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曾经说过一句让世界铭记的话：“我思，故我在。”这位理性主义大师以“思”确证“在”，或“思”作为“在”即在场的方式。其实，对于真正的哲学智慧尤其是伦理智慧来说，这句话应翻转过来：“我在，故我思。”我“思”，我的研究、我的作品，根源于“我在”。我“以伦理学为业”（罗素话语方式），我对“伦理”、对“精神”的偏好，对“伦理精神”的追求，其源头活水是因为我“在”伦理的“河之洲”。
我自认为“草根”，无论自然背景还是学术背景，都很“草根”。年轻时气盛并囿于见识，缺乏这种自知，也不愿承认这一点，随着阅历和学术自觉的长进，愈益意识到自己的“草根”本色。稍许不同的是，我眼里所谓的“草根”，重心不在“草”而在“根”。在这个浮躁而“娱乐至死”的时代，因为绿色荒芜，“草”于一夜之间成为猎奇和娱乐的对象，“草帽姐”、“大衣哥”如雨后春笋。然而，无论是被媒体所放逐的社会，还是那些“离离原上草”，都无视或无知于“草”下那深深的根，于是，娱乐和被娱乐之后，世界的镜像只能是“一岁一枯荣”。我曾在脑海中仔细追索儿时之于“草”的初始记忆，也曾领略过马尔代夫月桂岛上那些饱受飓风戏弄而以八卦阵般的“根”婀娜恣意地屹立的“草”们所给予的震撼，对“草”之“根”情有独钟。“草根”之中，我的所思所敬是“根”。也许这是宿命，因为我出生在一个被称为“根思乡”的地方，这个地方因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特级英雄杨根思而得名，因着这方水土，从那里走出的我于是便偏好于“根”之“思”。
2010年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作访问教授期间，曾经被一位“够英雄而不够朋友”的“佚名”同仁的邮件骂醒：“樊和平，你徒有虚名，你对中国学术到底做出了什么贡献？”由此触发自我追问：到底做了什么贡献？这么多年反思的结论是：“伦理”和“精神”，以及“伦理”与“精神”邂逅而成的“伦理精神”，当是我三十多年研究的学术聚力点，至少是我努力做出的学术贡献——如果真的“做出什么贡献”的话。
再反思下去，对于“伦理”和“精神”的关注，以及近些年来日益清晰的那种似乎可触可摸的“伦理精神”的感觉，其实在我的人生过程中已经基因般地存在。对我们这代恢复高考后在千军万马中误打误撞冲进大学门的学者来说，专业的选择也许是一种偶然，但沿着这条路一走就是几十年，并洋洋洒洒写下数百万言，却无疑偶然中有必然。倾注了全部热忱和心血的这个事业，对我们来说，是使命，也是天命。既为“天命”，在开始完成之前已经注入生命的进程。就像人的姓名一样，每个生命的诞生和延展，既是一个自然进程，也是一个伦理进程。伦理的密码在生命的开端已经存储，只是未达到自觉而已。对我的生命元色而言，伦理学也许是一个最适合的领域，伦理学之于我，“伦理”与“精神”之于我，虽不能说有“天赋”，却是“天命”，对这两个概念的关注多多少少打上某种人生经验的烙印，因而既是学术自觉，也是文化本能。
《诗经·关雎》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远古时代第一次诗吟的永恒魅力，就在于道出了世界的童真与童趣。就我的学术发展而言，“伦理”是“关关雎鸠”，“精神”是“窈窕淑女”，“伦理精神”是“伦理”和“精神”的一次诗意的邂逅；而我自己，只是“在河之洲”“好逑”的“君子”。对我的学术发展来说，“河之洲”是什么？就是我所在的那个伦理世界，包括自然的伦理世界和学术的伦理世界。
无论在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中，伦理世界都是人的生命和人类生命所邂逅的第一个世界，它是个体生命和人类生命的童年，是个体与实体直接同一的世界，因而是人类文明和人的精神的家园，植入人类的集体记忆，具有神话般永恒的魅力，形成人类永远的伦理情愫。西方的古希腊，中国的三代，就是中西方文明的伦理世界。步入文明社会以后，家庭与民族是人类伦理世界的两种自然形态，而“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无辨”的童稚状态，是人的个体生命的伦理世界。人的生命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就是从伦理世界的家园出发，最后再向伦理世界回归的精神运动，作为人所遭遇的第一个世界，伦理世界对人的发展有基因性的影响。回首近四十年的学术追寻，我对伦理学的专业选择，以及伦理学研究中对“伦理”和“精神”的坚守与守望，印着清晰的伦理世界的印记。
家庭与学校，是诞生和哺育我的伦理家园，是我生命的伦理之“洲”，也是我走上伦理学研究的道路，追寻“伦理精神”的“河之洲”。
我于1959年9月8日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市杨根思乡西湖村。它曾是一个不断提醒我年轻的日子，因为从这一天我出发，我曾经创造过许多“最年轻”的纪录。5岁入学，在小学、中学都是最小的学生；中学毕业后，16岁做了当地最小的老师，人称“小先生”；后来又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哲学伦理学教授……然后，不经意间，两鬓飘霜，邂逅诗意的人生旅程必须面对“不再年轻”的事实。农村人习惯于以农历记载生日，那天是八月初六，于是直至做了东南大学哲学系主任，我的生日和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都是8月6日，因为农历已难考，干脆简单了事，将农历当作公历，在8月6日这天过生日。某一天幡然醒悟，发现这样对待自己过于潦草，决定还生命以一个准确的起点。于是，一个冬日的中午，狼吞一碗泡饭后溜达到东大宿舍区旁的兰园新华书店，在万年历中寻找1959年农历八月初六所对应的公历日期，结果是9月8日，由此给自己“验名证身”，将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还原为1959年9月8日。不想这两个日期都挺好。2002年3月去牛津大学进修，Badleian图书馆的小卖部卖生日牌，可找来找去就是找不着9月8日的生日牌，营业员幽默地对我说：这个日期太好了，你还是将生日改了吧。这个出生日确实给我带来很多“好处”，这不，两天之后就是教师节，所以我的学生们从来不会忘记来信祝贺生日。也许，上帝让我在这一天出生，天生就注定我必须也只能做一个教师，认了这个“命”吧。
童年的经验已成记忆中的过客，关于出生之初迎接我的那个伦理世界的印象是断断续续被“教化”的结果。我的家庭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普通得有些典型，它的一切似乎典型地向世人默默言说着中国伦理型文化的胎记，深深地打着它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伦理和政治的烙印。让我现身的那个行政区叫“根思乡”，落“根”的自然区划是“五湖”，它由西湖、东湖、南湖、北湖、井湖（后称小湖）五个以“湖”命名的自然村落构成，这些名称表明，在历史上，这块土地曾是湖，今朝虽已全然不见“湖”的踪影，“五湖”名称留下的却是沧海桑田的集体记忆。顾名思义，西湖处于五湖之西，我的家是西湖村口最东一户人家。关于家的儿时记忆有两点最为清晰。这座两间屋的宅子三面环水，与北湖村最西边的人家只是一河准确地说一沟之隔。宅基原是“樊家祠堂”，是樊氏家族的权力中心，童年时每每听外婆讲到“樊家祠堂”，总觉得她的话语中渗着某些惊恐和余悸。日后多年，两间老屋经父亲几次翻建，到我们成年时已是七间瓦屋的院落，在当地那个乡村要道口算是比较有点气象。家的东边是野生并恣意茁壮的水杨和芦竹，它们所护卫的是蜿蜒直通屋后那条大河的细小动脉。