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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德国的失败与俄国革命的成功，一时“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决”等名词，呼喊得很响亮，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地翻身了。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这一期间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了。庚子（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对德国屈服赔罪而建立在北京东单牌楼最耻辱的“克林德碑”也拆除了，改建为“公理战胜”的牌楼，竖立到中央公园去了（现在的中山公园。解放后改为“保卫和平”牌楼）。名流们也勤于讲演，今天你讲一套“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的理论，明天他又讲一套“公理战胜强权”。蔡元培在中央公园搭起台来，讲演“劳工神圣”。李大钊高呼“庶民的胜利”（《庶民的胜利》一文，原是李大钊讲演稿），欢欣鼓舞地庆祝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在听众中有很好的反映。
五四前夕的决定
大家眼巴巴地企望着巴黎和会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哪晓得奢望的结果是失望。4月底，巴黎和会这个强盗分赃的会议决定，要把德国强占我国山东的“权利”，判给日本帝国主义继承。同时还拒绝了关于取消袁世凯与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提议。5月2日，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于是发出通知，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7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计有：北京大学全体学生，清华、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法学院、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汇文学校（燕大前身）、高师附中、铁路管理学校等校学生代表。到会的人极为踊跃。推定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推定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二人做记录，推许德珩起草宣言。发言的有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以及各校学生代表夏秀峰等很多人。大会共议决办法四条：（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会开得很紧张的时候，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同学刘仁静，拿出一把菜刀来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这就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于是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早上全体游行示威。大家掌声如雷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当晚，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的做上大旗子，短的做上小旗。我于宣言写好后把自己的白布床单撕成条幅，书写标语，一直搞到天亮。有的同学咬破手指，血书标语。那时还没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集会的主要目的在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反抗日本，反对列强以及惩办卖国贼和军阀官僚，所有标语大都是写着“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句子，各校写法大同小异。
五四的集会游行
