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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晋熊
蒋家王朝的聚敛之臣——贪污盗窃的一例——滥用权势，喜怒无常——弄权干政的宋霭龄——横行不法的“孔二小姐”——被美国主子踢下台
我和孔祥熙第一次见面是在1937年夏天。他当时率领国民党政府的英皇加冕典礼特使团，于参加典礼后，从伦敦到巴黎，对外说是到欧洲游历，实际是向德、意、法等国购买军火，并进行政治活动。我那时正在巴黎读书，从中国大使馆得悉我的旧识陈立廷是特使团的机要秘书，特地走访叙旧。经过陈的介绍，我见到了孔。孔当时住在“乔治第五”旅馆，是巴黎一家很讲究的旅馆。在接见的时候，孔对我表示很关切的样子，问我在法国学什么。我说，学的是财政金融。他马上接口说：“那很好，将来你回国时，来找我好啦。”我认为孔对我说的是句应酬话，因此没有记在心上。1940年我从欧洲转道越南回到重庆，因为我兄与孙科的关系，一回国我就做了立法院秘书，担任编译各国法律工作。随后，我去访问陈立廷，谈起我的工作，他认为立法院是冷衙门，前途难有发展，不如转到财政金融部门，可以发挥作用，并提起孔在巴黎的宿诺。他自告奋勇地愿意在孔面前为我先容，并叮嘱我，见了孔不要提起立法院的事情，否则，先找孙科而不找他，他要不高兴的。没过几天，陈立廷就引我第二次跟孔见面。这次我特地把博士论文随身带去，想见面时自我标榜一番。谁知没有谈上几句话，孔就拿起笔来在便条上写了“派夏某某为中央银行秘书”几个大字，事情就算定局了。出来时，陈对我说：“你不必到中央银行，我已替你安排好，明天就到此地官邸秘书处来报到办公好了。”我就这样成了孔的官邸秘书。
当时，孔很得蒋介石的宠信，身兼行政院副院长、代理院长（院长由蒋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三要职，每天奔走三处办公，很不方便，乃由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和孔的儿子孔令侃等人筹拟成立一个所谓“孔院长官邸秘书处”，集中批阅三部门的重要公文，孔则仅到院部去主持例会，如行政院院会等。
官邸秘书处原来拟定的编制很庞大，名义上是魏道明兼任处长，但实际上是孔令侃在那里搞。我到官邸秘书处时，孔令侃已去重庆浮图关中央训练团受训，受训后就没有回来。这个秘书处成了一个无头无脑、不伦不类的组织。
孔祥熙在重庆住在范庄，这里原来是川军师长范绍增的庄园，范为拉拢国民党权贵，把这所范庄让给孔做住宅。孔把楼下一部分和范庄对面的舫庐（原系孙科的别墅），作为官邸秘书处办公的地点。官邸秘书处秘书很多，虽然名称相同，可是事实上很有区别。如当时财政部秘书长后升次长的鲁佩璋、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盛苹臣、中央银行秘书处副处长谭光以及陈炳章、陈立廷等都是官邸秘书，不过他们都另有要职，临时来去，而我和高晓楼、陈延祚等则以官邸秘书为专职。我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将近两年半，后虽调职到行政院和国家总动员会议，但经常仍有公事到范庄向孔请示批办。现在把我当时对孔本人和孔的家庭所看到或听到的一鳞半爪，写在下面，以供参考。
蒋家王朝的聚敛之臣
提起孔祥熙，人们印象中，总是个大腹便便、昏聩无能的糊涂虫。孔为人，在许多方面，也确实如此。但是他为家族搞起钱来，却是个贪婪无厌、心计险巧，什么名堂都想得出来的人。至今使我经常回忆到的是，他要我承办一件国际贩毒的勾当。我初到官邸秘书处时，他只叫我做些外文翻译工作，整天很闲，以后陆续要我办一些具体案件。孔对部下的使用，今天要你办这事，明天要他办另一事，很少人能系统了解他某一方面的整体活动，更没有人知道他全盘的活动。一天，他单独在办公室找我去，说政府有批鸦片烟土委托法国商人奥迪南（Audinet）向法国维希政府兜售，要我和奥具体联系这笔交易细节，并关照我，对任何人都不要泄露这件事情。奥是孔在巴黎时结识的一个军火掮客，后来一直与孔保持联系。抗日战争期间，他从法国来重庆，专与中国政府做生意，我在范庄经常看到他。