河边有条小路，清晨、中午和晚上，后村的学生们背着书包经此往返流连于“家”和被称为“湖头学校”的那个通往童年心中的理想梦境的地方。调皮的学生在冬天结冰的时日，往往从河的冰冻面上走过。屋的后边有一小块竹园，竹园后是一条较大的河，一座小桥连接着河的两岸，住在桥北的人家因离桥南的集居村落稍远（其实最多只有一千米），被称为“野”，记得可能历史上因为这里马姓聚居，由是被称为“马家野”，可见河对以农业立身的中国人何等重要，这条五十多米宽的小河，对当地人来说简直就是长江，将自然村落分成了“河南”、“河北”。家的前边是一个很大的水塘，它是西湖和北湖两村人的饮水之源，也是快乐之源。平日村民们在这里担水洗涤，记忆中常有“西施浣纱”，那些脱岫的少女们其实一点也不比现代的人造美女差分毫，端丽中渗着青涩和些许“纯天然”野性，夏日时孩童们在水塘里洗澡，一个个都是“赤子”，岸边穿梭的人们不分男女老少，直面“浪里白条”无一脸红，更无一诧异，只是笑容有些非人生经验不能觉察的微妙差异罢了。我的家因为近水，不仅先得月，而且先得水。夏日河涨时，几乎走几步就是河边，可以“抱瓮入河”。正因为如此，外婆对我最警惕也是最严苛的教训就是“严禁入水”，以至于我至今都不会游泳。
儿时最温馨的伦理记忆，是傍晚时分，常有过路客跨进正飘炊烟的家门，说走亲戚路太远，不能到达，今天就在你家借宿一晚了。每遇此事，外婆总是取出大碗，一同进餐之后，地铺一张，从不知名的客人于第二天早饭之后继续赶路。现在想起来，真是“大同之境”啊！奇怪的是，此种情境重复了不知多少次，家中从来未发生失窃之类的事，倒是陆续多了些朋友和所谓的“亲戚”。最奇怪的记忆，是在我工作后的一天，已经是七十年代了，我妈居然从外边领回一位年轻妇女，说是在家遭受丈夫欺负殴打，离家出走在路边哭泣，一问离这里大概三四里路。这位年轻的妇女在我家住了一周，直到我妈找到她家，丈夫前来信誓旦旦地保证今后不再欺负她，小两口才一前一后地回家继续恩爱。那时我对这些事情有些不理解，但觉得一切又在情理之中，虽有好奇，但也坦然接受跟一个根本不相识的人住在一起。今日想来，这便是所谓“伦理世界”的纯朴乡风吧，由此也每每感叹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于高速发展中的文化断裂、伦理断裂之快之深，真不知是异化还是进步，不过这些确实构成我的初始伦理记忆和伦理情愫。
我本姓袁，直到小学六年级都叫“袁和平”。因为外公是革命烈士，听说当时是听了外公战友还是什么人的建议，兄妹五人都一夜之间改从母亲姓“樊”，我也便成了“樊和平”。父亲兄妹七人，父亲是老大。父亲的家族原住在北湖村，后因家族繁衍村子太拥挤了，太爷率领他的七个儿子在离北湖不远的一块傍水的地方移民，形成一个新的村落，人称“袁家垛”。小时候去爷爷家时，我可以一口气跑到其他六个叔爷爷家玩，七户人家一字排开，人丁很是兴旺，但已经又很拥挤了。爷爷在七个兄弟中最小，小时候很顽皮。父母告诉我，奶奶长得很漂亮，是城里人，爷爷常到城里玩，居然将奶奶“骗”了回来。故事中多少有笑谈的成分，爷爷年轻时顽皮不假，但我跟爷爷接触较多，直到晚年，还可以找到他当年的那种英俊，并且能断文识字，因为小时候父亲要请爷爷帮助做事，如来家照顾我们等，都是写一张便条，让我送去，父亲的字很漂亮却也很潦草，但爷爷能认识，在他们那代人中是很不容易的。可能因为移民伤了家庭的经济元气，太爷率领的七个儿子这个支脉不久便衰落下去，然而正是这一衰落，在解放时挽救了他们，因为未移民的那些袁氏家族，都是地主至少富农，而爷爷他们是贫下中农。爷爷年轻时顽皮，后来一朝觉悟，自作主张将名字改为“袁克勤”，以示“励志”决心。父亲解放初从黄桥中学毕业，这已经是当地最好的中学之一了，七个孩子之家能读到中学，隐约可见家庭重视教育的传统，也说明至少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父母常说，他们结婚时袁家经济非常困难，父亲已难有立床之地，但能读到中学毕业，亦能说明很多问题，当然这个过程也很不容易，小时候常听父母说，父亲为交学费，在发大水的时节，游过长江，到苏州向叔大伯借钱，算是“有志青年”了。
相比之下，母亲一族的情况更传奇些。外公原是一名医生，其实我想是所谓郎中，三四十年代已经有一个不错的诊所，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宏光之家”，我到南京上大学时还听外公的一些已经做了大官的发小或战友们说起，据说医术不错，外婆跟着行医，她的接生术在当地小有名气，并成为家传，直到六七十年代，母亲还可以在周围村庄为难产的妇女义务接生。樊氏家族中外公的一位堂兄也开药店，因为经营不过外公，便买通当地国民党官员暗地使坏，可能使外公受了不小的损失，按照母亲的说法，外公一气之下在抗战时加入了共产党，其实我想可能是有文化的外公由此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他在共产党被“围剿”的最困难的时期要外婆和弟弟都加入了共产党，我母亲说当时外公是用手枪顶着弟弟入党的，因为那时他的那位开药店的堂兄已经加入国民党，并当上乡长。可能因为有点文化，外公做到了类似区一级的干部，在新四军北撤的一次苏中最惨烈的战斗中牺牲。有意思的是，我的岳父，在这场战斗中被子弹从耳道打穿前额，仗着年轻，硬是装死躲过了国民党的检查，爬到了他的丈母娘家。这不是巧遇，也不是命运，此类故事在那个时代每天都在上演着。因为生前镇压过许多敌人，外婆将外公的遗体偷偷运回家之后，还被当地国民党官员包括那位堂兄打了三枪，砍了两刀，可见仇恨之深。国民党发誓要“斩草除根”，从此外婆带着母亲过上艰难的逃难生活，但不久外婆被抓，母亲流浪。因为长期的牢狱生活，外婆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小时候我最喜欢的日子，就是给躺在病榻上的外婆捶腿，她给我讲“革命故事”，都是关于家族的“口述历史”，居然可以每天不同，如“一千零一夜”般，当然也偶尔有重复的时候。当时令我非常不理解的是，当年外公偶尔回家吃饭时，和他的那位堂兄同时将手枪掏出放在桌上，枪口互冲向对方。到我童年时，当时我们这个家族已经恢复了原本的温馨，丝毫看不到当年的那种剑拔弩张，每每看到这些，我总是惊叹时间老人抚平历史创伤的那种宇宙之力。外婆很坚强，出狱后挎着篮子假装打草，北上找新四军，迎回新四军回来报仇，将那位堂兄在大会上活活杀死，并将埋在家中灶膛下外公的手枪和长枪等都交给了新四军。
这个家族上演了中国太多的伦理正剧，包括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外公那位堂兄的次子，解放后与当地一位美丽的姑娘自由恋爱，可女方家长觉得男方有“历史问题”，硬是棒打鸳鸯，将如花的女儿送到新疆做了一位老红军的夫人。我的这位痴情的表舅，居然徒步走遍中国去找他的心上人，可那个偏僻的南疆却不幸被他忽略。最后他虽然与一位非常贤淑能干的女士结为伉俪，过着十分幸福的日子，但多年的餐风饮露，让他落下病根，英年早逝。令人欣慰的是，在有生之年，他还是见到了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女孩，并且居然是那个老红军陪着过来，我亲眼见证了那个令人动容的场面，不过那已是大学二年级的事情了，不久我那位表舅便撒手西去，留给我一个映现英俊脸庞的永远记忆。
