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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西园
我与张西曼先生相识，远在30年前，我记得初见面时，是1917年夏季一个傍晚，在哈尔滨公园。那一天天气很好，起初我们谈的是教育问题，渐而涉及社会问题、世界革命问题。我们谈得极惬洽、极兴奋。最后当谈到世界革命一定成功的时候，大有“舍我其谁”之慨。由那一天起，我们时常见面，见面后则谈革命问题，由中国到苏联，由苏联到世界，总是这样地漫谈着。而我们的友情，乃日益深厚，一直到现在，30多年我们始终一贯地在革命立场上，坚持了我们的深厚友谊，为革命而奋斗。
但是我们虽相交30余年，而我们共处一地，聚会较长，则仅有三个时期：一是1917年至1918年，那时我在哈尔滨主办东华中学，他在滨江道尹公署工作；二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因为参加义勇军工作到了南京，他在南京从事中苏文化工作；三是不久以前，他从民主东北参观归来，我们同住翠明庄招待所，老友重逢，朝夕晤话，忆往追来，感奋同深，方期携手迈进，共为解放事业而努力。讵料妖魔不仁，他竟与世长辞，而与我们永别了。这不只是我个人友情上的创痛，实在是革命队伍中一个很大的损失，能勿悲悼？张先生的道德、文章、学识、品质，知者很多。我觉得有三件事看似渺小，无足重轻，而实在则值得我们追忆和学习的。
第一，张先生的世界革命精神。他真正认识了苏联，他笃信世界革命一定成功，他不但意志坚决，言词斩断，并且切实地做了宣传、鼓励、领导的工作，他不是空谈者，他是实行家。例如我在哈所主办的东华中学里，就有他不少的精神：（一）当时由内地赴苏联学习的同志们，如张太雷等许多人为避免住旅馆被检查的危险，均由张昭德送到东华食宿，并代为办理出国护照。（二）马天安（马骏）等同志，于假期中则时常住在东华从事活动。（三）东华收容韩国革命青年，致引起日领馆派人携同哈市警察到校检查。（四）东华同学有的于1922年即加入联共，有的早已加入中共，现在管理民主东北轻工业，这都有张先生的世界革命精神在里的呀！
第二，张先生的远见和坚定的立场。张先生是世界革命者，但是他知道世界革命的成功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的成功必须由中共来领导，所以他在国际上则拥护苏联，在国内则拥护中共，他始终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从事沟通中苏文化工作，虽其中遭遇了许多的威逼、利诱，但是他不为威服，不为利屈，坚决保持其立场，直至他离开人世。我们看现在全世界的人民正向着世界革命的途程迈进，并日趋光明，前景业已不远，而中国共产党也已取得了最大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的胜利，且即将胜利地解放全中国。中国共产党这一胜利更给全世界人民以最大的鼓励。他们都风起云涌、澎湃奔放地走向革命的途径，而国民党反动派已到了没落时期，只能做垂死的挣扎，不久将来一定要自撞丧钟的，这是张先生的远见和坚定的立场，恐怕世上不多见吧。
第三，张先生的治学方法。张先生是有名的民主教授，但是他知道学问是无涯的，术业是有专攻的，“三个臭皮匠，强如诸葛亮”，所以他的治学方法是不耻下问，虚心探讨，向大众学习，且是学习再学习。他的学问是由博而专，由多转一的。在哈尔滨的时候，他已通俄语，仅有时因为一个字的意义或一句话的语音犹有可疑，我曾见他奔走数里，问过许多俄国人、中国人——会俄语的，甚至挑夫走贩。其后他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各种学术都是如此。他这种钻研探讨、不厌不倦、虚心向大众学习的精神，恐怕是治学最好的方法吧！
张先生死了，张先生并无赫赫的事功，也无巍巍的烈绩，但是我每与人谈起他，与任何人谈起他，都说他那种温煦的爱力，炽烈的热情，医病治人的心肠，舍身救世的抱负和那谦虚和蔼的态度、公正无私的作风，时时萦绕于我的脑中，将永世而不能忘。我仔细想这是什么？这就是张先生的 遗爱 ，张先生 人格的伟大 ，张先生的 精神不死 ！
（写于1949年）
原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总一〇九）5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