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臣师逝世的噩耗，我是在上海医院病榻上，从电视中得知的。一时悲从中来，不能自已。虽然知道他自1988年在京住院接受治疗，一直甚少起色，但一旦永诀，为我情所难堪！

记得1986年秋，我正准备出院，茅老带了他的小女儿特来医院探望我，虽然匆匆一面，谈话不多，但两人的心情是那么的愉快！谁曾料到这是我们师生的最后一面呢！

往事依稀，我却历历如在目前。1921年，我从上海交大土木系转到唐院，那时恰好是唐臣师任唐院副主任（即副院长），我还上过他的课，称他茅老师，这是69年前的事了。目前，上过他的课的学生，除我而外，可能没有几位了。我在唐院毕业后，唐臣师即约我担任东南大学工科秘书。在老师家，经常受到师母热情款待。从那时起，我和茅老师多次共事，或在一地工作，交往既多，情好日增，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又同在上海迎接黎明曙光，并曾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共同经受了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严峻考验。他1949年5月9日在八国领事的筵席上当了两个小时的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我从5月24日起当了几天的上海市政府代市长，我们师生举手投足之间，如出一辙，可谓无独有偶，用陈毅同志的话来说：“上海解放，对保护工业不受破坏，你是有功的。”这一史实，竺可桢教授在他的日记中，曾记载了来自张孟闻的消息。虽然唐臣师从不对人谈起，可是这一受人注意传奇般的故事，还是不胫而走。当时，上海的英文《大陆报》曾对此事发表评论，说：“工程师比政客可信任。”道出了对唐臣师的敬意。

我作为唐山校友之一，最能理解唐山校友的心情。在校友心目中，尤其是老一辈的校友，对唐臣师的敬仰，历70年不衰。原因是他从在校时起，便以突出的学习成绩，为母校在国内外赢得了荣誉。更使人难忘的是1938年、1944年、1948年，母校在动荡危急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由于唐臣师的挽救扶持，得以安然无恙，其功绩是不可掩的。

1937年平津相继沦陷，京唐两院，仓皇南撤。1938年春，师生陆续经沪港转到湖南，在湘潭集中。经各地校友商议，推请唐臣师力挽危局，唐臣师毅然肩担重任，在战局万变的情况下，他在湘乡杨家滩找到了宿舍，让两院师生卸下行装，安下心来，在湘黔铁路局腾出的一栋大楼里上课。谁料长沙一把野火，又迫使他率领着这一群惊弓之鸟，千辛万苦地徒步前行，穿过敌机狂炸的桂林，在柳州停下来，等待新校址的选定。唐臣师一方面向长途漫漫步行的男女学生安慰鼓励；另一方面奔走于云南、广西、贵州等地，经过反复选择，最后决定在贵州平越（今福泉县）复课。历时五个月，才得到一个安身之所。在此期间，唐臣师还要向教育部做工作：第一是把京唐两院划入准许内迁的大学；第二是争取到图书仪器经费，并派员分赴上海、香港采购；第三是聘齐教员以复课。在搬家途中，还进行了新生的招考。第一张新生榜刚刚贴出，马上就被日机投弹炸毁，跟着第二张榜又贴了出来。在平越刚安定下来，一批批新生就来报到了。在这小小的山城里，唐臣师送走了三届毕业生。

1944年，敌军一度冲到独山，平越的唐院师生，再度迁徙，来到重庆。唐臣师义不容辞地承担了筹款、联系校舍和接待工作。在两路口桥梁公司的会议室里，坐满了唐院的师生和在渝的校友。经过大家努力，在璧山丁家坳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生活。我还记得，当新校址确定后，同学们去丁家坳之前，曾由校友会举办了一次联欢会，地点在七星岗剧院，邀请了著名的相声演员演出助兴，招待的食品是大花生和葵花子。剧场里一片欢腾，情绪高昂。那年的校庆日，在渝的校友，大都去了丁家坳，还带去了八个大蛋糕，作为对老教授们的慰问。这是唐院在战火中的第二次播迁，也是京唐两院最后一次合校上课。她们就是今天的西南交通大学和北方交通大学的前身。

1948年，平津战役的前夕，唐院部分师生犯了一次盲动的错误，由于惯性作用又跑到上海。可巧在前一年，上海交大发生学潮，唐臣师和在沪校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起了缓冲作用。因而很容易地在徐家汇为唐院南来学生安排下住处。当时唐院意见分歧，主持乏人。恰巧唐振绪校友由台湾返回，唐臣师推荐他以教授名义兼理院务，唐振绪校友自1943年留美归国后，一直和唐臣师共事，于是慨然受命，并自请为代理院长，不久即由部任命为院长，上海解放，即由铁道部接回唐山。

去年，唐院1943届毕业生26人组织了一个寻梦返校团，其中来自北美六人，来自台湾地区一人。他们特意去福泉县寻梦，然后同去成都参加校庆，写下了不少真挚动人的诗篇。诗篇中倾述了对母校之爱，对唐臣师之爱。我相信1943届如此，其他届也都会人同此心的。

我相信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他的生命是永恒的，他的影响是深远的！

唐臣师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系上海市原副市长） Jkplm8LtnxtqDFyiiM19qmycCH0BfcVmVpGSWcuM/gKlNXkKCI70brXPnksuTKi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