上代人的爱恨情仇，我们这代人已经难以理解，对我们的子女们更是天方夜谭。对父辈们来说，它是经历，是记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它是故事；对我们的下一代来说，它也许已经是传奇。但无论如何，它确实是历史，是曾经真实地存在的家族伦理。带着这些伦理记忆，当我看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时，总是有一种巨大的历史感，仿佛在叙说昨天的家族伦理往事。家与国、伦理与政治，交织在中国这一普通家庭的历史中，是我自然生命的伦理质料，也是我学术生命的伦理素材。它让我想起中国道德哲学话语中的两个概念：天伦与人伦，也让我想起黑格尔道德哲学中思辨的伦理世界的两大规律：“家庭成员”的“神的规律”，“民族公民”的“人的规律”。天伦与人伦、神的规律与人的规律，在抽象的伦理世界中保持“安静的平衡”，然而一旦进入现实世界，一旦行动，就成为一个“罪过的环节”，因为它打破了原有伦理世界的美好，解构了原初的伦理世界。我的家庭在那个时代，演绎的就是这一场伦理正剧。想到这些，每每让我惊异先哲学术智慧那穿越时空的洞察力，也给我以学术的激励和鞭策。
家族伦理中最复杂最典型的是父亲与母亲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父亲因为有文化也追求进步，毅然到母亲家入赘为婿，因为战争年代外婆的几个子女只存活母亲一人。在那个时代，可以想见需要多大的勇气。一方面，面临乡村文化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面临家庭的巨大压力。父亲兄妹七人，等着父亲挑起家庭这副担子啊！于是结果可以想见，爷爷宣布与父亲脱离关系。外婆家与爷爷家遥相对应，外婆嘹亮的嗓音就能传递简短信息，但从此两家却从不往来。五十年代末，家中贴着一幅流行的画，一个小女孩在打电话，叫“幸福”，一个小男孩在接电话，叫“和平”。于是，姐姐便取名“幸福”，我便得名“和平”。我的到来确实给这个家族带来“和平”。奶奶听说长房长孙出生，破天荒第一次拐着三寸金莲到外婆家抱着孙子不肯丢手，从此两家言归于好。可惜的是，在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奶奶将家中仅有的粮食省给爷爷和其他叔叔姑姑，自己竟因营养不良而早逝，所以我对奶奶全无记忆，只有家人“很白净，很漂亮”的传说。这些伦理故事，让我对家庭这个古老的自然秩序和血缘智慧满怀敬畏。人类以进化过程中数以百万年的漫长历史酿造了血缘智慧，在告别原初状态的迄今最为重要的文明转型中，它积淀为“家庭”的社会组织和精神构造。无论人类文明的差异有多大，“家庭”总是最大的“普世伦理”，是整个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星球仍处于“后原始文明”时代，它是我们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所共享的家园，对入世的非宗教的中国文化来说，它是神圣性的根源。也许，今天的伦理智慧唯一能做的，不是动摇和颠覆家庭的伦理存在，而是根本改变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对它的那种偏激的伦理态度，否则我们真的会成为无“家”可归的漂泊者。
因为以上原因，儿时的我在经济上虽不富足，在伦理上却很奢侈，可以说是在外婆的肩上长大，在温暖的伦理襁褓中成长。刚过六岁（实足五岁）生日，家里就决定将我送进当地小学。依稀记得那个炎热的夏天，外婆牵着一丝不挂的我到学校报名，整个一个“赤子”，校长指着我说，明天穿件衣服来上学吧！开始的日子很有趣，也很温馨。外婆居然每天拎着水瓶送我到学校，水瓶中是红枣汤，让我与老师一并享用，还要在我口袋中放一个鸡蛋，这种待遇在那个时代是够奢侈的了。因为年龄小，总是坐在第一排，放学时也总是被老师牵手送回家。那位温和的启蒙老师给了我许多温暖的记忆，记得他叫焦兆成，人们说他脸上有麻点，可我至今都觉得他可俊啦。也许因为年龄小和受到老师关注，比较听话，成绩也不错，尤其是语文，几乎从小学到高中，一路高歌猛进，每成范文。小学四年级时，学校觉得我们这些“尖子生”跟班已难有长进，决定让我们跳级到六年级，并且居然做了姐姐和小堂舅的班长，恼得他们双双“罢课”。但这种日子并不太长，随着两个弟弟陆续到来，尤其是外婆日益病重，家境每况愈下，最困难时必须带着小弟上学，因而学习成绩下落很快，尤其是数学、化学等，但自己确实也很努力。记得最委屈的一次是老师要我背一大堆数学公式，但我没时间反复记忆，更主要的是没兴趣，但又必须背熟，于是就将它们写在手臂上，以便随时看。到老师那里抽查时被发现，受到狠狠的批评，说我舞弊，自己委屈得一路哭到家。正好那天父亲从单位回家，觉得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于是做了他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将我带到他所在城镇的宣堡中学读书。用现在的标准衡量，它虽然不是当地最好的中学，却是最好的中学之一。从此，我便事实上告别乡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受到了较好的教育。
接下来的五年中学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轻松愉快。父亲担任供销社主任，这虽是一个不大的官，但在计划经济时代却是一个权力很大的位置，几乎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的成绩很快上去，各门课都位于前列，记得初二时不少同班同学居然私下议论我为什么会这么聪明。其实原因很简单，我吃的是“公粮”，下课啥事没有，在同学们空着肚子时我可以吃到白花花的馒头，虽然因为“计划”紧张，也不能完全吃饱，但比起大多数同学来，条件不知好多少。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一顿吃上两个白馒头，但“粮票”太紧，只能将口水往肚子里吞，所以直到现在我对学校饭堂里的白馒头情有独钟，一看它就嗅到当年那股香味。一个偶然的原因，又让我走上现在命运的轨道。高中一年级第一场物理考试，我信心满满地要得满分，结果考卷发下来，因为一个力的方向的箭头画错，被老师狠狠地扣了14分，成为第二名。为此与老师顶嘴，更糟糕的是心里发誓不再用心学他的课，于是今生与物理无缘。而富有喜剧性的是，一次晚上十点多钟，因等着父亲开完会回来睡觉，无聊中于窗前念书，碰巧被路过的语文老师听到，第二天在班上被好好地表扬了一通。父亲的宿舍前是一条横穿小镇的干河，门前有一个小岛向河中心延伸以便搬运工人卸货，通常每天我会在早晨搬一把椅子在岛上读语文或外文，这是校长买菜的必经之路，于是校长便经常在学校表扬我。因为这些经历，在几十年的从教生涯中，我从来都是于严厉中鼓励学生，不让学生因受到委屈而影响自己的人生方向。
我的生命在伦理的土壤中成长，家庭、学校这些伦理性的实体是“河之洲”，家庭的关怀，老师的哺育是荡漾于“河之洲”的伦理滋养，他们是不尽的伦理之水，伦理之河。一个生命的成长需要太多的伦理的雨露阳光，就像每天的日落日出一样，期待太多人的呵护浇灌，在生命拔节中给予最大养分的人，被称为“贵人”。在高中学习阶段，我遇到了对我的整个学习乃至整个人生发生重大影响的老师，他就是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熊梅生先生。熊老师是南京分配到宣堡中学的大学生，四十多年前任教我们时正是青春勃发。当时他在江苏省创作组参加编写《特级英雄杨根思》一书，对我们来说，这样的“作家”简直就是梦境般膜拜的对象。熊老师个头很小，但极具魅力，我们对他膜拜到如此地步，乃至他的字体、发型、话语方式，照单全收。很长一段时期，我模仿他的字体，居然能得其形，班上模仿得最好的同学，已能传其神，而他那向前延伸昂扬的发型成了学校的一道风景。最具磁力的是他那口普通话中杂着南京腔但又力图与当地“乡音”亲和的授课，每每将我们带出小城之外，仿佛走到那遥远的都市，但又分明弥漫着泥土的芬芳。熊老师在出众的才华之外，教育和讲课非常民主，善于赏识教育，他教会了我们善良、自信、乐观和永远不息的努力，直到今天，我还认为他是中国最优秀的老师，是我人生效法的楷模。
