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我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市。1976年,和那个时代的同龄人一样,我去工厂做过临时工,后来在家乡的大泊公社插队当过知青。这一段“和工农相结合”的蹉跎岁月,虽然时间不太长,但帮助了我认识中国底层民众的生活,以及磨炼意志、砥砺品格,取得了学校教育所难以达到的效果,对于我以后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以及走求真务实的治学道路,起到了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我与经济学结缘纯属巧合。1978年,我怀着对文学的憧憬,在报考大学志愿表上一连填写了好几个高校的中文系,可发榜之日却发现被刚刚恢复本科招生的安徽财贸学院会计学系录取。当时还在农村知青点等录取通知的我,犹豫了好几天最终还是去报了到。由此我开始大量阅读东西方经济学名著,并逐步培养出了对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研究的浓厚兴趣。我在浩瀚的经济学知识海洋中,尽情遨游,吸吮营养,并进而立志献身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1982年8月,我以本专业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上了刚刚恢复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人数很少的厦门大学计统系,师从专门从事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研究的罗季荣教授,主攻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1984年12月提前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在厦门大学念研究生时,受到罗季荣、钱伯海、胡培兆、黄良文等教授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和结构分析方法的熏陶,激发了我对国民经济学的强烈的兴趣。我的学术积累最初来自对马克思《资本论》三卷本的反复精读,源于对库兹涅茨、熊彼特、凯恩斯、里昂惕夫、多马、凡布伦、加尔布雷斯等经济学大家的传统优秀著作的仔细深刻的钻研,同时我还广泛涉猎了芝加哥学派、哈佛学派、奥地利学派以及日本产业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一些名著和系列论文。勤奋、刻苦、扎实的学生时代,为我后续的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由于长期注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深刻思考,使我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特色的产业经济理论、方法和政策体系等,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认识,并在研究中形成了较为鲜明的问题导向意识和务实作风。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作为高级访问学者,我曾多次应邀赴美国、日本、欧洲的大学从事合作研究和学习进修,这大大地拓宽了我的经济研究视野,深化了我对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关系的认识。
从对经济学的研究产生浓厚兴趣,到现在取得了一些成绩,并不是源于我有多么远大的理想和愿望,而在于“实践——理论”交互作用的感知,在于始终喜欢追究询问和思考“为什么”的良好习惯,在于自己几十年朴素的坚持和严谨的治学与默默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