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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贵严
当1928年春国民党北伐军进军山东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者借口保护侨民，向我国济南发动了武装侵略。这是日本第二次出兵了。第一次出兵，是在1927年5月间。那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头目田中义一组成的侵华内阁当政。他们看到蒋介石统率大军由南京渡江北伐，便立即出兵山东，侵入济南。不过那次蒋介石因武汉政府的张发奎将军要东征，南京受到威胁，乃将进占徐海各军急速南撤。因此，日本侵略军到济南扑了一个空。但田中内阁对我国的侵略是有其深远的阴谋的。在那次出兵的同时，曾由日本外务省召开了所谓“东方会议”，决定：（一）保护在中国的既得权益，为了自卫虽出兵亦所不辞；（二）对中国东北将负起整个治安之任，并使满、蒙脱离中国而独立。这就是田中的所谓积极政策。为了保证这一侵略政策的贯彻执行，田中内阁还对其国内反对侵华的进步人士实行了野蛮的镇压，被迫害的达千人以上，其中被扣押的达300余人。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第二次入侵济南与第一次不同。它是看到北伐军从鲁南向北全面推进，迫使张宗昌、褚玉璞、孙传芳等残部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才急急忙忙地拼凑起来的。日本内阁最初决定派第六师团全部进犯济南，但因出动整个师团运输不易，乃改变计划，派该师团的斋藤旅团为先遣队，以便迅速侵入济南。后来看到北伐军势如破竹，恐怕先遣队也不能按时赶到目的地，才又决定由驻天津的日军中派遣三个中队，由小泉中佐率领向济南急进。这部侵略军于4月21日到达，斋藤旅团到4月26日才到济南。他们见北伐军已到泰安，为迅速控制济南，将济南商埠一马路、三马路和纬一路、纬三路之间划成东守备区；将二马路、六马路和纬六路、纬十路之间划成西守备区。各个守备区都在街道交叉路口堆积沙包，设置活动电网，日军守兵则实弹瞄准马路上向他们接近的中国人，不问你是军人还是老百姓。这表明他们已完成了对商埠的占领。至于其第六师团的主力，则由福田师团长率领，从龙山徒步行军，于5月2日上午11时赶到了济南。他们以为我北伐军如无对日作战决心，只要发动一次小规模的攻势就能实现其侵略野心，故于5月3日向北伐军驻在商埠的部队发动突然袭击，企图一举赶走这些部队，威胁国民党放弃北伐计划，以实现其控制华北的罪恶目的。当然，他们是有充分作战准备的。在福田师团入侵济南的同时，他们就完成了名古屋第三师团的动员，并做好了战时编组，如济南事件发展成为正式的中日战争，那么，他们就会源源出动其侵略军。
原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继续北伐。接着就把参加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和与国民党建立联系的各军编成四个集团军。蒋介石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各个集团军都是由各自原来所率领的部队编成。第一集团军计分为四个军团和一个预备军：第一军团由刘峙的第一军、顾祝同的第九军、缪培南的第四军编成，以刘峙兼任总指挥；第二军团以陈焯的第二十六军、范熙绩的第三十七军和另一部队编成，以陈调元任总指挥；第三军团以张克瑶的第三十三军、我（作者原名贺耀组）的第四十军和夏斗寅的新二十七军编成，由我兼任总指挥；第四军团以阮玄武的第三十四军、鲍刚的第四十一军、马文德的第四十二军与一骑兵旅编成，以方振武任总指挥；驻在江西的第三军王均部编为总预备军，以朱培德为前敌总指挥，但朱培德始终未就前敌总指挥职，后来只有朱世贵的第六师到了前线。
