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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阶段。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当时不仅卑躬屈膝地向日本妥协投降，而且还丧心病狂地加紧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疯狂扩军，积极“剿共”，结果使军费支出浩大，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在1929—1935年期间，蒋政权财政支出中最大的项目就是军费，每年军费支出均占该年财政总收入的1/3以上，其中1930年和1931年竟占40%以上。
国民党政府为了加强其统治，筹措巨大的军费，自它在南京建立政权起，就一直策划在金融领域内加强统治，其中主要措施之一就是要实行币制改革。1928年，国民党政府在江浙财团的支持下先后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就曾通过决议，要实行币改，推行纸币和实行金汇兑本位等。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的成立以及1933年的废两改元都是实施这一庞大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中国农民银行，更是蒋介石为了要筹措“剿共”军费而亲自出马开设的。1934年，在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蒋介石集团更加快了它吞并中国金融事业和垄断纸币发行这一计划的步伐。
据资耀华回忆，自1930年2月海关关税改收关金券、1933年4月6日实行废两改元、同年7月1日取得中央统一造币权后，蒋政权已着意筹谋统制全国财政金融。除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外，并拟吞并中国、交通两行。1933年春，资耀华正随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视察长江流域各埠上海银行分行。到达九江分行时，陈光甫突然接到张公权由上海拍来急电，要陈光甫火速回沪共商要事。陈当即返沪，我们则继续沿江而上。后来我们视察完毕由渝回申，才得悉当时由孔祥熙主持的财政部正拟秘密计划发行金融公债1亿元，作为增加中国、交通两行及其他三家发钞银行官股资本之用。由财政部先写了一张2500万元金融公债预购券交中国银行作为增加官股，连原有官股资本，合计为官六商四之比。张公权自知无法完全抵制，拟筹开常董会、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商讨对策。在召开这些会议之前，拟先与浙江第一银行总经理李铭（当时是中国银行董事长）及陈光甫（当时是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事先秘密商谈，认为如果完全抗拒不太可能，则只好争取官商股权各半，因陈光甫与孔祥熙私人关系较好（同属留美学生组织的一个兄弟会），所以请陈光甫向孔祥熙陈述内情，希望官商股权各半，孔祥熙慨然接受了这一建议，即从中国银行收回1000万元金融公债预购券。不过，官商股权各半的目的虽已达到，可是历来由上海金融势力左右南京政治势力的形势已转变为南京政治势力完全支配上海金融势力的局面了。果然，1934年3月召开中国银行股东大会时，即由财政部令派宋子文、叶琢堂、席德懋、钱新之、胡笔江、宋子良、杜月笙、吴鼎昌、王宝崙9人为官股董事，并指派宋子文为董事长，指定宋汉章为总经理，令调原中国银行总经理为中央银行副总裁，至商股董事因任期未满依旧留任。同时交通银行也同样增加官股，但因钱新之与蒋介石有特殊关系，依然留任董事长之职，交通银行总经理则由CC派的骨干赵棣华担任。从此中国、交通两行即为新官僚资产阶级所完全掌握了。同年5月，又对中国通商、四明、中国实业三家发钞银行依然用公债券加入官股，夺取了它们的经营管理大权。通过这一系列攫夺纸币发行权的措施，使蒋政权基本上掌握了旧中国的纸币发行权。但是，这时发行的纸币是要兑换银圆的，在性质上还是银行券，使蒋政权不能为所欲为地任意发行纸币，因此，一有机会，它必然要推行其梦寐以求的不兑现纸币，即由“国家所发行的强制通用的纸币”。
1935年11月所实行的法币，正是国民党政府在实行其不兑现纸币政策上所采取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步骤。
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上的争霸形势也出现了新的特点，那就是美、日两国崛起，英国日渐衰落，形成了美、英、日三国在中国角逐的新局面。
美国对华出口贸易已由1913年只占中国进口总额的6%增加到1934年的26.16%，跃居第一位。在华投资方面，美国虽仍比较落后，但已有后来居上的趋势。在同一时期，日本在华的经济势力也急剧增大。“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仅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入侵华北，而且对长江流域和华南也形成了威胁，在华投资方面，日本更大有超过英国之势。日本在华投资在1914年仅占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13.6%，到1931年已上升至35.1%。同一时期，英国对华的输出已落在美、日两国之后。1934年，中国进口的英货只占中国进口总额的12%，而该年美货则占26.16%，日货占12.21%，都超过了英国。在华投资方面，尽管1931年英国在各国在华投资总额中仍占37%，居第一位。但这时日本已急起直追，跃居第二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在财政金融领域内对帝国主义的依赖也进一步加深了。蒋政权承袭了清封建统治者和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的衣钵，在财政金融上处处依赖美英和洋顾问，特别表现在对美国及美籍顾问的依赖上，例如甘末尔设计委员会就是1928年秋孙科访美时安排的。该委员会在中国待了一年，它建议在币制上中国应逐渐实行金本位。后来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生大恐慌、银价下跌、中国国内政局不稳以及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这一计划的主要部分未能实现。在甘末尔委员会停止工作后，它的一些主要成员仍继续留在中国，在国民党政府中充当重要的财政金融顾问。例如，克利夫兰先担任预算顾问，后来出任盐务稽核总所会办；罗克哈特先担任财政税收方面的顾问，后来于1935年继克利夫兰担任盐务稽核总所会办；林奇担任中央银行顾问；杨格
担任公共信贷和货币方面的顾问；华莱士和瓦特森曾短期担任过关税和会计方面的顾问。正如杨格自己所说：“国民政府接受外国人意见和技术援助最多的是在货币问题方面，主要的事例是1930年采用了（甘末尔委员会建议的）海关金单位，应付银价波动和1934年放弃自由银本位，1935年实行的币制改革……在这些领域内，特别是在拟订1935年的币改方案上，林奇、罗克哈特和我都积极参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