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可的奇迹：索索

1872年3月17日，一位英俊的、风度翩翩的格鲁吉亚小伙维萨里昂·“贝索”·朱加什维利娶了一位满脸雀斑、长着红棕色头发的美丽姑娘叶卡捷琳娜·“凯可”·格拉泽。那一年，朱加什维利22岁，而格拉泽则是17岁的妙龄。他们结婚的地点是格鲁吉亚哥里小镇的乌斯宾斯基教堂。

一位媒人造访凯可的家，把鞋匠贝索介绍给她：他是巴拉莫夫小型作坊里受人尊敬的匠人，而且长得很英俊。在其新近才被发现的回忆录 里，凯可回忆道：“贝索在我的朋友中很受欢迎，她们都梦想嫁给他。我的朋友们嫉妒极了。贝索的确是个令人心仪的新郎，他是个真正的格鲁吉亚骑士，他的胡须很漂亮，并且总是穿得很体面——他拥有城里人的教养。”而凯可也明白，自己和贝索完全是般配的一对：“在我的女伴中，我是最漂亮的，也是最多人追求的。”的确，她“身材苗条，一头栗色长发，还有一双大眼睛”，“着实是个美女”。

两人遵循传统，在日落之后举行婚礼。一位历史学家曾说，格鲁吉亚的社会生活“和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一样充满仪式感”。这场婚礼让哥里这座狂野的小镇陷入了狂欢。据凯可回忆，婚礼“非常豪华”。男嘉宾们都是真正的格鲁吉亚骑士。他们穿着华丽的黑色乔卡，“背宽腰窄”，他们“很高兴，和女孩们打情骂俏，也很大方得体”。贝索有两个伴郎。其中主要的那位叫雅科夫·“科巴”·叶格纳塔什维利。他是摔跤冠军，也是富有的商人。用凯可的话来说，这个当地的英雄“在我们建立家庭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帮助”。

在前往凯可家接新娘之前，新郎和他的朋友在他自个儿家中干了好几杯酒。他们接起凯可，让这两位花团锦簇的新人坐上彩色的婚庆马车。马车上的铃铛发出悦耳的声音，彩带随风飘扬，他们一起来到教堂。唱诗班站在教堂的表演席上；男人和女人分别站在观众席的两边，笼罩在朦胧的烛光中。歌手们开始唱起了高昂而又优美的格鲁吉亚民谣，为他们伴奏的则是一把苏耐尔——格鲁吉亚的管乐器。

新娘在伴娘的伴随下步入现场。她们步伐谨慎，小心翼翼地避免踩到拖裙——那是厄运的兆头。亚美尼亚人哈哈诺夫神父主持了仪式，卡斯拉泽神父向他们颁发证书，他们的朋友克里斯多夫·恰尔克维阿尼神父唱起了歌。他的歌声动人，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大方地给了他十块钱小费”——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仪式结束之后，贝索的朋友们载歌载舞地在大街上游行。他们吹着都都克——双簧风鸣长笛——来到萨普拉晚宴的地点。这种格鲁吉亚传统晚宴都会由一位塔玛拉主持，他们是风趣、机智的宴会主持人。

所有仪式和歌唱都运用了独特的格鲁吉亚语，而非俄语——格鲁吉亚于不久之前才并入罗曼诺夫沙皇帝国。在过去的千年里，这片土地一直被巴格拉季昂王族的子孙统治着。它被西方人称为“Georgia”，被俄国人称为“Gruzia”。这里盛产信仰基督教的、英勇的骑士，长期以来抵御着蒙古鞑靼人、帖木儿王朝、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对它的觊觎和侵蚀。12世纪的塔玛拉女王统治是其最辉煌的时期。鲁斯塔维里的史诗《虎皮武士》（ TheKnightinthePantherSkin ）记载了这段历史，千年不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这个王国分裂成了几个封建公国，它们之间争端不断。保罗沙皇和亚历山大一世沙皇相继于1801年和1810年吞并这些公国。在经历了30年的战争之后，1859年，沙米尔伊玛和他车臣的战士向沙俄投降，俄国人终于征服高加索。1878年，阿扎尔——格鲁吉亚最后一片独立地区——也被吞并了。然而，吞并无法击毁格鲁吉亚人对独立的渴望。即便是那些在圣彼得堡和第比利斯总督宫殿为沙皇服务的格鲁吉亚贵族，也一心向往着独立。凯可一家遵循格鲁吉亚的婚姻传统，并以此为豪，也就不足为怪了。

