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解放前认识舒绣文的，她给我的印象就像是一个为舞台而生的人。

她从小就性格粗犷。她曾告诉我：“我小时候很野，比男孩子还胆大，常常带着一帮小孩子在街上玩。男孩子不敢放的大爆竹，我敢放。而且很顽皮，常常眼看电车开来了，我会跑上去，把铜板放在铁轨上，让电车轧成铜片片玩……”自幼生成的性格对她日后的成长和以后形成的艺术风格有着重大的影响。

她从小就爱演戏。十一二岁时，学校里寒暑假或校庆举行文艺活动，她总是活跃分子。这个时期正是北伐前后，远离广州、武汉的北京，受到革命气息的影响，学校里的活动颇有一些新风尚，演出的节目常常有点创新的味儿。还是高小生的舒绣文，就别出心裁，联合同学排练新歌舞。据她回忆说，约在一九二六年或一九二七年，她和两个同学演出了一个自己编排的舞蹈，学校礼堂的小台子上，没有幕布，她和两个同学用三把伞打开放在台上，三个孩子躲在伞后。台下的人看不出这是什么花样。突然，风琴声一响，三把伞一齐向后撤去，躲在伞后的三个小姑娘站起来翩翩起舞。她们身上的“舞蹈服装”是由舒绣文带头从家里找来各色布头，自己拼凑缝起来的，反倒不落俗套，受到师生观众的热烈称赞。她还和同学们演一些自编自导的小故事，那时称为“新剧”。

她会出新道道，搞新花样，上台不怯场，台词都能侃侃而出。因此，看过她表演的人都说她将来能演戏。儿童时代几次成功的演出，使她从小就萌生出当一个演员——一个演舞台戏或电影演员的愿望。

舒绣文的父母舒子胄和许佩兰是安庆一个中学的语文、历史教员和手工、体育女教员。这两位学校教师在当时很“时髦”地自由恋爱起来，由相爱而结合，在一九一五年夏天生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便是后来的舒绣文。父母很珍爱这个“爱情的结晶”，钟爱地呼她为“小猫窝”。当时的社会不容忍这种自由结合的“师表人物”，又兼舒子胄在家里已有原配妻子，只得和许佩兰抱着襁褓中的“小猫窝”长途跋涉迁居到北京，投奔同学。

一对穷教员在人地生疏的北京，生活一直是非常清苦的。后来舒子胄染上肺病，又失了业。一家人的生活愈加穷困。他们竟染上了不可救药的吸大烟的嗜好。聪明活泼的“小猫窝”（大名彩云）作为长女从年幼时候起，就既要帮着父母带领幼小的弟妹，又要上街采购，还要在家帮着烧茶煮饭。她的学校生活是断断续续的，但聪敏好学，往往能在辍学之后，再跳班赶上去。贫穷使彩云过早地意识到自己做长女的责任，她曾改名许飞琼进舞场谋生，但仍不能帮助家庭摆脱困境。这时，一位舞客说，他将到上海去，可以帮助绣文安排工作。她轻易地相信了他的话，决心跟他去上海。

年轻的舒绣文——她那时虚岁十八，实际只有十六岁多些，还很幼稚。她知道，如果向父母说明要独自到上海去谋生，父母一定不许，便先买好票，上火车之前把写好的一封信投在信筒里寄给父母，说明去上海求职以解决家计的打算，到了上海一定写信回来。

在上海，她先是住在北站旁界路上的一家小旅馆里，每天用面包搭开水充饥。后来住到霞飞路（现名淮海中路）重庆路附近的一家俄菜馆楼下的公寓里，这里是按月算房租的，比旅馆要便宜些，但是伙食还是面包加开水。她成天没事，只好跟别人闲聊，那一口流利响脆的北京话，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据舒绣文回忆说：一个常来吃饭的青年，观察了她好几天，最后搭讪着问她：“你这个北京姑娘，到上海来做什么？”她不知这小伙子是什么意思，便抢白他一顿：“你问我这个干什么，北京姑娘不能到上海来？”

这小伙子觉得这位北京姑娘非但嗓音清脆，口齿伶俐，而且性格泼辣。他是个涉足戏剧、电影界的小职员，惊喜地认为发现了一位演员苗子，便问她：“你愿意拍电影吗？”“我就是来上海拍电影的。”于是一拍即合，小伙子答应给她找电影公司的门路。此人就是后来和绣文共事于五月花剧社，被逮捕入狱的桂公创。

