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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祖尧
甘泉是陕西省的一个小县，位置在陕西省北部。南通鄜县，北去延安（当时叫肤施），各九十华里。县城西面是北洛水；城的东西，都是大山；城的南北，都是起伏地。城南地形复杂，容易接近。但是，城墙是砖筑，高达五米以上，不易攀登。东城墙全在山上，最高处有一烽火台，可控制全城。南门的东南侧，有一高山，名为“灯笼山”，可俯瞰全城。城墙东西无门，南北门间是一条小街。居民仅二百余户，不到两千人口。公路穿城而过，成为交通要冲。当时，鄜县以北地区，都为红军所控制，只有甘泉城为白区，形成红区中的白点。东北军据城坚守，只是苟延一时。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红军把甘泉城的军队，围困起来了。“灯笼山”，西大山，南北两个门外的起伏地上，都为红军所占领，并构筑野战工事，两门外的公路上，设有鹿寨。红军占据山顶，尤其是灯笼山上的红军，对城里瞰制较严，城里的行动，很受限制。东北军怕红军从城门攻进城内，把南北两个城门用土屯死，内外交通，完全断绝。
红军在劳山歼灭一一〇师后，把围困甘泉城的部队撤走。但东北军不敢出城一步。几日后，红军又将城围起。从此，就一直围困下去，一直到翌年三月中旬，为时五个半月。
当时驻甘泉的部队，开始时，只有一二九师一个营（大概是六八五团第一营，营长刘效先）驻守，任务是担任鄜（县）延（安）间的交通联络。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又有一一〇师六二九团第二营（营长陈镇藩），率所部（欠步兵、机关枪各一连，另附第一营步兵两连，第三营步兵一连）全部轻装，由延安来甘泉接运从西安运延安的棉军服，也被红军围困在城内。此外还有一二九师上校参谋长张文清（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毕业，陆军大学第七期毕业，这个人对甘泉城的防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准备到一一五师任团长，随同陈镇藩营由延安去西安，路经甘泉，也被围在城里。同年十月一日，一一〇师六二九团第一营（营长周振声，后来改名周祖尧），在红军于劳山歼灭一一〇师后，成了漏网之鱼，趁夜钻进了甘泉城。次日把由陈镇藩指挥的一营两个步兵连拣起来，也算一个营。实际只有两个轻装的步兵连。在同年十一月间，六二九团第三营一个连（第七连）调归周振声指挥。这样，在甘泉城里的东北军，共有九个连，初期不超过一千五百人，到后来因伤亡等损耗，剩下不到一千人了。他们在城墙外掘成宽、深两三米的外壕，某些地方还埋设了障碍物。在城墙顶上，挖了交通壕。比较重要的地点，都有射击设备，在墙角处和侧防处，都挖有掩体。墙的中间，都挖成枪眼，作成比较坚固的工事。东山顶上的烽火台，削成陡峭不能攀登的一个独立圆锥形的墩子。外壕比城墙下的还宽还深。通城墙的一面，铺设两块木板，作成门桥，夜里撤除，形成独立的据点，以一个加强排的兵力驻守，两日换防一次。这是全城的守备重点。刘营守备，以东山烽火台为主；周营守备，以南、西两方为主；陈营以北门为主；张文清的指挥部，和刘营营部同驻城里路西一个巷道里内赵姓的窑洞里。窑洞是以条石筑成，比较坚固。甘泉当时的县长姓何号歌庭，陕西省乾县人，是个日本留学生。人很懦弱，惊恐万状，跑到张文清的指挥部去借宿。终日卧床、吸鸦片，常说：“这次要能脱离危险，逃出甘泉，再也不当县长了。”