凯可回忆说，贝索“看上去是个顾家的好男人……他信仰上帝，经常去教堂”。男女双方的父母都是当地王子的农奴——而这些王子则是在19世纪60年代被开明的亚历山大二世解放的。贝索的祖父扎扎是吉里——位于哥里北部——的奥塞梯人 。和自己的祖孙斯大林一样，扎扎是个叛逆者：1804年，他加入了叶利兹巴尔·叶里斯塔维王子反抗俄国的起义军。在此之后，他和其他“受洗的奥塞梯人”在迪迪里洛——第比利斯15公里之外的小镇——安顿了下来，并成为了巴杜尔·马恰别利王子的农奴。扎扎的儿子瓦诺负责照料王子的葡萄园，并生了两个儿子：乔治被土匪杀害了，而贝索则成为了鞋匠。他最初是在第比利斯的G.G.阿德尔汉诺夫鞋厂工作，后来，亚美尼亚人约瑟夫·巴拉莫夫点名让他回到哥里，为那些俄国军人做靴子。就是在那里，贝索遇到了那个“穿着整洁、一头栗色头发、一双大眼睛的漂亮女孩”。

凯可一家也刚来哥里不久。她的父亲名为格卢哈·格拉泽，是当地望族阿米拉科瓦里王子的农奴。他最早先是个陶工，后来成了亚美尼亚富人扎哈尔·甘巴罗夫的园艺工。甘巴罗夫在哥里郊区拥有大片漂亮的花园。凯可的父亲死得早，她是由母亲带大的。她还记得自己搬到热闹的哥里时的激动：“整个旅程愉快极了！哥里人仿佛天天在过节，整座城市人山人海。阅兵队伍令我们眼花缭乱，音乐不绝于耳。萨扎多利（一种由4样打击乐器和管乐器组成的乐队）吹奏着都都克，每个人都在高声歌唱。”

她年轻的丈夫皮肤黝黑，长得高高瘦瘦，有一对黑色的眉毛和一簇胡子。他喜欢穿锡卡西昂大衣，皮带扣得很紧，帽子斜扣在脑袋上，宽大的裤子系束在高筒靴内。他“与众不同，有点古怪和阴郁”，但也“聪明而又自傲”。他会四国语言（格鲁吉亚语、俄语、土耳其语和亚美尼亚语），并能背诵《虎皮武士》。

朱加什维利一家生活富足。哥里的很多穷人都住在泥浆筑成的破屋子里，可贝索的制鞋技艺精湛，找他做鞋的络绎不绝，他的妻子大可不必担心生活困顿。凯可说：“我们家真是太幸福美满了。”

在朋友——特别是叶格纳塔什维利，他为贝索购买了“工具”——的资助下，贝索“离开巴拉莫夫，开了自己的作坊”。不久之后，凯可便怀孕了。“很多夫妻都羡慕我们。”的确，她嫁给了小镇明星贝索，她的同龄人怎能不嫉妒呢。“即便在我们结婚之后，也还有人对我们指手画脚。”有趣的是，凯可十分强调以下这则流言：据说，贝索本来是要娶别人的。此事是否为真无从确认，但“毒舌”之后还声称，他们刚结婚不久之后，伴郎叶格纳塔什维利、恰尔克维阿尼神父、戴米安·达夫里舍维警官，以及很多名流和贵族都开始觉得这桩婚姻不妥。