蒋介石于1928年2月中旬从南京到徐州搞了一幕所谓誓师大会。3月底蒋再度到徐州部署军事，向张宗昌、孙传芳等部北洋军发动了全面攻击。这次的作战部署是这样：第一军团位于台儿庄、韩庄之线，向枣庄、临城、兖州之敌攻击前进；第二军团位于台儿庄（不包含）以东，向沂水之敌攻击前进；第三军团位于沛县、丰县之线，向鱼台、济宁之敌攻击前进；第四军团位于砀山、单县、归德，向金乡、济宁之敌攻击前进。
第一集团军各军团于4月10日开始向各自的目标进攻。除了第三军团曾在鱼台地区与孙传芳部发生激战，北伐战争中以勇敢著称的龚宪师长不幸战死外，其余各军团的对敌攻击都很顺利，特别是第一军团正面之敌张宗昌、褚玉璞残部，已经不堪一击。还因为进攻部队从冯玉祥部借来一列铁甲车开路，迫使张宗昌在津浦铁道上活动的白俄铁甲车队抬不起头来，从而一往直前，简直看不到敌人的踪影。各军于4月20日左右先后到达兖州—济宁之线，经过短时休整，继续前进。第三军团于4月22日自济宁与津浦铁路平行向北追击，通过泰山山脉各隘路驱逐穆扞寨、白马寺之敌而进入黄河南岸平原地区。在此期间，粮食缺乏，军行较缓。占领穆扞寨以后，我即派遣陶峙岳师长率所部第四十军第三师为追击队，携带干粮轻装前进。他们沿途没有遇到敌人，4月30日夜间到达济南附近，5月1日清晨进入济南城。第四军团由方振武率第四十一军和骑兵旅经汶上、肥城向济南挺进，亦于5月1日进入济南。当夜入城部队驻地如下：第一、第九两军驻城内；第四军初驻商埠，后又移驻辛庄兵营；第二军团驻济南东面的大辛庄以东；方振武部四十一军第九十一师驻城内，第九十二、九十三两师则与四十军第三师同驻商埠；方部第三十四军阮玄武部则驻辛庄兵营。
我的第三军团主力，于5月1日午前到达距济南西南十几公里的党家庄。当时我判断济南既有日军盘踞，我军必须有作战准备，与敌人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距离。因此，决定即在党家庄附近设营。随即派参谋长谢履和所辖各部队联系，保持待机作战态势。我为了深入了解济南日军动态，并视察第四十军第三师的实际情形，于午后率领参谋、副官及卫队数人，亲赴济南。日军在各重要交通路口堆积沙包，下有枪眼，上有帽堡，架着机关枪，掩体前布有活动铁丝网，日军在胸墙内作瞄准姿势，其步哨则放出距工事线数十米或百米不等。我当时已意识到：日军的这种态势，从军事意义上说，它已经占领了济南，中日两军的冲突势难避免。为了使自己的部队处于有利地位，我即采取了一个紧急措施，命令第四十军第三师第七团团长王校膺所属两个营，迅速从紧靠日军的纬一路、纬二路附近驻地转移到商埠西端该师师部所在地集结待命，一面准备去找第三师师长陶峙岳筹商对策，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
这时，忽闻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也于昨夜到达济南城，在旧督署办公。我初闻此讯，以为济南情况正值十分严重，总部亲来顶住，乃是好事。继而想到统帅部处于日军枪口之下，已陷于被动的不利地位，还会给所属官兵以中日两军可以和平相处的错觉，从而松懈战斗意志。因此，我立即赴总部去见蒋介石，除了大略谈了一下从徐州北上以来的重大事情以外，着重说明了商埠日军作战部署的严重形势，提醒蒋特别注意。但蒋听了我的话以后，竟处之泰然。他说：日本参谋本部派有佐佐木中佐为联络参谋，和总司令部同车到来，已令其向日军司令部交涉，撤除阻碍交通的工事。当时我的印象是：蒋介石并没有意识到中日民族间的矛盾和日本出兵济南的企图是怎样一回事。他好像还是同住在上海租界一样，有了帝国主义军警的保护，就可高枕无忧。不过，我又以为佐佐木中佐既是日本参谋本部派出，那么，他就有权和任何一级日军部队长交涉，且看他交涉的结果怎样。当天午后，日方放出了和平妥协的空气。我到普利门外视察，看到日军果然在撤除其在纬一路和纬二路地区所设置的障碍物。因此，我也误认为日军已经改变主意，放弃武装挑衅。并由此而联想到1922到1923年华盛顿会议日本在英、美压力下归还山东半岛的一段历史。现在英、美的国际压力仍然存在，而中国的形势也有了新的变化，日本政府改采温和政策，并不是不可能的。由于有了这种幻想，我对当时的危急形势，也是抱着乐观态度，专待5月3日参加总部会议，以便按照新的计划继续北进。殊不知就在5月3日这一天早上，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济南的武装挑衅就开始了。