这次，孔手里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百多吨的烟土，分存于贵阳和四川涪陵等地。我承办此事之后，才知道法国政府买进这批烟土是转售给越南的，法国政府准备转手之间，大捞一笔。在谈判价格、验货、运输等问题上都是由孔亲自决定，最后其他条件都接近了，关于交货地点问题，对方要求中国政府负责运到中越边境的老街交割。孔对这一点颇费踌躇，生怕运进云南，被龙云截留。正在这一阶段，孔忽然命我将全部电报、信件及谈判记录移交俞鸿钧，由他接办。我以后听到这笔交易最后是成交的；关于运输、交货问题，据说是由戴笠负责解决的。
在孔祥熙搞钱的许多“门道”中，他常自鸣得意的一件事，是利用垫付美国人在华的支出，刮到了几亿美元。自从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美国军事人员源源来华，开始时，他们常把带来的美元现钞从黑市中出售，换取法币开支。其时重庆法币与美元的牌价汇率是二十兑一，后提高为四十兑一，而黑市则已超过一百兑一。其他城市如昆明、成都等地，又有当地的黑市价格。投机风炽，金融市场更加混乱。孔看到这一情况，以美国人在华不能从事黑市买卖为理由，建议美国军政人员在华一切支出，由中国政府垫付法币记账，再由双方政府照牌价汇率结算。话说得好像很冠冕，可是事实上给已经透不过气的人民又加重了一层负担。因为当这个协定成立以后，孔祥熙就可以用滥发钞票的手法来征用人民的物资和劳务，尽情供应美国驻华军政人员的挥霍浪费。随着战局的发展，后来美国要到我国内地修筑战略公路和大规模的飞机场，需要的钱愈来愈多；单就成都附近新津飞机场而言，就动用了民工二十五万人。当时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居里来重庆密商许多问题；催促赶快修建新津飞机场，以作B—25轰炸机轰炸日本之用，亦是其中问题之一。平素足不出重庆的孔祥熙，此时居然和居里、周至柔、黄秉衡等专程乘飞机到新津视察工程，我也随同前往。劳动人民牛马般地工作，变成他向美国主子套取外汇的来源。后来，由于美元的黑市价格与国民党的官价差距愈来愈远，中美之间因此也发生了矛盾。华盛顿认为如照牌价计算，吃亏太大，提出异议。居里来重庆交换战后如何恢复中国的经济和美军反攻阶段在华军事供应等问题时，曾向孔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到了在美国召开货币会议的时候才得以解决。
孔独揽财政大权，尤其对外汇紧抓不放。在重庆时，国民党政府对外汇的申请与审批，表面上公布过一套办法，但据我所知，事实上除了蒋介石的支付命令以外，每笔外汇的支付，几乎都要经过孔的批准。他批外汇不讲原则，准驳之间全凭他个人的关系和好恶。有一次，一个留法学生刘义光，为了印毕业论文，需要几百美元，因为他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孔是该校的董事长，刘钻这个空子写信向孔直接申请，具名门生刘义光。可能孔对“门生”两字发生了好感，把我叫去询问留法同学中有无此人，碰巧刘是我的熟朋友，我从旁说了几句帮忙的话，孔就批了个“照准”，签了个孔庸之的“之”字。孔在同僚中通常不开罪于人，他名字的英语缩写是H.H.，所以有人称他“哈哈先生”。可是碰到外汇问题，他会一变常态，判若两人。资源委员会在抗战时期，以战略物资钨砂等出口，博取外汇，该会向行政院要求将所得外汇留下自行支配。我那时已到行政院担任参事，我和秘书长张厉生都认为资源委员会为了及时取得国外器材、原料的补给，酌留一部分外汇，有其必要，由我签呈送给孔批。谁知孔一见这件公事，声色俱厉，把公事扔在地上，把手中笔往桌上一摔，故意放大了嗓门使四座听到，说：“外汇必须集中在中央银行，资委会如有需要，可以再向我要好了，没有留用的必要。”
