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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旧中国媚外辱侨的磕头外交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110年中旧中国派到美国去的外交人员,办的都是“磕头外交”。他们丢尽中国侨胞面子,只会讨好美国人,只会骗侨胞的钱,华侨有了事,这些人不特一概不闻不问,反而落井下石。在美国六七十年,我是常常跟这群家伙“捣蛋”的一个,我在侨团集会里常常痛斥他们的无耻。

李鸿章之流的“苦力贸易”

早在100多年前,清朝政府派到美洲的外交人员,除了卖国签约以外,就是向新大陆的大农场老板、大矿场场主、大工厂企业家提供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例如1810年巴西的茶工,1844年秘鲁和圭亚那清除鸟粪层的苦力,1847年古巴的蔗工,1852年美国加省的淘金工人、筑路工人,1858年哥伦比亚的农奴与矿工,1881年加拿大的筑路工人,再如巴拿马运河的挖河工人等等。自1847年至1874年间,赴美洲各地华工约为50万人。中国劳苦大众的血,洒满了当时是荒芜而今是繁华的美洲。美国人苏华特(Seward)也不得不承认:“使加利福尼亚得有今日之富庶繁荣者,成就之速,实非当时所预料,而该省所痛恶嫉视之中国移民,则为造成此种美满结果之要素……”这些中国劳工,也就是所谓“苦力”或“猪仔”。美国大老板缺人,清廷的“钦差”就如数送到。华工的生命与生活,“钦差”却一概不管。

“猪仔华工”的血泪账

现在,我来详细谈谈早年被所谓“苦力贸易”协定出卖给美国的华工情形。

很巧,敝亲司徒乔最近从美国搭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他途经檀香山时,遇到了三位幸而生还的老华工。他特别为他们作了速写像,这真是可宝贵的资料。

他们三位是由檀香山中华会馆资助归国的。在船上,司徒乔用尽方法请他们谈了毕生为美国资本家剥削的血泪史。

原来这三位老华工,都是广东珠江三角洲人,一个叫郑进禄(中山县人),一个叫李东号,一个叫汤心海(新会人)。年纪都差不多已是七十三四岁,老态龙钟,眼瞎腰曲。谈起作“猪仔”的生活时,他们一边谈,一边掉泪。他们因为53年被隔绝在一个与外界少有接触的蔗园中,对世界的变动,毫不知情,又由于长期的残酷的“农奴”生活,使他们成为只会锄地,不会思想的“会说话的畜生”,记忆力极差,脑筋怎样也开不动;结结巴巴地一个单音一个单音地讲,构不成一句完整的话。司徒乔与他们同船半月,才把他们的身世弄明白。

53年前(1897年)他们正是20岁左右的青年小伙子,在家里无以为生,跑到香港瞎撞,被一个姓袁的“猪仔头”给卖了。受了美国宣传“到金山发财”的骗,一同被卖的有600多人,同坐一艘火船在海天茫茫中航行20多天,向“金山”前进!有一天船靠了岸,地名叫做考爱岛(Kauai I.)。姓袁的猪仔头骗他们说:“金山到了……”大家被赶入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去“开辟农场”,一做就是53年苦工,计19000多天。直到今日,600多人除他们三人幸而被侨胞救济回国,六个住在考爱岛继续为奴,十多个人逃亡不知下落外,都死光了,葬身荒野。他们能够回到解放了的祖国真是万幸。原来考爱岛并不是什么美国“金山”,只是美国属地檀香山外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

当时,美国老板对他们说:“你们开荒吧,开多少都是你们的。不过田里的收获却要卖给我,你们应用的东西,也由我赊借。”于是600多个华工不分日夜地在开天辟地。美国老板偶尔坐着汽艇登岸监督这些“农奴”们种甘蔗、稻米。甘蔗和稻米收割时,美国老板去过磅运走,交给“猪仔头”一张账单。甘蔗的付价只比水价高一点点,而美国老板供应的农具却贵得像银子打的,再加上垫支的伙食费,两相抵算,“猪仔头”倒要欠下美国人的债。美国老板是用包工制,由猪仔头承包。猪仔头还要负债,猪仔就更活不成了。大家当时很气愤,美国老板向大家拍胸膛说:“好好地干吧,开荒的头一两年都是不免亏本的。你们的困难,我知道,可以借点钱给你们,利息少算些。”

辛苦一年,郑进禄他们600多位“农奴”,除两顿吃不饱的粗饭而外,每人只得到年薪美金8元(平均每月6毛6分6)。即使工资只8块钱,美国老板还要从中再捞回一点:他在农场开了一家日用品的铺子,卖烧酒和烟卷。铺子里东西贵,而且不赊账,华工买一根缝衣服的针也贵得出奇。