占据此城的部队，顽固坚守。红军为打通郧县以北的交通，利用夜暗和拂晓，进行攻击。由于城下有宽深的外壕，城墙又高，不易攀登，二次进攻未下。约在十一月中旬的一个半夜，南门附近，突然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这时我们正在赌博，急急忙忙跑到那里去察看，知道红军又来攻城。这时，“缴枪不杀！”“你们只有投降，别无出路！”等声音也此起彼伏。我跑上了城墙，给守兵壮胆。这次红军又未攻下，后来就未再进攻。红军没有重武器，连机枪也很少，又受城墙上守兵的瞰制，只好退到隐蔽地的后面。但是守城部队，恐慌万状，度日如年。
红军三次攻城无效，改为坑道作业，几次被发现，未得成功。但在烽火台外那一次几乎成功。为占领这个制高点，红军挖了一个较大的坑道，但侦察机发现地面上有大量新土，用通信筒告诉守城部队，我们用加深外壕方法来抵御。十二月下旬一个拂晓，轰的一声巨响，把大家从梦中惊醒，以为这下城墙垮了，去了一看，把一个小山包炸翻了，距烽火台还有两米。据一个红军战俘说，这坑道做了个把月，最后为弄准距离，爆炸前两天，趁守烽火台排长不在时，红军派人送一担猪肉饺子来，借此步测。但坑道中是弯腰走，步幅比在地面走小，因此形成误差。守城部队，更加警惕，日夜不敢稍懈，并加强工事，增哨添岗。
红军占据灯笼山，给守城部队很大的威胁。同时防守部队总是挨打，士气越来越消沉。约在十二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张文清对我和刘效先说：“甘泉能否继续守住，关键在于灯笼山归谁占领。倘若就这样下去，南门附近，不得自由行动，给我们的威胁太大了，你看怎么办？”我就迎合张想攻山的心理说：“把它攻下来。”张说：“很好！”那时城里缺粮，官兵每人每日只能分吃空投的大饼四市两，体力削弱，病患较多。并且，减员日多，守城已感兵力不足，仰攻占有守备的灯笼山，比较困难。但我想劳山战役，只有我这光杆营长逃窜出来，将来恐受到军法制裁，现在能立点滴之功，可免除以后的一些罪过。张文清与王以哲是同学，又有私交，我能老老实实听张的招呼，如夺回灯笼山，解除城南威胁，振奋士气，还可以抢点粮、砍点柴。如守住甘泉城，张会庇护我，才有出路。因此我就拚命地与红军干。张文清又问：“谁去攻呢？”我踌躇了一下，张就接着说：“营长只有你们三个人，刘奉庭（刘效先）患腿病，行走不便。陈镇藩已换着便衣，是个胆小鬼，每日吸食鸦片不干正事。若是灯笼山攻击不下，连城也难守了，这个任务十分重要，你看怎么办？”我硬着头皮地说：“我去！”张很高兴地说：“祖尧能临危受命，不愧为军人，是卫军长的好学生。”我回营部，召集连长，传达了张的命令。在黄昏前集合部队，下达命令，作了动员，分配了任务。三个连同时进攻，不留预备队，采取孤注一掷的办法。拂晓前攻击开始了。城墙上的部队喊“杀”助威，张文清也到城上来看。红军未料到我们会有此举，守备人数较少，被我们冲上去了。红军连续反扑我们三次，三连冯连长、排长及士兵伤亡三十余人。原拟构筑碉堡，长期坚守，但因正是严寒季节，地冻如石，红军又仅距我一二百米，无法建碉，虽攻占了灯笼山，但却已无坚守之力，只好挨到天黑，就逐步后撤。这次出去，既未达到久占灯笼山的目的，也未能抢到粮、柴，徒使连长以下三十余人伤亡，把弹药消耗了大半，无法补充。从此，再不敢蠢动了。
关于兵员械弹的补充，更是无法解决。士兵挨饿受虐待，常有逃跑，有的把枪械弹药也带跑了。城里肯当兵的，只是极个别的想混到军队里来吃几两大饼维持生命的人。
十二月下旬，西面城墙脚下，我二连的阵地前方，来了两个小伙子，都是二十一二岁，说是东北军第一〇九师的，在直罗镇战役中，被红军俘虏。嫌当红军太苦，潜逃的，想投效当兵，免被红军抓回，受军法制裁。连长马德元见有这样两名好兵，喜出望外，就收下，带到我的营部。一人说在一〇九师骑兵团当兵，我知道师里只有骑兵连，情况不合。甘泉被围几个月了，他们为什么不到鄜县、洛川去。我对他们有很大的怀疑，告诉马连长，应当注意这两人的行动。几日后，马德元说：“这两人没什么，只是那个东北人比较懒惰，不肯出操，不愿多动。现在兵员日少，可以把他们两人补在连里。”我允许了。又过几天，马德元向我报告，这两个兵向红军驻地关家沟方向跑掉了。第二天，这两个人给我来了一封信，大意是城里情况，特别是我营的情况，已经侦察清楚，劝我不要顽固，快快投降，以免后患……我看完信后，十分气愤，但又无可奈何。