结婚9个月之后，1875年2月14日，“儿子的出生给我们带来了快乐。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叶格纳塔什维利成为了孩子的教父，“贝索为孩子举行了盛大的洗礼仪式。贝索高兴坏了”。但是，两个月之后，这个名为米哈伊尔的男婴去世了。“我们的快乐变成了悲伤。贝索痛苦不已，开始酗酒。”凯可于1876年12月24日诞下名为乔治的另一个男婴。叶格纳塔什维利依然是教父，可孩子依然因麻疹于1877年6月19日死于襁褓之中。

“我们的幸福彻底被粉碎了。”贝索绝望不已，责怪“吉里的天神”——他家乡神庙中所供奉的天神——对他不公。为了能让孩子活下来，他们曾向天神祈祷过。凯可的母亲梅兰妮娅开始造访算命的。贝索还在酗酒。圣乔治的神像被搬进了家里。他们登上耸立在小镇一边的哥里瓦里山，来到那片古老森林中的教堂，在那里祈祷。凯可第三次怀孕了。她许愿，如果这个孩子能活下来，她一定会前往吉里还愿，感谢上帝让圣乔治显灵。1878年12月6日，她诞下了第三个男孩。

“我们立马让他受洗，以免他还未受洗便夭折。”他们当时的农舍很局促，只有一层楼和两个房间，里面只有茶具、床、矮沙发、桌子和一盏煤油灯。一个行李箱就能装下他们所有的物品。旋转楼梯通往阴暗的地窖，地窖被分成了三个空间，一个用以放置贝索的工具，一个放着凯可的针织工具，另一个则用来生火。凯可把婴儿床搁在了这个房间里。他们的食物很简单，具有典型的格鲁吉亚特色：豆子、茄子和面包。他们难得吃上肉。

12月17日，男孩受洗，取名为“约瑟夫”，昵称“索索”——他就是日后的斯大林。他母亲回忆说，索索“很虚弱、瘦小。如果身上有虱子，他一定会去抓它”。他左脚第二个和第三个脚趾是连在一起的。

贝索决定这一次不请他们家的资助人叶格纳塔什维利当教父。他说：“雅科夫的手气不好，总是带来霉运。”可是，即便叶格纳塔什维利没有参加受洗仪式，斯大林和他的母亲也总是叫他“雅科夫教父”。

凯可的母亲提醒贝索，如果孩子活了下来，他们应该前往吉里的教堂还愿。“只要孩子能活下来，”贝索回答，“我会背着他，双膝跪地爬到吉里去！”可他一直都没有这么做，直到索索得了风寒。他被吓坏了。他们前往吉里，“一路历经艰难，在教堂献祭了一只羔羊，并做了感恩祈祷”。然而，吉里的神父们正在做一场驱魔仪式，他们把一个小女孩悬在峭壁上，试图驱散她体内的邪灵。凯可的孩子“吓坏了，尖叫了起来”，即便是在回哥里的途中，他还在“梦中战栗和说梦话”——不过，无论如何，他活了下来，成为了母亲的心头肉。

“凯可的奶汁不够”，所以，她的孩子是由齐卡塔特里什维利（索索正式的教父）和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妻子的奶汁养育大的。“刚开始时，他不吃我母亲的奶。”亚历山大·齐卡塔特里什维利回忆，“但渐渐地，他习惯了，只要他蒙住自己的眼睛，看不见我的母亲。”而据加丽娜·朱加什维利说，和叶格纳塔什维利家的孩子们分享同一个奶头的经历让“索索和他们成为了亲兄弟”。

索索很早就开始学说话。他喜欢鲜花和音乐。特别是当凯可的兄弟吉奥和桑德拉吹起都都克时，他都会手舞足蹈。格鲁吉亚人喜欢唱歌，而斯大林也特别喜欢唱那些摄人心魄的格鲁吉亚民谣。 成年后的他对童年的最初记忆便是听见“格鲁吉亚人在前往市场的路上大声歌唱” 。

