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谭 光
孔祥熙的家世略历——孔与国民党政府的渊源——蒋介石的亲信——孔和国民党各派系的矛盾——孔家儿女的所作所为——孔系喽啰的为非作歹
孔祥熙的家世略历
孔祥熙，字庸之，山西太谷人，生于1880年。在封建王朝尊崇孔子的制度下，孔祥熙替孔家制定了派名，合全国孔姓为一家，联宗续谱。据太谷孔氏支谱记载，明弘治中，远祖到山西做知县，死后子孙流寓在太谷。由“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传到孔祥熙的祥字辈，为孔子七十五代裔孙。他的曾祖因和孟姓秀才争夺拔贡失败，咯血而死；在病中立下遗嘱，不许子孙再进场赴考。那时山西票号正烜赫全国，他家就弃儒为商，但是仍延师在家教读，保持孔子子孙的门风。孔祥熙经常谈话演说中，总要夹上两句《论语》《孟子》，表示博雅。
孔三岁丧母，随父长大，小时因病在美国教会所办医院治好，从此他父子就信奉了基督教。后来他到通州协和书院（燕京大学的前身）肄业；嗣由教会介绍赴美留学，毕业于美国欧柏林大学。清朝宣统年间回国，就任太谷美国教会利用庚子赔款创办的“铭贤学校”校长，“铭贤”两字就是铭感美国教士的意思。辛亥革命时，他号召青年学生组织山西学生军，自任司令，开赴娘子关；后被阎锡山吞并，因此对阎仇恨，为以后反阎的起因。癸丑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不能再在太谷活动，跑到日本去，担任东京中国青年会干事。他留学美国时，就认识中山先生，到日本时与中山先生更加接近。
袁世凯死后，孔祥熙返回太谷，仍担任铭贤校长，并自兼课。孔前妻韩氏早死，续娶宋霭龄为妻，并同他一起在铭贤教英文。他不甘寂寞，常往北京、天津活动。当时他也包销美孚火油，为华北经理，设立了祥记公司。据他所说，他开始发财，是在欧战时期代美国购买山西铁砂。他因教会关系，常和美侨接近，因火油生意和美国使馆商务参赞处也有来往。有一次谈到收购铁砂，他立刻跑回太原，把山西铁砂趸购下来，每吨银币一元，运到天津交货，美国给他的收购价是美金一元，转手之间获利一倍多。他收了美国定金，足够他偿付全部价值，交货后所收余款，全是盈余。
古语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资金一多，就添了孔的翅膀。他由北飞南到上海，先后和陆费伯鸿办中华书局，和陈光甫、庄得之等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特别在地产方面的投资，显出他工于心计。他在1934年向我说，他的上海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住宅），当时价值五六十万元，是由1915年一万六千两银翻起来的。1915年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买进德侨一所住宅，1917年卖出，得价三万多两；再买福开森路（今武康路）黄克强原住宅，卖出时得价六万五千两，又买进西爱咸斯路住宅；近二十年增值三十倍。在天津投资地产也有同样的情形。此外，他还充实了祖遗的广茂新、晋丰原等商号，做药材、夏布生意，南至广东、四川，北至包头、蒙古、东北，都有他的商业组织。
欧战后，北洋政府设立鲁案督办公署，王正廷任督办；孔祥熙因与王有留美同学关系，由王荐充坐办（督办助理，地位次于会办）。接收青岛时，孔任实业处长兼青岛电讯局长，这是他投身政界的开始。从此亦官亦商，奠定了官僚资本的初基。
孔与国民党政府的渊源
