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84年底，我没有选择去国家重要机关工作，而是来到了恢复建系时间很短、百废待兴的南京大学经济学系任教。这是我学术生涯的重要契机。南京大学整体上浓厚的学术氛围，国家如火如荼的经济改革，使我如鱼得水，迅速成长。1988年，我被特聘为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并担任当时经济学系的系副主任。
1992年春，时年33岁的我成为当时南京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和当时中国经济学界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南京大学是国内外久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乃人才荟萃、藏龙卧虎之地，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离不开自己多年的潜心治学、辛勤教学。1996年我担任博士生导师，2005年成为国家在经济学方面首批为数不多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面壁十年图破壁，邃密群科济世穷”，我在经济学这门古老学科中潜心研究、发奋工作三十余载。勤奋刻苦，躬耕不辍，不断探索经济学新的领域，把对国家和人民的情怀，融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的科学务实研究上，不断探索产业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新架构；始终坚持务实、严谨的治学理念，通过对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实践，透过产业、区域等多个维度，探索出口导向型经济向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等现代产业结构的变迁，研究实践中的产业经济的演化规律，并冀望以此丰富我国的产业经济学研究内涵。
80年代末是我国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成为改革的必然趋向和唯一选择。但在对计划与市场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中，一直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把市场的作用和领域限于“机制”的范畴，而不是经济运行的“本位”，认为它只是实现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的调节方式；二是很少具体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管理问题，只是作抽象的关系论述。我根据当时国家的需要，专注于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着手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问题的研究，广泛涉猎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学说，特别是经济运行的自由化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学术流派对我的研究活动影响最大。通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大胆思索，面对中国的改革实践，我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
1986年与人合著《社会主义市场的系统分析》；
1990年与人合著《经济政策概论》；
1990年主编《产业经济管理学》；
1986年在《财贸经济》发表论文《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法权让渡市场》；
1986年在《经济研究》发表论文《当前企业经济行为的动态分析》；
1992年在《经济研究》发表论文《部门内贸易：动因、形成与中国现状》。
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6月，我的一部重要的个人学术专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计划论》问世。在这本专著中，我在我国理论界率先提出并予以论证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观点，综合起来主要有：
1.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和计划改革的历史起点，是自然经济、产品经济、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共同向现代商品经济转化，其中以商品经济流程代替实物经济流程最为迫切、最为艰难也最为重要。
2.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可以简要地归纳为市场取向改革不足和市场取向改革过度两个方面。前者表现为行政控制系统阻挠市场经济改革，后者表现为在需要特殊价值判断的领域盲目引进市场机制，解决前者的困难要比后者大得多。
3.计划与市场并不矛盾，真正的矛盾在于行政控制与市场发展的矛盾。只要不是行政命令性计划形式，各种政策性计划、社会参与协调计划、产业集团计划等，都可以为市场发展规划轮廓和方向，纠正市场失效。
4.计划的主体不光是政府，而是社会——政府——产业界的混合参与和共同协调；计划的对象不是实物关系，而是市场关系；计划的运行是为了纠正非均衡经济中市场关系的偏误。
5.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不是单维的线性关系，而是复合多维的主体结构，不仅在主体上和客体上要结合，而且在时间上、空间上以及发展上均要结合，等等。
针对当时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市场化改革不足与市场化取向过度同时并存的矛盾，我在书中提出“行政造市场——市场造市场——计划调市场”是一种可选择的渐近配套模式。这些观点被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胡乃武誉为：“对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该书获江苏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是国家“八五”重点学术专著。
1992年以前我的理论研究侧重于宏观经济学方面，1992年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我的研究视角转向产业经济学的研究。通过对美国、日本产业结构和理论的研究分析，探寻中国产业结构的变革、产业组织与竞争，找寻中国产业结构向高端组织和竞争结构跃迁的发展路径。我认为，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调整产业结构，首先要完善产业结构、规范产业组织，深化这方面的研究，对改革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90年代初以来，是我从事教授工作最忙碌的时期、取得科研成果最丰硕的时期，也是我的学术思想更为全面、更为系统、更为成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主持了许多重要的科研项目，主要有：
国家教委“八五”社科研究项目：“调节产业结构优化的产业组织政策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乡镇工业市场结构与市场行为的系统研究”；
“星火计划”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现代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发展规模经济的产业组织政策：江苏的经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方政府政绩评价的科学系统与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等等。
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我经常率队到企业调查研究，和企业家座谈，走访过江苏地区的许多重要企业。“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使我的理论思考更加缜密、翔实、富有说服力。这一时期我在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一流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兼容性》——《中国社会科学》；
《以产业活动原则规范市场与完善宏观管理》——《中国社会科学》；
《国有经济产业调整与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经济问题》；
《关于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考察》——《经济学家》。
这一时期我还出版了6部著作：《中国产业发展研究》、《国民经济管理》、《产权、市场与发展：乡镇企业制度的经济分析》、《技术创新与规模化发展》、《现代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产业经济学》。
这一时期，我在执著开拓产业经济学这一新学科的同时，也进一步充实、完善了自己的学术思想，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的学术观点，主要包括：
1.以竞争均衡为假说条件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由于忽视需求变化和资源在产业间移动的重要性，因此在解释像中国这种非均衡经济运行时的作用非常有限。对过渡时期经济学的研究，尤其要重视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及其增长效应的研究，注意资源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的长期发展意义。