日本军国主义者既然要阻止国民党北伐军渡河北进，以便在华北建立傀儡政权，来实现其分裂中国的企图，那么，乘国民党北伐军尚未渡河之前在济南发动军事挑衅，这是必然的步骤。所以日本侵略军最高指挥官福田师团长知道蒋介石已于5月1日夜间抵达济南，他着了慌，不等胶济铁路修复，便率领该师团主力由龙山徒步行军，2日午前赶到济南，并在当天晚上完成了出击准备。3日午前9时，日军向靠近其驻扎的国民党第四十军第三师第七团的两个营发动了攻击。这时碰巧第七团的团、营长都去师部开会，群龙无首，突遭袭击，以致未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因而这两个营损失非常惨重，特别是第二营的官兵，不是被敌人用刺刀杀死就是被俘虏，全部被歼灭。该团团长王校膺因为事前没有执行我叫他转移驻地的命令，故遭此惨败，自知责任重大，就在事变的当天逃跑了。这次日本侵略军所以选择我四十军部队作为攻击对象，不仅是在军事上要排除靠近他的障碍，以便展开全面攻势，尤其是在政治上还有一个极其恶毒的阴谋。这就是：要把这次在济南的武装挑衅塑造成为英、美等帝国主义者一年前炮击南京事件的重演，以便向国际上宣传，各国过去搞的南京事件是由于贺某的四十军纪律不好所造成，这次济南事变同样是贺某的四十军纪律不好所造成。日本侵略者企图以此来欺骗世界舆论，并缓和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和它的矛盾。
由于日本侵略军对第四十军第七团第一营的突然袭击，引起了敌我在商埠的全面战斗。四十军第三师主力和四十一军第九十二、九十三师都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特别是九十二师，因为方振武担负了卫戍济南的任务，该师被指定为卫戍部队，预先做了战斗准备，因而对于敌人的挑衅进行了顽强的反击。此时敌人受着我优势火力的制压，躲在工事后面抬不起头来。日军福田师团长看到形势不好，知道再继续战斗下去，可能激起我军正式对之作战。这对他极为不利，乃改变办法，派间谍佐佐木中佐进城，恐吓蒋介石下令停火。佐佐木于下午2时许跑到蒋介石的司令部大叫大嚷，硬说我军欺负日方兵少，发动了这次战斗；扬言日本国内正在动员，如果继续打下去日中全面战争必不能免。蒋介石本来对日本帝国主义早就作了屈从妥协的打算，现在听了佐佐木的谎言欺蒙，对日军发动的突袭，竟怀疑是衅由我起。因此，他立即接受了佐佐木的要求，派了十个参谋传令班，打着命令停火的白旗，阻止我军向日军射击。入夜又严令我军驻在商埠的部队全部退出。他完全落入了福田的圈套。这就是日本侵略军5月3日在济南发动武装挑衅的主要情况。
日本侵略军在发动武装挑衅的过程中，大肆屠杀我国军民。凡是日军所至之处，我军官兵无论是在马路上行走的，在商店购买东西的，在澡堂洗澡的，在理发店理发的，以及负了伤不能行动的，几乎都遭杀害。尤其惨无人道的是残杀了许多非战斗人员。例如：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处长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以下职工十多人，都惨遭屠杀。此外，日军还炸毁了我济南的无线电台，该局职工大多被炸死；在济南邮局避难的许多居民被日军作为俘虏，捆绑毒打。这些，都是5月3日发生的事。4日，我军已退出商埠，日军借口屋内有人放枪，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又逮捕了很多居民，诬指为便衣队和刘黑七（即刘桂棠）部匪军，大肆屠杀。日军对于被拘捕的我国居民用绳子或铁丝捆绑，不给食物。日军还唆使其居留民义勇团寻仇报复，平日有过反日言论或取缔过日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也被杀害了许多。据事后统计，这次被杀害的中国军民总数达3625人。日本驻济南领事西田在暴行发生几个月后向中外记者说，这次中国方面死亡达2000多人，这个数字是大大地打了折扣的。