1925年年初，孙中山先生卧病北京铁狮子胡同，孔正由国外回来，以亲戚关系在那里照料，因此后来算上了一名顾命大员。从前中山先生曾命他以基督教徒关系，拿《建国大纲》手迹印本，去访问过冯玉祥、张学良等。这时冯在北京西郊，不愿来北京，中山先生卧病，就派孔代表访冯，做联络工作，希望冯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不久，中山先山逝世，一切也就谈不到了。但是孔、冯之间倒建立了私人情感。为孔以后依附蒋介石立了第一功。北伐时宋子文随军北上，所兼广东财政厅长就让给了孔。宁汉分裂，孔跑回上海。那时宁汉双方都极力拉冯，因冯在奉军由河南撤退后，进军潼关，的确有举足轻重之势。汉口政府首要与冯约会于郑州，同时孔亦秘密由沪到郑访冯，撮成了蒋、冯合作，进而促成了宁汉合流。与此同时，宋霭龄也极力促成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合，利用汪蒋同时下野的调停条件，蒋辞职同宋等赴日本，住在吴启鼎家中做客，不久就回国结婚。
关于蒋宋婚姻尚有一段秘史值得在此一提，就是蒋宋结婚，如上所说由宋霭龄极力拉成。宋母自无问题，但是宋子文却坚决反对，几乎兄妹决裂，宋母劝说无效。宋氏姐妹就商量请求谭延闿出面调解，因为宋子文对谭信服，谭的威望可以压得住宋子文。据谭日记记载：“应宋美龄电邀到西摩路赴宋母之约，抵彼，美龄迎于梯口，称有事奉托。入室，宋母以美龄将嫁介石事见告，并称不料子文反对，托为劝解。继呼子文来，同至另室详询经过，当婉劝以儿女婚事尚不应多管，何况兄妹，徒伤感情，且贻口实，再四譬解，始得完成使命而归。”有此历史原因，宋美龄对取得中国“第一夫人”资格，固终身感谢大姐，但对阿哥总不无芥蒂，而蒋对宋子文永留一不愉快印象，造成蒋孔接近、蒋宋龃龉的根苗。
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孔出任工商部长，后农工两部合并，又继任实业部长；这段时期孔、宋之间暗斗甚烈，相互诋毁。有一年国庆节，上海英文《大陆报》出庆祝特刊，孔发表一篇《回顾》中说，“建设方面不能有所成就，是财政当局不给经费之故”，宋子文见而大怒，拿了报纸去找大姐说：“自己人如此指责，无怪外间反对，太无道理。”其时孔在南京，宋霭龄打长途电话来责问，孔只好推在英文秘书许建屏身上。由是暗斗反而转到明争，双方各植势力，互不相让。但孔、蒋两家往来密切，却滋长了孔令侃、孔令俊凭借上海娘娘（孔子女呼孙夫人为广东娘娘，宋美龄为上海娘娘）的势力，为非作歹，不用说国法人言，就是孔夫妇自己对这两个宝贝儿女也无法管束。
蒋介石的亲信
孔由裙带关系，成为蒋的亲信，为蒋特别卖力。在蒋冯、蒋阎战争时期，孔利用他的北方关系，确实做了不少分化工作。冯系的何其巩（克之，曾任北平市长）、丁春膏就专在冯内部通消息、写报告。宋哲元二十九军之得以保全，是由丁春膏介绍萧振瀛去做工作并且走了孔的门路的。萧奴颜婢膝，第一次见孔就跪地不起，说为了团体为了朋友来跪求，如不允帮忙，就不立起来（孔亲口向我说的，并称萧够得起朋友）。孔那时还是实业部长，正在郎舅暗斗争宠，想挟外力以自重。因宋哲元部驻山西阳泉，晋系商震、徐永昌虽已投降，阎的嫡系赵承绶、杨爱源、王靖国等还拥有实力，如扶植宋部，可以起钳制晋系军队的作用。孔以此向蒋进言，当然是一拍便合，蒋第一次就给宋哲元五十万元，嗣后接济源源不绝，终于造成了宋萧勾结日寇土肥原窃据天津、贻害华北的局面。
七七事变以前，政学系张群等和日寇勾结，是众所周知的，同时孔也不甘落后，和日本军人特务来往，北方的土肥原就是通过萧振瀛与孔取得联系的。上海方面由樊光（震初，曾任外交部次长，那时是杭州关监督，后任浙江税务局长）勾结日本大使馆武官矶谷廉介（战后任师团长）、山本荣治（后来做汉奸王克敏的顾问，在北平被国民党特务刺王时将其打死），经常跑武定路日本武官处，“八一三”后才断绝来往。至于和土肥原的联系，从武汉撤到重庆，仍由萧振瀛在香港接头，日方并派和知在香港、澳门活动。当汪伪组织与日方进行谈判时，蒋因对抗战本无决心，又迷信德日武力，害怕汪凭借日寇力量，成为中国正统，求和之心甚切。孔当时与和知有接洽，中央银行秘书处机要主任王梁甫（孔的学生）在渝港之间飞来飞去，后来王在中山号飞机失事中遇难，就改由孔的亲信盛苹臣（盛宣怀的第七子）奔走。一直到香港沦陷，这些鬼鬼祟祟的勾当才断绝。