贝索的生意越做越大，他收了学徒，还有多达10人的雇工。学徒中有一位名为达托·加斯塔什维利，他喜欢索索，曾经照看过他。据达托回忆，贝索“住得比我们同一行业的任何人都好。他们家总是有黄油吃”。在此之后，家境富足却成为了斯大林这位无产阶级英雄为人诟病的污点。“我不是工人的孩子，”他承认道，“我的父亲开了一家鞋匠作坊，他雇用学徒，是个剥削者。我的家境并不差。”正是在此期间，凯可结识了玛利亚·特尔–彼得罗相和阿尔沙克·特尔–彼得罗相。特尔–彼得罗相家是富裕的亚美尼亚人，他们以贩卖军火为生。而他家的儿子西蒙正是日后那位著名的攻袭银行的卡莫。

凯可深爱这个孩子，“就算我已经老了，我仍记得他刚刚学步时的样子，那一幕深深铭刻在我内心”。她和她母亲利用他对鲜花的喜爱教他学步：凯可拿起一朵甘菊，索索便会跑过去接住它。有一次，她带着索索去参加婚礼。索索看到了新娘头饰上的鲜花，于是把它摘了下来。凯可命令他把花放下，可他的教父叶格纳塔什维利则高兴地“亲吻了男孩，摸着他的头说：‘你现在就知道怎样偷新娘了，天知道你长大后会偷什么。’”。

索索活了下来，他的母亲满怀感激。她回忆说：“我们太幸福了，我们总是在笑！”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母亲让索索变得特别：据弗洛伊德说，母亲对孩子的溺爱会让他自觉是个征服者。“索塞罗”——这是母亲对他的昵称——从小就是一个超级敏感而又十分自信的孩子。

可是，虽然贝索的生意顺风顺水，却也埋下了不祥的种子：他的顾客经常以葡萄酒抵账。葡萄酒是格鲁吉亚的特产，人们经常用它来替代钱币。令他的酗酒倾向更加严重的是，他把鞋铺开在了一个酒馆旁，而作为朋友的酒馆老板经常热情地招呼他来喝一杯。贝索交了一个名为波卡的酒友。此人是个被流放的政治犯，很有可能是和民意党（People'sWill）有关联的民粹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当时，这个组织曾多次策划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因此，斯大林从小就受了革命的熏陶。“我儿子和他交上了朋友，”凯可回忆，“波卡还给他买了一只金丝雀。”可惜的是，这个俄国人是个衣不蔽体的大酒鬼。有一个冬天，他醉死在了下雪的街道上。

贝索“无法停止酗酒。一个好男人被毁了”，凯可说。酗酒也破坏了他的生意，“他的手无法自控地颤抖，他不能缝鞋子了。他的学徒只好接手”。

波卡的死并没有让贝索感到后怕，他又找了一个酒搭子：恰尔克维阿尼神父。格鲁吉亚有很多神父，但这些上帝的子民享受着世俗所能提供的愉悦。每当教堂仪式结束，这些神父都会来到哥里的酒馆，一直喝到酩酊大醉。斯大林老年时曾回忆道：“恰尔克维阿尼神父一结束神职工作就会上门来找爸爸，两人会立马去酒馆。” 他们会一直喝到大醉，然后依靠着彼此，摇摇晃晃地“唱着走调的歌”回家。

“贝索，你真是个好小伙，也是个好鞋匠。”神父拖腔拉调地说。

“你是个神父，你真是个好神父，我爱你！”贝索喘着大气回答。两个醉汉会抱在一起。凯可曾请求恰尔克维阿尼神父不要带贝索一起去喝酒。她和她母亲也恳求过贝索把酒给戒了。叶格纳塔什维利也站在凯可这一边。可是，贝索依旧故我——这或许是因为他已经听到了小镇里的流言蜚语。

