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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60年代，我们国家面临多种灾难。石油工业的形势也更加严峻。虽然全国石油产量已达到373.3万吨，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增长了一倍多，但石油工业落后的局面没有改变。石油产量的自给率仅40％，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苏联又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使外援濒于断绝。
余秋里部长回忆说：“松基三井出油以后，1960年石油部工作重点，将转向松辽地区。在那里将要展开一场找油大战。在这场大战中，单靠松辽局的力量不够。要想靠国家增加投资，和向国家伸手要物资、器材、要人员也不现实，依靠外援更是没有可能。所以，不集中全国石油工业的力量，包括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会战，油田拿不下来。但是，这种把军事上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用于工业建设，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搞不好可能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康世恩回忆当时的情况说：“1960年全国工业开始下马，北京也好，黑龙江也好，家家户户都下马。就你一家上，能行吗？”
实行这种战略决策，是破釜沉舟，是需要很大勇气和魄力，稍有犹豫，迟疑不决，就会坐失良机。
余秋里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采取大的行动，必须先统一思想，于是1959年11月26日，召开石油工业部厂矿长领导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为大庆石油会战的顺利展开，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94年初，已80高龄的康世恩，说：“这是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通过这次华侨大厦会议，一下子把石油职工队伍抓起来了。所有有本事的人都能把本事施展出来了。”康世恩说：“那次会议开得极其严肃认真。余秋里抓住石油行业是否应该‘又让又上’，要不要提倡全局观念，集中优势兵力保重点这两个重大原则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大做文章，整整做了40天。华侨大厦离我家就相隔一条街。会议期间，我儿子结婚，我都没有请假回去……”
这次会议是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即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召开的。当时全国已开始对“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批判。石油行业的新疆、玉门、兰州炼油厂等单位已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运动，而且涉及到了这些单位的一些局长、厂长，石油部里内部斗争也很激烈。这是这次会议的政治背景。
会议期间，新疆局主要负责人在发言中对过去的问题并未做自我批评，反而再一次指责石油部领导对毛主席提出的大炼钢铁不积极。说石油部是“右倾”，只抓油不抓钢铁是错误的！这就引起了争论。争论的主题是：石油部是钢铁部，还是石油部？石油部的工作到底应该去抓大炼钢铁？还是应该去抓石油？
在随后的讨论中，许多领导明白过来了：如果全国的石油企业都去搞钢铁，不搞石油，那还要石油企业干什么？还要石油部吗？应该也把石油部改名为：大炼钢铁部！
现在要问一问：如果石油部也去抓大炼钢铁，不搞石油，石油供不上，石油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国民经济又怎么能够全面发展？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这不是顾此失彼吗？就因为是毛主席提出要大炼钢铁，没有提出大搞石油，石油工业就不重要了吗？
这些问题越争论越激烈，经过40多天的讨论，最后，新疆局党委主要领导人，收回了自己的意见。
会议期间，余秋里提出，1960年拟在松辽开展一场大的会战，请大家做好准备，新疆、玉门、青海等主要局的领导还主动请战，表示随时听从调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