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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仪先
我从1984年4月14日《团结报》上看到了西曼先生的遗容、遗作，周总理为张老写的墓碑，田汉撰、李济深书的墓志铭，以及民革领导为张老扫墓和西曼先生之幼女小曼同志的纪念文章，特别是小曼在文章中提到要搜集、整理出版张老的遗著，作为张老的未及门的弟子，我应该把我所知道的张老以及手中的遗著告诉世人。
A.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以国北艺术专科学校（即今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流亡回到家乡四川。
就在那时，日军兵临南京城下，国民党的高官为了贪图那一笔搬迁费，就把没有后台的中下级职员遣散，因为这种抄抄写写的雇员，无论到何处都是不难找到的，所以1938年6月，我以表兄曾小鲁是蒙藏委员会简任秘书的关系，找到一个比“工友”略胜一筹的“雇员”工作，地址是重庆张家花园孤儿院，不久，武汉失守（1938年10月）所有机关都集中到重庆。
抗日军兴，共产党宣传组织群众颇有声势，国民党东施效颦，搞了个“总理纪念周”，就是每星期一，全体成员集会，唱“党歌”、读“总理遗嘱”，然后由该单位中上级领导轮流训话。
记得有一次纪念周来了一位蒙藏委员会委员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当时的情况时说：“中国就像一个橘子，过去坏的只是瓤，橘皮还好，看起来还像个橘子；现在坏得可彻底了，算是里里外外都坏透了，连皮也坏得不成个样子了……”，会后听说这位委员是清朝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什么西伯利亚帝国大学的。（编者按：据分析，这位讲话的委员应该就是张西曼）。
宜昌失守后，日机不断空袭重庆，就是小曼文中提到的“五三”、“五四”重庆遭到的大轰炸，从朝天门到校场口的商业区化为灰烬前后，所有机关学校团体全部搬到重庆四郊，城里只留三五个人办理收发、供应工作……我是低微的小雇员，生命不值钱，所以到永兴场住不到一个星期又回城。
由于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展迅速，蒋介石根据慈禧太后“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原则，对敌日失千里不足惜，共产党解放一村也必争（河北的张荫梧就公开搞摩擦），平江惨案（见《毛选》539页）以及停发八路军、新四军薪饷，延安搞大生产运动，而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无立锥之地，怎么办？
正好那时中国的海岸线全被日寇封锁，英美的外援全部断绝，只有斯大林用骆驼队从新疆给点接济。蒋介石为他50岁生日让全国给他捐献的飞机，到那时也损失完了。重庆、成都、兰州等城市，都靠苏联空军学校的实习生来保卫，所以突然兴起一阵俄文热，也算一种开荒自救吧！随周总理在中共办事处工作的傅大庆先生就在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开一个俄文班授课。
因为该社就借住孤儿院对过的巴蜀中学，相距咫尺。我已从《新华日报》、《群众》杂志进而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由“今日苏联”，巴比塞（法）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徐懋庸译）想多了解一点苏联，为什么日寇和蒋介石都是反共防共（汉奸殷汝耕就在通县成立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怎么日本专打中国，在诺门坎碰了一下苏联就煞手，由于邹碧水的怂恿，每人交了4元的三月（一期）学费就随傅大庆先生学开了，可是邹学到P，发不了音就不学了，我练了三个早晨学会了P的发音，学完三个月，没有中级班，我又从头再学三个月，三个月只学会拼音、动词变位，当时又只有影印的“俄文津梁”（哈工大的预科教材），所以听说中苏文化协会重庆分会，用的是另一个本子，于是跑几里地，到川盐一里去学……后来又到“淮南俄文专科学校”……到那时形势紧了，要交“保证书”保证思想纯正（纯正就是不得左倾，左倾就不够纯正了），所以我也就不学了。