很快，绣文被介绍到天一影片公司去教国语，工资每月三十大洋，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工资了。

性格倔强的舒绣文，一不愿意成天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教国语，二受不了老板邵醉翁的气，便一怒之下，离开了天一公司。先是参加集美歌舞剧社去闯荡江湖，后又在杭州参加了五月花剧社。

据舒绣文回忆说：这个剧社在杭州演了几个抗敌色彩浓厚的戏（如田汉的《乱钟》等），杭州市国民党逮捕了剧社成员，并勒令剧社解散，把全体演员“驱逐出境”。一心想演好戏，将来让邵醉翁大吃一惊的舒绣文，这时才明白，演戏可以激发群众的爱国热忱，决不能只是为演戏而演戏。从杭州回到上海，由田汉安排，把她安顿到刚落成的“新世界”舞台上过夜。不久，她参加了田汉、阳翰笙领导下的春秋剧社。

舒绣文开始了饱一顿饥一顿，一会儿在上海，一会儿到外地去演戏的流浪生活，有时也拍一些与抗日有关的影片。至于“收入”，是说不上的，她本来有养家糊口的任务，这时也顾不了许多，直到进了明星电影公司，有了固定收入，才把父母弟妹陆续接到上海来。

演戏，演戏，她演上了瘾。编剧和导演们总是把一些性格强烈的角色分配给她，她也就在这一类型角色的创造中提高表演艺术水平。她曾经参加中旅剧团在南京演出，导演应云卫在《梅萝香》里让她演一个“白相女人”，她太阳穴上贴两个头疼小膏药，手夹一支烟，脚趿一双拖鞋，一面吸烟，一面破口骂人，当时舞台上还没有一个女演员将自己打扮成这副模样，她演得淋漓尽致，一时名声大噪。

接着明星影片公司便“礼聘”她为正式演员。她一连拍了好几部片子，并且从《梦里乾坤》一片起，开始演主角。

舒绣文拍电影，并不忘记演话剧，甚至可以说，她更加爱演话剧。她在《茂娜凡娜》里饰演女主角。抗战前夜，在业余剧人协会演出的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里扮演凶恶的婆婆卡彭诺娃。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她跑到武汉去，然后又到重庆，辗转于成都、桂林等地，有时拍电影，但主要是演话剧。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拍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片。解放战争开始后，绣文转移到香港，在党所组织的影片公司拍片。一九四九年五月由香港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后，报名参加南下部队，体验生活。大西南解放后，到上海，参加话剧《怒吼吧，中国！》的演出。在大连和上海拍了《女司机》、《一场风波》等片后，虽然身患严重的心脏病，还是怀念舞台生活，调到北京参加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准备演夏衍改编的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很可惜，这戏没有上演。她连续参加《北京人》、《骆驼祥子》、《关汉卿》、《伊索》等戏的演出。

二

舒绣文有种种条件适于演话剧，适于拍电影。她的身材适度，有一张线条明朗的脸，高鼻大眼。有善于表情的眉目和面颊，爱憎分明的嘴唇嘴角，但作为一个女演员，她也有一些不足之处。这对于常人，是无所谓的，但她为了演好戏，却觉得是缺陷，认为有必要加以弥补。这些缺陷是：第一，单眼皮；第二，鼻子在笑时，抽起来，鼻梁上出现皱纹。

舒绣文怎样弥补这些缺点呢？她不是像某些演员那样请美容师来动手术或是打针。她自己创造了土法子来改造自己：每天睡觉之前，用胶水把自己的上眼皮粘接一个槽，久而久之，居然成为真正的双眼皮了。粘贴的过程是麻烦的、痛苦的，粘贴后闭眼睡觉有困难，但是她用惊人的毅力克服了这些困难和痛苦。她笑时总是注意不尽情地笑，竭力把笑颜表现在面颊上，把笑意透露在嘴巴嘴唇上，而不“动用”鼻子，每时每刻都注意遵守“规则”，刻苦练习，久而久之，居然鼻子在大笑时也不抽起来，不出现皱纹了。这个“收获”，也是靠了难于想象的毅力，长期坚持取得的。