或许，散布这些流言的和凯可提到的“毒舌”是同一帮人。据约瑟夫·达夫里舍维——哥里警察局长的儿子——回忆，有关索索“亲生父亲到底是谁的流言一直在坊间流传，有人说是科巴·叶格纳塔什维利……或者是我的父亲戴米安·达夫里舍维”。而贝索又是个“醋意十足”的人。这些流言无疑让贝索越陷越深，在酒精中不能自拔。

1883年，贝索渐渐变得“易怒而又冷漠”。他经常醉酒打架，甚至被人取了个“疯狂贝索”的绰号。

随着成年后的索索的权力和威望越来越大，有关他亲生父亲的谣言越来越不可靠。在斯大林成为苏联领袖之后，有人说他的父亲是中亚的探险家尼科莱·普尔热瓦尔斯基——他长得和成年斯大林很像，也曾路过哥里。甚至还有人说他的亲生父亲是后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据传，亚历山大三世曾造访过第比利斯，而在当时，凯可正好在他所居住的行宫里做女佣。不过，只要我们稍稍考据便能看穿这些荒唐的流言：探险家本人是个同性恋，当凯可差不多怀上斯大林时，他也不在格鲁吉亚；而凯可和沙皇并不是同一时间出现在第比利斯的。

把这些荒唐说法搁置一边，那么，到底谁才是斯大林真正的父亲呢？叶格纳塔什维利长期照顾这家人，他也经常安慰凯可，并资助她的儿子读书。他有自己的家室，也有孩子。他很富裕，名下有好几家酒馆，是个成功的酒商——在这个酒满为患的国家，酒商的成功来之不易。他身材魁梧，蓄着八字胡，是这个崇尚打斗的小镇里的摔跤冠军。凯可自己曾说过，叶格纳塔什维利“在我们建立家庭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帮助”。这句话不幸地给人留下了口实，她可能在隐晦地表达什么。难道这句话应该从其字面的意思理解？这不太可能。那么，她到底想说些什么？

警察局长达夫里舍维曾在凯可说服贝索戒酒时帮助过凯可。他是索索生父的另一“人选”。“就我所知，索索是达夫里舍维的亲生儿子，”小镇的市长、达夫里舍维的朋友侏罗利做证，“哥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他和索索漂亮的母亲有过一段。”

斯大林本人曾说过，他的父亲其实是个神父。于是，第三个“人选”浮出水面：恰尔克维阿尼神父。叶格纳塔什维利、达夫里舍维和恰尔克维阿尼都有自己的家室，可是，在格鲁吉亚男性至上的文化传统里，他们和他们的意大利同好一样，对情人的存在习以为常。哥里的神父们就以好色、堕落出名。这三位在当地都是显赫人物，而他们也乐于在一位漂亮妻子陷入危机时伸出援助之手。

至于凯可本人，她在一生之中的变化很大。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在20世纪30年代戴着修女般黑色头巾的老妇人正是19世纪80年代风华正茂的美女。她的虔诚毋庸置疑，但宗教信仰并没有阻止她去享受肉体的欢愉。她当然以“最漂亮的，也是最多人追求的”为傲，也有证据表明，她其实比她看上去更加世俗。年老时的凯可曾鼓励妮娜·贝利亚——斯大林在高加索的代言人拉夫连季·贝利亚的妻子——和情夫偷情，甚至还肆无忌惮地向她传授经验：“我年轻时是个清洁工，当我在别人家里遇到帅气的小伙时，我从来都不浪费机会。”贝利亚一家为凯可的风流留下了佐证，不过，凯可本人的回忆录也并非绝口不提她本人对粗俗恶作剧的钟爱。她回忆道，当索索还在蹒跚学步时，曾有一次，在他们家的花园里，她母亲用鲜花吸引索索，正当索索向鲜花奔过去时，她愉快地扯开衣襟，袒露出她的乳房。结果，索索立刻忘记了鲜花，转头朝乳房跑了过来。当凯可发现酩酊大醉的俄国流放政治犯波卡正在偷看他们，她反而大声笑了出来，然后“扣上了衣服”。

