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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鸣九
我认识张学良和郭松龄是从一九二〇年开始的。那时张学良和郭松龄率队到吉林剿匪，我任书记官。
张学良带领的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混成旅
原是二十七师师长张作相兼任旅长，张学良为第二团团长，带职在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升任为该旅旅长，张作相就不兼旅长了。该旅原有两个书记官，是张作相兼旅长时任用的，年老体弱，听说要赴哈尔滨以北剿匪，都请病假，不愿前往。为此，张学良想找一个年轻人来做书记官。于是他就和张作霖的秘书兼奉天实业厅长谈国桓商量，请他代为物色。当时我在实业厅当职员，谈国桓就把我介绍给他，说是临时借调。开始我担任剿匪司令部书记官，不久又在张学良的旅部做一等书记官，从此一直在他身边供职。
一九二〇年夏，张学良毕业于奉天陆军讲武堂（后改为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一期，毕业后接任旅长。当时，吉林土匪猖獗，张学良奉命，带领全旅到吉林剿匪。吉林督军是鲍贵卿。吉长镇守使阚朝玺兼任吉林剿匪司令，张学良奉命带领全旅到吉林剿匪，也叫剿匪司令，表面上好像是上下级隶属关系，实际上阚对张却非常尊重。
张学良带领所部驻在一面坡，郭松龄崭露头角，建功立业，就是在这时开始的。原来郭松龄是张学良的旅部参谋长，以后任第二团团长，到一面坡后，他把第二团编为一个支队，称为郭松龄支队。郭支队在吉林剿匪是有成绩的。郭的长处是能与士卒同甘共苦，身先士卒，最突出的是，在佳木斯打了最后一仗，把土匪肃清了。吉林剿匪任务完成后，张学良认为郭松龄剿匪有功，遂报请东三省巡阅使署，给他编了陆军第八旅，就是后来的第六旅。
郭松龄素有改革之志，对张学良影响很大。张学良在学生时期常到基督教青年会去，和进步人士接触，和有知识的人接触，他虽生长在旧军队里，但看不惯旧军队的恶习，他想改革旧军队，因为没有经验，便倚重郭松龄。
张学良要革新，要改造东北军，就要用有进步思想的人。过去奉军中多是行伍出身，正规军事学校毕业的很少。张学良逐渐重用学生出身的人，这一点使旧军队逐渐发生了变化。
第一次直奉战，奉军打了败仗，张作霖起家的军队二十七师不行了。
西路军总司令是张景惠，东路军第一梯队司令是张作相，张学良是东路第二梯队司令，率三个旅，即三、八、四旅。四旅旅长蔡平本，也是从二十七师出来的，因为有两个旅是有改革意味的军队，蔡旅也就跟这两个旅走了。
西路张景惠先溃败，东路张作相支持不住，最后只有东路第二梯队，士气未衰，全师而退。撤退也很艰苦！有的士兵极度疲困，在夜行军中倒地便睡，有的被车压死。这时郭松龄显示出军事组织才能。他把三个旅有秩序地撤退。这一仗虽然打败，但是撤得却很出色。部队撤退到山海关，稍事休整，就跟直军打起来了，战斗很激烈。当时第三旅第一团团长李长荣负伤，张学良就派王兴文去接替（王兴文原是哈绥护路军司令张焕相的参谋长，战前张学良亲自把他请来，叫他担任梯队旅长，到山海关作战，王兴文发挥了巨大作用）。他采用日本的作战方式，用团旗为先导，团长亲立阵头，带领全团向敌军冲锋。王团长阵亡，营连长所余无几，却把直军顶住了。随后签订了直奉停战协议八条，第一次直奉战宣告结束了。这次奉军打了败仗，但在阻击直军中，郭松龄出力最大。郭松龄对人处事本来有偏激狭隘情绪，随着张学良对他信任的增加，更在得意中骄横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有这样几件事：
第一次直奉战后，一九二三年，当三、八两旅驻在沈阳北大营时，张作霖给第八旅派个团长，名叫刘翼飞。战时刘在张作霖的总部当中校参谋。刘翼飞奉命到第八旅接任团长。郭松龄认为他所属的团长都得由他亲自任命，拒不接受。为此张学良劝郭说：“刘辅廷（刘翼飞的本名）很好嘛！况且是大帅派来的，怎能不用？”经过这么一说，勉强用了，但给刘以中校军衔。当时团长一定是上校军衔，郭开了一个先例，一时传为话柄，刘翼飞也常开玩笑地说：“你们谁当过中校团长？”