回想自己在学校成长的历程，我总是对“教师”的称号耿耿于怀。每当过“教师节”，我总有一种被剥夺感。不知什么时候，“老师”变为“教师”，我固执地认为，“老师”向“教师”的蜕变是一次沦丧。何种沦丧？是一次伦理的沦丧，这是最典型的现代性祛魅。“老师”是一个伦理概念，是“老”与“师”的结合体，其中有“老”的神圣伦理，“师”的神圣使命，更有“老师”的伦理情怀。“教师”是一个典型的职业概念，人们总是喜欢引用韩愈那句名言诠释教师：传道，授业，解惑也。其实，如果只是“教师”，可能“传道”也职业化，不仅传道的过程，而且所传之“道”便如商场中推销员的职业热情和职业微笑一般，虚伪而无内涵，当今中国社会的诸多市场化的师生关系，在哲学理念上都与“老师”向“教师”的蝶变和沦丧有关。所以，每当走进教室，每当面对学生时，我总是提醒自己：我是“老师”，不是“教师”，否则，学生为何称我为“老师”而不是“教师”呢？这般冥顽，不为别的，只为一份伦理的坚守，为对学校这个教化的伦理摇篮的一份守望。
高中毕业后，我曾像当时大多数“知识青年”那样，立志“上山下乡”，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所以一毕业就买了顶当时最时兴的草帽，帽檐正前方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八个字，回家乡“炼红心”去了。无奈年龄小，个头也小，虽父老乡亲在农活中很照顾，但才一个暑假，就累得瘦黑不堪，最后居然抬着粮食在粮屯里睡着了。父亲心疼了，决定让我到城里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做电工，并且是高压线工，因为当时这是最“工人阶级”的了。可是，才爬了一个月不到的水泥杆，不仅实在爬不上去，更重要的是看着师傅因触电被烧焦的半个身子，觉得太危险了。于是，在1975年10月，去根思公社立新中学做了一位中学教师，算是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但因为不仅年龄小，长得也瘦小，报到时那帮调皮的学生居然聚集到办公室门口像看西洋景一样看着我。农村学生上学晚，班上三分之一以上学生年龄比我大，我一入职就做班主任，担任语文、政治、化学课程，还兼过一年的体育课，真的是“全科”老师啊！凭着在中学打下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从熊老师那里“学步”到的那种自信和潇洒，我居然能游刃有余地对付这些变着法儿捣蛋的学生。回想起来，每次尤其是最初几次上课，不是不怵，而是想象模仿着熊老师当年走进课堂的那种步伐，于是底气仿佛就来了。这样，我在立新中学教了两年，送走一届学生，乡里不少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位“小先生”。到1977年，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陆健是位资历很深的干部，与我父亲很熟，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了我这位“小先生”，于是调到他的身边，一边做通讯报道，一边做他的秘书。这一年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对中国官场的最初了解，乃至日后人生道路的选择，都与它有关，对我的人生历练起了很大作用。当时我虽不是党员，但列席党委会做记录，可以想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在那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跟在书记后边下乡检查工作，起草书记报告，在当地人眼里，算是很“风光”了。回想已经走过的五十多年的人生道路，自上小学起，除这一年外，其余时间都是在学校，而且即便这一年，也是政府向学校“借调”，关系并未离开学校。家庭和学校，就是我所“在”的最初的两大伦理实体，它们是我的伦理的“河之洲”，既形成我的“伦理”气质，也培育了我的“伦理”素质，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包括学术研究中我对“伦理”的偏好与追求。
也许，以上唠叨有些冗长甚至离题，因为它们并不紧扣着“我”和“我的学术”，似乎已经是我的家庭和我的学校。记得墨子在阐释“兼爱”时曾说过，“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中”。我要说，学术不外己，己在学术中。每个人都有自己诞生的家园，每个人都不断从滋润自己的那片伦理土壤中汲取养分和力量，人所“在”的家庭伦理实体及其人生经历，是第一个伦理文本和伦理读本，伦理学人的伎俩只是将熟知的变成真知，对自己身后的那个伦理家园和脚下的那片伦理土地有一份自觉，从中发现属于自己的民族甚至世界的文化与精神基因。如果伦理学人对自己的伦理世界都缺乏倾听和理解的耐心与能力，那便难以真正倾听到整个世界的伦理良知和道德真理，也许这便是《中庸》所说的尽己之性则能尽人之性，尽人之性则可以尽物之性，最后赞天地化育，与天地参吧。同时，自己的成长境遇应当是一个最鲜活的学术文本，是一部伦理生命史与道德生活史，如果伦理学人对自己的伦理生命史和道德生活史缺乏必要的反思和解读能力，那么对于外部世界的任何伦理道德的解读可能也只是隔空喊话，最多是职业化的“学”之“术”而已，而一旦学术职业化，不仅“祛魅”，而且将如商场里推销员的职业微笑那样，不仅缺乏真情，而且流于伎俩，不能与生命与生活达到真正的亲和。所以，“与天地参”首先要与自己“参”，参悟伦理的自己；要读懂外部世界的伦理，首先必须读懂自己生命的伦理。伦理上的“认识你自己”如同阿波罗神庙上神对人的告诫一般，当是伦理学人的“童子功”。学术既然只是“人”的一种在场方式，所以需要进行关于自己人生成长和学术发展的伦理家园的澄明与反思，姑且算是对自己学术家园的伦理叙事吧，因为这个家园是我作为“伦理人”的“伦理之洲”。
进入大学门，便开始了自己的学术事业。我是一个人生经历极其简单的人，因为从此便没有离开过大学，而且基本上是在同一所大学，更有甚者，面临中国多所顶级大学的邀请和诱惑，仍然坚守在这所大学，它就是东南大学。如此说来，我的经历单调而寡味，鼓励着说，最多是执着而愚痴，可能更合适的评语是女儿那句戏语和咒语：高级而无趣。仔细想来不能将它简单地归结为“惰性”，根本原因在于，一般人只把自己的追求当作学术的事业，而我却将它当作至少相当程度上当作伦理的事业，所以不仅为自己的学术目标所吸引，而且为伦理义务所缠绕，而一旦选择为伦理所决定，简单的理性权衡瞬间会变得沉重而庄严——不是没有冲动，而是陷于“冲动的体系”。这是命运的安排，也是自己对命运的选择，于是，由选择而放弃选择，直至不再选择和不会选择，当然，最终的结果是不能选择，因为自己将不再成为“被选择”的对象。