日本军国主义者估计到，他们出兵济南的侵略行动，直接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相冲突，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干涉；同时深入我国内地作战，在军事上要去战胜数十倍于自己的武装力量，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因此，他们一面发动军事侵略，一面玩弄了一系列的政治花招。综合他们所做的勾当，可以归纳为下面三点：
（一）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隐匿它的真实侵略意图，极力把它这次出兵说成和1927年美国的炮击南京、英国的出兵上海一样，同是为了保护侨民。当它发动武装侵略之初就声言，我的第四十军有部分部队到济南，抢劫了日商财产，杀害了日本侨民。他们捏造这一谎言，作为出兵济南的“正确理由”，并发动日本报纸对我大肆诋毁，把我所率领的军队描绘得简直不成样子。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当时不仅日本进步人士不相信，就连日本陆军巨头宇垣一成因看到日军警备区和所谓抢劫地点的接近，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种宣传不可思议。”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这一宣传攻势，首先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侵略罪责，蒙哄美、英帝国主义者，从而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其次，是愚弄国民党的腐朽军人，使之放松警惕，麻痹斗志，不战而屈。后来张群从日本带回这类报纸，蒋介石即免除了我的军职，以此去讨好日本军国主义者。
（二）日本军国主义者歪曲事实，把他们在济南发动的武装挑衅，说成是偶发事件。事实是这样：5月2日，蒋介石通过日本间谍佐佐木向福田要求拆除商埠工事，以免妨碍交通。福田对此故意避不作答，而将责任推到下面，说这是地区守备司令所做的，要由斋藤旅团长去处理。斋藤对蒋介石的这一要求，竟满口答应，并以此来表示他们愿意同国民党北伐军和解。这时日本的宣传机构，在对我四十军诋骂以前，竟对国民党北伐军赞誉了一番，说“华军纪律很好，对日军并无敌意，所以斋藤愿意拆除工事，与华军达成和解”。在济南事变数月之后，上海组织中外记者到济南视察时，日本驻济领事西田竟还以“五三”事变目击人的身份说：日军接受蒋介石的意见，于2日拆除了工事，济南问题本来就和平解决了的。万不料，因此而招致了中国兵对日本的轻视，因而爆发了这个不幸事件。还说什么贺耀组以大官而竟逃走了，等等。西田的这一套胡言，是抹杀不了客观事实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自己发布的文件就给予了其有力的驳斥。日本报纸所印的文件曾刊出5月3日日军第六师团在济南附近的战斗要图，这是日军战斗开始后向其上级指挥官报告的文件，附印在所谓第一部济南事件宣传册子上。这张图说明了日本侵略军在发动武装挑衅开始后约两小时内的兵力配备和它向我军进攻的实况。从当时日军的位置看来，他们都是在2日从原来守备区拆除工事的路口出来，向第四十军第三师第七团的一个营进攻的。它彻底证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发动的济南事变，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有计划的武装侵略，他们在济南商埠拆除部分防御工事，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达到其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罪恶目的。