那时学俄文也真不易，三个月一期真不算长，可是报名交费的500人，坚持三月满期的也就是5—6个人。一则俄文变化太多，不易学；二则日寇空袭频繁；三则调动多，生活不安定；四则没有课本，字典只有《露和》（俄日）；五则最严重的是“左倾嫌疑”，而懂俄文的也难免有国民党特工。
如前所述，1939年机关都迁往四郊了，我留在市里跑腿，张老和机关的信件都得经我手，有时他也到孤儿院来走走，他为人坦荡、平易近人，没有任何官僚气息，对俄文来说，他是专家我是初学，我遇上的所谓难题，他不假思索就解决了，真是逢张老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所以他若不来，我就去找他，因为要去找傅大庆先生吧，他办公在曾家岩，不好去，住在三教堂巷，去过一次，他就警告说他周围有狗（特务）盯着。去找常荫集先生（哈工大结业，曾驻苏阿里木图，新中国成立后回国，大概在淄博煤矿）吧，他住在牛角沱。去找樊元璋吧，颜成志（当时的俄文同学，现在北京，是万枚子的女婿）说他是特工（由于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南京的表现，1950年镇压了），当然不能去找他，所以就是找张老容易，不但他住的近，就住在七星岗中苏文化协会（总会），而且顺路，地点也熟，他住在一幢灰砖楼房的二楼。他一人，没见家属，所以进出方便，当时住在楼下的有曹靖华、王昆仑等先生，郭几道在那儿讲过苏德战争形势。
那时俄文课本、辞典难找，但是到苏联大使馆文化处找铁松崖（东北人）是什么都能买到，苏联画报等杂志书籍都非常贱，大概还不够邮运费，可是都是原文的，对初学者来说困难不少，但是有了张老，那是一本活字典、活语法，不论什么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记得有一次见杂志上有一张高尔基的像，我一喜欢就把他塑成了一个浮雕，颜成志、谢鼐、何惧、郑天章、汪静波等人见了都说好，但是我觉得太单调得加点什么，后来想到高尔基有一句名言，是“假如敌人不投降就消灭它！”虽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章，但是我只知译文，未见过原文，于是晚上我去找张老，他不假思索，提笔就写给我。
他说你再问一下楼下的曹靖华吧，可是没有去问，因为我相信这老专家是不会错的，当然，如小曼所说，张老是研究“历史民族学”的，当时他桌上摆满了好多本研究中亚细亚各民族史的俄文书籍，但对文豪高尔基的片语只言却了如指掌，足见他的学识是何等渊博。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大相径庭。（后来十月革命节时，把浮雕像送给中苏文化协会。）
除了执经问难，经常求教张老外，还有一些现在想来很可笑的事也去麻烦他，而他总是有求必应。
当时重庆虽然是国统区，但是国共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刚刚成立，中共有驻渝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国民参政会虽然是一个民主的幌子，但也真有一些民主人士，既有中共的七参政员，还有“七君子”、“民主政团同盟”（民盟）不也正在1940—1941年酝酿成立的吗。可能由于“百团大战”（1941年8—12月）打乱了日寇的侵略步伐，于是把打击重点转向解放区，重庆的空袭反而减少了，可是日寇一转移，蒋介石可抬头了，前方发生了皖南事变，大后方封闭邹韬奋的50多个生活书店，“全民抗战”停刊，韬奋出走香港（开过柳乃夫追悼会），重庆又笼罩在一片浓雾中……
就在日寇无暇空袭，重庆相对安静时，各种会议不少，大致为：
1. 中华职业教育社每周的星期讲座（由各派人物主讲），时事座谈会（既有章汉夫，也有龚德伯）一类的会，任意参加听讲。
2. 中苏文化协会、中法比瑞文化协会、边疆学会……一类学会主办文艺晚会（中法比瑞主办的晚会上演唱了全部黄河大合唱，黄河颂是光未然亲自朗诵的），鲁迅的周年纪念会。
3. 十月革命节、高尔基纪念会在“抗建堂”召开，有苏联大使馆人员参加，往往必须有招待券才能进。