孔和宋子文比较，一般人都以为宋精明而孔庸碌，其实并不如此。孔有时装糊涂，都为应付一时环境，他的精明厉害处比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一派欧美作风，孔却是“中西合璧”，待人接物，因人而施。特别是对蒋的逢迎谄媚，既有内线，更借外力，所以蒋宋迭起风波，蒋孔则始终如一。孔和各派系纠纷，蒋不惜纡尊调护；宋子文如果不是借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力量是无法取孔而代之的（原因下详）。
抗战初期，孔在武汉得任行政院长，是由国民党元老派居正、于右任、覃振等的支持，CC方面自知身份不够，轮不到院长地位，也顺水推舟表示拥护，有心与孔合作，来对付政学系和复兴分子。我当时晓得这些情况，曾建议孔乘机结合这些力量，培植羽翼，巩固政治势力。孔对我说：“我们今天完全是由蒋先生的支持而上来，蒋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就滚蛋，联合这班人有啥道理。”这固然是孔当时踌躇满志的得意语，也的确是实情，所以孔始终用死心塌地、唯命是从的方法，来博取蒋的信任，因此也就巩固了他二十年光景的营私误国的权位。
美国对孔不满，并不如外间所传说，是认为孔贪污无能，而另有内幕，值得一说。当美国在成都、昆明等地建筑空军基地时，商定由美军直接发放工资，需用中国法币为数甚巨，就把美钞在黑市出卖，那时官价美金每元合法币四十元，黑市已近一百元。孔认为影响了法币价值，就和美军协商，根据《反租借法案协定》，由中国政府尽量供给法币现钞交美方使用（当时美与盟国间一切军事经济援助都通过所谓《租借法案协定》拨付，另定《反租借法案协定》，由盟国供给美方所需物资，彼此均用记账方式赊欠，战后再行结算）。抗战末期，中国财政濒于破产，孔赴美出席世界经济会议时，此项欠款已达六亿美元上下（照四十元汇率算）。孔抵华盛顿向罗斯福要求经济援助时，提出拨还欠款问题，罗认为可行，嘱与财政部长摩根索接洽。摩答应拨还，但不肯照四十元汇率折算。孔说其时黑市虽高，但美方在华包括外交军事宗教教育人员均系照四十元法币换取美钞一元，收进付出不应有两种不同价格。摩始终未允。孔把这情形面向罗斯福提出，并电告蒋介石径电罗斯福说理。罗只得答应先拨还一部分，其余战后再结算清偿，孔因而取得了一亿多美元现钞。罗斯福事出无奈，摩根索认为吃了大亏，因此对孔结下仇恨，在美政府内部大肆攻击。根据胡适、王世杰等人向美方所提供给的中国政府贪污无能的材料，罗斯福通过宋子文转达提议，要求更换军财两长，蒋介石只得发表了陈诚、俞鸿钧接替何应钦、孔祥熙的命令。这笔欠款战后结算，由宋子文和美国协商，购进美国在太平洋沿岸的剩余物资——大批破铜烂铁和过期罐头食品等物资。孔因为替蒋集团讨回了一批美钞，却得罪了美国主子，落得凄惨下台，这十足看出美国对盟国的狰狞面目和恶劣手段。
孔自美回国，财长虽已交卸，仍保留中央银行总裁地位。不久，国民参政会开会，政学系又利用傅斯年等对孔展开了攻击，提出朋分美金债券质询案。所谓“朋分美金债券”，是当初发行美金债券时系按二十元法币汇率折算美金一元，并未全部发出，中央银行国库局掌握余券存在库里，后来通货膨胀，官价已提到四十元，黑市尚不止此，国库局长吕咸向孔提出朋分建议，照原汇率二十元收账，由有关系银行个人朋分，经孔同意秘密进行。这一质询案提出，确是轰动一时，但是正在参政会秘书处准备排印分发时，侍从室第二处忽然将原件提去，说是蒋介石要看，至大会闭幕前也没有送回，所以没有提出讨论，并销去了案号，案情没有在社会公开。后由蒋派俞鸿钧、徐堪查办，把全案卷宗调到侍从室研究，结果吕咸被撤职，孔的中央银行总裁也就不能再干下去，连所兼的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也被陈果夫夺去，只剩下有名无实的中国银行董事长（自总经理以次完全是宋子文任内原班未动）、国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都只是名义而已。