1919年5月4日早晨，北京各校学生按计划在天安门广场集会，计有3000余人。那天到天安门最早的是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来劝阻，耽误了时间，所以到天安门最迟。天安门前，金水桥南，竖起大小白旗数十面，写的都是反对列强、惩办卖国贼的口号，谢绍敏的“还我青岛”的血书，也悬挂在内。我们在天安门停了好久，向群众说明游行示威的意义，群众因之也就参加得多了，游行示威的人数因之也就增加了。有人提议往东交民巷示威，于是游行队伍到了东交民巷西口的美国使馆。当时的东交民巷是使馆区，一向不许中国人成群结队进出。我们在军警林立的情况下，先到美国使馆递了英文声明（说帖），说明游行示威的目的，群呼口号之后过去了。再到日本使馆，军警围了三四层，其中还有许多日本军警，真是如临大敌。我们在这里待了很久，大家不想同日方正面冲突，高呼口号后，有人提议“我们找卖国贼算账去！”于是出东交民巷，经御河桥、东单牌楼，直奔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家。因为交通总长曹汝霖是“二十一条”的签字人（那时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国外，不负实际责任），正是爱国群众斗争的目标。
痛打卖国贼 火烧赵家楼
队伍到达赵家楼时，已是下午两点多。数百名军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队伍不得进去。我们于是变计，向军警和和气气的讲明来意说：“我们是爱国学生，来这里是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我们做了很多说服教育工作，果然有效，军警让我们进了胡同。可是曹汝霖的住宅朱门紧闭，怎么办呢？我们还是用说服军警的办法，包围他们。我们进一步用三四个人包围一个军警的方式，向他们说服，几乎等于缴械。学生之中有两个身材很高的同学，其中一个是高师的学生名叫匡日休，他的个子高，站在曹宅向外的两个窗户底下。我们趁军警不备之际，踩上匡日休的肩膀，登上窗台把临街的窗户打开跳进去，接着打开了两扇大门，众多的学生蜂拥而入。原来曹汝霖正同另两个卖国贼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币制局总裁）以及日本新闻记者中江丑吉在开会。他们以为有重兵把守，学生不会进来。一见学生拥入，曹、陆二贼从后门溜走，只剩下章宗祥、丁士源和中江丑吉三人在客厅里被包围起来，不得脱身。大家见到章宗祥，以为是曹汝霖，就都上去打，把他打得头脸出血，倒在地上装死。有细心的同学，先切断了电话线，取下客厅里挂的曹汝霖的照片来一对，原来被打的不是曹汝霖，人就散开了。中江丑吉因掩护章宗祥，也被群众痛打一顿。丁士源则乘混乱之际逃出。随后我们来到曹汝霖的卧室，卧室里还有日本女人，由大家保护出去未挨打。有一个同学抽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太华丽，又有日本女人，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燃起大火，房子也就烧起来了。
学生和市民被捕
由于丁士源逃出求救，半小时后，军阀政府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军统领李长泰率领大队军警赶到，用武力把群众驱散。我们这时正在要整队出去，军警说我们杀人放火，随即开始捕人。大批的人都早已撤离，剩下我们少数想维持秩序整队而行的同学，被他们逮捕了。我和易克嶷被捕后，他们故意侮辱我们，把我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拉进步军统领衙门（在前门内公安街，当年叫户部街）。记得在板车上，易克嶷还在说：“20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这时已经是午后5时了，陆续到监狱来的有各校学生31人，市民1人，共32人。此外，还有北大学生郭钦光。他是预科一年级学生，广东海南岛文昌县人，患有肺病，游行前劝他不要去，他不听，因游行劳累又受军警的追打，第二天死于北大宿舍。郭钦光之死，引起北京学生的总罢课，表示严重抗议，并通告上海、天津、广东各地于5月9日与北京同时召开郭钦光烈士追悼大会，以激励国人展开反军阀的运动。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郭钦光的家属未能参加追悼会。我们遂由学生会筹募了一笔抚恤金，寄给了他的家里。我们32人被囚禁在步军统领衙门的一间监房里，极其拥挤肮脏，只有一个大炕，东西两边各摆着一个大尿桶，臭气满屋。每半小时还要听他们的命令抬一下头，翻一个身，以证明“犯人”还活着。到中午“放风”才能大便，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看守的人每天提一桶开水，每人发一个大窝头。当晚我极为愤怒，口占了两首诗以表心意：
（一）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
（二）
山东我国土，寸草何能让？工农兵学商，人民四万万。
为何寡欺众，散沙无力量；团结今日始，一往无前干。
这天因劳累顾不得吃喝也就睡了。对看守牢房的，我们进行了说服教育工作。他对我们的态度较好。最令人气恼的是那个狱吏，我们当时编了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牢头来训话。”这个军阀官僚卖国贼的忠实走狗，每天在我们放风之后，要来训一次话，讲些服从长官、不许扰乱社会秩序等的话。我们听了既好气又好笑，气的是他浅薄无知，笑的是他那副奴才相。而看守牢房的狱卒则不然，他接受我们的说服教育，很同情我们，有时还把外边的情况偷偷告诉我们。
五四运动如火燎原
