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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任侠
今天纪念张西曼教授，使我不禁回忆起许多年前的往事来。
我之获交西曼教授，开始于三十年代的南京。那时西曼为立法院委员，在当时反共、反苏的浓厚气氛中，西曼仍奉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他是俄文专家，由他创办了中苏文化协会，我即参加为会员。记得在南京中央大学开会的时候，为了会场并悬中苏国旗问题，西曼和当政者发生了冲突。当政者反对悬挂苏联国旗，他据理力争，终于获得成功。
当时的南京，是法西斯活动极盛时代，希特勒、墨索里尼成为蒋介石的模范，中大校长罗家伦仰承主意，把希魔《我的奋斗》推荐为青年的必读书，而西曼仍高呼着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之一的亲苏政策，他的政治操守和为人的胆识是可佩的。
这之后，我曾去日本读书，中间有时返国，与西曼相晤，多在田寿昌（田汉）兄处。寿昌好客，西曼健谈，在茶余饭后，尝大谈历史的回忆，使我们得闻武汉时代和以前的掌故。他曾办理中俄大学，也曾赞助孙中山先生决定三大政策，他曾著述俄文读本、文法教科书，推行俄文的学习，继之以创办中苏文协，翻译苏联的法律等书，他的对苏亲密友好的态度是一贯的。
在抗日西迁时，我同西曼教授又复相晤于重庆，这是我们相聚最多的时候，他的枣子岚垭寓所和中苏文协的书斋，是我常去的地方。这时他热心于考古和少数民族的考证工作，书斋里堆满了书，尤以苏联的学术书籍为多。为了鸠集同好，他组织了边疆学术研究会，我也被推为常务理事之一，相约在一起工作。不久他主编了民主与科学杂志，我又被邀为撰述者之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冬季我去印度，才又分别了三年之久。
这期间有两件事情，使我永不能忘。一次是在中华美术会，我们正在漫谈苏联助我抗战的事情，张道藩走进来，开口便谩骂苏联，而西曼教授与之侃侃辩论，声色俱厉，几乎动起武来。他一个人在这样的势力圈中，是那样坚决勇敢，很令人起敬。又一次是一九四五年秋天，我从昆明回到重庆，有机会参加了鲁迅先生的纪念会。会是在百龄餐厅举行的，主席是沈钧儒和茅盾先生，五六十名特务有计划地闯进会场，在演说时，西曼先生指斥了当政者，当我朗诵《狂人日记》时，又顺便借着“赵家的狗”，骂了特务。其后会场大乱，特务们动起手来。会众全都退了出去。我同西曼走着谈着，特务紧紧地随着，直到较场口一家电影院的左近，忽然拦阻住我们的去路，于是我同西曼先生，便和特务对吵起来。今日这些“赵家的狗”，业已垂尾无声。每一次与西曼谈起，便相与大笑。这些往事，也已成为历史的回忆了。
我去印度国际大学之前，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费德林克博士，借给我一本苏联东方学研究论文集，为西曼教授转借而去。到印半年后，我很挂念这事情，写信给西曼，催他还给书的三人，但是没有回音（后来知道早还了），因此便不知道他所在地方。这三年多的国内政局变化，可以说波澜壮阔，有极大的不同。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国内许多富于正义感的勇于战斗的朋友，都牺牲在法西斯的魔掌下面了，以西曼的为人，我很为他担心。一九四九年三月，我从印度来北京，我们终于又晤见了。重晤在阳光普照的温暖的地方，这个欣喜是难以形容的。
当时西曼教授住城内，我住前门外，相距既远，接触的机会就少。我所居的陋巷小室，尊贵的朋友们是很少枉驾相过的，而西曼则常常远来见访，促膝对谈。我们所谈的多是东方少数民族的历史问题。西曼教授当时努力于辽东乌桓民族西迁的历史，他的论著发表后，法人出版的学术杂志，已全译为法文，并得日本西京帝大西域学权威羽田亨教授的来函推崇，更鼓起他继续搜集论证的热情。我们的嗜好相同，于是相见必谈，越谈越多，往往忘记了疲倦。不管别人的漠视，我们有一知己，是互引为乐的。