（三）5月3日上午8时，即日军发动武装挑衅的前一小时，日本驻济领事西田领着日本天津驻屯军队长小泉和几个参谋人员，到了城内蒋介石总司令部，装扮成很“友好”的样子，诡称辞行。他们说：“济南现在已经没有事情了，小泉即将率部回天津，我（西田）也要去北京跑一趟，特此来向你们辞行。”等等。他们主要的目的是侦察城内我军有无作战准备，同时麻痹蒋介石，使之不加戒备。当“辞行者”刚刚离去，侵略者的枪声就响起来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发动武装挑衅以后不久，又指使“日本居留民义勇团”打着白旗，到城内外我军驻地沿途叫喊：“不要惊惶，只是误会，弄明了就会解决的。”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举行的第二次北伐，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反动统治。蒋介石在济南事变中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吓破了胆，不敢继续渡河北进。蒋给第一集团军所属各部下达的命令是全军向南方撤退。当时的具体部署是这样：第一集团军的第一军和第九军，亦即蒋的嫡系部队，全部退至徐州；第四军和新二十七军退至兖州；总预备队的第三军朱世贵师退至泰安；我的第三军团（不包括新二十七军）退至党家庄、泰安之间；第二军团陈调元部退至长清以西。只留第一军李延年团和第四十一军邓殷藩团守济南城。蒋介石所下的这个退却命令，于5日晨2时送到我的总指挥部。我看了这个命令以后，大为震惊。当即写了一封信给杨杰，间接提醒蒋介石，希望蒋改变主意。信中首先说明日本政府的目的是要阻挠中国统一，以便分而治之。接着指出日军在济南的举动，系错误地以为中国军队非控制津浦铁路就不能前进。不了解北伐军既无重武器，所需运输力量有限，粮食可经运河输送，离开铁道仍能进军。最后说到，张学良早已表示，只要南军渡河向天津前进，奉军即撤至关外，促成国家的统一。否则他们不能允许阎、冯争夺京津地盘。今我全军向南撤退，只是无端放弃统一机会，恰恰是中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阻挠北伐、分裂中国的诡计。不仅北伐不能早日完成，而且山东日军的撤退亦将遥遥无期。这封信送去不久，蒋介石约我进城开会。我见了杨杰，他告诉我，他们已经开过会了，决定改变命令，以陈调元的第二军团、我的第三军团和方振武的第四军团渡河北进，第一军团则因已经开始南撤，所以第一军和第九军仍退徐州，第四军和新编第二十七军仍退兖州，第三团第八师仍退泰安云云。当时我意识到，蒋介石仍把他自己的和亲近的部队南撤，而只叫和他关系疏远的部队北上，心中另有鬼胎；但是有了这三个军团北进，也能迫使奉军向关外撤退，达成全国统一的局面。后来第二军团于5月5日以主力由济南以东渡过黄河，第四军团的三十四军和四十一军则于同日由洛口渡河，第三军团（缺新二十七军）与第四军团的高桂滋部则分别于7日自齐河渡河。虽然因粮食缺乏，行动困难，但渡河北进的各个军团都很快就接近天津，给奉军以沉重的压力，阎锡山、冯玉祥的部队也迅速进占了北京。至此，北洋军阀政府就宣告垮台，蒋介石控制下的国民党在关内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武装挑衅仍然继续进行着。当我第三军团渡过黄河的时候，曾有日本飞机低飞侦察；高桂滋部队渡河时，还受到了日军骑兵的骚扰。因为我军各部都能镇定应付，毅然北进，不为所动，故敌人的牵制阻挠未能得逞。但在5月8日日军向我留在济南城内的部队发动了攻击，两日后济南城就被攻陷，同时日军占领了济南附近的党家庄。
当蒋介石决定放弃继续北伐计划，下令全军南撤的时候，经我的极力反对而变更他原来的决定，使北伐军得以绕道继续北进，从而使蒋介石的反动势力扩张到平、津，最后结束了北洋军阀政权的统治，这对此后全国政治局势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这里还要附带谈一下蒋、冯在党家庄会谈的情形。我于5日上午10时左右，从济南城内回到了党家庄。这时冯玉祥的专车早已到达了，我即往车站迎接。午后3时许，蒋介石在其总司令部高级人员的陪同下也到了党家庄，蒋、冯就在我的总指挥部晤见了。冯除少数卫队外，未带随员；同蒋一齐来的有杨杰、张群、黄郛、蒋作宾、杨永泰等人。蒋同冯主要谈到第一集团军今后的行动，盼望冯玉祥会同阎锡山速攻北京，把奉军赶至关外。冯玉祥愿意担负起这个任务。冯对日寇占领济南不甚重视，他说：“只要我们占领京、津，组织统一政府，日军非自行撤退不可。”当时冯的态度就是这样。蒋、冯在我的总指挥部盘桓了一天，当夜冯玉祥宿专车中。6日晨，冯离党家庄回开封。蒋介石则乘专车南下，他的总司令部一直撤到徐州去了。