甘泉物资储存很少，粮食有减无增，成了突出的问题。开始时，先向居民借用，后来就抢。居民无法生活下去，大部分逃出了城外。剩下的，都是些官僚地主。以后搜抢也得不到什么了，只好把将要饿死的骡马杀了连皮吃了。城内可吃的吃光了，只好出城去抢。一天黄昏后，我派二连连长马德元率部队和一些恶霸地主二流子百余人，奔往关家沟，见粮就抢，见东西就拿，往返几次，把关家沟人民的东西给抢光了。经过这次抢粮后，红军就坚壁清野。甘泉城附近地区，再没有脱粒的粮食堆集了。红军警卫逼近城郊，出城不能太远。在北城墙上望去，不远的地里还有已经割倒尚未运走的庄稼。于是派一连人架便桥，连同杆杆抢回城里来。又维持了几天，遂即向西安总部要吃的。张学良一面给我们来信说：“……要罗雀掘鼠，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一面派飞机，包括张自己乘坐的“波音”机都参加空运粮食、盐巴、大锅饼、腊羊肉，以及棉军服、医药、枪支弹药等等，向甘泉城里空投。但是粥少僧多，单靠空运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烧的也是个大问题。不单烧饭需要燃料，取暖用柴也是不可缺少的。先偷着找木料烧，继而烧家俱、拆窗门，逐渐发展到拆房子烧。到后来是拆无可拆，剩下的只是石条筑成的窑洞。
正当我们弹尽粮绝，朝不保夕的时候，总部曾经空投一个指示，大意是“携带三日干粮，放弃甘泉城，经西大山，向西再转向绕过鄜县，直奔洛川。已指示六十七军派队迎接……”张文清召集连长以上干部讨论是继续守备，还是按指示放弃甘泉，南去洛川。事前我和刘效先在张文清处已详细研究了，都未提出正确的意见来，我只建议召集连长以上干部开会研究。会上首先是刘营重机枪连长姚虞卿不同意放弃甘泉。他说：放弃甘泉城，逃往洛川不行。理由是驮机枪的骡马，早已杀吃了。士兵体力羸弱，重机关枪运不走。丢了武器会受军法制裁。若是别人都愿逃跑，他一个连也要继续守城，与甘泉城共存亡。说时情绪很激动。其他连长只说听参谋长命令。张说，以后研究好了再向大家宣布，在未决定以前，好好守城。会后，张又把我和刘效先留下来研究。张问我，究竟怎么办？刘效先说：“守比走好。”理由是出城红军必定堵击，连西大山也过不去，就得被打垮。我想刘患腿病，不会愿意走的。刘不走，张文清也不愿丢掉刘，因为张、刘他们是同乡。单我是走不出去，不如依靠张，所以也就不主张走了。张就说：“那么就好好守城吧。”
城里没有无线电台，对外联络也十分困难。围城前，是用传令兵传递报告。围城后，对外联系完全中断。西安经常派飞机侦察或者空投一些指示，但是城里的具体情况，是无法向外报告的。先在北门里、关帝庙前的小空场上，用石灰洒些大字，如“无粮”、“无弹”、“请派兵援”等。过两日，飞机又来，果然送来了枪支弹药、药品和粮食等，城里人员，十分兴奋。以后继续洒石灰字。几次以后，地面全呈白色，字迹不清楚。飞机不敢低飞，又无法联系了。我们又把地面用锅底灰涂黑，用石灰水粉刷在缸瓦片上，用它摆成字形，不用时搬掉。这样又维持了一段时间。又在西南城角，设了两棵高竿，竿上各插红旗一面，中间以绳系之，两端各结通信筒一个，希望飞机用钩钩上。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就派准尉司书梁成德，携带三日干粮，夜里由城墙系下，潜行到洛川。这回算是作了一次确切的具体的通信。
