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同志于一八八二年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县。他的一生，经历了清朝、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经历了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他追随历史车轮的轨迹，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人民的利益，做出了贡献。

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战士

邵力子同志幼年就学私塾，二十一岁考中了举人。但他并没有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走下去，而是追求新时代、新思想、新文化，追求真理，奋勇前进。一九〇五年以后，他先后求学于上海震旦公学、复旦公学和南洋公学，启发了他的爱国思想。一九〇七年他去日本学新闻，并与于右任等在日本创办《神州日报》，鼓吹民主革命，反对封建帝制。回国后，经于右任介绍，他在一九一〇年去陕西高等学校任教，因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遭到陕西当局迫害，被驱逐出境。一九一二年复与于右任等另创《民立报》，担任编辑兼《民生报》记者，大力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封建军阀。一九一五年，因揭露袁世凯的复辟和卖国罪行，致使《民立报》又遭封闭停办。他再接再厉，在讨袁声中，再筹办《生活日报》，旋与陈英士、叶楚伧等改《生活日报》为《民国日报》，自任主笔达十年之久，同时兼编该报副刊《觉悟》，邵力子同志自己也写了不少文章，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五卅运动以前，《觉悟》还发表了许多共产党人如恽代英、邓中夏、萧楚女、杨贤江、蒋光慈等人的著述，刊载了不少纪念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文章，介绍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文，除此而外，还启发知识分子通过当时的一系列罢工事件，认识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和高贵品质，清除对工人的偏见，并就知识分子应如何联系工人进行劳工运动展开讨论。毛主席对此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为五四运动和而后的北伐，进行了舆论和思想准备。

五四运动时期，邵力子同志既是《民国日报》的主笔，也是复旦大学的教师。一九一九年五月五日清晨，他在报社接到北京电讯，得悉五四运动爆发后，立即赶赴复旦大学，亲自敲钟召开全校师生紧急大会，即席做报告，讲时事，揭露北洋军阀的种种卖国行径，使听众受到很大的激励。会后，复旦学生迅速奔赴全市，用实际行动声援五四运动。邵力子经常帮助学生分析形势，指点方略，孜孜不倦地为学生们解答问题，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和尊敬。

坚持国共合作的“和平老人”

邵力子同志一九〇八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随后又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作为国民党重要的一员，在他所从事的一系列工作中，无论是负责地方行政工作，还是担任高级幕僚工作；无论是参与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或是进行各种外事活动，一贯遵循中山先生的遗教，维护和平团结。他在国民党领导集团中，担任各种高级职务二十余年，能够涅而不缁，有所不为，是很不容易的。

在旧中国，邵力子同志有着“和平老人”的称号，这是人们赞赏他一贯坚持国共两党真诚合作、用和平方法解决一切争端的主张而取的，是对他的一种称颂。

邵力子同志在国共两党的多次谈判中，都是积极赞助者或直接参与者。国共第一次合作时，他虽未能直接参与其事，但他是竭诚拥护，用实际行动予以大力支持。一九二五年夏，当上海法租界工部局下令驱逐他出境时，他便毅然投奔广州，参与黄埔军校工作，对维护两党合作，准备出师北伐，起了有益的作用。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正式谈判，他是国民党谈判代表之一。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旬的庐山谈判中，他和张冲等国民党代表一起，同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同志，就国共两党关系，包括发表国共合作宣言问题、红军改编问题和陕甘宁边区等问题，进行谈判，几经周折，终于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年间，邵力子同志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时，对于促进国共进一步谈判，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亲自到达重庆时，他和张群、王世杰等国民党代表，同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进行谈判，双方签署了会谈纪要，达成了《双十协定》。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他是国民党的代表之一，参与通过了政协决议。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当局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并向整个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于是内战再度兴起。十一月中旬，国民党当局还召开了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也使邵力子同志深为恼怒。他为此拒绝参加，这对一个重要的国民党党员来说，实属难能可贵。

经过两年半的内战，到一九四八年底，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和精锐师团大都被歼，已濒临众叛亲离、全面崩溃的境地。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发表元旦声明求和。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针锋相对提出和谈八项条件，表示中共愿意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二十一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南京政府的“总统”，同意以毛主席所提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这样，“和平老人”邵力子同志又被国民党政府特派为和谈代表了，而且是首席代表。当时他对记者表示：“我感到这次的使命十分困难。但是和平实在是很需要的。为保持国家之元气和减少人民的痛苦，大家都迫切要求和平。国共双方也都有这样的看法，所以我又相信我们的使命能够达到，而能促进和平的成功。”嗣经国共双方联系，交换意见，确定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先来北平，就有关和谈时间和地点以及通邮、通航等问题进行商谈。代表团的人选是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邵力子同志以私人资格前往交换意见。他们于二月十四日飞抵北平，受到了叶剑英、徐冰等同志的欢迎。在商谈中，他们诚恳言和，殷切地希望实现真正的和平。邵力子同志更是渴望实现他的和平夙愿。他在一次宴会上发言说道：“和平未能早见是憾事，但和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碍得以扫除。……我此来不能代表任何方面，唯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经过历时两周的商谈，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怀着希望于二月二十七日返回南京，结束了此行任务。这使国民党南京政府中的主战派受到打击，主和派得到了鼓舞。

三月二十四日，国民党当局决定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再次指派邵力子同志为和谈代表。四月一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为代表和屈武等为顾问的代表团到达北平，与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聂荣臻等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进行正式和谈，商定了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但国民党政府却拒不签字，致使和谈遭受失败。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于当晚强渡长江天堑，彻底摧毁国民党当局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使南京政府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当南京政府急电询问代表团归期，代表团讨论是否南返时，邵力子同志首先发言，表示不再南返的坚决态度。实际上，在此以前，他已把夫人傅学文同志接来北平，早做留平不返的具体准备。在那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中，他坚决站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方面来。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经历中崭新的一页。

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邵力子同志已经是六十七岁的高龄。他心情舒畅，老当益壮，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外事活动，参与国家大事的协商，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工作，他的思想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前进，他对毛主席、周总理的崇敬之情与日俱增。

邵力子同志一九四九年出席了首届人民政协会议，参加开国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他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并历任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同时在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华侨事务委员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苏友好协会、世界和平理事会任各种重要职务。

邵力子同志好学深思，手不释卷，晚年更勤奋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他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勇于任事，敢于直言，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早在一九五四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观点出发，就提出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增长。他在人大和政协组织的参观视察中，接触群众，了解情况，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且如实地反映情况，积极地发表意见，有许多意见是正确的、可行的，为党和政府所接受。邵力子同志一本对共产党和人民的热爱、心口如一、直言无隐的政治风格，特别值得我们称道和学习。

邵力子同志是著名的国民党民主派。一九四九年他在北京参加了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被选为民革中央常委，担任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主任和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是民革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他一贯热心民革组织的工作，关心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大业。以他和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历史关系，通过广播和新闻报道，发表谈话，撰写文章，号召去台人员认清前途，掌握命运，同时对他们讲形势，谈政策，促使他们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贡献力量。邵力子同志始终坚持和平奋斗的信念，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奋斗不懈。

现在，国家面貌日新，形势大好，采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条件更为有利了。我们热望台湾和海外国民党军政人员，以邵力子同志为榜样，推动和平统一的早日实现，以告慰“和平老人”于九泉。

邵力子同志从参加民族、民主革命出发，在国民党政权中长期生活和工作，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终于在晚年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青史有情，一切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总是不会忘记的。

（原载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e8/AFK/Yzifi6VhOz/KszKD9j4wkYxVDUfyWMlRu2lW80iiGolb8eb/a9zJOxj2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