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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柱国
一九二二年奉军战败退缩到山海关外之后，积极整军经武，卓有成效。这不但是一九二四年打倒曹、吴的资本，而且奠定了以后整个东北军的基础。就东北军建军的历史说，这一时期是最关键的时期。我个人正是在奉军开始整军经武的时候投身进去的，而且参预了这一工作的几乎全部过程。
当时奉军以杨宇霆、张学良、韩麟春、姜登选和郭松龄等为核心，大肆招兵买马，大量吸收各国陆军留学生和国内陆大、保定军校等出身的军官，特别是原籍东北而散在关内各方面担任军职的人。他们吸收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凭着各人的同学、同乡和亲友等关系从四面八方一个个招揽进去。我就是通过当时在三、八旅中充任炮兵团长的日本士官同期同学邹作华的关系而被招揽去的。
一、整军经武的重要机构和重要的人事部署。（1）陆军整理处。这是整军经武的最高执行机构，凡属部队整编的人事部署和升迁等都由这里主办。除了最高决策由统帅部直接掌握之外，一切日常有关整军经武的重大事情，都要通过这里。因此由张作霖自兼统监，下设副监多人，新、旧两派都有，但实际负责的是副监姜登选、韩麟春和参谋长张学良。（2）陆军东北讲武堂。这是军官的教育和训练机构，由张作霖自兼堂长，张学良兼监督，并由从中、日两个陆大毕业的福建人萧其煊以教育长名义代张学良负责，下面的教官和队长是以我们保定军校转过来的二十余人为中心的。（3）三、八旅整编的二、六旅。三、八旅在杨柳青和山海关两役损失甚重，整编为二、六旅后，不但人员枪械补充齐全，而且官兵都经过挑选，装备又全部是最新式的，所以把它作为全军的示范部队，仍由张学良和郭松龄分任旅长。无论整编前的三、八旅或整编后的二、六旅，两旅都是不分家的，并且都由郭松龄负实际责任。以后郭松龄倒戈，想取代张氏的地位，他凭的就是这个资本。（4）东北兵工厂。这厂由杨宇霆兼任督办，早已设立，但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前规模不大，以后则大肆扩充，不但能制造一般枪械弹药，而且能造山炮、野炮，尤其是增设了一个八二口径的迫击炮厂，炮筒皆以自来水管名义进口改装，价廉物美，后来在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5）东北航空队，由张学良主管。东北航空队原由一九二〇年倒段（祺瑞）之役瓜分段派的空军而来，但以后东北航空队改用了欧战以后法国的最新飞机，教官和教材也都是法国的，而曹、吴的飞机则仍旧是段派遗留下来的陈旧之物。此外还有训练军士的教导队和吉、黑两省轮训旧派军队下级军官的军官养成所等。
二、军事方面一些比较重要的措施。重要措施之一是全军各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掌管教育的中校团附全数改由军校学生出身的人充任，其中保定军校各期毕业生为数最多，来自关内的各国陆军留学生和陆大出身的人次之；并且，以后遇有团、营长出缺，一般皆由各部队的参谋长、团附以及讲武堂的教官和队长调充。此外军需、军械和军法等都做到了独立，补充也是统一的，并且按季校阅评分，升迁有严格的规定，经常以部队与部队间的对抗演习和实弹射击作为主要训练课程。因此比起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前，确有一股朝气蓬勃的气象。
三、财政经济方面。奉军从关外一隅之地，与关内据有大半个中国的曹、吴对抗，凭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物质基础呢？原来东北农产物丰富，特别是有大宗的大豆出口，因此经常是一个出超的地区。奉军就是凭了这个出超的条件，加上自己在东北的政治权力，发行了一种不兑换的奉票，这种奉票起了很大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发行可兑换的纸币，通常要有三分之一的现金或相等于三分之一现金的实物作为储备，否则纸币不能稳定。可是发行不兑换的奉票，虽然也要出超这个物质基础作为条件，但其数额可以远低于三分之一，即以同样数额的现金或实物作为储备，可以发行更多的纸币（当然不是没有限制）。东北的财政能够承担那样巨额的支出，秘诀就在这里。
奉军经过这样的整军经武，仅两年工夫，就改变了全军的面貌，由过去绿林式的乌合之众，一跃成为训练有素的正规军。
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张一面整军经武，一面与南方的孙中山和北方的段祺瑞密切联系。
当时东北方面负责与南方联系的中心人物是姜登选。姜是河北人，日本士官五期毕业。民国初年朱庆澜任黑龙江将军时，他任朱的参谋长，后来朱任广东省长，他也同去，还跟朱一起到过四川和云南，因此南南北北人缘甚好。当时张氏父子与孙中山的联系，就是先由姜登选两次派人去见谭延闿，谭派人回访，然后再以张作霖名义派韩麟春去广州正式拜会孙中山（随同韩麟春前去的还有张作霖的副官处长即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珣）。孙中山先派汪精卫来东北与张氏父子商议讨伐曹、吴的大计，随后又派伍朝枢来东北进一步促成讨伐曹、吴的实现。关于姜、谭互派信使和韩麟春的广州之行，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汪精卫和伍朝枢的北来，分述如下。