我们几个青年，什么会都想参加，不但可以听听各派的立场、论调，同时也真长知识，真是一个社会大学。
任意参加当然好办，入场券可是个难题，后来逐渐形成是中苏文协主办的，就由我去找张老，他手中有票就给我们，没有票，写张便条我们也就进去了，其他单位主办的由谢鼐（在菜园坝沙千里办的建国机器厂工作）找沙或沈老设法。
皖南事变以后、苏德战争爆发之前，在巴蜀中学的操场上听了周总理四个小时的演讲以后，我也就被清洗、开除了。（1976年《人民文学》把马寅初讲演与周总理讲演搞混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在马被囚前，请他做星期讲座，原订在“山东实验剧院”，可是到的听众太多，几乎把旧式戏楼压垮，所以临时改到巴蜀中学操场，鉴于那次的教训。听周先生讲话的人必然更多，所以干脆决定在操场。）因为我是以左倾嫌疑被开除，所以尽量避免与过去的熟人接触，以后就没去找过张老。
张先生逝世的消息我是在南京的报上见到的。不久，我就到三野政治部外校，继续攻读俄文，然后以俄文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为祖国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学生……但张老对我的教诲是从未忘怀的。
四十多年过去了，回忆起来，别人听起来，可能觉得平淡无奇的，可是其实有“难能可贵”之意存焉。
试想：当张老学成归国时，我才呱呱坠地，他已是北大教授，编出语法、课本时，我才开始识“之、无”……当我和张老相识时，他是45岁的立法委员（大概也就是100—200人）蒙藏委员会委员（30—50人），而我是一个20岁没有官等的小小雇员，那时的“立法委员”最低也等于司局长的简任级（科长是荐任，科员是委任），而我等于现在的临时工，同办公室的蒙事处长楚明善，藏事处长孔庆宗，宥于等级观念，与我无话可说，而张老没有那种官僚气，而是以学者风度，谈起学问来，把我当学生看待。
必须看看后来某些司局长如何对待临时工，方知我所谓“难能可贵”的真谛之所在。
当年在蒙藏会工作的，有武和轩参事（山西人），是个老国民党员，为人旷达不羁，平易近人。现在可能在上海民革。其次是金绍先（云渠）仅是以“高等文官考试”分发到蒙藏会，后来当总务处庶务科科长，然后随吴忠信去新疆当迪化（乌鲁木齐）市长，回南京任国大秘书与许闻天搞和平运动涉嫌，现在是重庆民革副主委，他们也都与张老有交往。
B.关于遗著，当我看到小曼要搜集张老遗著，我就后悔当时没有请他给我写点什么，如果我要求他，他肯定不会拒绝的。
如前所述，当时重庆俄文入门书很少，于是我几乎每周都要跑米亭子去转旧书店，虽然找到了两本《汉俄字典》，但都不如《露和》字典，记不清在何时，竟买到张老编的俄语课本和语法。从小曼文章看，似乎手上已收集到了，也可能没有，现在我把两书内容简介如下。
a、“大学适用之俄文读本 新俄罗斯”张西曼编著，改订再版，北京，1926。
第1页、自序—15行，行27—8字，共约400字，后署：长沙张百禄西曼 中华民国十四年五月廿六日 北京
同页 再版序 5行，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七月一日，编著者。
第2页、是“汉沽中等俄文典”广告，介绍该书内容（见后）
第3页、是序论式的，第4页是俄文字母表，第5页是俄文拼音，第6页俄文大小草书，下有广告“编著中之俄汉新字典明秋出书”。1—172页，有课文60课，每课先列生词，然后是课文、注释，最后是练习、阅读短文13段，每段后有问题和新词注释。
第172页、上半部是“编著中之新俄罗斯读本（续编明春出书）”广告。已出版之各书（就是这两本）。下列各书陆续出版（有9种，编著中的三种：①俄汉新字典②原文中等俄文典③新俄罗斯读本续编，其余6种是①俄国名家文选②俄国革命运动史③俄国文学史④俄国史⑤中俄交涉史⑥俄文动词专论。）
第173页、有4平方公分的“张西曼版权之章”（小篆），本书实价壹圆八角，经售处：北河沿北大第三院学生储蓄银行、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者：陆军部军学编辑局印刷部。
b、（中国唯一大学俄文文法书）中等俄文典，张西曼编著，充分增订再版，北京，1926。