1977年开始的那场高考，改变了蛰伏着的几代人的命运。其实我们在1973年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已经开始尝到“统考”的滋味，那时邓小平“右倾翻案”，高中升学开始实行“考试与推荐相结合”，我以前几名的成绩被录取。对我们这些77、78级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来说，与其说我们选择了时代，不如说时代选择了我们。那是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我一直认为，相比现在的80后、90后，我们这代人其实并不那么优秀，我们优秀，是由于同辈人中绝大多数没有机会优秀，因为在那个时代能读到高中毕业的青年并不多。至于专业的选择，相当程度上是误打误撞的结果。关于如何进大学，以及为何选择哲学专业，我在《文心禅》这份学术自传中已有记载（《樊浩自选集》，江苏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不再重复。我想说的是，哲学专业和东南大学（南京工学院）都是命运的安排，当时都不是我选择的结果，但是，我不仅在哲学伦理学这条道路上走了近四十年，而且在东南大学坚持了四十多年，这让我很质疑现在一种流行的教育理念，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所受的教育是“干一行，爱一行”，于是“爱一行，成一行”；现在的教育是“爱一行，干一行”，于是“干一行，换一行”。原因很简单，兴趣是很主观的，很容易转移，完全由着兴趣来，可能会流于放任或任性，如果没有坚持，没有执着，没有一种伦理的使命感，我们的人生可能很多彩，但却缺少那种变中之不变的定力和积淀。时代才过了几十年，猛然发现几代学人之间的文化鸿沟已经生成。我们这代人的追求是“有意义”，但可能在现代人看来“没意思”，于是被视为“高级而无趣味”；现代性的特征是“有意思，没意义”，不是不追求意义，而是可能连“意义”这个词本身都是虚妄或可笑。于是便有“意义”和“意思”两种不同取向。我们这代人对专业的选择准确地说“被专业选择”，在专业上的成功，相当程度上是限制和强迫自己的结果，体现出很明显的自我超越的特点，所以我经常对学生说一句话：“限制就是发展”。现代人的专业选择及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具有自我呈现的色彩，可能很快乐，也许很成功，但少数“由着兴趣”的成功人士的背后往往有浩荡的不成功甚至失败的大军作分母。问题在于，耀眼的永远是成功者，因为失败者会闭上自己的嘴巴，不愿话语或失去了话语权。这些经验和理念，都与我在学术上突显伦理而不是道德的尝试相交切，因为它是我的“河之洲”的一部分。
高考成绩超出重点大学录取起分线65分，我却迟迟未收到录取通知书，在大学正常开学一个多月后，意外收到南京工学院的录取通知，它对我本人、我的家庭和我所在的那个小世界带来的那份柳暗花明般的惊喜可想而知。那时大学的学习并没有今天的那种丰富和浪漫，与今天大学生最为不同的，是同学们操着各种口音、穿着不同衣装、年龄悬殊得甚至可以形同父子两辈，但每个人都同样意气风发，走到大街上胸前那白花花的校徽犹如今天明星们脖子上耀眼的通灵钻石，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骄子”之“骄”乃至汽车售票员从来不向戴校徽的学子查票，然而“骄子”们身上却毫无“骄气”。进校之后，大家学习之刻苦，完全可以用“疯狂”二字表述。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拨同学之一。按照系主任萧昆焘先生的安排，一、二年级不分专业，于是我们从文史哲、语数外，到统计学、心理学都受到系统的浸润。当时的师资不只是东大老师，而是从南京各高校聘请的最好的老师。譬如南京大学统计系主任吴可杰先生给我们讲统计学，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树栋先生给我们讲世界史，南京师范大学刘恩久先生给我们讲心理学，至今让我后悔不尽的是南京大学中文系候镜昶老师给我们讲古汉语，我做他的课代表，上第一节课我们就为他的板书叫绝，为奖赏我，候先生最后给我写了几个条幅，可惜当时没有收藏意识，被几个朋友要去。这么珍贵的书法作品，现在想留个念想都没有，前几年想起来向朋友索还，结果无功而还。最“折磨”我们的是数学。萧先生要对我们进行严格的思维训练，于是我们跟着东大的工科生学完了两本厚厚的高等数学，可学完后萧先生说工科数学难度不够，又从南大数学系请来老师，跟着学了一学期的理科数学，最后仅数学作业，我就做了满满10本。对高等数学的许多内容，我并不是真懂，唯一加深理解的方法就是多做练习，这是笨办法。王育殊教授给我们讲授伦理学，这是当时江苏高校第一次开出伦理学课程，在全国也为数不多。王先生的为人和他特殊的讲授方法，让我们领受到伦理学特有的亲和，与萧先生那思辨哲学的冷峻睿智交相辉映。孙锦祥先生讲授政治经济学，一上课象征性地打开讲稿便娓娓道来，我现在经济学的基础，基本上都是那个时代打下的，孙先生给我这门课97分的成绩。四年大学学习收获很大，尤其感受到思辨哲学的魅力。萧先生用他那浓浓的湘音，将我们一步步诱进思辨哲学的殿堂，从他那里，我们第一次知道了黑格尔，也知道萧先生是国内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师之一。未曾想到的是，现在我竟接着萧先生讲黑格尔，而且讲得比他还长还多，因为我比萧先生幸运，命运让我在讲台上顺风顺水地站了更长的时间。
以优秀的成绩从东大毕业，我被分配到江苏农学院即现在的扬州大学做哲学教师，“天之骄子”的那种落差可想而知，当时大学毕业的感觉好到简直就是“天下之大，无可容我之地”。但七八级的分配普遍不是很“理想”，这所大学已经是当年我们这届哲学专业除留校之外唯一的本科院校了。记得在去扬州报到的路上，我对同行的同学开玩笑说“我们去改造扬州吧”，虽是戏语，但心气之高之狂可见一斑。进了江苏农学院大门，整个一个“农”字，宿舍门前杂草差不多半人高，板床还有点摇晃。可是，就在这里，我浸润了最浓最真的伦理情。厚道的社科部常务副系主任将我们几位新来的学生请到他家里招待；校宣传部长兼社科部主任陈锡祥先生听了我几次课，认定我是个“人才”，建议学校一定要好好培养，留住“人才”；校党委书记梁隆盛经常到我们住的地方串门，拉起家常就像邻家大叔。1984年那个中秋节，我正在图书馆看书，校工会主席走到我身边，说，今天是中秋节，学校决定给你们小两口一间宿舍，让你们在中秋节团圆。从此我们便拥有第一个属于自己的窝，它一直温暖我到现在。1985年，学校决定同意我报考研究生，于是回母校东大跟随王育殊先生读伦理学。毕业时，系主任萧先生坚决不肯让我回扬州，东大党委书记陈万年与江苏农学院党委书记梁隆盛两次谈判，最后梁书记讲了句让我感佩一辈子的话：“像这样的年轻人，在东大比在我们这里更能发挥作用。”离开扬州时，我们去梁书记家告别，他从床底下掏出两只红红的苹果，说：这是我们家最好的礼物了，用来为你们送行。他的夫人刚从农村随调，有几个孩子，当时他们的生活挺困难的。这是我这么多年享受的最好的水果，吃苹果的时候，我常想到这两只苹果，它教会我怎么做人，怎么感恩。因为这次调动，直到现在，我还认为自己欠了扬大一笔“伦理债”。
1988年3月硕士毕业后我留东南大学工作，系主任萧昆焘先生给我的定位是做王育殊教授的助手，发展伦理学科。1988年下半年开始给研究生讲授“中国伦理史”，同时兼任系科研秘书。是年底，学校开始实行行政换届，萧先生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系主任，经民主选举，由吕乃基教授接任，出乎我意料的是，学校决定由我担任哲学与科学系副系主任。留校不到一年，年龄不到30岁，这两个指标足以说明韦钰校长思想之解放和东大人事改革力度之大。从此，我开始了至今长达28年的教学、科研、行政“三肩挑”的历程。留校之后，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学校在“筒子楼”的北边给了我一间房，这是一间被校木工队师傅置换的房子，因位于公共水房旁，非常潮湿，但这在当时对年轻教师来说也算是不错的“待遇”了。我用建筑工人的脚手架钢管在家里搭了一个阁楼，将装不下的书等放在上边，从此便有了一个温暖的安乐窝，女儿也从老家接了过来，结束了三地分居的生活。除了行政、教学和科研工作外，早晨送女儿去幼儿园，中午烧饭，下午接女儿，都是相当长时期内的“必修课”，繁忙可以想见，但热情很是饱满高涨。那时大家条件都差不多，中午和晚上，筒字楼的邻居们纷纷打开门前的灯，从东到西一字排开上演“锅碗瓢盆交响曲”，很是壮观和温馨，“煮夫”很多都是男生，因为夫人们大都是“家属”，需要坐班。孩子们可以从东到西在任何一家串门找小伙伴玩乐，狭窄的走道上不时飘着“叔叔阿姨”的童音，遇到任何问题，邻居们都可以上门帮助，大有“镜花园”气象。