汪精卫是一九二三年秋来到东北的。接待他的是张氏父子和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我只能从张学良和姜登选等人口中得知一些情况。据我所知，汪精卫此来不是普通的拜会和联系，而是奉孙中山之命前来商议讨伐曹、吴大计的。据说汪精卫首先提出军事方面的方案，即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讨伐曹、吴，从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牵制长江以南的曹、吴军队，而由东北军进军关内，直捣北京，这样南北夹击，打倒曹、吴。东北当局完全同意南北夹击之议，但强调分头进行，意思是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统属关系。这一点双方皆未明言，而心中却都领会，可以说是无形中取得了协议。汪精卫接着又提出政治方面的方案，即提出讨伐曹、吴胜利后如何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建设的问题。当时张氏父子心目中最主要的是在军事上如何打垮曹、吴，至于打垮曹、吴后如何解决政治问题，其实胸中尚无成竹，经汪一提，才觉得问题重要。因此当时张氏父子的回答是含糊的，大意是说只要打得垮曹、吴，什么都好说，既未明白表示赞成国民会议，也未明白表示反对，所以这个问题只能当作是个悬案。
伍朝枢是一九二四年初夏来到东北。我不但参与接待伍朝枢的工作，而且因为我会说广东话，经常都是由我陪他见客，陪他参观兵工厂、航空队和讲武堂等军事机构。我从伍朝枢参观各军事机构的认真细致和不厌其详地问起有关军事的情况看，估计他此行除进一步联系有关讨伐曹、吴的具体步骤之外，还负有考察奉军的实力，向孙中山汇报奉军到底有多么大的战斗力和多么大的作战把握等重要使命。因此我在接待中，总是有意识地尽可能让他多看到、多知道一些足以显示奉军实力的东西。可是有一桩事情被他难住了。有一天，他用一种很严肃的态度和语气问我：“你们奉军的官兵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我当时很奇怪，觉得他问起别的都很内行，独有这一问，却问得没来由。因为，老实说，当时绝大多数的奉军官兵，对于三民主义都是毫无所知的，哪里谈得上信仰不信仰呢！因此我没有思索就天真地回答说：“我们奉军官兵只有少帅等极少数的人知道一些三民主义，信仰二字是谈不到的。”不想这一回答给了他很大的震动，他用一种异乎寻常的目光盯住我追问：“官兵不知道为什么去死，怎么会打仗呢？”这一来我才知道他问话的严重性，但我话已说出，收不回来，只好老老实实地说出我自己的见解，并且举了一些不相干的事例。大意是说我们奉军讲的是爱国和义气，只要人人爱国，大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也就能打仗。伍朝枢听了我的解释，紧皱着眉头，不发一语。我看得出他对我的回答是很失望的，但我心里还不相信自己的说法有什么大错处。事后我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张学良，他却满不在乎地说：“他们自然有他们的一套，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套，各不相干。”
以上就是有关孙、张结合的一些片断。我还保存着姜登选与谭延闿联系和孙中山派汪精卫北来的两封信的照片：一封是孙中山回张学良的，另一封是谭延闿给姜登选的。两封原信是姜登选被害后从姜的遗物中检出的。当时我们得到这两封信都很高兴，经翻拍洗了几十份，分给各高级将领作为纪念。我的一份保存至今，还很完好。当韩麟春去广州拜会孙中山的时候，除带去张作霖的信外，张学良也另有信给他，所以孙中山也另有回信给张学良。当时张学良之所以要另备函，是因为那时张学良不但已露头角，而且多少还有点新思想。我还记得张学良在东北陆军整理处刊行的军事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革命》。我看了这个题目很新鲜，心想少帅也谈起革命来了，急忙读了下去。读后才知道他谈的革命不是别的，只是因为曹锟的总统是贿选出来的，采用革命的名义就是为了推翻曹锟。在当时的奉军，这点思想也算是可贵的。兹将孙中山给张学良回信的原文附录于后：
汉卿仁兄惠鉴：
顷诵手书，借悉一切。所论奉省暂持冷静态度，以俟时机，实为特识。文顷致书尊公，述此后军事进行，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覆其巢穴，绝其归路，敌必可灭，正与高明之见不谋而合。望力持定见，他日运筹决胜，可为预期也。韩芳辰君来，连日讨论，悉东三省整军经武，养锐待发，曷胜忻慰。兹特倩汪精卫先来谒，一切代述。希赐接洽为荷。专复
敬颂 台绥
孙文 九月二十二日