前面说过，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济南发动武装进攻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欺骗，而蒋介石却还对侵略者存有幻想，在济南事变发生后连续派遣代表请求日方停战议和。5月3日派黄郛、陈韬，4日派熊式辉，5日派赵世暄，6日又派崔士杰，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涉。结果不是碰壁而回，就是不得要领。到了5月6日以后，情况更加恶化。因为：一方面国民党驻在济南附近的军队大都撤退，仅有两团人待在城内；另一方面日方由大连增调的第二十八旅团和一部分空军已经到达济南，同时在日本国内新近动员起来的第三师团也已经完成了战时编制，随时可以调来作战。所以日本军国主义者更加猖狂，竟借故扩大事态，于5月7日早上突然宣称：济南商埠铁路北面“坟起”的土堆下面发现有日本侨民尸体九具，另在其他地方搜集了三具，一并送往日本医院检查。当其检查时，还邀集了驻济南的英、美、德三国领事作见证。日军首脑福田就以此为口实，于7日午后4时向蒋介石提出了最后通牒。这项通牒系交给赵世暄转蒋介石。赵当场要求福田延长答复时间，但被拒绝。
从通牒的内容看，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主要目的，是要迫使国民党北伐军离开济南和胶济铁路沿线，以便由日军全部控制济南，并确保其与本国交通上的安全。事实上国民党北伐军已经不是向南撤退，而是绕道北上，济南城内仅有两个团的兵力。这就是说，蒋介石事先已基本上按照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意图办了，只是日方还不了解情况而已。因此，蒋介石接到日方通牒以后并不感到为难，旋于8日上午派熊式辉、罗家伦二人前往日军司令部作了圆满的答复。答复的内容如下：
（一）免贺耀组职。
（二）济南及胶济铁路20华里以内不驻华兵。
（三）被解除武装之华兵及武装速行返还。
（四）使济南城内的华兵安全退出城外。
（五）不许便衣队入济南城。
这说明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提出的主要要求都接受了。但是骄横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还感到不满足，福田对蒋介石的答复表示拒绝，说必须无条件接受才算有诚意。接着日本内阁的头子们也对蒋的答复表示不满，竟于福田所提条件之外另加了两条：（一）要求蒋介石谢罪；（二）处罚方振武。并且他们不等蒋介石的答复，便按照预定计划于8日上午进攻济南城，实现了他们军事上的全部目的。5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在山东兖州举行党政联席会议，蒋介石、谭延闿、李烈钧等都出席，决定将我免职，派方鼎英继任第三军团总指挥，派谷正伦继任南京卫戍总司令。我就愤而去上海做寓公，闲住了一段时期才又回到南京政府任职。
日本军国主义者这次向我国山东济南发动的武装侵略，总的说来，还是失败了。第一，阻挠国民党北伐军从而控制我华北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第二，日本和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因而更加尖锐化；第三，也是最主要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反日怒潮在全国普遍高涨，日本垄断资本在中国的经济侵略遭到了严重打击。正因如此，所以日本侵略军终于在1929年从济南撤退回国，曾经轰动中外的济南事变至此也就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