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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初到美国时的遭遇
孙中山先生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离开檀香山到美国的。孙先生在广东的时候就知道“洪门”是个反清的人民革命团体。为了开展革命运动，他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
当时檀香山的致公堂（洪门最大的组织）把孙先生要到美国的事通知了美国致公堂，我们听说洪门有个革命大哥姓孙名文的人要来，非常欢迎，就决定要出钱出力帮助他完成反清的革命事业。
可是，孙先生一到美国就碰了美国当局的钉子。他在清领事、保皇党和美国警察告发之下，被禁止上岸，并被扣留在旧金山口外小岛木屋。美国移民局自然有借口，说孙先生没有护照。
其实，美国护照并不难弄，美国有许多律师勾结移民局官员专门出卖黑市护照。当时经过“出番人”的手买护照500美金一份，后来抬高到3000美金。美国根本是无法无天、贿赂风行的国家。旧金山的洪门大哥黄三德、唐琼昌等，就先用500元铺保把孙先生保出来，又花了5000块美金请美国律师那文先生打官司。打到华盛顿最高法院，终于打赢了，孙先生才由不准入境变为获得在美居住的自由。
我想，标榜民主的美国当局是暗中注意孙先生的活动的，但他们不敢直接触动孙先生，一来是因为他们那时候还讲究伪善，要装出“民主”脸孔；二来他们也怕会引起华侨的愤怒抗议，发生麻烦。洪门是有力量的和英勇不怕死的。当时，美国华侨有25万人，其中20万是洪门，也就是说占华侨人数80％。
当时清政府驻美国的一些外交官员也都想捉孙先生。但是他们不敢碰一碰洪门。如果敢动洪门，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的房子拆掉。再如康有为、梁士诒、梁启超也同时在美搞过保皇党；但搞不起来，他们没有群众基础，华侨根本不要皇帝，“保皇”殊属荒谬。清政府派去的“钦差大臣”，只是负责签字卖国和就近向美国磕头谢罪的，他们不特不敢惹事，连唐人街都不敢去。华侨对于钦差，是冰炭不能相容的。
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李鸿章到美国的时候也不敢走唐人街，还是由美国警察特别保护坐在观音车（即两马大车）上，从唐人街飞跑而过，算是参观了一下。自然，李到美国也有少数侨棍去欢迎的。那些人，我们叫他“贡生壳”，是些花钱捐了“贡生”的封建侨棍。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民国初年时，贪官汤化龙到加拿大，路经维多利亚城，就被一个理发工人王昌打死了。王昌是广东中山人，年35岁。他当场被捕，拔枪自杀。王昌之行刺汤化龙，完全是出于爱国义愤，并无个人恩怨。
我与孙中山先生的过从
我同孙先生见面是在波士顿，那时我们都是30多岁，我正在波士顿街上推车卖猪肉。孙先生一生革命的事迹，大家知道的很多，我在这里仅说几件过从小事。
先生一到波士顿，先住在正道会陈锦（华侨叫他作进教锦）家里。等我知道革命大哥来到，就约同洪门兄弟招待他住在旅馆里，每天叫菜吃饭，这本是兄弟们的义气。住了两天，他说：“我们节省一点，留下钱打满清罢。”这可以看出孙先生的可佩处。随后他就搬到我家，又转住致公堂。我们一起自己做饭吃，吃些牛肉番茄汤之类的东西，并畅谈国家大势。孙先生手不释卷，埋头苦学。但为人极其虚心，生活刻苦，他整天到街上找人谈论道理，调查社会情况。我卖猪肉要早睡，他老是在那儿伏案作书，没有倦容。我们同住了5个月。后来他去了纽约。
那时孙先生已经把辫子剪了，穿着西装，我们还留着辫子，盘在头上，穿着中国便服。只有被美国法庭抓去坐牢的侨胞，才被监房剪去辫子（据说是怕用辫子上吊自杀）。
侨胞热心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
孙先生后来到纽约发展兴中会组织。最初有200余人，但在革命处于艰难的情况下，大家灰心离去，两年后在美会员只剩七位。其中一位负责人钟性初先生，因工作困难，心中惭愧无似，于旧历除夕跳海自杀。孙中山得讯后，心里非常苦闷难过。不久他同我商量，认为在美洲要使革命得到发展，还是要依靠洪门兄弟，革命没有群众基础是不行的。于是孙先生才再回到致公堂来，举行全堂会员总注册，并定出80条会章。
有一件事足以说明众志成城。黄花岗之役失败，国内的同志曾向孙先生致电急需15万美金。孙先生举手无措，寝食不安。当时我想5块10块的叫洪门兄弟捐，必索革命同志于枯鱼之肆，缓不济急，于是就提议将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的四所致公堂大楼典押出去，大家一致赞成，立即把款项筹足了