孔祥熙的一条主要的搜括人民财富的手段，是滥发通货。有一次，为了整理公债，行政院审查各种条例中，有几个问题要请示孔，他对我说：“发行公债真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这虽寥寥数语，可以概括他的“理财”思想。抗战八年，人民弄得民穷财尽，而四大家族却发了巨大的国难财。在孔下台前几个月，有一次我听到他的女儿说：“打了八年仗，爸爸为他（指蒋介石）积了十来亿美元，不能说没有功劳。”这句话是孔氏家人对蒋的牢骚不满，也反映了孔是蒋介石的一个忠实的聚敛之臣。
贪污盗窃的一例——美金公债案
孔祥熙一面为四大家族搜括人民膏血，一面又想尽办法，贪污自肥。这里所举的一个事例是他侵吞美金公债的贪污案，其数额之大，手法的猖狂恶劣，实为历史上所罕见。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乘机向美国借到一笔五亿美元的巨款，要孔计划如何运用。孔找了财政部、中央银行和四联总处的一些负责人共同来拟订运用的方案。决定以三亿美元向美国购买黄金存在美国，一亿美元作为发行美金储蓄券的准备，一亿美元作为发行美金公债的准备。美金公债在1942年春季由财政部准备就绪，交给中央银行国库局转业务局组织推销，规定照官价汇率交付法币，到期由中央银行兑付美金，这时官价汇率是法币二十元合美金一元。开始发行时，社会上不知这笔公债确有准备，买者寥寥；以后宋子文借到美金的消息陆续传开，而且黑市汇率已达到法币一百元合美金一元，公债的销路一天天增加，到1943年春天，销售数量将达到五千万美元之巨。某一天，孔祥熙忽把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景琨找去，关照他从明天起，美金公债停止出售，并通知各地中央银行照办。并且具体指示郭，如果有人询问，可以“业已售完”为理由应付。郭当然遵照办理。其时财政部次长俞鸿钧、颐翊群及国库局长吕咸等都没有接头，事前毫无所知，纷纷向郭质问，后知是孔的面谕，也无话可说。
过了一个时期，社会上流传中央银行职员利用美金公债停售的机会，朋分剩余美金公债的消息，舆论哗然。这时又碰上重庆国民参政会开会，由参政员黄炎培、傅斯年等联名提出质问案。当时孔祥熙本人正代表中国到美国布雷顿森林开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不在重庆。
参政会的质问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马上找傅斯年等前去谈话，并向傅表示，他本人一定尊重参政会的意见，将案子弄个水落石出，不过需要一定时间，要参政会方面多加调查研究，不要操之过急。经过这次谈话之后，傅的语调变了，虽然仍旧说此案非求得彻底解决不可，但在参政员间一再强调要仔细调查，不能草率从事。
蒋介石在找傅斯年谈话的同时，即密令财政部代理部长俞鸿钧，密查本案内情，俞奉命后找公债司司长陈炳章研究，决定派一得力可靠的稽核往中央银行查账。稽核回来首先向陈炳章汇报检查结果：发现美金公债自停止出售以后，所剩五千万左右美元也几乎售完；买主用的都是一些堂名、别名，地址含糊不清，有的甚至是南京、上海等沦陷区的地址；孔祥熙的山西铭贤中学也是一个买主，但为数不大，只两三万元美金；所传中央银行职员朋分一点，确有其事，但到手的都是副局长、副处长级以上的人员；另有专分给国库局职员一笔，据业务局长郭景琨和国库局长吕咸说，是为了犒赏行里推销有功人员，一切都是经过孔本人同意办理的。但这些停售、朋分、犒赏等都是孔的面谕，档案中遍查并无孔的片纸只字。陈将这情况一一报告俞鸿钧，俞即关照那个稽核写份书面报告，直接送俞，并说以后此事由他直接处理，之后，陈即未再过问（这段过程是陈亲口告诉我的）。
在俞鸿钧向蒋介石复命的同时，忽然，监察院根据参政会的质问案，派人到中央银行检查。监察院公布的检查结果是在中央银行职员朋分公债问题上大做文章，而且冠冕堂皇地对郭景琨提出弹劾，将郭景琨移送法院扣押法办。至于对利用堂名套购数千万巨额美金的问题，则根本没有触及，而这时孔本人已经大摇大摆地从美国回到重庆了。