凡是戏剧、电影所需要的技能，舒绣文总是不遗余力地学习和锻炼。骑自行车是最初步的技能，她很早就学会了，这在当时的女演员中不是很多的。有些演员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学会骑车。为演戏她学会了开汽车，在香港拍片时，就时常借车驾驶。

最值得一提的是开火车。一九五○年她在大连拍《女司机》，这时她已经得了初期的风湿性心脏病，但她以极大的毅力，像真的女司机那样，练好司炉的基本功。每天用几小时时间，一锹一锹地把满满一锹的煤块，向炉门里投去，要投得均匀，散撒在炉腔里，要掌握火候，及时地准确地投炭……

她用了大概两个多星期的时间，学会了投炭，比真的女司机学得快一些，经过老司机的鉴定，考试及格，才真的上机车，真的开火车。在《女司机》那部片子上，观众可以看到舒绣文真的开着一列火车轰轰地开过，看到她熟练的投炭的形象，也看到她穿着司机服，头戴司机帽，帽檐儿仰得高高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白毛巾，一手扶着车把，站在踏板上，对着观众风驰电掣地驶过。

有人笑问她：“你汽车、火车都能开，就剩轮船、飞机没有开了吧？”她回答说：“如果需要，只要下决心去学，总可以学会的。”

民主德国的电影代表团访华时，了解到舒绣文投炭这一情况，曾多次赞美中国演员拍戏的认真和不辞辛苦。后来，约在一九五六年，舒绣文去访问民主德国，一位导演把她介绍给德国电影界朋友时，一再介绍舒绣文是怎样拍《女司机》的。

骑马的技术，她是从重庆到西北拍《塞上风云》时在一个部队里学会的。她不仅学会了一般的骑马，而且掌握了更高的骑术，她跟骑兵们一起驰骋在西北的原野上，骑兵都为她的大胆刚强称道不已。

三

舒绣文的气质、性格等先天的条件，加上她孜孜不倦地努力与追求，使她终于成为一名杰出的演员。艺术家的天赋是重要的，但决定的因素是刻苦的磨炼。

为了在舞台上塑造各种类型的人物，一个演员必须精于观察、模仿各种人物的动作，尤其是不同生活经历、不同职业的人的习惯动作和姿态。她和有成就的作家一样，养成了习惯，从年轻时候起，就仔细观察所遇到的各阶层的人物，从面部表情、体态动作到声音笑貌，都默默地记在脑子里，有时还下意识地模仿一下。这些储存在脑子里的人物形象，日积月累，成为她的表演“档案”，需要什么，就能拿出什么。从剧本上、从导演的提示中，只要得到一点启发、一点暗示，她脑子里就有了活生生的人物内在、外在的形象。

三十年代明星公司的导演李萍倩曾经用上海话对她说：“舒小姐，你真会演戏啊！”李萍倩导演过她好几部戏，对她的评语是有根据的。出于导演之口的这样的赞词，是一个演员不易得到的。

观察生活，体验生活，积累了丰富的生活之后，舒绣文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观点。她会为角色设计衣服，从选衣料，用什么颜色，做成什么式样，都能恰到好处，有助于人物的塑造。

舒绣文观察生活和事物，甚至超出一个妇女、一个女演员的生活范围。一个男演员刮胡子刮破了嘴唇或下巴，她会对他说：你的刀片没有拧紧；或者：你不小心把刀片竖刮了一下……那位男演员惊讶地说：“真是经验之谈。你又不刮胡子，哪来这个经验？”

有时其他演员出现失误或把握角色不准确，舒绣文也能利用她的生活积累中肯地帮助他们分析角色在特定情境中的思想感情，以及用什么形体动作来表现最为合适。这通常都是有效的，而且很为青年演员所欢迎。

舒绣文有这样丰富的生活积累和舞台经验，但是每排演一个新戏，一拿到剧本，就开始反复精读，理解剧情，抓住戏的主题，分析自己扮演的角色的思想和精神面貌。作了一番分析之后，便着手写这个角色的自传。往往是，她演一个中年人或老年人，要写出她童年、少年时候的经历，她遇到过什么悲欢离合，她和周围人们的关系等等，展开丰富的想象。她掌握了这个人物的生平，就很自然地进入了这个角色。在排戏和演出的整个过程中，她是那样怡然自得，准确地把握着人物分寸，毫无做作之感，这都是她用艰苦的劳动换来的。

