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曼与中苏文化协会

屈 武

中苏文协创办于1935年，1938年迁到重庆。我是1938年从苏联回到重庆的。我在苏联一共12年，曾在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学习。这个大学是1925年创立的，我是1926年去的，在一年级插班。蒋经国是1925年去的。这个大学两年毕业，1927年我们就毕业了。

我1938年回国后，先在军委会做高级参议，并任苏联军事顾问事务处副处长。当时的处长是张冲，后改为卜道明，1940年我任陆军大学教官，1940年我亦担任了国民党立法委员，与张西曼老先生同在立法院任委员。时值苏德战争开始，我从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一开始就写文章，既有每一个战役的总结，又有对下一个战役的判断。一共有四五个战役，当时我出了一部书，叫作《论苏德战争》，事实证明我的论断都是正确的，当时人称我是这方面的权威。比方当德军打到莫斯科城下时，我就断言打不下来；斯大林格勒战役时，不少专家认为苏联将败，我认为那儿是埋葬希特勒的战场，结果苏联一直攻破了柏林。我就在中苏文协做讲演，墙上挂的有大型军事地图，许多老人都听过我的讲演。中苏文协的秘书主任1938—1941年是王昆仑，1941年以后是我，在那儿我呆了两年，到1944年初离开中苏文协，也离开了重庆。

我是1923年加入共青团，1925年转入中共，1926年到苏联，即转入联共。在孙中山大学毕业后，1927年到红军大学，也叫伏龙芝大学学习。我与刘伯承、左权等六个人都是共产党员，专门为我们开了一个班，我们一块毕业的，1938年回国参加抗战。在重庆时，我因参加中共外围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与总理、苏联大使等组织关系密切。重庆国共和谈时，毛主席到重庆，邀我们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三个人——许宝驹（现民革宣传部长许宝骙的哥哥）、王昆仑和我，到红岩村整整谈了七八个钟头，总理也在座。王炳南同志是共产党员，也是小民革的，是二者之间的桥梁。我的活动被特务发现了，蒋介石逼迫我离开重庆，我把职务交给刘仲容（后任民革、全国政协常委，现已去世），他也是在中共指导下在桂系的白崇禧、李宗仁处工作。小民革做了不少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我的任务是帮于右任，王昆仑帮孙科，赖亚力（现外交学会副会长）帮冯玉祥，蒋介石认为我是危险分子，1944年初把我赶离重庆。

张西老是出名的左派，大家都叫他大炮。他对蒋介石的反共做法不满。他那个人光明磊落，说话使人非常感动，很有气派，里外如一，很受周围的人赞扬。他一直住在中苏文协里。中苏文协是革命者的掩护店，是进步活动的大本营。因为它是公开的合法组织，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当会长。当时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好，不敢把中苏文协怎么样。所以除中苏文协本身的会，别的会也在那里举行。我们都叫他“张西老”。他在中苏文协是老资格，是元老。他是非常亲苏的，因而人称他“西曼诺夫”，那时亲苏是革命的。中苏文协的工作人员不断有人离开，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过。他始终是中苏文协的常务理事。

中苏文协的会址是应作为重点文物加以保护的，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时，也到中苏文协参加过鸡尾酒会嘛！保护会址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中苏文协在抗战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张小曼采访并整理）
（1984年3月12日） z6ynO4pvtq0/5FsWq7mcSACuazUemGGAK6Uodfu8HF3vqB1QrEAxIF132kJCkNs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