在当时的情势下，有人很为孔担心，可是他本人若无其事，郭景琨被法院逮捕时，请了端木恺律师辩护。孔竟以爱护部下的姿态，经常与端木恺过从，研究怎样为郭开脱。同时国库局长吕咸看到郭被捕，坐立不安，因为发给国库局职员这笔美金公债，孔只是口头同意，没有证据，等孔一回国，吕咸写了个倒填年月的签呈，恳求孔补批，孔居然也照补。至于在押的郭景琨，经过端木恺的奔走，名义上是郭的辩护律师，实际上是孔委托的代理人，过了几个月也被宣判无罪释放。孔还在范庄设宴，为郭压惊，拉郭坐在上席，频频说：“K.K.（郭景琨英文名字的缩写）辛苦了。”这天我也被邀参加。一场天大的风波就此平息，主角和爪牙就这样全都逍遥法外。端木恺和我在行政院和国家总动员会议两度同事，我们相处关系很好，后来他告诉我说，孔这人很够交情，在他承办这件案子的过程中，曾陆续送他不少钱，抗战胜利后，由重庆来上海，还送他一笔为数不小的安家费。端木恺过去一无所有，到上海后，执行律师业务，排场阔绰，俨然一富家翁。
孔贪污盗窃巨款，何以敢从容不迫到如此程度？他背后势必有一个更有力的靠山在支持他。在重庆时我就有个疑问：为什么以郭景琨的地位，不仅能做宋霭龄的座上客，而且有时也受到宋美龄的单独邀请？当蒋介石要把吕咸撤职，孔祥熙还通过宋美龄向蒋求情，让他自动辞职，以保留面子。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看谁是此案的共同策划人，也就不无脉络可寻了。
滥用权势，喜怒无常
孔祥熙表面上像个宽宏大度的好好先生，可是骨子里却拼命抓权，而且时常随心所欲，滥用权势，把国家大事搞成一团糟。他往往在我们面前埋怨中央银行两个副总裁不管事（一个指挂名不到行的张嘉璈，一个指吃粮不管事的陈行），把工作压在他头上。可是事实上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任免一个小职员都要经过他过目、亲批。他把人事大权抓在手里，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更便于植党营私。财政部人事司长是他的铭贤中学门生、山西太谷小同乡高晓楼；中央银行人事处处长潘益民是他的多年部下，以精于“相术”博得孔的宠信。潘在早年时期即说孔是大富大贵相。在中央银行里塞满了孔的山西同乡，其中以太谷铭贤中学的学生最吃得开。例如，官邸秘书处原有高晓楼，后来孔的另一秘书陈延祚，倚仗孔二小姐之势爬上来，收集了高的贪污材料，向孔告发。因为证据确实，孔把高撤职，但撤职后，高成天仍在范庄闲荡，我们认为这个家伙这下可打垮了。哪知过了不久，一跃而做了财政部的人事司司长，大出众人所料。为什么犯了错误，反而升官？道理很简单，高是铭贤学生又是孔的太谷小同乡。孔还利用公家的钱，来拉拢部属。每到年底暗中分别送钱，用的是山西裕华银行的本票，以装成是他自己掏的腰包。行政院参事、秘书，如端木恺、陈之迈、张平群等都由我代他转送。据陈之迈告诉我，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照样有一份，由孔直接致送，可能为了照顾到蒋的自尊心。
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各机关、企业的经费，表面上也有个预算制度。每次核定各省市预算时，行政院会计处和财政部要举行一系列的预算会议；制定后，各省市预算的追加和移用，必须呈请行政院核准。但是只要走通孔的门路，各省主席和各省财政厅长直接上个折呈（当时在范庄盛行这种封建时代用的折呈风气），经孔一批，预算可以任意追加，经费也可任意移用。有次甘肃省要追加一笔巨额预算，屡次向行政院请求，未得结果。
那时该省的财政厅长是由官邸秘书处外放的陈立廷，省主席朱绍良又跟蒋介石有多年关系，陈抄近路直接签呈给孔，立获批准。事后，连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都发牢骚说：“还要我们这些人何用？”