五年过去了,每年结账,袁猪仔头仍然摇头叹气,美国老板仍然拍胸膛,解释“理由”。农奴们仍然是年薪美金8元,他们仍然被禁止与外界接触。老板强迫他们“好好干活”,因为据说:“在美国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变成百万富翁。”

第六年,原来的两个老板不再来了,派来了一个美国管家。这个管家比老板还凶,手拿马鞭,骂华工是懒鬼,并强迫多开荒地,延长工作时间。他指着猪仔头的鼻子大骂:“难怪你亏本,这么一大群懒鬼不好好做工,要严厉地管束他们!你不学学我们那位美国主人,他从前是三几千块钱的小商人,五六年后是檀香山大名鼎鼎的‘蔗糖大王’了。”于是猪仔头更加凶狠地压迫华工,希望榨得更多些好去还债。华工每日不分昼夜地劳动,晚上12点才准睡觉,第二天早5时就要下床。因为檀香山天气热,大家没有钱买衣服,索性光着身子在烈日下干活。这么再一迫一打,不少农奴都生病或积痨吐血死掉了。15年后,美国老板满载而归,成了纽约的富翁。过了20年,田庄易手。换来换去,但每一个老板都发了财,至于华工年薪,仅从每年8元加到10元。袁猪仔头也还不清美国老板的债,而且越欠越多。他虽然当了走狗,残酷到没了人性,华工恨之入骨,但这个狗也并不怎样吃得很饱。

在以人为畜的凌辱压迫下,大家受不了,强悍的人组织反抗或开始逃亡。考爱岛是个与世隔绝的荒岛,怎样能逃出去呢?据说:有的人会泅水,就浮着一根木头在茫茫大海中前进,如果不被偶然过路的商船渔船所救,他们必然精疲力尽,沉入海洋。有的人在岛上向过往船只呼救,可能被救走。有的人虽然逃出蔗园甚至上了船,但被猪仔头发觉,就去追回,在农奴面前由美国管工苦刑拷打直到断气,或剥光衣服,给烈日晒死,或用麻袋系后,抛到海里喂鲨鱼去。总之是用最残酷的手段来对付逃走的人,以恐吓其他农奴。组织反抗的下场,亦是如此。弄得后来大家“服服帖帖”,断绝一切思念。53年中,他们名叫“去金山”,但不曾与“金山”见面。他们不识字,不看报,世界变成怎么样,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没有亲人,没有老婆,他们听天由命,只好怪“运气很坏”,坏了50多年,直至像一只蚂蚁那样无声地死掉。牛马还有人疼爱,他们是做牛马一样的工作,却连牛马也不如。

华工们每五年左右有的可能积到二三十元美金。他们怀念家乡,每每托美国商店替他们汇回去。家里却从来不曾有过回音,是猪仔头把来往书信都扣留焚灭,以绝归念。家里的人在两不相知的情况下也死光了。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无可留恋,没有希望,他们是被世界遗忘了的一群。

1935年,农场新的美国主人派律师来跟袁猪仔头清算旧债,连本带利,数目大到吓人。猪仔头没有办法,只可另外重写一张限期清还利息加重的欠单。一世为狗的猪仔头老袁,气愤交加,迫得自己吊死。他的百万富翁的好梦也完蛋了。这是个“小骗子遇着大强盗”的收场。

后来,美国人亲管农场,华工活得更像一条狗。到了1950年夏天,美国管家认为郑进禄他们三人“老而不死”,只吃饭不能“榨油”,死去时又多少要花一笔钱,就通知檀香山中华公所,说有这么三个老华工,要你们救济,送回中国。中华公所才发动捐助,把旅费寄去。他们从考爱岛坐飞机抵达檀香山,在檀香山押入木屋,请求出街买些用具,却被揍了一顿。办好手续由移民局木屋押他们上威尔逊总统轮大舱里去。这样,从香港去的,又从香港回来。檀香山的面貌,他们都无缘看一眼。船抵香港,他们口袋里仍然放着不曾用掉的檀香山中华公所给的四十几元美金。这是53年来,他们最大的一笔财产。

他们说:“考爱岛最初有土人千余,他们很好客。打野兽回来便叫我们去吃,晚上有时还请我们去看他们的集体跳舞和唱歌。这些年来,土人已经绝迹了。怎样会绝迹呢?美国人继续开荒,把森林砍掉了,把土人赶到深山里,渐渐死光了。”是的,土人死光了,这就是美国所吹嘘的“民族自由”。

考爱岛还有华工吗?还剩六个,他们还有点力气,美国老板不让走。

这是美国资本主义生产的“文明”吗?是的,正是他们的“文明”,在那么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荒凉的考爱岛上,这600多个华工劳动到死,而几个美国老板借此而成为富翁。他们的“幸福生活”,染满着中国工人的鲜血!百余年来几十万到美国去的华工苦力就是如此。郑进禄三人的生活史,不过其中的一个眼前实例。