孔在重庆闲住时有一次谈到宋子文，曾说：“西安事变时，我们主张他陪蒋夫人去西安，是想借危难中缨冠往救，来恢复他同蒋的感情，总算做到。不料今天会落井下石地联合外人倒我。”可见他们亲戚间你争我夺的实况。说到西安事变，我记得当时我们都在上海，12日下午，他接到消息，打电话找我到他家里去，告诉我：西安出了事情，准备晚车回南京，并嘱打长途电话约苏联大使馆鄂山荫秘书翌早在南京孔宅见面（那时孔的南京住宅在高楼门，苏联大使馆也在那里，相距很近）。13日早到京，鄂即来访，孔对鄂说：“蒋如被杀，势必迫使中国投靠日本，以中国人力物力供给日本军阀，做侵略资本，对亚洲对苏联都是严重威胁，希望苏联能设法保全蒋的生命，其他问题事后从长计议。”孔马上要去中央开会，托他转达大使。当天鄂第二次来访，说已由大使转电莫斯科。那天南京的中央会议上决定行政院由孔以副院长代理，军事方面由军委会常务委员代行委员长职权。何应钦当时大起野心，联合各方面主张讨伐，何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准备用兵，并派空军往西安轰炸。当时会上火药味很浓，孔一人主张慎重，但孤掌难鸣，最后只得由宋美龄出面坚持，才压制下去。宋美龄并用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名义，电令洛阳空军不许妄动，总算免了中原一场浩劫。孔又函电交驰地向各方联络，并利用同乡关系密电冯钦哉、孙蔚如拆杨虎城的台，许官许钱，以谋中枢权位的巩固。
西安事变后，内战表面上停止，但蒋集团一面对日寇仍采屈辱外交，一面寻求外援，扩充军备。德国福根赫斯军事顾问团正在华工作；意大利空军代表团来华访问后，也极力想争夺美法军火飞机商的市场。这两方面都由孔联系，如《中德易货协定》就是由孔促成的。中央信托局的成立，就是专办订购军火事宜。中德易货全系军用品，十年内战所用枪炮弹药都是来自德国。除购械以外，中央信托局另一为害人民的专业，就是承袭了法商万国储蓄会的一套骗人伎俩，设立中央储蓄会，举办有奖储蓄，广泛地剥削人民财富，更鼓励社会上的侥幸心理。
1935年实行币制改革时，英国曾答应巨额借款，条件是要把中国币制纳入英镑集团；同时，美国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表示中国币制不应光和英镑联系，也应和美元联系，并愿意供给借款来巩固中国币制。这种接洽不断由财部美国顾问杨格和中央银行美顾问林枢等赴美探询，但无具体决定。1937年5月，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孔为了亲自和英美洽谈借款，担任特使，率领代表团前往欧洲，后又转美。代表团除参赞由外交人员担任外，全部秘书都从中行、中信局调用；蒋派翁文灏充秘书长。孔回国后和我谈起，在欧备受英、德、意等国礼待，特别在伦敦，艾登外相陪见英王，介绍时称孔为“中国币制改革者、孔子后裔、现代杰出财政家”，引为荣幸。但是谈到借款问题，却因英方所提条件太苛刻，没有成功。英国首相鲍尔温和财政大臣张伯伦（不久继鲍尔温任首相）都不着边际，当时孔只得匆匆由英赴美，再回欧洲，就是这个缘故。
孔和国民党各派系的矛盾