1992年新一轮系级换届，我被韦钰校长任命为哲学与科学系主任，成为当时东南大学最年轻的系主任。如果这一结果我多少还有点思想准备的话，另一个结果就完全出乎想象。1992年12月，学校将我破格晋升为教授，“破格”带来的震撼不仅在年龄，更重要的是资历。同年的3月，我刚晋升为副教授，一年之内两次晋升，这已经不只是管理上的创造力，简直就是想象力，以此足可以回眸当年东大的改革气象。当然，这也可以说是历史给予我们这代人的特殊机遇，那时在全国，华师大的杨国荣教授、北大的万俊人教授等也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杨国荣教授在此以前早已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于是，1992年，就成为我人生的特别记忆，不仅成为学校最年轻的系主任，而且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哲学伦理学教授。当然，由此也可以想见留校这几年自己付出的艰巨。那时我已经出版了第一个三部曲中的前两部，即《中国伦理的精神》和《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共六十多万字，这两部书得了全国学术著作奖、华东学术著作奖、江苏省政府奖，另两部著作《文化撞击与文化战略》、《道德与自我》正在出版中，还有五十多篇学术论文，这种爆发力在同代人中客观地说也是比较强大的。当时，学界泰斗张岱年教授、方克立教授主编全国统编教材《中国文化概论》，根据篇章内容在全国挑选优秀的年轻学者分别担任，我的任务是担任“中国传统道德”一章的写作，并有幸在这个团队中与葛剑雄教授、郭齐勇教授、杨国荣教授等顶尖级的中国年轻学者结下友谊。那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校内另一个系的主任是我的朋友，他悄悄而坚定地提醒我：东大是一个工科院校，文科既没平台也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从现在开始学校再也不可能给你任何资源了，明智的选择是及早另谋高就。我听后一愣，但经过思考得出的结论是：既然学校将能给我的都给了，那么，剩下的该是我为学校做贡献了。这是我初始的“伦理觉悟”，而那次破格晋升，就是我这么多年在东大坚持和坚守的初始“伦理动力”。
正当踌躇满志地“大展宏图”之际，学校决定进行体制改革，建立文学院。学院虽然是虚体，但自己思想上的抵触非常强烈，强烈到一纸辞职书呈送校长。那时韦钰校长已赴任教育部副部长，陈笃信校长于病中找我谈话，当我知道校长是从医院赶回时，感到非常惭愧和不安，当即无条件收回辞职书，陈校长作为以前长期主管我们的校长，不仅对我恩爱有加，而且其人品令我深深敬佩。现在想来，当年的强烈抵触，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年轻气盛，另一方面也是源于一种“伦理情愫”。因为东大是一个工科院校，文科在学校的地位很不稳定，往往与校领导的理念甚至情绪密切相关，因而具有浓烈的“人治”色彩。我们读书时，常常看到系主任萧昆焘教授伫立于办公楼下哲学系的标牌前凝思，因为不时会传来学校“取消文科”的杂音，哲学系是学校唯一的纯文科系，另一个系即社会科学系担任公共政治课教学任务，取消文科实际上就是取消哲学系。所以，如果因成立文学院而将哲学系“吞并”，我认为自己具有不可推脱的历史责任，因而不顾自己的境遇强烈抵抗。后来若干年我在校内的所有恩恩怨怨，大都与这次“抵抗”有关，现在想来虽觉得过于意气用事，但仍不觉后悔，因为我的信条是“不负他人”，“无愧历史”。
在事业最艰难的时期，我决定对外开拓，最重要的举措就是与江苏省委组织部合作，举办领导干部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当时正值江苏省委大力推进干部教育，我便主动与省委组织部联系，招收了四期共五百多位厅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来东南大学哲学系进行研究生课程进修，学制两年，他们都是经过省委组织部考察的优秀干部。我们在著名大学中聘请最杰出的学者授课，水准很高，干部班办得非常成功，得到领导机关和学员们的一致好评。在中组部介绍时江苏的经验引起广西自治区的重视，后来又受广西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委托，先后举办了四期厅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两个班走出了大批杰出的领导干部，有省委书记、常务副省长、多位副省长或自治区副主席、多位中央部局的副部长，有的后来甚至成为中组部的领导等。
2000年，东南大学四校合并，庞大的文学院面临完全实体化的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学校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我，并且授予“全权”，从此开始了连任三届长达15年之久的“院长”生涯。我并没有完全贯彻学校的意图，而是在对事业负责、对同仁负责、对学校负责的“三负责”之间寻找折中。首先将“文学院”改名为“人文学院”，以为日后的文科扩张留下战略空间，并在此过程中保留无形资产。为了对同仁负责，我禀持“一个都不能少”的伦理信念，不以“生存竞争”法则丢下任何一个被合并的同仁；为了对学校、对事业负责，我提出了“博士化”的口号，因为在四校合并中，没有合并进一个博士，庞大的“新军”中只有三位硕士；而作为管理和为人的策略，就是“外刚内柔”，常常放狠话，乃至提出“消灭硕士”的近乎极端的口号，但15年院长期间一个都没有被“消灭”。后来有同仁洞明我的这一伎俩，将它概括为“刀子高高举起，轻轻地放下”。作为努力的回报，到第二届任期时，学院共有五十多位同仁在职攻读了博士学位，后来成为学校博士化比例最高的学院。
回顾15年的院长经历，感觉自己总是被伦理所纠缠。担任系主任时“被合并”，担任院长时“被解构”，这就是宿命，是传统工科院校中文科创业的宿命。作为东南大学唯一的综合性学院，人文学院担任孵化文科的重任。2006年，学校搬迁九龙湖新区，根据我的请求，学校将三千七百多亩校园中最美的一块即龙湖湾给了人文学院，并一次性建了三幢文科办公楼，为此我激动得几个晚上没睡着，睡梦中谋划如何分享这块大蛋糕。不料美梦醒来，一纸通知，学校将人文学院解体为人文、艺术、法律三个学院。这突如其来的决定让我一下难以接受，因为原人文学院凝结了我太多的心血，仅为在三校合并中建立主流文化就进行了长期坚韧的努力，我觉得这是一次撕裂，不仅是学科生态的撕裂，也是一次伦理生态的撕裂。几年后，在第三届任期，马克思主义学院又从人文学院分出。如果说第一次的分裂有情绪的话，这次的分裂已经很自觉，自觉意识到人文学院孵化文科的使命，并将它作为天命，于是迅速或加速建立了社会学和公共管理两个系，以弥补学科生态上的不足，并在很短时间内使社会学系成为全校师资队伍中国际化比例最高的系。目前东南大学六大文科学院中，除经济管理学院和外国语学院外，其他四个学院都是在我担任院长期间从人文学院孵化和脱胎出来的。不过，直到现在，每每看到文科楼下林立的学院牌子，仍有一种劳燕分飞、“三国四方”的感觉，也许，这就是一种伦理情愫，准确地说是一种伦理上的迂腐。这也就注定了我的“从政”命运：15年“院长”没进步，因为太迂腐；但一直做了15年，也因着这份迂腐或夫人常嘲笑的“愚忠”所得到的同仁和学校的信任。然而无论如何，这种结果对我来说，不仅是经历，而且是幸运，因为它让我别无他求地执着于事业，执着于学术，也专心致志地守护着学术和事业。