孔把中央银行完全看成是他私人的账房，孔公馆（包括香港浅水湾的公馆）的开支，连草纸肥皂都是银行付账。孔家的汽车供应，全部由银行担任。除孔本人以外，宋霭龄、孔令仪、孔令俊（有名的“孔二小姐”）各人都有专用车。这些当然还是微不足道的小项目。中央银行从来没有预决算制度，这样，孔才能用之不尽，取之无度。同时中央银行也没有人员编制和定额制度；副局长、副处长可以任意增添。经济研究处的委员特别多，如蒋梦麟的老婆、于右任的儿媳等都是委员。所以中央银行不但是孔的账房，也是孔应酬各方面人事关系安插人员的场所。有次我在行政院办理侍从室转来的一件公函，内容是有人联名提议要求蒋介石派人检查中央银行账目。我看是侍从室来的文，不敢怠慢，拟了一个签呈，建议由行政院组织人力到中央银行查账。秘书长张厉生或因事忙，或是故意装作不知，没有在这件公文上签字，径送到官邸秘书处批阅。孔一见大为震怒，给张碰了一个大钉子，问张这是谁的主意。张看是我的笔迹，就说，大概是晋熊的意见，孔对张大声说：“他大概是发疯了，要来查我的账！”结果，这件公文就搁置一边。张回来对我说：“你真太幼稚了，侍从室也不过把这件公文往我们这儿一送，就算了事。”
孔滥用权势，目无法纪，有时竟搞出儿戏般的事情。有次在重庆南岸他的别墅附近山头，当日本飞机来空袭时，有人用镜子向天空闪亮打信号，被人捉住，向孔的副官报告。孔听见了此事，一时兴起，把当事人都传来，亲自审问，别墅临时充作法庭，孔居中端坐，两旁副官侍立。审问结果，孔判定检举人与被检举人之间有私恨，是挟嫌诬告，就擅自把被控汉奸的嫌疑犯释放。这种违法乱纪的事，他还扬扬得意，逢人大谈。
孔对待部属是个非常任性、喜怒无常、捉摸不定的人。发起脾气来，向地下扔公文，摔笔，用英语骂人，是常见的事。有次在官邸秘书处，孔对陈立廷、陈炳章两个得力秘书大发脾气，最后用严肃的语气对他们说：
“从今天起，你们两人免职了。”两人以为从此与孔脱离关系了。事情大约出在农历十二月间，不久春节到来，他们循例到范庄向孔拜年，孔若无其事地跟他们叙家常、谈工作，他们很尴尬地回答说：“院长不是把我们已经免职了吗？”谁知孔反问他们说：“这话你们听谁说的？”一场风波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平息了。因为孔这样喜怒无常，捉摸不定，对他有所要求的人，到范庄求见时，往往先向我探听一下“气候”，如果听说院长情绪欠佳，脸色沉板，就掉头离去，改日再来。开始我们认为喜怒无常是孔先天的性格，日子久了，逐渐发现这里面有个规律：他的喜怒变化往往是蒋对他亲疏褒贬的反映。有次范庄一部分房屋和对面的舫庐（官邸秘书处一部分）被日寇飞机炸毁，次日他在范庄召开会议，情绪很不好，对与会的各部门首脑，吹毛求疵，特别对赈济委员会许世英，尽情指责。正在此时，蒋介石前来慰问，孔马上笑逐颜开，喜形于色，前往迎接。等蒋离去后，继续开会，他一变此前怒气冲冲的态度，和许世英又说又笑，东拉西扯，直至午时散会。当时重庆报刊，不时有对孔冷嘲热讽的文字，官邸秘书也时常接到匿名信，把孔骂得体无完肤，甚至有杀之而后快的激烈言辞，但是对这些，孔却一笑置之，根本不动感情。
弄权干政的宋霭龄
宋霭龄是个很有心计的女人。待人接物故作矜持，和孔的部下总是有意识地保持一定的距离。对人称呼都有一定分寸：以官衔称呼的如徐次长（徐堪），陈副总裁（陈行）；以英文名字称呼的如K.K.（郭景琨）、Henry（凌宪扬）、P.T.（陈炳章）；连名带姓的如陈延祚、高晓楼等。
我刚去范庄时，宋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喜欢欧化生活享受的“阔太太”。她一年中有很多时间住在香港，每天要睡到午饭时才起床，晚上爱打桥牌，经常的搭子是徐堪、陈行、郭景琨等，一打就到深宵一两点，后来有次我在香港跟她直接接触一件事情，使我感到这个女子除了生活享受之外，很会玩弄政治。1943年春，《战地钟声》的作者海明威（Ernest Heming Way）夫妇与宋霭龄联系，要到中国来考察我国战时生活。收集写作材料。宋从香港打电报给孔祥熙派人去港接引，陪往前线芦包等地视察。孔把这任务交给了我。