蒋集团内各派系的互相倾轧，是众所周知的，蒋也有意利用部属的不协调来从中操纵。如上所说，孔宋之间的矛盾是非常突出的。宋子文从财政部长下台后，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利用中国银行历史关系，联合交通银行，与中央银行成对立面，并和商业银行通过业务关系联成一气，稳执金融界牛耳，与财政当局若即若离，随时随地计划取孔而代。币制改革前英国李滋罗斯来华时，宋通过汇丰银行关系与李联系甚洽，英国甚至有“币制借款非宋任财长不谈”的表示。李滋罗斯到南京见蒋，要求宋美龄不参加会议，就是向蒋表示对孔的不信任，知道宋美龄和孔关系密切，认为不便的缘故。英国对内幕情形如此熟悉，当然是由宋方面得来的，可见孔宋矛盾是如何的尖锐。
“七七”事起，孔赴英未回。上海战事发生后，宋就在上海成立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派他的亲信霍宝树任秘书，一切由宋主持，为全国金融最高领导。孔令侃就在上海恢复财政部驻沪办事处来唱对台戏，由财政部次长徐堪出面，实际由孔令侃主持。徐堪却两面讨好，造成了战后孔虽垮台，徐仍在宋子文行政院长任内分得杯羹的机会。孔在德接到上海战争消息，飞到香港转回上海，这两个机构才同时停顿下来。孔由沪而京，搬到武汉，才把四联总处恢复，孔任主席，派我接任秘书。宋子文留在香港始终不来，也不派高级干部来代表，中国银行由汉口分行经理出席，遇事不能做主；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也留在香港，派总经理唐寿民代表；农民银行派常董周佩箴参加。因宋子文消极抵制，四联只是三联，由汉口到重庆，中国银行始终阳奉阴违，态度消极。孔对宋无可奈何，后来只得向蒋建议，由蒋自兼四联主席，徐堪以财次兼任秘书，才纠正了这个现象。
孔到武汉不久，圆了他的行政院长梦想，但是各部部长都原封不动，再加上政学系的张群任副院长，仍旧是政学系、CC明争暗斗的局面，连院秘书长都不能自己保荐，由魏道明连任。所谓国民参政会，外面说来是民意机关，内部却是争权夺利的场合：CC利用党团组织、政学系利用所谓名流学者做工具（所谓社会贤达、党外人士，表面超然两者之外，张群却在暗中通过直接间接关系勾结拉拢），明争暗斗地攻击异己。孔当时对此最感头痛，老想联络，结果适得其反，请客送钱费尽心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国民党中央全会里更是变本加厉，结果蒋只得仍旧自兼院长名义，孔以副院长代负责任来缓和局面。院秘书长魏道明使美，由陈仪继任；陈为政学系中坚分子，与孔因某事意见不合，结果闹得拍桌怒骂，蒋才将陈调开。张厉生叛离CC，冷落多年，通过陈诚的关系回到侍从室，由蒋派继陈仪，对孔较为恭顺。财政部两次长邹琳、徐堪，原系宋任旧人，后邹调贸委会主任，徐调粮食部长，由俞鸿钧、顾翊群继任，俞、顾皆政学系人。俞在上海沦陷后由上海撤退到香港，因上海市政府善后清理须留港办理，故由孔派充中信局常务理事，驻港年余才回到重庆。俞在港和孔令侃交接密切，故孔向蒋保荐充任财次，同时兼任中信局长。顾则由政学系所保，同时更兼中农总经理。中信、中农业务较忙，财政部事权由主任秘书鲁佩璋负责，鲁系孔的老人，因此政学系在财政部内不起重大作用，比较徐堪在部时反较平静。中央银行陈行，虽是宋子文老部下，为人庸碌，遇事依违，但求保全禄位。
潘益民（原中央渝行经理）勾结了孔的学生吕生才等成立人事处，尽量收容铭贤学生。当孔在鲁案公署时，潘任王正廷的秘书，闲来无事，潘同几个同事研究算命看相，说孔贵不可言，官至特任，并可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孔在南京任工商部长时，潘到南京找孔说：“相已看灵，何以谢我？”那时孔正吞并了福建华侨宋渊源等创办的国货银行（借口提倡国货，由工商部加入官股），就派潘到国货银行任沈阳分行经理，“九一八”后撤回中央银行，任西安、重庆分行经理。孔经常说曾国藩用人注重相貌，所以成了大事，并引古书上“眸子不正、则心不正”来做引证，谓对银行行员必须在这方面注意。又向往蒋派军校学生在部队中写小报告、监视长官生活的手法，所以在中行成立人事处，派潘益民任处长，凭他的相术来用人，派他的学生做考核视察工作，专负各分支行处小报告通信责任。我移交时全行行员一千八百余人，不到三个月，增加到两千，一年以后加到三千多人，新进来的不是学生就是同乡。
