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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后不久，孔祥熙在美籍顾问杨格的建议下，向美国表示中国愿以白银向美国交换黄金，以便放弃银本位实行金本位，美国政府拒绝了这一建议，声称：如果中国想以银换金，尽可自己在自由市场上进行。
尽管国民党政府以银换金的建议遭到美国拒绝，但蒋政权仍不死心。1934年12月10日，孔祥熙再次照会美国政府，希望美国政府能给予中国一笔币制改革的贷款，或对美国以外出产的白银收购价格不要超过每盎司美金4角5分，这样中国元的相应汇价就将是每元合美金3角4分，也只有在这样的汇价下，中国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对于孔祥熙这一建议，当时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的意见有分歧。国务院不赞成贷款给中国，因为担心这将与日本的“天羽声明”相抵触，从而激怒日本；主张美国财政部暂停收购白银，或至少将白银收购价降至美金4角5分。美国财政部则认为，从政治上来考虑，美国政府不能在白银政策上作任何让步，即使最终可能促使中国脱离银本位，美国仍有必要继续收购白银，折中的解决办法是暂时将银价维持在每盎司美金5角5分的水平上，以待中国和美国国会领袖们就此达成谅解。后来罗斯福总统同意了财政部这一意见，于12月18日致电国民党政府，告以愿将收购国外白银的价格维持在每盎司美金5角5分的水平上，并表示今后如果要变动银价，将于一周前通知中国政府。但就是这样的答复也遭到了美国国会白银集团的坚决反对，以致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不得不马上收回这一成命。
这里顺便提一下当时的日本“天羽声明”和美国白银派议员的势力，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当时美国政府的处境和罗斯福为什么在这一问题上一直采取犹豫观望的态度。所谓的日本“天羽声明”，指的是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向报界发表了一项声明，其要点就是说，日本在东亚具有特殊的责任，日本将根据这一特殊责任而单独采取行动。天羽明确表示日本反对列强对中国采取任何联合的行动，哪怕是技术或财政的援助，因为这些行动将具有政治意义，并可能给日本及东亚带来最严重的影响。
美国国务院当时主要就是怕贷款给中国将与日本这一声明发生冲突，所以宁愿美国政府在白银的收购和价格上作一些让步，以便蒋政权能够继续撑持下去。但是，罗斯福与摩根索在考虑这一问题时，就不能不考虑到议会中白银集团的势力和影响。我们知道，虽然白银在美国的经济上并不很重要，但在政治上它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以洛基山脉为中心的产银七州，其所产白银占美国银产量的95%。这七州在参议院各有两名议员，占参议院表决权的15%，其中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毕德门的影响最大。1934年6月，参议院以54票对25票的绝对优势通过“白银法案”，就可见美国白银集团实力的雄厚。
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乞求遭到拒绝后，不得不于1934年10月15日对白银征收出口税和平衡税，企图阻止白银的大量外流。此后，表面上外商银行输出白银好像有些减少，但实际上白银仍大量通过各种渠道走私出口，使蒋政权的财经情况更加恶化。在此情况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只得厚着脸皮再次向美、英两国乞求援助。
1935年1月31日，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打电报给返美述职的美国驻前苏联大使布里特：“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尤其是货币方面所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危机可能在三、四月间，肯定在6月以前就要出现……在（我们这样）一个组织不健全的国家里，而又当日本为了要控制中国目前正逼着摊牌的时候，届时中国政府只能作出如下的选择：要么在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接受日本的贷款；要么就面临着事实上是在日人的庇护下各省使用不同的货币。鉴于此事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迫切的危险性，希望美国对于中国要求美国贷款，首先让中国将其货币与美元发生联系以避免即将来临的危机，其次要求将中国节余的一部分白银售与美国来满足其购银需要的建议……能予以最大同情的考虑。”
2月5日，施肇基在致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更把宋子文的这一建议具体化了：“……由于银价的不稳和受美国购银影响所造成的中国白银外流，使人民对通货丧失了信心和发生了疑虑，国内外贸易都遭致毁灭，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税收，尤其是当政府正在竭尽全力以消除在西方一个省内的共产党威胁而统一全国的时候，这种危害就更加严重了。中国曾经考虑如何调整它的通货、财政政策和计划，以便适应美国的政策和计划，并从而调和两国的利益……以便把中国从目前由于银本位所产生的汇价不稳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接着，在备忘录中提出了两项要求：“（1）中国愿意供应美国在白银收购法案下所需要的白银。……建议第一年中国出售白银2亿盎司，中国保留有5000万盎司伸缩之权。以后的供应可视美国政府对白银的需求程度而定；（2）在短期内将全国通货由银本位变为与美元联系的新通货……据货币专家估计，中国所需资金最低限度为1亿美元借款或长期借款，此外，还需要一笔同等金额的备用借款，以将来交货的白银作为抵押，这笔抵押借款需要时随时动用。”
