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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7月美国在伦敦国际经济会议上签订了白银协定，承担了稳定世界银价的责任，可是它却于1934年6月颁布“白银法案”，在国内外大量收购白银，从而抬高了世界银价，完全背弃了协定规定的义务。1934年底世界银价比上年上涨26.7%，在世界银价暴涨下，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特别是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更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机，大量运出白银，牟取厚利。1934年1月，上海外商银行手中存银计有2.75亿元，约占当时上海中外银行存银量的49.2%，但到1934年底时，上海外商银行的存银量下降到只有5400余万元，比同年1月存银量减少2.2亿元。
白银的大量外流使中国贸易入超加剧，外货倾销，出口困难；工厂倒闭，失业增加；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村破产；银根转紧，金融发生恐慌。1935年2月1日，国民党政府驻美公使施肇基在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中将美国抬高世界银价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概括为下列六点：（1）1934年中国白银净出口量（走私在外）为2.57亿元，其中5/6是在美国通过“白银法案”到1934年10月15日中国征收白银出口税时不到四个月中运出的，使1934年中国白银出口量为中国历史上白银出口最高年份1907年的五倍。（2）上海存银量由1934年6月底的5.44亿元下降到目前的3.12亿元。（3）自1934年上半年以来，钱庄向客户索取的一般利率已由年息6厘上涨到本年1月1日的2分6厘。（4）1934年下半年的对外贸易总额比上半年下降16%，自去年7月以来，政府和实业债券的价格下跌10%，上海中心地价下跌15%，工业证券下跌7%，商业倒闭在各地蔓延。（5）银根紧缩损害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使得银行几乎无法放款。税收，特别是关税，受到目前趋势的严重威胁。（6）通货价值的上涨对中国实为一种灾难，因为它带来了通货紧缩。
据资耀华回忆，1934年末及1935年中，我正在天津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其时上海白银源源外流出口，华北白银由日本浪人大量走私偷运，1934年下半年，白银外流就达2亿元以上，因此金融恐慌由上海波及全国，几十家银行和上百家钱庄倒闭，其他勉强生存的银行、钱庄，有的钞票挤兑应接不暇，有的流动资金周转不灵，以致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当时上海各大银行的总行都纷纷急电外埠各地分行，命令尽量将现金汇往上海支援总行，先巩固总行基础，否则总行一垮，分行当然不能存在了。因此，各地分行只要有点余力即尽量汇往上海支援总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当然也不例外。记得当时上海银行天津分行有定、活期及储蓄存款近700万元，也因极力支援上海总行，有时库存现金只有9万余元，等于唱空城计，情况十分危急。1935年中，总行电召商议行务，我往返津沪达四五次之多，尤其1935年春末，一次总行电召赴申，到达上海后，当天即由上海银行陈光甫、浙江兴业银行徐新六、浙江第一银行李铭约在饭店密商，要在上海创立一家不动产抵押银行（名字未定），拟将各大银行所持有的不动产道契集中起来，仿照日本劝业银行的经营办法，以这些不动产作为资本大量发行公司债券吸收市面流动资金，企图变死钱为活资金，借以渡过金融紧迫的难关。一方面草拟章程呈部申请立案；另一方面要我速去日本东京向日本劝业银行接洽，将该行经营管理及如何发行债券等那一套办法引进来作为蓝本，同时并调查研究日本金融界怎样渡过1928年金融大恐慌那个难关的经验，以作为解救上海金融恐慌的参考。我到东京后正在走访各大银行负责人并在日本劝业银行搜集整套规章制度和各种资料期间，又突接上海总行急电：中止进行，即行回国。我回上海后，才得悉宋子文要把持这个组织，条件是由宋子文兄弟宋子良担任这个银行的总经理才许可立案。陈、李、徐等认为如果由宋氏兄弟掌握这个银行的实权，等于把各大银行全部资财命脉交予四大家族掌握，其危险的程度比金融恐慌的危险厉害千百倍，因为结果将是从根本上由宋氏兄弟吞并了各大银行，权衡利害，只好打退堂鼓，还是由各私营银行互相支持，各自设法解决困难，独立自主，保存实力为宜。不动产抵押银行之议，就此作罢。我依然回天津分行任职。这就是当时上海私营金融业内外交困的真实情况。但实际上当时上海各大银行曾乘银贵金贱的机会，并意识到改革币制现金集中的局面即将到来，已将一部分资金购进外汇存在美国，若万一发生资金周转困难，还可卖出美汇来解救金融危机。这也是各大银行敢于同宋子文兄弟作斗争，宁可放弃创办不动产抵押银行计划的内因。
美国抬高世界银价对中国经济的危害性既是如此之大，按理国民党政府应立即向美国提出严正抗议，然而出于蒋政权的媚外本质，一直延迟到1934年8月20日方由财政部长孔祥熙向美国政府提出软弱无力的照会，轻描淡写地指出美国政府违背了伦敦白银协定稳定世界银价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