以后，孔的政治地位摇摇欲坠，财政方面早已山穷水尽，宋子文、陈光甫常川在美接洽美援借款，宋美龄也去效秦庭之哭，但都是杯水车薪，到手就尽。孔自告奋勇，拟亲自前往，蒋又不允；后来借出席世界经济会议前往，也无大成就，反被政学系、CC勾结美国通过宋子文挤下了财长位置，逐渐结束了孔飞黄腾达的历史。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孔雄心未死，向各方面广事拉拢。伪国大开会时，利用北方籍贯，勾结北方代表，想在立法院选举中插进势力，以谋东山再起，但终敌不过政学系、CC的联合抵制，枉费心机。同时孔与民主人士李济深、黄琪翔等也经常来往，并聘胡鄂公做《时事新报》经理。因与外界联系，却遭到蒋的指责，所以宋霭龄从美国来电推说进医院开刀，要他前往，孔就在1947年离上海到纽约去了。孔在国内各处碰壁，到美以后在杜鲁门和杜威竞选时却活动起来。杜鲁门的民主党那时以中间偏左为号召，对独裁的蒋介石是不满的；杜威的共和党却是死硬派（右派），所以当时蒋集团对杜威竞选，寄予甚大的幻想。孔在美对此颇出了一些力，但是结果杜威失败，孔想借外力东山再起仍然落了空。美国艾奇逊、魏德迈、司徒雷登后来支持李宗仁，对蒋施压力，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这也是美蒋间当年秘密勾结的一幕。
孔家儿女的所作所为
孔共有四个儿女：大女儿令仪，大儿子令侃，二女令俊，二儿令杰。四人中令仪安分，只是生活豪华；令杰年轻出洋留学，所以一切显著劣迹都是令侃、令俊（所谓孔二小姐）两人干的。关于令仪的婚姻，外面也有些传说，实在说来她的婚姻确曾在她家庭里掀起了些风波。过去宋美龄希望她嫁胡宗南，还有人代卫立煌做过续弦的媒。李毓万代孔勾结韩复榘部师长孙桐萱过程中，还替孙的兄弟桐岗作伐，结果惹起孔令俊的反感，要林春良代李毓万印发喜帖，在南京、上海分发，说某月某日其女（其时尚未成年）与孙桐岗君结婚，下具李夫妇双名，不知内幕的纷纷往李家道贺送礼，弄得李啼笑皆非，向各处收回喜帖，并向孙家道歉。孔令仪对家庭介绍的对象都一一拒绝，自己选上了孔令侃同班同学陈继恩。陈虽是圣约翰大学毕业，但是他的父亲是上海某舞场的音乐指挥，因此孔夫妇感觉陈出身低微，够不上门当户对，始终不予同意。双方僵持无法解决，她就约陈同往美留学，在纽约结婚，两老只得默认，由空运补送了一份嫁妆，运嫁妆的飞机失事，引起了社会指责。他们婚后就自营商业，始终没有投入统治集团。
孔令侃在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孔就给了他一个财政部特务秘书名义，这是官制上从来没有的特殊头衔，由孔特创的。他利用这名义，就成为职权无定，爱管就管，事无大小，无不过问。后来又发表他为交通银行常务董事。“八一三”战起，孔在英未回，孔令侃在沪成立了财部办事处，与娘舅争斗。上海沦陷，政府机关撤退，中信局因对外接运物资，撤至香港。孔祥熙在武汉，就派大儿子充中信局常务理事，代行理事长职权，在港主持。当时任务除抢运已订军火外，还续订飞机械弹，这就给了孔令侃发财机会；同时利用香港自由商港，大量做私人进口买卖，扬子公司就是在那时奠定了基础。中央银行原在上海设有专用无线电台，抗战后借租界掩护秘密工作，始终未撤，直到太平洋战争。孔令侃随后在九龙秘密成立分台，与上海联系通信，后被英国当局查悉取缔，但仍秘密使用；终因工作人员不慎，遭英方警告，人台并获，由法庭判决，驱逐离港。孔令侃只得跑到菲律宾去，而最荒唐的是携了盛苹臣的妻子一同前往。其始是盛纵容其妻勾结孔令侃营私分肥，每天邀孔令侃到他家午餐，就在他家午睡（因孔令侃住在九龙，在港办公），不可告人的丑事由此发生，结果弄得人财两空。盛妻比孔令侃大十多岁，这件事和孔令仪的婚事都使孔夫妇有说不出的难过，既无从反对，又无法承认。