2014年底，我以一份”Bye,‘院长’”的离职演说，告别了自己坚守15年的院长岗位，开始另一段伦理旅程。在东南大学院系正职的位置上，我完整地服务了东南大学的四任校长、四任书记。从韦钰校长、陈万年书记，陈笃信校长、朱万福书记，顾冠群校长、胡凌云书记，最后是易红校长、郭广银书记，成为自“韦钰时代”起东大“赖”在这类岗位最长的一位中层正职，居然长达23年。正如我在离职报告中所说，随着我这位“最后一人”的离职，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东南大学一个时代的结束，虽然随后继续担任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东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但已同时担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回首往事，自六岁入小学启蒙，我居然从此未真正离开学校一步，因为即便上大学前在根思公社做秘书的一年，也是政府向学校“借调”，人事关系并未离开学校，可谓地地道道的“书生”了。
学科发展尤其是伦理学科的发展，是我的事业线中最重要的“干线”之一。东南大学的文科自1977、1978年恢复高考后我们这两届学生进校才恢复。在80、90年代，甭说文科博士点，文科硕士点也是“奢侈品”。80年代初以萧先生为带头人的科技哲学硕士点是东南大学第一个文科硕士点，东南大学虽是全国最早开设伦理学专业课的学校之一，但伦理学硕士点很久未能建立，我们读研究生时属于科哲下的伦理学方向。当时萧先生是国务院评审组成员，90年代初曾组织申请过一次伦理学硕士点，但未能成功，而科哲的博士点也在萧先生的“谦虚”下几成绝唱，直到我担任院长的第二届才获得。1993年，由我作为带头人再次申报伦理学硕士点，获得成功。这个成绩在今天可能微不足道，但它是东南大学第三个文科硕士点，我也是当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文科硕士点的带头人中最年轻的一位。自担任系主任起，我便将引进年轻博士作为战略目标，当时全系没有一个具有博士学位的师资，在1992年的全国伦理学年会上，我向罗国杰老师提出请求，能否支持我们一位博士生，罗老师务实而又慈祥地对我说，现在博士生太少，你们好好努力，争取自己建立博士点。“建博士点”？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我从中受到了鼓舞。
如果说罗老师的鼓励给了我正能量，另一件事给了我深深的“激将”。1993年9月份左右，教育部举办“东方伦理与青少年道德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韦钰部长当时主管外事，邀请我参加。会上，我的论文和发言引起不少国外专家的关注和好评，但晚宴时，一件刺激得让我至今难以忘怀的事情发生了。国内的那些名师、大师们纷纷将自己的弟子介绍给外国学者，最后只剩下我这个“草根”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仿佛一个弃儿。就在那一刻，我下定决心：为了我的弟子今后不再有这样的遭遇，我必须努力，在东大打出一片江山。日后我所有的发愤，以及对弟子们的关心，相当意义上根源于这次“伦理记忆”。
于是，从1993年起，我开始组建一支年轻的博士化的伦理学团队，当年便引进了两位。因为伦理学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有博士点，我便从其他学科引进，进行交叉学科研究。后来发现，交叉学科的研究更能建立特色与优势，从而更为自觉地组建。然而，只靠引进不仅速度慢，而且难以对现有团队进行深度改良，于是着力进行现有团队的博士化提升。我自己带头，于1995年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可能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我攻读的是南京大学商学院的管理学博士。一方面，我工作太忙，难以真正脱产到北京读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做教授几年后，我发现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知识缺场成为我推进伦理学研究的一个瓶颈，于是决定攻克这一盲区。当时我找到了图书馆能够找到的比较权威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著作认真研读，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本专著《中国人文管理》，进行伦理、文化、管理与经济的交叉研究，拿着这本书，向著名管理学家周三多先生提出报考他的博士的申请。先生很慈爱地接受了我的申请，我便有幸成为周先生的入室弟子。1995年，台湾将我这本书出版，至今它还是台湾一些大学管理学的参考书目甚至教科书。周先生是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的缔造者，中国管理学界泰斗，门下高足云集，除了在管理学学术研究和企业管理领域中众多叱咤风云的学者、企业家，还有诸如原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现中组部人才局局长孙学义等政界精英，一时周门鼎沸，成学界一道风景。投周先生门下读书三年，收获很大很多。先生不仅学问处开山地位，而且人生阅历丰富，极为睿智，任何复杂纠结之事，在他那里都是风轻云淡，执简而驭繁。对人对事对世界，从容而宽容。先生有一眼有疾，本非大碍，开刀却不幸失明，从此自称“独眼先生”，离休后拎着一只相机，与师母一道走遍世界留下万钟风情，其境界已非“不知老之将至”，而是不知人之极限为何物。根据他的崇高地位和杰出贡献，南京大学聘请做终身教授，不料先生轻轻一语：我已为南大奉献一辈子，余下的时间属还给我自己吧。表面逍遥，实是面对至尊荣誉时的那份淡泊名利、功成身退的人生大智慧。我读书时，正是事业遭遇瓶颈之时，先生常一语开悟，涤除心霾。毕业论文的“后记”中，我以《论语》中孔子“吾欲无语”感悟先生之“师道无语”真谛真经。1998年6月毕业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管理学与经济学在学科上分开，因为我的答辩晚了一周，于是最后学位便从“经济学博士”成为“管理学博士”。