斯大林并不避讳这些谣言，反而是以一种隐晦，甚至夸大其词的方式让它滋长。晚年时，他曾和格鲁吉亚的门徒姆格拉泽聊过自己的出身，而此次聊天给姆格拉泽留下了“他是叶格纳塔什维利的私生子”，而非贝索亲生的印象。在1934年的一次宴会上，斯大林曾开诚布公地说“我的父亲是个神父”。不过，就实际情况而言，由于贝索这个父亲角色的缺失，三位可能的生父都承担了抚养他长大的责任：他和恰尔克维阿尼的孩子共同成长，他受到达夫里舍维的庇护，他在哥里的一半时光是和叶格纳塔什维利一家共同度过的——所以他对待他们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也不足为奇。有关“斯大林的亲生父亲是神父”的传言还有一个根据：教堂学校只接受神职人员的后代，所以他母亲谎称他是神父的儿子以使其顺利入学。

斯大林对“疯狂贝索”的态度很暧昧：他唾弃他，但又同情他，有时甚至以他为傲。两人也并非绝无幸福时光。贝索喜欢给索索讲格鲁吉亚英勇义士的故事，他们会“和富人斗争，偷王子的钱财散给农民们”。成为领袖之后，斯大林曾多次在斗酒的场合向赫鲁晓夫以及其他巨头吹嘘，自己之所以千杯不醉，那完全是因为继承了父亲的优良基因。索索还是个婴儿的时候，贝索便用手指蘸酒喂给他喝。后来，斯大林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这引起了他的妻子娜迪亚的不满。他曾写过一篇令人动容的故事，故事中那个没有姓名的鞋匠曾经拥有一个小作坊，却最终被资本主义无情摧毁了。他如此写道：“他的梦想之翼被折断了。”他也曾向别人吹嘘“我的父亲一天就能做两双鞋”，而在他成为领袖之后，他甚至以鞋匠自称。后来，他把“贝索什维利”——意为“贝索的儿子”——作为自己的化名，而他在哥里的最亲昵的朋友则直接叫他“贝索”。

当把所有证据综合在一起来判断后，我们所能得出的最有可能的结论依然是：虽然贝索这个醉汉声称索索是个“杂种”，但索索的确是贝索亲生的。已婚女子被要求遵守妇道，但是，年轻貌美的凯可婚姻破裂，成为一个半寡妇，她继而变成了叶格纳塔什维利的情人，这也不是那么离经叛道。叶格纳塔什维利在她的回忆录里出现的次数和她丈夫一样多，而她喜欢叶格纳塔什维利显然超过贝索。她说，他很体贴，总是帮助她，这使她有些“难堪”。叶格纳塔什维利家族中的有些人说斯大林和他们有“血缘关系”。不过，还是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孙子古拉姆·拉迪什维利的表述最恰如其分：“我们无从知晓他是否是斯大林的父亲，但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这个商人扮演了男孩的替代父亲的角色。”

这些有关“斯大林是私生子”的谣言，和强调“斯大林是奥塞梯人”的说法一样，都企图毁坏这位领袖的伟岸形象。他于20世纪20年代征服了格鲁吉亚，并镇压了那里的反抗，在此之后便长期遭到格鲁吉亚人的憎恨。出身贫寒的伟人经常会被传言乃他人所生。可在有些时候，他们的确是其登记在案的父亲所生。

“他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像他父亲。”索索的同学大卫·帕皮塔什维利曾做证说。亚历山大·齐卡塔特里什维利说，随着他渐渐成长，“他长得越来越像他父亲，而当他蓄起胡子后，他们两人简直一模一样” 。

索索5岁时，疯狂贝索便因酗酒患上了妄想症，还爱动粗。凯可说：“情况一天天地变差了。” jT6l75kMIhf8UEefeT+7Ii5qEg2uKRn5JIbN+mMQPqFXxyeHOUt7asdHtOFWFfL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