这年春到东北参观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地成了同伴，后来又分在一个小组。这四十八天的共同生活，使我对于西曼教授的为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参观的旅程上，他比一些较为年轻的朋友更热心学习，每听报告演讲或讨论，他必作笔记，字小如蚊蚁，密集而清楚；每至一处，他又常作旧诗记事，兴致是那样的好。参观的日程，丰富而多样，其本身便是一个繁重的工作，有些人是疲累了，但西曼教授总是鼓起精神，未曾落伍，他当时已是五十多岁带病的人，而能如此，这完全是向新民主事业学习的热情使然。
记得在参观的旅程上，我们初到沈阳，住定后，便立即同往书店搜集有关东北民族考古的书，而各有所获。到大连又抽暇常常同往书店，或者不约而同地相晤于书店。他为了一部《新西域记》，脱下了他仅有的金指环，我为了一部《西域考古图谱》，也脱下了我仅有的金指环。我们都是爱书不爱钱的。到哈尔滨，各书店又是我们常去的地方。这是他搜集俄文书籍的目的地，他连续购买了三部四卷本的《俄文大辞典》，这不仅是为了他自己，而且是为了需要这书的朋友，为了需要这书的北京外国语专门学校。他说这部书是重要的、难得的，为了学术的研究，他是不计一切的。
他在起程去东北参观以前，身边是没有钱的，临行时，他向他的夫人要了一个金指环，为了预备得较多些，他又向他的夫人要了仅有的另一个金指环，他说他之去东北，目的为了参观新的建设，也为了搜集一些研究资料，他无任何其他嗜好，仅只是好书。夫人深能了解他，把仅有的一点都给了他。两个金指环，便都变成了一堆书籍。贫士生涯，教授习性，如今重睹西曼教授的几上遗书，不禁为之怅惘。
第三次到沈阳，我们参观国立博物馆时，里面陈列有一块魏将毋后俭丸都山纪功碑断片，这是研究东北乌桓民族的一个重要的物质资料，西曼教授流连久之，而不忍去。其后我曾在沈阳一古董肆中，购得这块残石的拓片，途中他曾索看数次。回到北京后，在一次许多同好的聚会上，他又特别提出，要我演讲这张拓片的历史。为了他的研究需要，我曾允许相赠。当他逝世时，我瞻望他即将入殓的遗体时，颇欲以此悬挂在他的灵前，以偿季子挂剑之悲，将来编印他的民族考古论文时，当将此碑拓片摄影插入集中，也可略清我的夙愿了。
回思在吉林去小丰满参观的车中，我同西曼教授曾口占旧诗，互相嘲谑。因为我在抚顺露天矿底，捡得植物化石一块，西曼诗中有考古先作古句，不意竟成了预言。我的纪念册中，是他第一个签名，也是他第一个题诗，保存至今，墨迹犹新，他却已作古；人生譬如朝露，可为一叹。
他在旅途中，除了参观记录以外，抽暇还努力述作。到安东时，他已将《俄文文法》一书，改编完毕。他常用的《露和字典》系日本八杉贞利教授所编，每页上他多增补有不少新字。我曾劝他，以这书作底，编一部俄华字典，以便国人。若是日文有不明了处，我愿相助，他说久有此意，安定时便可进行，不料他很快的就逝去了。在死前他还告诉他的夫人，他的子女都必须学习俄文，以继他的遗志，长大时都加入青年团，为新中国而努力工作。学习列宁时代的苏联，是他一生的志愿，到死时他尚念念不忘。
此日盖棺论定，总结张西曼教授的一生，他是一个富于正义感的好人，一个勤恳努力的学者。对于政治，他有一贯的对苏联人民友好的信念，对列宁崇敬的感情。永远面向着光明，唾弃黑暗，不投机取巧，在任何环境中，不变他的操守。对于朝秦暮楚之辈，他是鄙视的，这是因为他富于正义感的缘故。在他的遗嘱中，充分显露出他的严肃正直的态度，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的遗体照他自己的意愿是要捐为科学实验的。当时人民政府和共产党为了崇敬他，以优礼厚葬，为他择地于香山万安公墓革命先烈李守常教授的墓侧。德不孤，必有邻。西曼教授是长眠得所了。西曼教授眼看着他多年从事的中苏友好事业，在中国人民中发扬光大，眼看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发展成长，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宽广无限，他也可以永远欣慰了。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原载1985年8月2日、1985年8月9日《人民政协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