郭松龄主张军需独立，从三、八旅开始。军需独立是件好事，防止军需处成为长官的私人账房，这是效法日本的办法。一九二三年东北保安总司令部军需处长换人，张作霖派栾贵田当军需处长，郭松龄反对，认为张作霖用自己的账房当军需处长不合适。后来张学良劝郭说：“总司令换军需处长你为什么要干涉呢？这也不影响我们的军需独立。”后来郭不再提了。
还有一件事，一九二三年秋季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有二、六旅等部队，其中也有张宗昌的第三旅。郭看不起张宗昌，加以讥讽嘲笑。张宗昌开始容忍，继而反唇相讥，唇枪舌剑，越说越僵，郭竟破口大骂，经人劝解始罢。后来郭松龄曾和我说过这样几句话：“张军长（指张学良）硬拉我和芳辰（李景林）、效坤（张宗昌）到岳庙结盟，那不是我的本意。”张学良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虽然没有说，但总不外调和他同张宗昌的关系。
郭松龄这个人也是有政治野心的。在北京有一次他和我说，他想弃军从政，竞选参议员，然后竞选总统。说时，他的态度是很严肃的，绝非笑谈。
一九二五年郭松龄反奉时，我正在张学良身边。我认为郭有要改革旧军队的思想，但就郭松龄反奉事件而论，很多事实都说明他反奉的主要原因，是权力之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打了败仗，张学良、郭松龄的军队扭转了危局，出力最大。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取得胜利，出力最大的也是张、郭二人所率的部队。论功行赏，赏不及郭松龄，张作霖处置失当，遂激成事变。
不赏张学良是可以的，因为他和张作霖是一家人，不赏郭松龄郭就有想法了。郭松龄以为安徽督军非他莫属。张作霖站在旧军阀立场上，深怕郭松龄改革军队，因此，不能重用郭松龄，更不能任命他为安徽督军。表面上是赏罚不公，实际是新旧军阀两派权力之争。
当时内部是否有让郭松龄当安徽督军的酝酿，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郭松龄已经做了当安徽督军的准备。安徽皖北镇守使王普
（前安徽督军倪嗣冲的女婿）是郭的陆军大学同学，在地方上较有实力，欢迎并支持郭到安徽。郭还派第二旅旅长刘伟驻安徽。当时安徽省长吴炳湘兼署督军，奉方要派一名督军，郭便认为非他莫属。他曾派军需处长张振鹭两次到安徽去调查财政收支情况和金融情况，还派了陆大出身任过骑兵团长的彭振国去当安徽督军署的参谋长，可见郭在人事方面已做了部署，后来发表姜登选为安徽督军，为此郭松龄极端不满。
姜登选和郭松龄之间还有一段私怨，第二次直奉战时，在一次一、三联军首脑会议席上，郭因山海关久攻不下，主张突袭九门口。姜登选认为第一军已占领九门口过半，不同意郭将山海关正面部队调到九门口这方面来。两人争执不下，发生口角
。郭在盛怒之下，竟拂袖而去，并擅自指挥军队撤离前线。张学良得知后，策马急驰追郭，经过苦心说服，始令撤下的军队重返前线。姜登选认为郭松龄这种行动，应按军法论处，后来事过境迁，姜对这件事并不在意，但这件事在郭松龄心中却留下很深的痕迹。
郭松龄反奉失败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外部原因是没有得到冯玉祥和李景林的实力支持，使自己处于孤立地位；主要原因在于内部。
当郭松龄在滦州誓师反奉时，姜登选乘专车回沈阳，路过滦州，知道郭要反奉，想面见郭，进行劝告。郭竟下令将姜登选就地枪决。韩麟春在这次事件解决以后说过：“郭茂宸如果不杀姜超六（姜登选别号），事情是可以转圜的，可是你无故杀人，总是要偿命的！”
最初，郭松龄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滦州会议后，他认为一纸通电
历数张作霖的罪状之后，挥戈东进，便可直下沈阳。迨军队过连山关东进时，日本方面声明，在南满铁路沿线二十华里以内，不准有军事行动，郭便遭顿挫。
郭军到锦州时，就计划分配权力，东北三省和热河的高级军政人员已经内定。当时奉天省城极度紧张，张作霖确实想要搬家，准备火烧大帅府。
另一方面，张学良匆促间编成以朱继先为军长的预备军，新编由陈深、刘翼飞、王瑞华和由郭军逃回来的团长张廷枢和富双英任旅长的五个旅。吉林、黑龙江的应援部队已开到，随即沿巨流河布阵。这时，从双方军队数量和质量相比，张学良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但他是有威望的，这是他的有利条件。郭军方面也起了变化，士兵在酷寒季节，身着单衣，士气低落，军官也发生了动摇。