她重视台词的艺术处理，达到了同时代表演艺术家的最高水平。

一九六一年在政协礼堂举行的一次纪念鲁迅逝世二十五周年的集会上，她朗诵鲁迅的《一件小事》。这是一篇情节不多、文字不太口语化的短文，但意味深长。演出时她化装为二十年代初的女学生，短衫短裙，打扮朴素，她手里拿着刊载那篇短文的文集，像一个学生拿着一本课本，带着深沉的感情，语气朴素，诵读了这篇短文。读时全场寂然无声，人们屏息静听。朗读结束，场内仍然鸦雀无声，沉默了一会儿，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坐在场中的陈毅同志和周恩来总理，都被绣文的朗诵所感动，总理和陈毅默默不语，微微点了一下头，表示赞赏。

她曾经为中央广播电台朗读过《苦菜花》等长篇小说，一章一章地细磨细琢，差不多能够背诵时才到电台去录音，因此效果都很好。

认真是她的看家本领。为了逼真，为了取得感人的艺术效果，她不惜作出“重大的牺牲”。抗战期间在大后方，在一出戏里，要男角打她的嘴巴，在每次上场之前，她总要求那位男演员在台上真的狠狠地打她一个耳光，“你别照顾我，我忍受得了。只有使劲地打，才会激起我的愤怒之情，才会把这场戏演好。”

舒绣文回忆说：“有一次，那位男演员也进入了角色，他下死劲地打，打得我头晕目眩，身子几乎支持不住，摇晃着要倒下去。然而我那次真的恨他到极点，舞台上气氛也逼真极了。当然我恨的是那个角色，没有恨那个演员，虽然他事后很有歉意。”

在她得心脏病以后，在上海电影厂拍摄影片《一场风波》，片中有一场戏，她要在一条路上迅跑五十多米，这是她力所不能及的，但她还是作好了精神准备，承担这场“长跑”。不仅是拍摄时要“长跑”，排练时也要不止一次地跑。她完成了这个任务时，已是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为了把戏演好，还要有一些超出常规的办法来烘托所演的角色。舒绣文在重庆演《天国春秋》里的洪宣娇一角，她觉得自己扮演这个叱咤风云的女英雄，身材欠高大，显不出英武果断的猛将风度。演话剧又不能像演京剧那样穿上高底粉靴。她想出的办法是穿上一双女式高跟皮鞋，然后再在外面穿一双男式长靴，这样，她在台上非但高了一大截，而且走起路来，由于高跟的缘故，有迅猛前冲的势头，正符合这位女将的姿态和性格。不仅广大观众赞美她这一角色演得出神入化，而且许多同行也钦佩她这一“绝招”。

她的演技是深得观众喜爱的，有些人，只要她登台，不管演什么戏，都要去看，同行外行都是如此。《骆驼祥子》初演时，擅演社会底层小儿女的荀慧生带着家人去看戏，看到虎妞在台上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不断发出笑声，有时甚至高声大笑，抑制不住地说出一些评赞之语，这个被舒绣文演活了的虎妞，给荀慧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总理和邓大姐抗战时期经常在重庆看舒绣文的戏，他们在北京也每戏不漏地看她的演出。他们曾一起看她在《骆驼祥子》里扮演的虎妞，演完后，他们一同上台祝贺演出成功。周总理说：“你对小市民的生活体验得这样深啊！”并且主张多改编一些这样的戏。那次登台祝贺，留下了一张很有意义的照片：周总理拉住她一只手，邓大姐拉住她另一只手，舒绣文站在中间，脸上现出幸福的笑。

四

在舞台上，在水银灯下，舒绣文以扮演性格泼辣强烈的女子著称。一九四九年，到中国访问的第一个苏联科学文化艺术代表团里有一位著名的电影导演格拉西莫夫来到上海时，孙维世把舒绣文介绍给他说：“这位是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女演员。”后来格拉西莫夫看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再看到舒绣文就说：“你是优秀的性格演员，我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抗战期间在大后方，大家都知道，话剧界也有“四大名旦”。从那时起，全国都传开了。有人说，舒绣文是四大名旦中的“刀马旦”。她并不讨厌这个称呼，但也并不以此自居。她还是竭力想法演一些不同性格的角色。她在舞台上创造过卡彭诺娃（《大雷雨》），洪宣娇（《天国春秋》），也创造过虎妞（《骆驼祥子》）和朱帘秀（《关汉卿》），演过西太后（《清宫外史》）和曾思懿（《北京人》）；但她也演过完全相反的角色，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愫芳（《北京人》）。