1996年，我们的博士化进程取得重大突破，我们开始冲刺伦理学博士点。这一举动当时给伦理学界带来惊异，因为有点太“自不量力”了，只是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血气之勇。当时与我们同时申请的有北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等，带头人都是德高望重的前辈。结果可想而知，不仅我们没被批准，而且伦理学界无一胜出，博士点的资源太稀缺了。1998年，我们第二次冲刺，申请单位主要还是那些，这次我们走到最后，但是就在复评时，我们尤其是我本人遭遇了人生中“前所未有”的冲击，有同仁在全国寄发了许多匿名信告状，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破坏力可想而知，我们功亏一篑，但全国伦理学界再次全军覆没。现在想来，这次冲击事实上也并不那么巨大，但因为我以前太顺了，没经历过大的挫折；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校内外竞争过于激烈，我在工作和处事方面年轻气盛，因而开罪了某些同仁。但我还是受不了这种打击，暑假中第一次带全家出远门，到内蒙古大草原“散心”去了。在最困难的时刻，学界前辈们给了我温暖和支持。罗国杰教授、唐凯麟教授、刘放桐教授亲自来东南大学解释原因；陶德麟教授、方克立教授给我本人、也给学校领导写信，给我们鼓励，方克立老师多次来电话开导；周辅成先生虽不是评委，但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信，不仅开导我，而且痛斥那些行为。周先生在1998年7月19日的来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古人说‘多难兴邦’，国家如此，个人也如此。平安一生，多是庸碌之士，其人不足道，其事业亦不足道，不值得有识之士重视。人生一世，所遇人愈多（皆有个性），矛盾亦不能不愈多，人亦应当挺起胸膛，面对矛盾，不畏惧，亦不退缩。”
前辈们的这些教导和鼓励，让我温暖至今，是我学术旅程中最温暖最温馨的记忆。我常对学科同仁们说，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前辈们给予的帮助。前辈们的这些优秀品质，对我是最好的伦理教育，至今在许多情境下，我只是努力学习他们，效法他们。更重要的是，“告状信”让我再度激发，而且催我走向成熟，使我在学术上更严谨，心理上更强大，人格上更亲和更完整，它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000年，我们第三次冲击博士点，这次获得成功。那次，当方克立老师来电话鼓励和祝贺时，我已经躺在床上几天，几乎连道谢的力气都没有了，事业的艰辛、创业的艰难可见一斑。这样，东南大学在继中国人民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之后，成为中国伦理学界第三个伦理学二级学科博士点，也成为东南大学第一个土生土长的文科博士点。作为四十岁的生日礼物，那一年，据说我也是全国作为牵头获得文科博士点的第一带头人中最年轻的一位。
学术、学科、行政，几十年重负荷的马拉松式的长跑，几度摧垮我的健康，其中最严重的有两次。1991年前后病了几个月，2002年在牛津大学再次倒下，回国在上海住院56天。两次大病落下祸根，但我相信仁慈的上帝给人的每一次经历，都是人生的礼物，它们不仅让人失去，而且教会人们在“舍得”即“舍”其既“得”中拥有真正的“得”。萧昆焘先生当年在课堂上曾说过，磨难对强者来说是垫脚石，只有对弱者才是万丈深渊！我不是强者，也不想做强者，因为老子说过，“强梁者不得其死”，但我试图做一个“韧者”，坚韧地努力，坚韧地走向目标。韧，是当年韦钰校长在赴任教育部副部长时在她北京的家中给我的“临别赠言。”几十年中，我坚守着东南大学，尽着一份伦理的义务，守着一份伦理的事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同仁、朋友和前辈，都曾向我发出过令我动容和感动的邀请，不是没有动摇，也不是“不动心”，而是坚守着这份坚守，理由很多，基本的理由是：为了一份伦理的承诺。作为一个学科带头人，对学校、对同仁们都有一份义务。我带着大家也和大家一道开辟了这个事业，如果自己离开，那可能真的像一首歌中所唱：“你把我引到了井底下，割断绳索就走啦”。
创业不易，守业也不易，现在，东南大学已成为中国伦理学界难以忽视的一个重镇，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曾创造过很多纪录：
1992年，33岁，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哲学伦理学教授；
1993年，34岁，作为带头人在全国获得伦理学硕士点，成为当时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功申报硕士点的最年轻的学科带头人；
2000年，40岁，作为全国最年轻学科带头人，经过三轮与国内顶尖大学的激烈竞争，在连续三轮六年的空缺后，为东南大学获得第一个土生土长的文科博士点，使东南大学成为全国第三个伦理学博士点；
2001年，在全国伦理界第一个获得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
2001年，成为中国伦理学会历史上第一批京外副会长；
2003年至今，是江苏省也是江苏哲学界唯一的”333工程”第一层次专家；
2005年，作为首席专家，获得全国第一批、伦理学界第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
2006年，成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伦理学界两委员之一（伦理学界元老罗国杰先生是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07年，成为全国伦理学界第一批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08年，成为全国伦理学界唯一、江苏省第一个中宣部“四个一批”理论界专家；
2014年，成为全国伦理学界高校系统唯一的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连续3届任第八、九、十届江苏省政协委员。
这些“第一”的纪录不能说明自己的能耐，只是说明机遇，说明创业的艰难，说明自己的“草根”本色，甚至相当程度上说明东南大学文科的“草根”本色。对东南大学这样的文科“高程”较低的学校来说，文科人的机会不容易，必须有足够的比较优势才可能在竞争中胜出。所以，面对机遇，从一次演讲到任何一次“出场”与“在场”，我对自己的告诫都是：“给阳光，就灿烂！”“灿烂”不只是自我表现，而是对“阳光”的回报，是“阳光”的期盼和生命方式，因而说到底是一种“回报”的伦理。
坦率说，几十年事业的奋斗，我过得很充实，很辛苦，也挺有成就感，因为我看到一个学科、一群学科在自己的眼下，在自己的手中不断茁壮，最后拔地而起，就像一个建筑工人看到一砖一瓦最后垒起的大厦一般，但是，过得并不潇洒，因为我总是为各种伦理义务所缠绕，为不断推进的目标所吸引，为日新月异的“工程”所驱动。然而我并不后悔，在自我意识中，我不是一个职业人，乃至不是一个职业化的学者，我首先是一个伦理人。伦理人的本性是过普遍生活。人生短暂，任何人都是匆匆过客，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对永恒的追求和对成为普遍存在者的执着。虽然这个目标难以达到或根本不能达到，然而正如一位哲人说过，伦理道德本来就是一个永远有待完成的而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成了，也就终结了。物转星移，宇宙之所以需要“时间”，之所以让人们至今不能解开“时间”之谜，就是因为要让大自然中的一切不至于同时在场，以为新的生命的诞生留下机会，否则，如果真的“万寿无疆”，那么不仅时间停止，宇宙间的一切也就停止了。一切都会消逝，最后留在这个世界的，只是那希夷而永远流动着的“精神”。因缘和合，惟有“精神”不死，我们在“精神”中永恒，我们与“精神”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