郭松龄反奉是他在天津意大利医院住院时下的决心，被他任为军长的几个人也是在这时才被告知，而旅长以下的军官，只是服从命令而已。当他在滦州开始行动时，还是用张、郭两个人名义发布命令，人们看到用张学良的名义反对张作霖感到大惑不解。不久，军队名称改为国民军第四军
，下达命令只由郭一人署名。他所要打倒的不仅是张作霖，也包括张学良在内。这样军队里开始思想混乱，一遇顿挫就产生动摇。这支军队的军官从营长以上，至少是团长以上都受过张学良的提拔，现在来反对他，从感情上都有些内愧。郭松龄也不例外。在郭军失败，郭氏被捕，将处决时，郭索笔给张学良写信，写了“汉卿军长”四字以后，再也写不下去了，掷笔而罢。
张学良对郭松龄始终抱着眷顾深情，一直没有和他绝交。尽管处境十分窘困，仍称他为茂宸（郭的别号）。当时总部下通缉令，悬赏缉拿郭松龄和韩淑秀。以郭的首级来献者赏现洋十万元，以韩的首级来献者赏现洋五万元。张学良看到通缉令后，幽默地对我说：“郭大嫂的脑袋还这么值钱啊！”郭失败被捕后，有关方面当即电告张学良。接着，奉天总部派出的卫队团长高金山也给张学良拍来电报，说他是奉派押解郭氏夫妇的。张学良马上让我给高复个电报，叫他押送郭松龄夫妇路过兴隆店
。我问：“到这里干什么？去沈阳又不顺路。”张学良说：“到这里我把他放了。”我说：“这不行啊！大帅本来就对你很恼火，你再把他放了，大帅能答应吗？”他说：“不要紧，你就写吧！”还没等我把电报稿写完，又接到高金山的第二封电报，说：“奉帅令已将郭松龄夫妇枪决。”张看完电报，跺了跺脚，叹了口气，说：“完了。”其实高金山不是奉帅令，当高金山从沈阳出发时，就亲受杨宇霆的密令，要他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
郭军反奉失败，战事结束，张学良的司令部从兴隆店移到新民，就住在郭松龄失败前的司令部里。当时我是秘书处长，和军法处长朱光沐住在郭松龄在这里时的卧室里。这时，张作相、吴俊升、韩麟春也都来了。吴俊升主张很激烈，要对郭军将领一律追究。张作相、韩麟春力主从宽。军团内部也希望惩办范围不再扩大，请韩从中为力。张作相说：“这是奉军内部自家的事，就当作一次演习吧！郭松龄已经死了，别追究了，保留元气吧！”这里有一段插曲。郭出走后，全线停火，郭所属四个军的军长、旅长都陆续来见张学良请罪。其中郭的第二军军长原任二旅旅长刘伟颇为倔强。他是二、六旅时的团长，后任旅长。张学良问他：“刘佩高（刘的别号），你怎么干这个不是人的事？”刘说：“有不是人的长官，才有我这个不是人的部下。”韩麟春听到这里就说：“刘佩高你是好样的！还回到第二旅去当旅长。”（当然得到张学良的同意）后来在河南作战时，刘一度任十一军军长。郭军旅长以上的将领，除在郭反奉时，因被怀疑削去军权，或在郭军到新民以后，就和军团暗通声气的少数人恢复原来的职务以外，其余的仅安排闲散工作，重掌军权的只有刘伟。
张学良由于郭松龄的部下就是他的部下，更是不想株连。不过发言权太少，他父亲一看到他就责骂：“我这点家当都叫你给折腾光了。”
张学良待人宽厚，是他的部下所共知的。一九二七年末，张学良的军团司令部驻在保定。春节头两天的一个深夜，接到张作霖以大元帅的名义发给张学良一封必须亲译的电报，二十多字的电文，换用两个密码，电报内容是：“你部上校参谋金鳌通敌有据，着派要员即日押解来京，不得延误。”金鳌是参谋处上校参谋，曾派到驻河南的田维勤军为代表。冯玉祥的军队把田的军队打败了，田本人被抓走，金鳌也伤势很重。有人在张作霖处告密，说金鳌通敌，张准备亲自审讯。这时我因事要回北京，张学良命我顺便带金鳌去京；并嘱咐我在大元帅面前为金求情。在火车上我问了金鳌，他对我约略讲了派他到田维勤那里当代表的经过。然后，把上衣脱了给我看，伤确实很重。我想张学良对此事一定有所了解，所以才肯为金说情。我到京把金鳌交给军团部军法处看管，就去见张作霖。张作霖知道是从他儿子那里来的人，很亲切。我说：“金鳌现在已经押来。”他问道：“金鳌这个人通敌没有？”我说：“军团长请大元帅对他从宽发落，军团长对金鳌这段经过都知道。押他来时，我也问过他，他没有通敌。”张说：“好！你休息休息。”第二天就把金鳌释放，仍回军团参谋处任职。
（武育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