孔令俊从小男装，长大后不愿嫁人，却先后结交四川军阀范绍增的邓太太和顾祝同重庆办事处处长庞××的葛太太，邓不久病死，葛和孔令俊同居，俨同夫妇。她的公司里叫她为总经理，叫葛为太太。这真是荒唐之至。后来孔祥熙叫孔令俊替他专管私营商业，脱离官邸秘书处。孔把祥记公司、广茂新、晋丰泰三个旧商号的经营管理权交给她，组织了祥广晋联合管理处。她原来要求包括山西裕华银行在内，孔未答应。这一来如虎添翼，大大扩充了她的非法走私和投机买卖，胜利后她自己搞起嘉陵公司来。
孔家兄妹二人的扬子、嘉陵两公司都脱离了老孔的经济关系。令侃利用他过去在香港的社交关系搞扬子公司，营私中饱，所得甚丰，实力雄厚。扬子公司在上海投机市场上无恶不作，代理美国垄断资本，为虎作伥。嘉陵公司是由令俊勾结上海滩的流氓大亨杜月笙召集外面股本组织的，盛宣怀的第五子泮臣（名亨颐，抗战前长住大连）的股份较大，所以由杜任董事长，盛任副董事长，令俊任总经理，杜的学生边定远任副总经理；经营业务和扬子公司相同，但羽毛未丰，不及扬子公司凶恶。他们解放前都逃到香港。
孔系喽啰的为非作歹
除上面说过的铭贤学生等外，孔的喽啰概括可分为三类：（一）公馆系（宋霭龄系统）如徐堪、吴启鼎、盛苹臣、席德懋、郭景琨、陈炳章、李骏耀、凌宪扬、林世良等；（二）所谓山东派如高秉坊、李毓万等；（三）儿女系统如李耀煌、王巽之、边定远、顾心逸、许性初、陈延祚以及令侃的一批同学朋友。另外如杨虎、樊光、潘益民虽与孔祥熙认识，却投靠了令侃、令俊合伙营私，为非作歹。这一大群人中违法乱纪，为害人民较大的，要数徐堪、吴启鼎、盛苹臣等。盛家和孔宋的关系是由宋霭龄而来，盛宣怀的五女嫁给台湾林家，和宋是早年同学。宋子文初回国时任盛恩颐（盛宣怀第四子，号泽臣）等的汉冶萍公司英文秘书，就由此而来。因为内眷往来，宋子文曾追求盛七小姐，盛家看不起他，没有成功。这是宋平生恨事。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宋任财长，极力主张没收盛家财产。因盛家走了叶琢堂的门路，得到蒋介石的谅解，宋的主张没有实现。孔接财部后，盛苹臣夫妇到孔家来拉旧交，都成了基督教徒，每礼拜天同徐堪、陈行、吴启鼎等都参加孔宋在西摩路宋家老宅的私家礼拜，请牧师宣讲福音。这是一条洋式的“终南捷径”，徐堪的财政部次长、吴启鼎的税务署长、盛苹臣的苏浙统税局长，都由此而来。盛因有内线更加活跃，由拜老孔的门和与令侃结拜弟兄，十分亲热，结果赔了夫人，但是他也若无其事，只求塞饱贪囊。
此外，傅汝霖通过徐堪的关系投进了公馆系，后来居然成了巴西富翁。傅在北大读书时加入国民党，和居正、覃振、谢持、邹鲁等接近；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他曾充东北的代表。中山先生卧病北京时，他常到铁狮子胡同探视，后来又参加了治丧处工作，和孔就是当时认识的。
宁汉合作他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汪、冯、阎在北平开扩大会议，他又接近了汪的改组派。孔当了行政院长，傅在元老方面都走得通，大显身手，确起了作用。在法币政策施行后，财部吞并了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三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因傅筱庵的流氓势力，所以给了杜月笙；四明银行因宁波帮关系给了吴启鼎；中国实业银行刘海之与徐堪勾结密切，由徐介绍让傅汝霖任董事长。这三家银行都因过去经营地产股票，投机倒把，弄得周转不灵。中国实业呆账拥有大批地产押品，原主到期未赎，丧失了主权，应当是银行所有，傅汝霖却挑精拣肥，送归孔夫妇化名赎取，侵蚀国家资财（当时中实已由部办）；傅和徐浑水摸鱼，也装满了各自私囊。