对于国民党政府这一出卖中国货币主权，不惜将中国新币钉住美元以换取美国贷款的建议，美国国务卿在2月19日致施肇基的复照中又婉言加以拒绝：“……美国政府感到目前尚不可能与中国就上述计划纲要所提出的建议达成一项协定……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当而愿将上述计划纲要同时向对中国财政问题，特别是对中国币制改革表现极大关切的几个外国政府提出来的话，则美国政府准备与这些接触过的外国政府一道和中国政府进行合作，以探索共同给予中国所希望的援助的可能性。”
当时美国政府之所以要作出这样的答复，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在致摩根索的一份备忘录中曾作了这样的解释：“如果对中国的要求作出积极的反应，这将‘很不礼貌’，因为这将激怒日本；如果对中国的要求作出消极的反应，这又将‘很不明智’，因为这将把中国推入日人的怀抱。”
由于这个原因，美国政府就把这一问题推到由几个外国政府来共同解决。尽管美国一再推托，但国民党政府仍不死心，由蒋介石亲自出马于同年7月通过美国财政部驻上海代表卜凯再次向美国提出与以前几次相似的要求。
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这些要求，因罗斯福的不卷入中日争端的政策就一直拖了下去。
在向美国乞求援助的同时，国民党政府也竭力向英国哀求援助，而且在稳定外汇市场和融通外汇资金上更是主要依靠汇丰银行。孔祥熙在1935年2月9日致施肇基的一封电报中曾扼要地谈到向英国商洽借款的经过：“关于向英国试探借款是我指示海关总税务司在伦敦开始接洽的，后来的谈判则由贝祖贻和李铭在上海与汇丰银行继续进行，而现在则由宋子文接办……汇丰银行经理本星期由香港来此，彼极希望借款能成功，而且为他们自己的银行着想，也希望中国能继续保持自由银本位。但英国财政部……对于借款计划没有信心，理由是，这个问题在银本位基础上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谈判已暂告中止……”
英国政府为什么不同意贷款给国民党政府呢？这一问题可以在1935年2月25日英国驻美大使致美国国务院的一项照会中找到答案：“中国发生货币危机首先显然是由于在目前银价高涨的情况下公众对中国元是否还能继续维持兑现一事已失去信心和随之而来的资金外逃，其次就是中国国际收支的逆差。这两个原因引起了白银外流、走私和窖藏，并进而发展到银行挤兑。外国贷款不能永久地消除这些困难，因为一旦借款用尽，目前的困难又将重现。”
汇丰银行因在中国持有大量白银，在白银买卖上一直大发横财，它当然是竭力想通过贷款来使中国继续保持自由银本位。早在1934年11月，汇丰及麦加利两银行就曾打算贷给国民党政府1000万英镑的贷款，后来因为英国政府没有批准，这笔借款才没有实现。
在实行法币前的一段时期内，汇丰银行确曾大力支持过上海的外汇市场。上海汇丰银行经理亨奇曼曾这样写道：“汇丰银行在中国人只出了两三百万元小量基金的基础上，利用汇丰银行自己的资金，使一个大国的货币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能保持稳定，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认为，如果当时我们不予以支持，中国就可能崩溃，这就会使我们遭到一次难以想象的巨大损失”。
为此，蒋介石曾把一种高级荣誉勋章和金质手表授给汇丰银行总经理格雷朋和该行上海分行经理亨奇曼，以表彰他们在这方面对蒋政权的支持。
在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是企图排斥西方列强插手中国，以便它单独控制中国。1934年初，国民党政府派吴鼎昌、陈光甫以经济视察团名义赴日考察，他们曾与日本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和横滨正金银行总经理儿玉谦吉等进行会谈。当时高桥、儿玉都坚持中国在财金问题上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其用意就是“反对其他列强以联合或单独行动向中国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如果中国需要这方面的援助，这种援助只能来自日本”。
在国民党政府向美英乞求借款的同时，日本也一再暗示它打算给予蒋政权以巨额贷款。1935年2月17日孔祥熙在致施肇基的一封电报中就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尽管迄今日本官方尚未提出正式要求，但他们暗示可以给予大量贷款来应付危机，并把这样贷款作为广泛的中日经济合作的一部分，这将意味着日本在经济上控制中国，特别是控制华北。他们还暗示中日两国可以联合对美国白银政策提出抗议。我们已设法避开这些暗示。他们希望中国危机早日到来，以便供其利用。显然，他们不希望西方国家给予中国以有效的援助，这样，中国就会必然要求他们”。
另据杨格透露，在1935年3月，“日本打算给予中国一笔贷款，条件是：中国要雇用日本军事顾问以代替德国军事顾问，要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中聘请日本顾问，要偿还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对日借款”。
也就在这一时期，摩根索得到情报说，日本正对中国提出不寻常的要求，要点是要中国聘请日人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要求中国修订关税以利于日货输入，要求中国不得参加没有日人参与的任何外债谈判，要求中、日、满三国货币一体化等等。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日本的确是野心勃勃，总想通过苛刻的条件给蒋介石政权一笔巨额贷款，从而控制整个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后台老板是美英垄断资产阶级，对于日本的这些暗示和要求，他们当然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