在人艺排演时，她曾问《北京人》的作者曹禺说：“我演愫芳，你不吓一跳吗？”

她原来演《北京人》中泼辣的女主人，现在演这个被女主人百般欺侮的善良的愫芳，性格完全相反。舒绣文对曹禺说这句话，是表示她也自认为是一个泼辣的人，演这样一个原作者精心创造的内心柔顺、性格善良，追求新生活的温和女子，是不是太出人意外了。

舒绣文果真是个泼辣的女子吗？

舒绣文在台下确是一个性格很强烈的人，但不能用“泼辣”两字来形容她。她是个表里一致的人，有话当面说清楚，决不遮遮掩掩；对己要求严格，对别人也要求严格；对任何人，包括对初相识的人，对家里朝夕相见的亲人，有什么意见都爽爽快快地说出来，迫使别人在她面前也不能躲躲闪闪。她能很快地看准一个人的性情、习惯和性格，抓住那个人的特点，从而对那个人采取恰如其分的态度，说出针对性很强的话。她不盛气凌人，更不有意揶揄人。正因为这个缘故，大多数人愿意和她交朋友，打交道，因为人们和她交往，都觉得很痛快，可以推心置腹，可以肝胆相照。有些演员或朋友，愿意和她谈心，把心里话告诉她，和她商量解决难题的办法。

她对人坦白，对人信任，在生活里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是一个好心肠的人，是一个愿意全心全意帮助别人的人。

她对待家人的态度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作为长女，舒绣文从幼就帮助母亲挑起家务重担。由于家务忙，她上学，时辍时续（她后来能读书写东西是在上海演戏拍电影时用许慎、苏谦的假名进补习学校学来的）。由于家计困难，她才在十六七岁时学舞伴舞帮衬父母。等到她在上海能维持生活时，先把母亲许佩兰接去，后来又把父亲和弟妹都接到了上海，一家人挤住在一起。父亲舒子胄在家乡安徽黟县有原配妻子，舒绣文管她叫“大妈”，生活也由她负担。父母去世后，她在北京演戏，还经常给大妈寄钱，直到大妈去世。她还曾把家乡的一位邻居“表妹”接到上海来上学成才。

解放后，她是文艺一级，工资高些。父母去世后，负担轻了些，同事朋友遇有困难往往向她告借。她在北京人艺工作时，同事有急需，常常求助于她。她把活期存折交给借贷的人，让他们自己到银行去取，还款时也由借款人到银行去存入。虽然款数并不太大，但是足以见其心地，有人说：“舒大姐是我们剧院第二财务科，借钱不用领导批，不用写条子，不用摆出许多理由……”

同事们、朋友们，生活和工作上有什么难题，包括夫妇之间的争吵，排戏、演戏上遇到的问题，都来找她。“舒大姐，舒大姐”叫得如此亲昵，像一家人，她变成了众人的“大姐”。岁数比她大一些的，也尊敬地管她叫“大姐”。

有人说，舒大姐有时是“大姐”，有时是“严母”，而且确有唤她做母亲的人。年老的，往往把她当女儿看待。住医院遇到几位妇女老干部，索性叫她干女儿，出院后还经常往来。老前辈欧阳予倩见她时，就叫她“姑娘”。欧阳老在阜外医院去世时，她也住在阜外，得悉欧阳老去世，她哭得悲切而长久，别人劝止无效，她自己也抑制不住，医生怕这位心脏病患者休克过去，只得赶快把她转移病房。

在三年困难时期，她经常病病歪歪。有一天晚上，周总理在北京饭店陪客人跳舞，中间去舒绣文家探望她，了解到她的一些生活情况。第二天早晨，邓大姐便拎了一些副食品去看她，其中有两斤黄豆，绣文舍不得吃，每天拿出来默默地看好一会儿，然后仍旧摆好，存着不吃，有更需要的人，便分些给他们。

她就是这样一个被人称为“厉害角色”、“泼辣婆”的好心肠的女演员。

五

舒绣文曾回忆说：她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常有比她大一些的男同学送来一大叠一大叠的传单，让她和其他女学生到胡同里去散发。她们知道这是抗日的、爱国的传单，几个女同学互相分配后，在晚上或一清早到附近的胡同里挨家挨户地分发到院子里或是门缝里。但是，她因年纪小，并不懂得更多的革命道理。