2.中国的产业组织不是建立在经济竞争基础上的垄断竞争结构，而是建立在各级政府行政权力基础上的行政垄断型结构。由此形成过渡时期的经济增长中的一系列问题，如行政势力控制、垄断封锁、分割市场运行，企业规模不经济，兼并、收购、合并困难，经济竞争不充分等。
3.转变管理原则和管理机制，以产业取向制定经济政策，对同产业中的企业采取同样的政策，对不同产业中的企业采取不同的政策，实现产业内企业的公平竞争，同时引导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4.计划经济介入了对企业内部具体经营活动的干预，这种过度干预形成企业的低效率。综观世界各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共同特征，中国的宏观调控制度，应从干预特定产业活动为基点来设计。
5.国有企业产业分布的调整，不是简单地要“退出竞争性领域”，而是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在国民经济的上游产业中多配置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或国有控股集团；在集中度要求高、规模经济效应显著的产业中多配置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集团。基本原则是这种分布的调整要保持下游产业动态的国际竞争力。
6.对企业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企业进入中国的成长产业，应有一定的限制，应动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对国内成长产业中的民族企业给以保护。保护的重点除了运用进口限制手段外，主要是限制国外直接投资，同时要鼓励企业积极进行在新技术基础上的设备投资和扩大生产能力。保护期限以基本形成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为上限等等。
中国的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新事业，改革需要理论的指导，理论也需要改革的检验。我始终坚持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贴近改革的实践，不断开拓产业经济学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新政策。在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之外，我还兼任了江苏省、南京市政府的政策咨询顾问，在地方政府的重大决策中发挥了学者的智囊参谋作用。如1994年，我根据所主持的重大软科学成果，提出“调大江苏产业经济规模的若干政策建议”。该建议为江苏省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对策，并作为江苏省委研究室、省政府研究室、省科委、计经委和体改委共同组织的“依靠科技进步发展规模经济”研讨会的主题报告，得到了江苏省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企业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肯定。1995年，这一政策建议的思想被正式写入江苏省第九次党代会报告中。1996年，我主持的课题组提交的“发展规模经济，再创江苏竞争优势”的报告受到江苏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被吸收到江苏省政府“组建江苏十大企业集团”这一重大决策中。该课题组还研究建立了具有创新价值的超前性评价指标体系，并第一次对江苏省企业技术创新和规模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共评出100家“双佳”企业，在江苏地区产生了重大反响，对于引导和带动江苏省企业自觉走上依靠科技进步、发展规模经济的新路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2000年以后，我以产业经济学为阵地，把研究领域不断向外延拓展，通过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的研究，透过对我国现实产业结构和竞争格局的形成原因和发展脉络的探索，剖析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并以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体系为研究蓝本和政策着力点，不断完善和发挥产业经济理论体系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诠释力和政策指引导向。同时，以产业经济理论体系为内源，不断拓宽学科外延，运用丰富的产业经济理论体系，分析解决我国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经济现象和问题。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单纯从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产业经济问题，范围太狭窄。随着国际分工不断细化和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企业的生产、营销模式都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同时过去判断垄断的标准在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也在向动态化转化，反垄断需要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单纯依靠一个国家来反垄断的效果已经不是很明显。另外，随着1992年中国比较深入地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对产业发展问题的研究，更应该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进行，这样产业经济学才有持久的生命力。产业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主要的是一种方法论，应积极提倡利用产业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全球化和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转型、失衡和发展”问题。比如，除了传统的研究垄断、竞争政策外，产业分析方法可以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可以与宏观经济运行相结合，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基础；在微观上可以与企业管理理论相结合，研究公司战略经济学；可以与金融经济学相结合，分析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与市场结构问题；还可以与国际贸易问题相结合，分析公司内贸易与全球价值链问题；甚至还可以将其触角延伸至劳动力市场、区域经济发展。
最近一些年来，我主要致力于中国经济与服务经济发展研究，关注结构调整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背景下的重要意义，把产业经济学的外延不断拓宽，并运用于现实的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和政策论述。我着力于长三角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现代服务业及高端制造业，推进总部经济发展模式，合理定位长三角的城市定位；致力于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特有问题的论述、辨析和理论体系建设，关注经济增长动力切换，我国产业结构的变迁和时代特征；探索解决我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定位，研究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虚”的形成原因，并进行体系化的理论对策和政策分析；探索财税体制改革所需要解决的中央和省市的财政中事权、财权匹配的问题，历史成因、区域的差异和不同区域对政策激励机制的响应，以及在此基础上区域发展的差异和路径依赖，以及如何通过税收改革解决目前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的匹配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更好发挥中央财政的宏观调节作用机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强化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设计，充分发挥财政对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职能的正向促进作用；探索经济“三期叠加”时期，通过大规模技术改造来进行主动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向中高端产业链升级变迁，进而提升我国整体产业的竞争力，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促进与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协同发展；研究探索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培育、发展来推动我国区域人力资本、研发水平的提升，进而形成囊括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制造、消费服务业等产业体系的分层次、差异化，充分运用比较优势和自身特质的区域产业结构体系。
就我的治学历程而言，我认为，扎实勤奋的理论钻研需要与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全面分析框架和思路的紧密严谨融合，并在政策咨询的实证和研究中，不断探索、反馈、比较论证，从理论走向实践，通过实践完善理论，在螺旋促进的研究实践中，形成理论与政策实践的正向良性反馈机制，进而才能更好地对我国现实经济国情进行务实、严谨的剖析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