从狱卒的讲话中和以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在五四的第二天北京的全体学生都发动起来了，清华学堂的学生（年龄都不大）从城外赶来参加，共同商量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北京女高师学生因校长陈宝泉顽固，不准她们游行，五四当晚全体都聚在步军统领衙门门口吵闹，要进来一同坐牢。这时北大的学生救国会也改为北大学生会。5月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址设在马神庙北京大学第二院。“学联”的名词，从这一天起就开始存在了。“学联”开会，经常出席的各校代表计有：北大的黄日葵、段锡朋、许德珩、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情、陈宝锷等（轮流出席）；清华的罗隆基、陆梅增；法专的祁大鹏；俄专的瞿秋白；汇文的瞿世英；工专的夏秀峰；高师的熊梦飞；高师附中的赵世炎；农专的顾文萃；铁路管理学校的郑振铎。五四运动如火燎原般地发展起来了。
北洋军阀对五四游行示威的处理意见和办法，分为死硬和怀柔两派：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后台的段祺瑞和王怀庆等，主张严厉镇压，并主张以屠杀政策来对付示威的民众，准备严办被捕学生，以儆效尤；另一派徐世昌、冯国璋等则认为民众力量不可轻视，且有燎原扩大之势，如果政府再加以高压屠杀，恰如火上加油，恐怕运动扩大起来，更不好收拾，因此主张采取怀柔政策，释放被捕学生，责成各校严加管束，借以缓和民众的愤慨情绪。两派意见貌似冲突，实则都是要消灭学生爱国运动，不过对于民众力量估计不同而已，所以提的对策有所区别。
被捕学生的全部释放
5月5日，当时北京军阀政府曾令司法部和教育部“查明肇祸诸人，依法讯办”，并命军警“维持地方秩序，严防学生扰乱”。又令慰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大卖国贼，说他们三人“公忠体国，有裨大局”。可见学生爱国有罪，军阀官僚卖国则“有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大局”，这是从段祺瑞到蒋介石等统治阶级的一贯逻辑。但另一方面，由于五四运动的正义性，不仅青年学生热烈参加，并且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社会名流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到民社党的林长民，都通电呼吁学生无罪。自从学生被捕后，政局一直严重，而临时国会的参众两院在广州的议员，且有趁此倒阁之势。段祺瑞亲日派势单力薄，若坚持镇压学生，势将引起更大的风潮，而导致全部的失败。在此形势下，他们于5月7日将被捕的31名学生和1名市民全部释放了。
我们是在5月7日上午11时许被释放的。北大全体学生都在汉花园红楼北面的广场上等候我们的归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借来了三辆小汽车，我们就是分别坐着这三辆小汽车回来的。广场各放着五张方桌，我们被捕的北大同学有十二三人，都站在方桌上和同学们见面。蔡校长也在场。大家的情绪都万分激动，被捕同学没有一人说话，蔡元培校长讲了几句安慰并勉励的话，大家激动得热泪交流。有人说：“还是快去休息一下吧！”我们从桌上跳下来，走到红楼返回各自的宿舍，接着就参加《五七周刊》的发行工作去了。因为5月7日是北洋军阀签订“二十一条”条约的国耻纪念日。
蔡元培校长被迫辞职
学生释放后，斗争并没有结束，第一，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并没有不签字的表示；第二，曹汝霖以学生烧了他的房子，打了他们，向为首的学生起诉，要求赔偿损失；第三，尤其紧要的，段祺瑞指使安福系阁员提出整顿学风，进行反扑。首先就是撤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职，派胡仁源代北大校长。蔡果然于学生出狱的第三天被迫辞职，出京时留了一封信，说：“‘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迄可少休。’我愿少休矣！”当时我们正在举行郭钦光的追悼会，一看见这封信，心情沉重。对这个谜一般的声明，大家揣测纷纭，后来蔡解释说是讽刺当局的。蔡元培校长一走，胡仁源的任命，加上曹汝霖的反攻，对学生运动如同火上添油。学生们于“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收回山东权利”之外，又加上了“蔡校长复职，反对胡仁源来校”这一强烈要求了。9日，北大学生议决“停课待罪”，表示坚决挽留蔡校长。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继蔡元培之后，也都全体提出辞职。我们被释放的当天就出版了《五七周刊》，并在街头出售。北京各校学生都组成了宣传小组，分别做街头讲演，与军警几乎是短兵相接。他们又开始捕人。学生一面讲演，警察一面捕人，讲的愈多，捕的愈众。
继五四之后的斗争——罢课