。当时许多人奇怪，华侨何以这么热心，平时一毛一分地节省，不在美国花费，叫美国人看见就“生气”，名之为“吝啬鬼”，但能一举手间即筹得15万元，是什么原因？我想，不奇怪，其实是华侨饱受帝国主义“教训”的必然结果。我们深知国家不强之可耻可痛，要雪耻就需先捐钱。孙先生为国奔走，经手革命经费很多，他自己却是不名一文的人。辛亥革命成功，他急于归国，路费450元美金，我记得还是由阮本万、李圣策、伍钦雄、黎观长和我等五人拼凑的。伍、黎两先生也继孙先生先后去世了。阮、李和我尚存，但阮的两眼已于前年盲掉，年纪很老，仍在美国。
孙先生回国之后，我发动致公堂通电300多封拥护他当总统，后来他曾电邀我作总统府监印官，我说：“我不会做官。”过了不久我知道他被迫辞去大总统之职，原因是美英帝国主义捧出一个大国贼袁世凯来。孙先生对“德谟克拉西”的美国本来期望甚殷，这一下真是当头棒喝。
还有一件好笑的事足以说明当时我国消息直接达到美国很迟慢。武汉人民起义，孙先生事前毫无所闻，他和我都是看到英文消息才晓得的。由于“黎”字同“李”字的英文译音相同，当时我们都猜不透“李元洪”是谁，后来才弄明白是黎元洪。
华侨是渴望祖国富强独立的，也实在帮助了辛亥革命，所以，后来孙先生说：“华侨为革命之母”，这是句真话。
安良堂的创立及其功过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辈于己亥岁（1899年）逃往美国，组织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我们洪门兄弟只称之为“保皇党”，非常鄙视他。若干封建奴才，则为康有为标榜的曾受光绪“衣带诏”所迷惑，加上美国当局对他们暗中支持，一些狗腿子“出番人”就为其利用，来对致公堂的革命活动进行分化、挑拨与打击。康有为的徒弟如梁启超、徐勤、欧榘甲、陈继俨等先后加入洪门。其后欧榘甲更运动致公堂干事唐琼昌创设《大同报》于旧金山，外表上是美洲洪门致公堂的机关报，倡反清论调，后来转而歌颂“天子圣明”，与革命为敌了！我们当时工作很忙，又要做工觅食，又要为侨胞排难解纷，同时文化程度也低，报纸上说了什么，竟然没有及时觉察到。直到孙中山抵美入堂，叫黄三德、唐琼昌开除了欧榘甲，由刘成禺担任主笔，革命宣传工作才大力展开。
这时，革命侨团有致公堂，反动侨团有保皇党，另外还有受美国人利用的华侨“土生同源会”，和其他大大小小的各种各色的封建会馆。如“桃园结义”的刘关张赵成立“龙岗公所”；谭谈许谢四姓是言字边的，于是成立“四姓会馆”；陈胡袁成立“至孝笃亲堂”；古书上有句“使薛为司徒”的话，司徒和薛姓成立“凤伦堂”；“伍子胥出关”的伍姓，成立“胥山公所”。姓关的欺侮姓周的，说周仓曾替关云长托过大刀。总之，侨团组织，甚为纷乱，恃强欺弱的事，在一些人的挑拨下常常发生。我就在1894年和1905年间集合致公堂的热血青年，在波士顿和纽约另组“安良工商总会”，简称“安良堂”，仍隶属于致公堂总堂之下，来进行“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工作。保皇党的人却叫我们为“暴徒”，公开诬蔑。当时伙伴现尚生存者有阮本万、李圣策、陈光耀等人，大都“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我是热血沸腾，腰间常常暗藏两支手枪，来跟敌方的暗杀者“驳枪”决斗。反动的人物每每是非常怕死的，保皇党、美国警察、狗腿子及各种坏蛋们，见我们凶狠勇猛，动不动就以人命相见，也就畏缩起来，再不敢如过去那样挑拨人同类相残，唐人街社会获得了安宁。
我任安良堂的总理三四十年，现在堂皇壮观的“安良大厦”20座遍于美国东部各城市，过去堂员达2万人。但由于这不是政治性团体，从来不曾有过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有模模糊糊的“义气教条”、“爱国热情”。团体虽大，而分子复杂，斗争陷于权利和意气，与立堂初旨背离很远，渐渐也因与政治斗争形势不适合而趋于蜕化瓦解了。有的变好，有的变坏，而且若干分堂为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支持下攫夺了去，成为国民党在美唐人街藏身活动的据点。华侨怕惹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上门来找麻烦，迫得敢怒而不敢言。谈论至此，我觉得十分痛惜！
现在检讨起来，安良堂是曾经一度完成过它的护侨任务的，对祖国的革命捐募工作也从未间断过。侨胞身处异域，如无母孤儿，祖国不能保护，受人凌辱，非如此不足以言生存自卫。但无可讳言，整个时期有“山头”、“宗派”的浓重气味，许多事情每每陷于意气冲动，而且，许多殴斗行为使华侨痛心疾首，损害了唐人街的安宁和利益。我今年已84岁，回忆往事，历历在目，不胜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