第1页，前驻海参崴总领事及北京交通大学校校长邵筠农先生评序，23行，约600字，后署“中华民国十二年六月，文登邵恒浚于都中静庐”。
第2页，再版序，14行，约三百多字，其中说到“追忆27年前（应是1900年庚子、光绪二十六年）吾家埜秋尚书［百熙］创设京师大学堂［今之北京大学］时即，已嘱及俄文关系之重要……后署中华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编著者”初版序13行，约三百多字，其中说到“自十年春担任数大学俄文讲座以来”，也就是1921年开始任教的，末署“中华民国十二年十月六日，张百禄西曼。”
第3页是例言七则，下为“新俄罗斯”简介。
目录五页，计声韵学提要（语音）1—14页，品词（词汇）分为9类（缺无关宏旨的“小品词”）14—152页，但“形动词”、“副动词”是专章讲述，句法与标点符号作为附录载于153—170页。
版权页与课本同，只多了两个经售处：①东四牌楼八条胡同东首路北二十三号②长沙经售处：营盘街中间二十五号张赤山堂（可能是张家的祖传老宅。）
两书最后都有勘误表，但两书都没有发行量。
两书都载有张老编著中和拟编书目录，1926年到1937年有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中出版了什么书，可到北京图书馆或北大等图书馆查查，这种大图书馆有按“内容”（俄语课本、俄语语法）或“作者”制卡片，困难在于非现在流通书籍，卡片不会摆出来。
我的看法：据我所知，这两本书可能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种了。我所收集有一种32开的《俄文课本》小册子，可能是国民党的军校用的；其次是1940年出的贺青的俄文初级课本，一则规模较小，二则出得肯定也晚（因为北伐即1927年以后才有军校）；至于《俄文津梁》那是俄国人编的。至于语法流行最广的刘泽荣的《俄文文法》，据刘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1937年）于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写的《俄文文法》，再版自序中说“此书之初版（25年9月）于数月内业已销尽，而各方仍然纷纷表示需要，因此编者决定再版……”1936年初版，1937年再版，1940年在重庆出第三版，由此可推断，刘氏文法最少也得晚于张老语法10多年。
至于内容，两书出于十月革命之后，摒弃了旧俄文字母，课本是入门书，全书约1500—2000词，就是现在作为启蒙书，同样可以获得必要的知识。等于现在初高中所学词汇量，等于大一水平。至于语法，条目齐备，规模初具，作为一本中级语法，现在也未超出当年范围。
总之，这两本书，在俄文启蒙教学，培养俄语通才方面，无疑尽了历史上应尽之力，肯定有数以千计的人员曾受其惠，所以在中国的俄语教育发展史上肯定作出过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应占辉煌的一页。现在“马氏文通”（第一部汉语语法）帝俄时期的大辞典不是还出版吗？张老的书不论从历史价值还是使用价值，都不失其应有的地位的。倘能将张老这两本书的文言改为白话，是完全可以再版的。
当年我蒙张老在俄文方面的谆谆教导，从而得以入门。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到了南京，1949年南京解放以后，我才从新华日报上得知张老逝世的噩耗，当时未及奔丧，我确为此抱憾终身。我1938年在重庆蒙藏委员会工作时，得识张老，同时得到张老1926年出版的《中等俄文典》和《新俄罗斯》的合订本。四十多年来，历经日寇滥炸重庆，失业逃亡，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运动、迁徙、十年浩劫等灾难，所积长物，十毁其九，唯张公大著当存，实非易事。原书已出版近六十年，海内外已不可多得，特作为传家宝，奉赠小曼同志，倘若张公全集得以出版，不但是张氏一族之家乘，亦近代史脉搏之记录，并非一家一族之幸也。当然，二书都是用文言写的，如果再版不大适宜，也应编入全集，保留俄语在中国教材的编写、教育发展的历史资料，则是非常必要的。
（1984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