我到香港之后，在等候海明威的过程中，常到浅水湾孔家看宋。一天，她对我说，她很想见到英国《泰晤士报》驻远东的记者麦克唐纳（Mac Donald），要我代她联系。麦在当时香港新闻界中颇有声望，可是我跟他素昧平生。宋好像猜透我的心事似的对我说：“你可以利用海明威夫妇到中国的消息做引子，去把这事告诉麦，说海明威是作为我的客人到中国的，接着就可问他愿否跟我见面谈谈。”我照着她的指示找到了麦，麦对我送去这一消息，果然非常欢迎。我跟着就说，孔夫人现在香港，如果你愿意见见，我可代为安排。麦表示非常高兴。第二天，宋就在家里接见了麦。我没有参加他们的会见，不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但是就在我逗留香港期间，我看到了香港的英文报纸上登载着麦宋会晤的消息，宋大事吹嘘她的丈夫孔祥熙主持中国战时财政工作的功绩。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宋为什么要见麦克唐纳的道理。
跟宋接触中，有一件事情使我难以忘怀。1942年，我亲戚过养墨的儿子，在圣约翰大学毕业，从上海来重庆，他已故的母亲是宋霭龄的姨表姐妹，所以来找我引见宋。之后，他又要我找宋谋一工作，目的是想当个美国空军的翻译员。我把他的要求向宋提出时，她带笑说：“怎么，这样起码，只想当个翻译？”接着说：“好吧，你跟周至柔（国民党空军司令）去讲一声，就说这是我们的事情好了。”我跟周一谈之后，事情就成功了，这个青年人被派到昆明空军部队里做翻译工作。过了几个月，忽然接到他来电，说因犯了军法，有被处死刑的危险，要我设法向宋恳求搭救。我一看这样无头无尾的电报，既不叙明犯罪真相，又是触犯了军法，感到事情棘手。我就把电报给孔的大女儿孔令仪看，请她转给宋，看该怎么办。按孔家的规矩，一般亲戚来往的事情多归大女儿联系。她报告宋霭龄之后，对我说：“夫人讲，孩子的性命是一定要救，否则对不起过去的姨妈，但这是宋家的事情，所以要告诉蒋夫人以后再决定怎么办。”过了两天，孔令仪对我说：“已同蒋夫人接头过了，你速去告诉周至柔，说是蒋夫人的意思，要他设法把这个孩子释放。”我转告周至柔以后没有多少日子，接到青年人来电感谢搭救之恩，并说他径自回上海去了。他究竟犯的什么军法，周至柔怎样把他放出来的，我至今也不清楚。
宋霭龄对孔祥熙的生活习惯，管理很严，不让他喝酒，中午一定要他睡午觉，晚上不许他办公等。孔在人面前装得伉俪情深，常常谈起这些事，以示宋对他的体贴关心。孔还时常炫耀自己是孔子七十五世孙，经常引一些《论语》上的“子曰”，表示尊重孔道，不愧孔子后裔。他对陈立夫主张大学里应重视孔孟学说的意见，深为赞赏。
横行不法的“孔二小姐”
孔有二子二女。在重庆时，横行不法、声名狼藉的要数次女令俊即孔二小姐。孔令俊所做的事情，如非亲眼目睹，真令人难以置信。她经常穿男装，效法旧社会的男人“讨小纳妾”。提起这位小姐，还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在重庆唯一的特殊毕业生。1942年，该校一个美国教授武道（Votau）到了重庆，宋霭龄见到他，要他为孔令俊弄一张圣约翰的毕业文凭。这个美国人异想天开，要她就近在重庆找一些老师，算作圣约翰大学的教授，专教她的女儿，读满一定学分以后，就算毕业。宋霭龄照着这个建议，就让孔的部下，挑选有博士衔的几个留学生为她女儿教课，被聘的有哈佛大学毕业的王元照，康奈尔大学毕业的邓辉，我也被聘教法文和经济学，还有武道自己。每次上课，说是一小时，实际上教了十几分钟，就陪学生聊天游玩。这样混了一年，孔令俊的圣约翰大学文凭就到手了。
孔令俊仗着她父亲的地位，真是无恶不作，为所欲为。有次空袭警报，她亲自驾车向新开市（孔的乡间官邸）驶去。时值夜间，灯火管制，车辆不能开灯，必须缓慢行驶，而她仍开足速度，向前疾驶。我们坐在另外一部车上随行。路上交通警察举手拦路，要她放慢速度，她破口大骂：