又有一位亲戚,他向我讲述过他本人身历的苦力生活。

他是一个屡试不第的秀才,而且也曾到北京考过试。落第归来,处处遭白眼,他就以“自由身”名义参与了美国加省筑铁路的中国苦力行列。同伴们很尊重他这“老童生”、斯文人。但到达加省,美国工头不客气,要他和其他华工一样抡起鹤嘴锄,披荆辟土。这就苦坏了这位从未劳动过的书生。他气喘汗流,筋骨酸疼,头昏眼花,手掌流血,每天工作14小时,月赚美金26块。与山林居,与鹿豕游。熬下去眼见送掉老命,回唐山,没有路费,不特金山好梦已破,而且陷于进退两难,抢地呼天的凄凉境况了。于是他改变宗旨,因为过去读熟了一些《三国志》、《水浒传》、《聊斋志异》、《红楼梦》,就用娓娓动听的方法讲述故事来解除华工同伴的疲劳,并且免费代写家信。华工们欢迎这个好办法,每天叫他把无穷尽的故事讲下去,不必再锄地。为了应付美国工头,仍然手执锄头,另用一个人去“放哨”,远望工头来了就咳嗽为号,停了演讲,照常工作。如是者两年,等到路费有着,一溜烟跑返祖国去了。他又说:小时颇聪明,算命的批他说必中“翰林”,到了加利福尼亚的酷日曝晒中,汗淋如雨下,他才对人长叹道:算命先生还准,原来我在美国中了“汗淋”。他用骈四骊六的句子作了一篇《美洲游子赋》,描写深刻、凄悲,目下仍在唐人街中传诵,可惜我已忘掉。

蒋介石的使领馆酒会从来不请华侨

旧中国在美的使领人员是看不起普通华侨的。国民党统治20多年来,每次使领在美国的鸡尾酒会或什么庆祝会的请柬,多送给外国人,华侨休想在大使馆宴会上与外国人接触。这些反动官僚名义上是“中国人”,但怕中国人出场丢了他们的“面子”。他们见到中国人就生气。“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中国的官员也瞧不起华侨,你叫美国流氓怎不加倍来凌辱我们?

不过,美国人也并不怎样瞧得起这些奴才。1945年4月联合国开会之时,我也被聘作中国代表团的“华侨顾问”,恭逢其盛。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出席了大会。人家各国代表在会上演讲是用本国语言,然后由翻译转达,宋子文却用英文发言,而且其中还加上些美国俚语。当时我在旁听得“毛骨悚然”,美国的华侨大为不满,美国的报纸也对此事冷嘲热讽。

还有中国在美的大使馆,是用减免的庚子赔款盖的,听说建筑物上有石刻说明此事。美国强盗抢了我们的钱,“施舍”一点给蒋介石政府盖大使馆,还强迫我们歌功颂德,他们也真的这样做了(一说后来又拆掉。不详)。除华盛顿那一座可耻的大厦和檀香山华侨捐了一座领事馆以外,美国各城市的中国领事馆都是租美国房东几间房弄成的,太玷辱人。例如纽约,在一所大厦的14层楼上几间小房就是领事馆,望见了使华侨丧气。不过,华侨永远不去14层楼那里去找他们,他们也不找华侨。我们华侨好像从来没有过祖国。有苦无处诉,心也碎了。

中华公所的“外交”和罗斯福

既然旧中国这些外交官见美国当局只会磕头,又看不起中国人,华侨在美国的“外交”方法,只有自己组织社团,团结自卫……如商人有中华公所,各姓有宗法会馆,各籍有区域会馆,洗衣工人有衣馆联合会,青年有青年会,在较老和较大的组织上有致公堂和安良堂。遇有什么事情,由各公所、各会社去花钱请美国律师,求得在“法律”上伸冤。也就是说,华侨本身自办“外交”。打官司是难得胜利的,不过送几个钱有时会生效。美国的“法律”是看在钱面上的法律。

美国安良堂在美故总统罗斯福还是当律师的年代聘他做长年法律顾问,遇有案情,逐件讲价,多少不定。他老人家也还克己,不会强要太多的钱,我因此和他建立了友谊。我是安良堂负责人,常常见面谈案情。这样一直到他做了总统,才辞了安良堂的法律顾问职。他的总统一当就是三任十多年,华侨有什么事,我同他通信办理交涉时,他很快就有亲笔信答复,能帮的也帮。至于我们写信给中国使馆的呈文,大多是石沉海底,少有回音,回的信也不过敷衍敷衍,决无结果。 3oBuBm7jbi166OIdpFeiqc9TECJ+qwXbO7MBfHZXSoM8XWAsga/7o514XxSKAX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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