翻开旧的地图，可以看到，由奉天进关不外两条路：一条是进山海关，另一条是出热河。山海关一路较近，较平坦，有现成的京奉铁路可以利用，交通运输颇为便利，这是进关的大道和捷径。出热河之线，可分为南路和北路。南路就是由北镇出朝阳，经凌源进喜峰口。这一路较远，交通运输亦较困难，但无论攻守，俱甚重要。因为对方若以重兵出朝阳，可以威胁锦州，使我锦州以下全军陷于绝境。北路就是由通辽出开鲁，经赤峰南下承德，或西至多伦，再进喜峰口以西各口。这是最远的一路，交通运输亦最困难，不过可以利用骑兵，也并不是没有可为的。
当时我军的战略，是集结主力的极大部分于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准备在此给予敌军以决定性的打击。先从热河方面攻击前进，预定待热河方面前进到与山海关，九门口一线齐平的时候，然后在此发动主力进攻，以期三路齐头并进。我们采取这个战略，一则是因为当时热河方面的敌军较为空虚，二则为了预防敌军以重兵出朝阳断我后路，所以来一个出其不意，先发制人。
为了适应这一战略，我方作战部队共分六军，部署如下：（1）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两军共五个旅，外加骑炮各一团，共十四个团，约五万余人，负责山海关、九门口一线。（2）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副军长张宗昌，共七个团，约三万人，负责热河南路。（3）第四军军长张作相，副军长阚朝玺，共六个团，摆在锦州作为总预备队。（4）第五军军长吴俊升，第六军军长许兰州，副军长吴光新，以骑兵为主，担任热河北路。这个部署很明显，一、三两军是整个战略的重点，战争的胜负将决定于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的决战。
针对我军的部署，吴佩孚除自任为讨逆军总司令和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外，其作战部队分为三军：（1）以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统率曹吴嫡系主力的极大部分对付山海关、九门口一线我军的主力。（2）以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统率原驻热河各军对抗我热河南路的进军。（3）以冯玉祥及其所部为第三军，应付热河北路。同时以曹锳、胡景翼、张席珍、杨清臣、靳云鹗、阎治堂、张治公、李治云、潘鸿钧、谭庆林为十路援军司令，分别统率直、鲁、豫、鄂、陕、川等各省援军，并以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
上面说过，我军战略是先从热河攻击前进，前进到与山海关、九门口一线齐平的时候，山海关方面的主力就发动进攻。热河方面，我趁敌援军未到而原驻各军力薄的机会，以破竹之势于九月下旬即占领开鲁、朝阳，并于十月上旬直逼凌源、赤峰，与我山海关、九门口一线齐平，遂在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展开敌我两军的主力大战，山海关与九门口之间，有一不可逾越的角山寺大山，因此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实际是两个战场：一个是山海关正面，另一个是九门口及其以北以西附近各口。我军由郭松龄指挥第二、第六两旅，共六个团，担任山海关正面；韩麟春指挥第四、第十六两旅，共五个团，担任九门口及其以北以西附近各口。另由一、三两军成立联军指挥部，统一指挥，并以第十二旅三个团作为联军预备队。联军指挥部设在山海关东面的前所。
我军攻克石门寨后，吴佩孚将他海上运来的两师一旅几乎全部用来反攻石门寨。我们急调张作相的总预备队前来应援，所有六个团的预备队皆已用上，还没有顶得住的把握。大家正在忧心忡忡，想把山海关正面的部队再抽调一部前来增援的时候，突然接到段祺瑞由天津用无线电发来冯玉祥决定倒戈的确讯。这使我们如释重负，大家心里都有说不尽的兴奋和喜悦。
这时我们确信胜利已经无疑，而且战事很快即可结束，问题是怎样更全部更彻底地消灭敌军，不让他们有漏网脱逃的机会。我们在石门寨商议之后，决定仍旧抽调山海关正面的部队前来，并指定要郭松龄亲率所部到石门寨，不过目的已不再是对付敌军的反攻，而是组织大军出击秦皇岛，截断敌军归路，一举歼灭敌军的全部。之所以要郭松龄亲自前来，是因为郭在山海关正面作战毫无进展，脸上无光，为了使他能够露脸，借此立功
。郭接到我们指挥部的命令后，抽来四个团，他自己先骑马来到石门寨。在石门寨会面时，除姜、张、韩、郭四位军长外，我也在座。先由张学良说明前方情况和段祺瑞来电告知冯玉祥倒戈以及如何决定由郭担任出击秦皇岛。郭得知情况后原也很兴奋，不想韩麟春多插了一句：“这样使你也好露脸，大家可以立功。”郭闻此言脸色大变，忿然说：“我从来不沾人家的光，我还是从山海关正面打过去！”说完怒气冲冲地掉头就走。他走后，大家面面相觑，大半晌说不出话来。后来还是姜登选先开口：“破坏了我们的全盘计划。如此将领，正是该当何罪！”（我听得很清楚，姜说的“该当何罪”是平时哼惯了的一种舞台腔，并非真欲军法论处。后来有人说姜当时主张军法论处，那是误传或者有意挑拨。）又停了好一会儿，张学良才说：“我把他找回来。”当天晚上，张学良就追到九门口，拦住郭，劝说了一整夜，声泪俱下，才把郭劝了回来。结果仍按原计划行事，由郭担任出击，不过出击的日期因此推迟了数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