九一八事变之后，她在上海，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进行侵略战争，有义勇军起来抗日，上海有许多爱国人士进行反日宣传，她在人民爱国情绪高涨的气氛中受到影响。她那时还没找到工作。一天，她拿一面太阳旗扎在一只不知哪来的小狗的尾巴上，把狗放在霞飞路上，她在后面驱赶。狗在前面跑，她在后面从重庆路向东赶，引得一路上的行人拍手叫好，有些年轻人还跟着她一起在后驱赶。到嵩山路法租界巡捕房门口，巡捕抓住她，不容分说，在巡捕房里关了一夜。

在国难家贫的日子里，这个十六七岁的青年女子头脑里，政治意识开始渐渐萌芽。接下来是上海一·二八战事，她为慰劳十九路军参加了一些活动。不久，她就被田汉的弟弟田洪组织的五月花剧社吸收去演话剧。在杭州演出期间，她的爱国抗日的思想明朗得多了。使她最感动的是，他们演戏，观众非常激动，有许多人振臂高呼抗日口号。每天演戏，不知从哪里来许多群众，在前台在后台帮助搬椅子、打扫剧场。人们把演抗日戏的演员当作英雄，使她清楚地看出：人民是要抗日的，国民党当局是消极的。最后，他们剧社终于被杭州国民党当局“驱逐出境”，说他们是共产党的团体。她想：“那么我就参加共产党的团体，共产党是反日的、爱国的。”

她跟着别人一起回到上海，以后在夏衍、田汉、阳翰笙领导的几个不同的剧团里和电影厂里演戏、拍片。

后来舒绣文参加中国旅行剧团到南京演戏，回上海进明星影片公司拍片，离开了老朋友，和另外一些人往来。她在解放后申请入党的自传里说：“我跟着阳翰笙等人走，我就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逐渐进步；我跟另外一些人在一起，我就落后，我就糊涂。我多么需要有进步的人指导啊！”

抗战期间，舒绣文在武汉，接着在重庆、在成都等地，在党的领导下演了不少好的、比较好的戏。她在编制上虽曾一度属于国民党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剧团，但她和别的一些演员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的。她回忆说：他们被迫演一个国民党御用文人写的《蓝蝴蝶》，她一再抵制，四处找阳翰笙，想“请示”怎么办。最后找到了阳，阳说，不宜过分和国民党对立，需要勉强演一下这个戏。她得了“指示”，才勉强演出。第一场戏，才演了一幕，不知怎么的，通过舞台前的粪管破裂，臭气熏天，把场子里的观众都熏走了。她拍手叫好：“这个粪管破裂得不早不晚，真好！”第二天，山城就传遍了“大粪冲了蓝蝴蝶的笑谈”，《蓝蝴蝶》终于停演。

抗战胜利后她到上海，电影厂要她在《一江春水向东流》里演王丽珍这个反派角色，开始她不愿意演，又是阳翰笙找她谈话，讲拍摄这戏的政治意义。她感到这是党要她做的事情，便同意了，而且尽全力刻画好这个人物。

解放后，她参加了文代会，会上毛主席对她说的一句话——“要为人民服务啊”——一直铭记在她的心里。

她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喟然感叹说：“要明白一些革命道理，要经过多少困难，走过多少曲折的路啊！”这是觉悟的喟叹，进步的喟叹！她终于在解放初提出了入党申请，一九五八年在北京人艺被接受入党。

她把入党视为一生中非常神圣的事，她严格要求自己，不拒绝演任何配角，她自己要求到街头去演出；她响应党的号召，一再申请到农村去为人民服务。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要她参加学习，接受审查，接受批判，她都诚心诚意地看作是党对她的考验。直到一九六九年，她的心脏病复发，病情日见严重，直到生命的最后，她还是信赖党，相信党一定会把她的问题弄清楚。

舒绣文的一生，是追求进步，寻求光明的一生。作为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她达到了艺术殿堂辉煌的境界，塑造了许多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她以毕生的精力，以艰苦的艺术创造活动，为党、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九八四年四月） DfoJjWbjVwAINgdZPYOOOJZa6ZX45zoPwLcna4tPMeeVNctCtQwsMZAbvbsG/K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