关于曹汝霖卖国集团所提出的对为首滋事学生“依法制裁”的问题，参加五四游行的全体学生于5月13日联名上书检察厅说：如爱国有罪，人人愿意自首，不能由少数同学负责；如果法院票传学生，愿意集体受传，少数同学决不出庭。这一表示使北京政府按照“法律”手续处理学潮的企图终于破灭。17日，北京中等以上13校学生，以政府镇压爱国运动，集会议决自19日起再行罢课，向北京政府提出：（一）向巴黎和会我国代表表示坚决拒绝山东问题签字；（二）惩办卖国贼曹、章、陆；（三）挽留傅增湘（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四）维持上海和议。19日，北京学联宣布中等以上学校全体罢课，并发出罢课宣言。这是继五四游行之后，北京学生对卖国集团所进行的又一次斗争。北京军阀政府指学生此种行动为“纠众滋事、扰及治安”，限令三天之内一律上课。学生表示拒绝，各校代表在北大三院开会，商讨对策，被军警重重包围。会议决定扩大运动，推出代表许德珩、黄日葵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呼吁援助，扩大声势。因三院会场被包围，我们就跳墙出来，化装出京。北京学生会发出宣言，大意说：外交紧急，国贼未除，日本逮捕中国留学生，政府毫无表示，反而禁止学生游行示威，拘捕和杀害爱国同胞，故一致罢课，表示抗议，希望全国同胞采取一致行动。
我们赴天津、济南、南京等处宣传，最后到达上海，各地都成立了学生会，上海的学生会也已经成立。5月31日在西门外体育场召开大会，要北京代表做报告，报告后游行，并成立了各马路联络会，以南洋商业专门学校为会址，各地方来上海的学生代表即居住食宿于此。先后来上海的学生代表百余人，加上上海的学生、留日归国学生，人数就更多了，势力也更大了。但是我们反对的主要对象只是日本军阀，在上海只把外滩公园侮辱中国人民的“狗与华人不许入内”的牌子拔掉打碎了。这时开会提出的口号仍是：（一）严惩卖国贼；（二）收复山东和青岛的主权；（三）释放被捕学生并向学生道歉；（四）恢复北大校长蔡元培职务等较低的要求。
六三运动的爆发
北京军阀政府对学生继续采取严厉镇压手段，学生仍然坚强不屈，运动日益扩大。在众志成城的气氛下，北京学生决定从6月3日起，所有出发讲演的学生都挺起胸膛，放大声音，站在通衢大道上堂堂皇皇地举行讲演。如果军警来捕，就让他们逮捕。如果第一天出发的学生全体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数出发讲演。如果第二天发生同样情形，第三天再加上一倍，直到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2. 5万人全体被捕而止。6月1日至3日间，北京被捕的学生达两三千人，监狱容纳不下，竟把北大三院作为临时监狱。4日，学生用加倍的人数出发，军警进行了更大规模的逮捕，当天被捕者竟达700余人。北大三院也收容不下，只得又把理科作为临时监狱的扩充部分。北京学生示威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天津学生首先响应，接着南京、上海、武汉、浙江、山西、湖南、福建、两广等处学生，也都纷纷起来响应。6月3日，上海各界举行民众大会，号召全国罢工罢市来援助学生。上海自来水公司也罢工，弄得全市没有水用。这样，五四运动就从知识分子的范围，扩大到工商各界都来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5日，北京军阀政府在全国各方面的强烈抗议下，再加上上海罢市的消息传来，只得改变方针，下令撤退北大军警，释放被捕学生。这时，学生中有提议组织学生政府者。经考虑，学生内部的思想不一致，恐因此引起同情者的不同情，反而不好。民族资本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兄弟捐款10万两银子，给我们做活动费，被我们退回了；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也给我们10多万元的巨款，我们也立即退回。从此规定，学生会不接受任何人的捐款，以示纯洁。
全国学联的诞生
全国各大城市罢工、罢市之举，这是中国从来没有的事。国家已进入混乱状态，而北洋军阀内部也互相倾轧，段祺瑞政府也感到事态严重，被迫于6月10日下令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京津学生万余人包围怀仁堂总统府。当时北京军阀政府的总统徐世昌，在群众威力之下，不得不去电巴黎，令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拒绝签字，同时让北大校长蔡元培复职。但学生对北京军阀政府的让步并不满意，因此进一步要求段祺瑞辞职，要求向全国学生道歉。上海这时已成为政治中心。6月16日先拟在寰球中国学生会召开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后因寰球学生会负责人朱少屏面有难色，我们遂改在大东旅馆六层楼召开，各地学联代表30余单位，及来宾黄炎培等共数百人参加，选出执行委员会、评议委员会及日刊编辑委员会。这样，全国学生联合会就诞生了。是日，孙中山先生被邀请未到，改于次日在寰球学生会讲演。
9月初，各学校开学，北大校长蔡元培也答应返校复职。全国学联选出7人组成的理事会继续进行学生运动。理事会设在上海。这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