抗战后政府西迁，四川成为中国经济中心。过去地方金融由刘航琛、杨灿三、潘昌猷、康心如等把持，工矿企业则由三胡（胡子昂、胡仲实、胡叔潜）垄断，均倚四川军阀为护符。国民党政府入川后，金融方面被中央控制，工矿企业虽情况不同，但是内迁的厂家技术资力都较川帮雄厚，地方企业有被吞食的危险。当时最大的威胁就是国民党的资源委员会。后由徐堪、傅汝霖向孔联系，成立中国兴业公司，孔任董事长（代表财部），张群代表四川省政府任副董事长，傅任总经理，徐、胡等人分任常务董事。但部、省之间明争暗斗，矛盾重重，并没有兴什么业，只助长他们私人的垄断势力，增加了个人的财富。
其次提到山东派的高秉坊。高是山东博山人，金陵大学农科林业系毕业，在鲁案督办署实业处任科长（由高的老师凌道扬介绍给王正廷的）。孔那时是实业处长，因而与孔发生关系；高介绍同乡李毓万任书记，高、李二人就一直跟孔，成了孔的老部下。孔任工商部长没有班底，就由高拉了一批鲁案同事，金大同学汪汉滔、吕咸、刘奎度、左权、郭公授、鲁佩璋、王钟、黄祖培、牟幼南、王斌兴等进工商部；高任总务处长兼秘书主任，李任秘书，汪、吕等任参事、科长，以高为首，把持部务，结党营私。农矿部并入工商部改称实业部，这一团体愈形巩固，对于登记商标、登记会计师、发工矿执照等事务，贪污纳贿，形成孔门的山东派。欧战后高和孔在接收青岛时，花天酒地，被宋霭龄发觉，因而一直对高不满，以致不许高到上海他们的家里去。再如办理实业部交代，发现了高等侵蚀贪污的罪恶，所以孔任中央银行总裁时，宋霭龄坚持不派高秉坊等人的工作。孔继任财长，派接收人员，宋也不许用高。直到后来才发表了一个参事，调任管理地方财政有名无实的赋税司长（当时地方形同割据，中央无权过问），因举办直接税、训练干部，孔兼所长，派高兼秘书，才给高造成机会，任了直接税署署长。抗战后期CC系为了倒孔，检举了高的贪污事实，由法院判处徒刑。李毓万因随孔多年，能模仿孔的笔迹，所以派充财部参事，充任私人秘书，代笔缮写重要函牍。李凭借近水楼台，勾结孔的随从王永权，把他们的党羽布置到各省税局，贪污分肥，结果旁人被控撤职，甚至坐牢，他却坐享成果，逍遥法外。
儿女系统的一班喽啰大搞投机倒把，仗势胡为，兴风作浪，替孔令侃等增加私财，彰彰在人耳目，本身却所得有限。如抗战时王巽之（长江公司）因粮食贪污案被累坐牢，替代孔令侃吃苦。抗战时轰动后方的林世良贪污案，可说是完全由于孔家兄妹等的矛盾所造成。林世良原任中央银行事务科主任，因办运输兼任运输科主任，孔令侃借调至港办理抢运，充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往来于香港、海防、昆明、仰光之间，运输公物，也代孔令侃做走私买卖。他的副手汪建才和他发生意见辞职，跑到重庆向孔令俊举发林的舞弊。那时太平洋战事已起，林正在昆明、仰光间办理抢运，孔令俊就派汪到昆明搜集林的材料。日寇攻占仰光，积存我国公私物资数量甚大，林去抢运公物，同时包揽私商货运以自肥。有一大成公司章某与汪素识，托汪将其存仰光价值法币一千六百万元的车胎五金等货运回，汪为讨好孔令俊，劝其原价让售与孔，章认为市价已涨，运回更高，不允照办，汪就以如不让售决不让他运回相恫吓。章因孔令仪之夫陈继恩与大成公司有关系，就托陈由美来电介绍林世良包运。林挟孔令侃势力，不把汪放在眼下，汪却跑回重庆告密，被军统特务得悉内容，就在畹町截留货车，报告蒋介石，将林逮捕交军法处法办。军法总监何成浚及承办法官讯悉原因，以滥用职权营私，判处林世良徒刑十年结案。不料经过审讯迁延半年，那批货价已涨到六千万元，按照当时缉私条例规定奖金为十分之一，货充公。军统可得六百万元；林如不判死刑，货不充公，就将落空。军统为此发动外勤，大写小报告，指责林的花天酒地私生活、种种荒淫豪奢事迹，以触蒋怒，在军法总监签呈送到侍从室后，蒋阅后大怒，就在原判决书上批“立予枪决”，马上送土桥监狱执行。这一事件说明，林多年来做孔门鹰犬，结果反被孔家兄妹害了他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