“去你妈的蛋！”踏足油门向警察身上冲去，这个警察被撞出路外，满地是血。后来车上的副官跳下去，招呼照料，才把警察送到医院。又有一次，范庄一个年轻卫士把手枪遗失了，副官报告这位“二小姐”，她不相信，认定他是把手枪卖给人家了。当夜亲自审问，这卫士不承认，孔令俊就命人把他吊起来抽打，整整搞了一宵。第二天中午我们看见她眼睛有些肿，她说昨晚审了一宵，还没下落，下午预备睡午觉，晚上再把这个小家伙吊一宵，看他招不招。以后怎样，就没有人去过问了。
孔家的奴仆也仗势欺人。有个副官的徒弟，在孔家当小司机，有次在重庆南岸，因做衣服跟裁缝争吵，出手打人，被对方揍了几下，回来向副官师傅哭诉。副官带几个人去把铺子全部捣毁，引起四邻公愤，把去的人围打了一顿，一个茶房头的眼睛被打瞎。孔令俊为此事大发雷霆，打电话给警察局把铺子封闭，逮捕肇事人。
孔令俊在官邸秘书处，经常干预公事。秘书陈延祚，对她趋奉最甚，许多送来的公文，先请她过目；特别有关人事的任用、调迁的案件，中央银行人事处长潘益民、财政部人事司长高晓楼跟孔令俊经常有秘密的谈话。公文先呈阅，后呈阅，或暂时压一压，她可以左右一切。甚至在孔祥熙批公文时，她在旁边，指手画脚参加意见，孔也听之任之，有时竟会受她的影响。外边知道向孔有所要求，先通过这一关，事情就好办得多。抗战前夕，中央银行南京分行经理李润生，把自己的南京住宅作价卖给银行。胜利复员时，李为了把这所房屋占为己有，活动恢复南京分行经理原职，他所活动的对象，就是孔令俊。监察院委员李世军对此案还提出过弹劾。孔令俊对做生意发财之道很精明，她经常从香港空运重庆缺乏的商品，出售牟利。她的货物一概由财政部总务司司长边定远出面作为受货人，后来航空检查站也打通了，知道这个底细，就照例放行。
被美国主子踢下台
孔祥熙主政期间，弄得天怒人怨。针对国内外舆论压力，常注意做自我宣传。其时立法院的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挺生想弄笔钱到美国走一趟，向孔献策，由卫撰写一篇宣传孔的政绩的文章。卫是当时知名的“学者”，孔正求之不得。文章的细节和措辞，两人都单独研究。孔并命我向财政部、中央银行收集资料。文成后，还由卫设法在反孔激烈的《大公报》上发表。孔为了酬劳卫做了这件工作，特送给他一万美元，给了他一个赴美考察的名义，使卫如愿以偿。当1944年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居里来重庆时，孔又要我用英文写一篇论述中国没有通货膨胀的文章，并且对我说：“你是学财政经济的，你会懂得怎样找理由。”我奉命后，东抄西袭，编造一连串所谓“就业增加”、“国家经济建设扩大”、“有生产意义的支付增加”、“沦陷区的法币回笼”等理由，还凑了一些数字交了卷。孔看了颇为欣赏，除送一份给居里外，还寄一份给英国工党副领袖克利浦斯。
但是抗战八年，孔的“院长宝座”能保持六年之久，绝不是仅仅凭自我吹嘘等这些细节。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是孔摸透了蒋介石的性格，对蒋极端恭顺，勇于替蒋介石背黑锅，因而长期取得蒋的信任。以孔的政治交往为例，孔很少与军人接触，到范庄来的军人，除何应钦外，再有一个是重庆卫戍司令刘峙。刘见了孔总是立正称院长，孔非常高兴，常夸刘好。当时程潜失意住在上清寺国家总动员会议室隔壁，与范庄近在咫尺，但孔与他连拜年都不相往来。我和孔令俊有次曾谈到这个问题，她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院长不结交军人，怕的是委员长吃醋。”孔当时对几个四川军阀如邓锡侯、潘文华、范绍增之流敷衍拉拢，邓的儿子开设的通惠实业银行，潘的兄弟开的重庆电力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孔都特别加以照顾。对发表而到不了职的东北一批省主席如马占山等人，以及冯玉祥系统的鹿钟麟、张之江等人，孔命陈立廷与之联络，陪玩消遣。另外还有宋哲元的代表萧振瀛，也是范庄的经常来客，是唯一敢跟孔二小姐开玩笑的一个人。显然孔联系这些人不是要在政治上植势自固，而是为蒋介石做联络工作。对国际人物的交往亦然。孔很少与外国人结交，比较有往来的是陈纳德，这也是受了宋美龄的委托。蒋介石与美国远东军司令史迪威不睦，孔在陈面前下了些功夫，企图通过陈向美国国内宣传史迪威的专横。有次孔令俊在我们许多人面前公然说：“陈、史两人是死对头，谁也瞧不起谁。”
