战”时期，达托曾遇到过斯大林，并和他回忆了这段往事。有一次在大街上，一个俄国人辱骂瘦小的索索是“蝗虫”。达托打了那个俄国人，并因此被逮捕了。可法官一笑了之，而这个家的庇护者叶格纳塔什维利因此“请俄国人吃了一顿大餐”。

凯可的生活分崩离析。贝索的生意越来越差，即便是达托也不得不离开，成立了自己的作坊。 “我10岁的时候，”1938年斯大林回忆道，“我父亲失去了所有，变成了无产阶级。他总是说自己走了背运。”不过，他又开玩笑说：“他变成了无产阶级，于是，他的背运反而成了我的好运！不过，当我还是10岁的时候，我可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达夫里舍维聘用凯可来作女佣。她还成了叶格纳塔什维利一家的洗衣工，她总是待在他们家里，索索也经常在他们家吃饭。据凯可回忆，叶格纳塔什维利和他的妻子玛利亚姆都很爱索索，玛利亚姆会给他们很多吃的。或许凯可和叶格纳塔什维利之前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可现在，两人的关系则被坐实了。“我们家之所以能活下来，完全是因为他，”凯可说，“他有自己的家庭，却总是帮助我……说实话，我觉得很不安。”

恰尔克维阿尼神父支持她让索索接受教育。恰尔克维阿尼年长的孩子们正在教幼子们学俄语，凯可请求神父让他们捎带上索索。她感觉到，索索是个聪明的孩子。有一次，恰尔克维阿尼的小女儿无法回答她兄长提出的问题，可斯大林却回答出来了。日后，斯大林曾吹嘘说，自己学会读写的速度比那些年长于他的孩子还要快，以至于不久之后他便开始负责教那些比他大的孩子。“索索读书这事必须严格保密，”恰尔克维阿尼的儿子科捷回忆，“因为贝索叔叔一天比一天凶，他总是威胁我们说：‘不要毁了我的儿子，否则我跟你们没完！’他会扯着索索的耳朵，把他拉到鞋铺。可是，一旦父亲离去，索索便会跑回来加入我们，关上门学习起来。”同时，达夫里舍维也让索索和他的儿子一起学习。

凯可年轻貌美，贝索疯狂暴力，难怪所有人都想帮助凯可。她想让索索成为主教，所以索索得去读教会学校。可学校只接收神父的孩子，她必须蒙混过关。据说，恰尔克维阿尼神父做证说索索的父亲是个助祭，这才让索索得以入学。但这条轶事不见于任何档案记载。我们无从知晓，他是否曾在学校领导耳边暗示过自己或其他有罪的神父才是索索的生父。是否是因为这件事才让斯大林声称自己的父亲是个神父呢？

索索参加了入学考试。考试科目有祈祷文、阅读、算术和俄文。他的成绩优异，学校直接让他去读了二年级。凯可“欣喜若狂”，可是，已经失去工作能力的贝索却“愤怒无比”。

疯狂的贝索砸碎了叶格纳塔什维利酒馆的窗户。凯可跑去向达夫里舍维求救，结果，贝索公然在大街上用鞋匠的工具攻击这位警长。反讽的是，对于侏罗利市长而言，这件事却成为了“警长是索索生父”的证据。然而，达夫里舍维并没有逮捕疯狂贝索。据他儿子说，他只受了点轻伤，而他的确和“十分漂亮的”凯可有暧昧关系，他总是“十分关爱索索”。达夫里舍维只是命令贝索离开哥里。于是，贝索在第比利斯的阿德尔汉诺夫鞋厂找到了一份活儿——那里正是他开始的地方。贝索会时常想念索索，他会寄钱给凯可，请求她原谅。凯可同意过几回，但两人再也无法和好如初。

斯大林的父亲因斯大林失去了作为一个格鲁吉亚骑士，甚至是作为男人的尊严。在崇尚荣耀的格鲁吉亚，这几乎等同于被判了死刑。“他变成了半人半鬼。”凯可说。他也变得自暴自弃。他从凯可和索索的生命中消失了，却从来不曾远离。

库利亚娜夫姐妹刚在哥里开了一家妇女服装店，凯可在她们的工作室找了一份正经工作。她在那里工作了17年。她开始自己赚钱养家，试图“确保孩子幼小的内心不被悲痛所伤”——“我会给他一切”。

她希望他会成为一位格鲁吉亚骑士，而在此之后，斯大林从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她的梦想——他成为了工人阶级的骑士。他曾给晚年时的她写过一封信。信中写道：“一个坚强的男子必须时刻无所畏惧。”他觉得自己更像凯可，而非贝索。斯大林“爱她”，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说：“虽然她经常狠狠地打他，他依然爱她，喜欢讲关于她的事。父亲爱我，他告诉我这是因为我长得像他母亲。”然而，他开始渐渐和凯可疏远了。