在我们困守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曾亲笔给我们写过一封长信，用毛笔写在绿色宣传纸上，信的大意，是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指出不能再打内战，只有一致对外，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信中说王以哲在延安遭到与甘泉同样的被围困命运，无力自拔；高福源的四个营在榆林桥，牛元峰师在直罗镇等地都被歼灭。东北军再无力与红军作战。你们只有投降，别无出路等等。张文清把这封信收存起来。抗战时还给我看过，说信写得好。但是，当时我们仍然顽固地死守下去。
红军每日黄昏后，拂晓前，都在南门附近不间断地对我们喊话，劝我们投降，喊得我们实在心焦。后来我们也对红军喊话，甚至野蛮地骂人，或者用射击威胁喊话的人，这也不能制止红军有力的宣传。一天，红军要周振声到城墙上讲话，红军说：“放下武器，优待你们。”我说：“不要骗人，放下武器，必定杀头。就以高福源为例……”红军说：“高福源现在还很好地生活在红军中。”我不相信，红军问我和高福源相识否？我答：“是老朋友。”我就要求把高福源放进甘泉城来。红军允许了。三日后，高福源果然来了。在城外找我谈话。高说：“红军优待我们。”我说：“你是受红军威胁寄人篱下，不能不说红军好，若你能进城来，说出此话，我才相信。”高答说等回去商量，再作决定。第二天的下午，高真的一人进了甘泉城，住在我的营部。我们日以继夜地谈了两天，我希望高福源不要走，留在甘泉城里，指挥我们守城。高福源再三宣传红军是为革命，优待俘虏，只要放下武器，就变成朋友……高还是希望回到苏区，表示对红军的相信。我与高共事多年，相处很好，尽管张文清告诉我对高应加注意，但是，我还是让高了解甘泉的具体困难和军事设备。我认为高不会害我。后来高福源终于返回了苏区，临行前对我说：“东北军只有与红军合作，才有出路，不能再受蒋介石的欺骗，与红军为敌。以后你有什么问题和困难，可亲自去找红军，或者派代表去也可以……”这样，我们就与红军打下了谈判的基础。
后来红军想和我们谈话，我们在无法继续生存的情况下同意了。但是我不敢出城，张文清也不叫我去，才派营附（即副营长）郭绍宗作代表去谈判。郭见到了彭德怀将军，他要我们起义，或者放下武器。谈了三次，结果达成双方互不以敌人对待的谅解。在甘泉北门外，约二华里的空地处，开设集市，自由买卖，不得抢购。双方人员，不得佩带武器进入市场。从此解除了城里无粮、少柴的困难。以后就再未战斗了。后来，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东北军表面还继续“剿匪”，实质和红军已达成不打内战的谅解。一九三六年三月，由红军的干部，从鄜县引导一〇七师六二〇团第三营来到甘泉城把我们换出，并带到郝县。甘泉的围困，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到达郝县北榆林桥时，就有一〇七师六二〇团朱芝荣团长率领部队迎接我们。到鄜县城北郊五华里处时，六十七军的一〇七师、一一七师的大部分部队摆队相迎，燃放鞭炮，摇旗呐喊，极其热烈地欢迎我们。到洛川时，张贴许多标语，说什么“张指挥官（即张文清）是中国的兴登堡！”“周营长（即周振声）是东方的凯末尔！”自欺欺人地说“守甘泉的部队胜利归来！”六十七军开了个欢迎和庆功大会，王以哲亲自参加，并且讲了话。表示欢迎我们和庆祝我们守甘泉的成功，并把张文清、周振声、刘效先都升官，张学良、王以哲还给官兵们发奖金。而事实的真相，若不是红军放出我们，优待我们，若不是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再比我们强几倍的部队也早被红军歼灭，或者在甘泉城被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