在处理工作上，孔对蒋更是百依百顺，从未看到或听说他对蒋的决定有所违拗；侍从室送来许多密封的额外支付命令，孔无不照办。宋子文跟蒋之间不能处好，就是缺少这一套。1944年宋做外交部长，因为对美国发表一次谈话，事前未经蒋同意，两人在蒋的办公室争吵起来，宋把茶杯摔碎，大怒离开。待宋离室时，副官拦阻说：“委员长有命令请你留在这里。”形势是要把他软禁起来。后经宋美龄说情，才把宋于夜深时释放。这是侍从室一个亲信副官蒋孝先亲口在行政院对我们说的。后即由外交部次长吴国桢代理部长。
由于孔对蒋采取这样恭顺的态度，因此，尽管各方舆论指责，政学系的《大公报》甚至发表《杀晁错以谢国人》的社论，蒋对孔还是大力支持。政学系大将陈仪担任行政院秘书长时，一天在行政院例会上，跟孔当众拍桌对骂，最后孔站起身来说：“你来当院长好啦！”盛怒离席。政务处长蒋廷黻看事情闹僵，连忙向蒋介石报告，一面由何应钦、翁文灏、徐堪等陪陈仪到范庄向孔道歉，据说也是蒋介石授意这样做的，不久还是把陈调任浙江省主席，维持孔的面子。
当然，孔本人对同僚之间也善于利用拉拢，曲意周旋。于右任的儿子于望德从英国留学回来，监察院秘书长程沧波奉命陪于见孔，执弟子礼，望予“栽培”，孔即派为中央信托局专员。于右任对这个职位表示不满，后由程直言要行政院参事职（参事是简任级官），孔一面说参事这个官大了，一面就下条子发表。司法院副院长王法勤在医院卧病，孔特地要我送去现款数千元，并关照我不让他人知道。诸如此类的事情，经常看到。至于对蒋周围的重要幕僚，更加敷衍。陈布雷体弱多病，终年药物不断，常由孔从香港带来接济，而且背后总称陈为“布雷先生”。孔利用这些手法，在政治上也缓和了一部分人对他的攻击，国民党中有些人还称他“厚道”，讲交情。
到了抗战后期，孔祥熙政声狼藉，由内到外，愈来愈臭。美国政府的要人们也对孔连续指责。我亲自遇到过两件事情。1944年罗斯福私人代表居里来重庆，和中国政府商谈问题。关于经济问题的小组，蒋介石指定顾孟余担任，我负责与居里日常接触和生活照料。因为相处比较熟了，居里在我面前大肆攻击中国政府的贪污腐败，特别提出中国要人的子女有一百七十多人，在战争期间，逃避兵役，在美国过着寓公生活，其中并点出孔的子女和孔手下红人徐堪的儿子。另一次是涉及司徒雷登的事。司徒雷登从北平到重庆，我得到孔的同意，把他接到范庄居住。某晚，司徒跟我谈起燕京大学校长问题，他认为抗战胜利后，燕京最好由一个中国人来担任校长，他并且属意于孔，要我先去试探一下孔是否愿意担任。我当时心想，以孔的地位决不屑就这样的职位。哪知一谈之下，他居然感兴趣，对我说：“做大学校长将来可以桃李满天下，何况燕京与美国人关系密切，战后中国的建设必然要仰仗美国人。”我向司徒答复后，他立即打电报向美国燕京大学托事部建议。过了好些天，司徒从不提起这件事，有次我问到这事，他含糊其词地说，美国回电表示此事尚须研究，另做考虑。后来，他的秘书傅泾波告诉我：美国来电明确对孔拒绝，认为他政治色彩太浓，而且政声不好。说明华盛顿对孔的印象，确实太坏了。
美国朝野这种态度，使蒋介石不能不对孔重做考虑，加上参政会揭露美金公债案，弄得满城风雨，民怨愈积愈深。在这种形势下，蒋要再庇护孔，对自己将造成大不利。于是，1945年年初，走马换将，把当时被华盛顿支持的宋子文放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没有多久又发表俞鸿钧为财政部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据俞告诉我，蒋曾亲自找他去，要他担任这两个位置，并要他转告孔祥熙，解除一切职务。俞执行这个使命时，着实感到为难。以蒋和孔的关系之深，而要俞鸿钧来传递这一不愉快的消息，显系蒋在部属面前故作姿态，也可能是因为俞深知美金公债案内幕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