贝利亚的儿子声称，斯大林“不爱他母亲”，还有些人——主要是格鲁吉亚人——说他骂她是“妓女”。不过，这些都是企图把斯大林妖魔化的敌对谣言。心理学家说凯可“结合了圣女和妓女的特性”，这可能给斯大林造成了困惑，并让他在此后对性感女性产生疑心。

他对凯可世俗的那一面感到震惊吗？他接受那些保护凯可的男人吗？成年后的他的确变得过分谨慎多疑，但很多人成年后都会发生这种变化。我们所能确定的只是，他成长于一个严格的、虚伪的、尚武的文化环境——可是，作为一个年轻的革命者，他在性事方面却是相当随意的，甚至是无所顾忌的。

据伊利马什维利——他和索索及凯可都相熟，是一个颇有见地的证人——说，索索“只愿为一个人献身，那就是他的母亲”。然而，他们之间的隔阂却越来越大。其原因很有可能是凯可无所不言，并且说起话来带有嘲讽色彩。贝利亚的儿子曾说起她“从不犹豫对任何事情发表意见”，以及她希图控制斯大林的欲望。她对他的爱，正如他对自己儿女和朋友的爱，是令人窒息的。母亲和儿子过于相像正是问题的根源。

不过，斯大林也以自己的方式体认了母亲灼热的爱。在“二战”期间，他曾和朱可夫元帅聊起过她。他笑着聊起凯可对自己的溺爱，说她直到他6岁之前，都不曾让他在眼前离开过半步。

1888年晚些时候，10岁的索索兴高采烈地入学哥里教会学校。这所学校位于新建的火车站边上，是一栋漂亮的两层楼红砖建筑。虽然凯可的生活十分艰辛，她依然竭尽全力确保索索不被那些富裕的神父之子瞧不起。相反，在全校150位学生中，索索的穿着是最考究的。

因此，即便是在几十年后，那些学生们依然记得斯大林第一天入学时的样子。“在众多同学里，我看到了一个陌生男孩。他穿着长及膝盖的阿卡路奇（格鲁吉亚人的正式外套）和崭新的高筒靴，系着宽大、紧实的皮腰带，头戴尖顶帽，上了漆的帽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后来成为索索朋友的瓦诺·克茨霍韦利回忆道，“他又瘦又矮，穿着紧身裤和靴子，上身是一件打褶的衬衫和一条围巾。”他还背着一只“红色印花棉布书包”。瓦诺着实吃了一惊：“整个班里，甚至整个学校里都没人穿得像他那样。同学们都好奇地围在了他身边。”这个家境最贫寒的孩子却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成为了哥里的小明星。那么，到底是谁为这身漂亮衣服买了单呢？神父、酒馆老板和警察肯定给了份子钱。

斯大林虽然穿得漂亮，但惨痛的童年让他显得格外强硬。“我们都害怕他，避免和他接触。”伊利马什维利说，“但我们对他很感兴趣。”因为他身上有种独特的“成年人的味道”，而他又总是“特别热情”。他的确是个奇怪的孩子，当他高兴时，“他会以最古怪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他会打响指，大声喧哗，单腿跳来跳去！” 无论是吹捧斯大林的文字，还是诋毁他的论述，所有涉及其童年的回忆录都一致同意，即便是在10岁的时候，斯大林已然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了。

就在这一时期，或许是当他刚刚开始读书时，他又险些丧命黄泉。“那天早上，我送他去上学时他还好好的，”凯可回忆道，“可是，那天下午，等他们把他送回家时，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他在大街上被马车撞了个正着。男孩们喜欢玩“捉小鸡”，他们会在马车奔驰而过时一把抓住它的车轴。或许斯大林正是因此受的伤。可怜的母亲再次“害怕得快要疯掉了”，不过，医生免费治愈了他——或许是叶格纳塔什维利偷偷付了钱。在斯大林的回忆里，凯可甚至还请来了一个江湖郎中，此人在平日里是个理发师。

他已然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了：他的脚趾相连，脸上有痘疮，还被传言是个杂种。而这次和死神擦身而过的经历让他变得越发古怪，也越发多疑而又内向。事故对他的左臂造成了永久性的创伤，这意味着他再也不可能成为理想中的格鲁吉亚斗士了——据他自己说，他再也无法正常跳舞，不过，他依然可以打架。另一方面，残疾也让他免于“一战”的征兵，他不会死在战壕里了。但凯可所担心的却是这位未来主教的前途。她问他：“儿子，当你成为主教后，你的手怎么能握住圣杯呢？”

“别担心，妈妈！”索索回答，“我的手臂在我成为神父前就会痊愈，到了那时候，我连整个教堂都举得起来！”

哥里完全是一片处于沙皇统治之外的法外之地，“捉小鸡”根本不是男孩在街头会遭遇的唯一危险。于是，优等生斯大林过上了双面人生——他是唱诗班的歌手，也是街头孩子王；他是穿着考究的、母亲的乖宝宝，也是淘气鬼。

恰尔克维阿尼神父的儿子科捷回忆说：“每一天，不是有人把他给打了，让他哭着跑回了家，就是他把别人给打了。” 哥里就是这样一座暴力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