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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委员会成立时，我们早已感觉到政府的亲日倾向，就组织了一个国民外交协会，以备与外交委员会互相呼应。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有会员几十人，以后逐渐增加至百余人，其中有不少各大学学生和几个湖南、贵州等西南省份的代表。协会会所系借用西单石虎胡同私立松坡图书馆西文部。协会成立时，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亷、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10人为理事；并推干事六人，为：总务陈介、外交叶景莘、文牍寿洙邻、法律王文豹、交际魏斯炅、庶务郑舜钦。以后因警察常去麻烦，郑不能应付，又请《英文导报》经理梁秋水任秘书。理事常到会的只熊、林、王三人，干事经常办事的只寿、郑、王三人。
5月4日当天，学生被捕32人，各校长和汪、熊、王等都请警厅释放，未允。协会决定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开国民大会。那天清晨，梁秋水从煤渣胡同东口《导报》馆（今《人民日报》宿舍）到石虎胡同，路过公园，见园门关闭，门外有武装警察10余人，并架起机关枪。他到会不久，即有武装军警30余人进来，在院中站满。梁问何事，答谓由卫戍司令部警察总厅派来，禁止在公园开会，不遵命即逮捕会员，封闭会所。梁问：“司令部和警察厅是日本机关，还是中国机关？”答谓：“是中国机关。”梁又问：“诸位薪饷是日本的钱，还是中国的钱？”答谓：“是中国的钱。”梁三问：“诸位知道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去公园开会？”众答：“不知道。”梁告以是为反对签和约，又说：“不料当局反来禁止我们开会，这明明是帮助日本压迫我们……诸位都是中国人，如果都是好汉，请快快与我们同去公园开会。”众皆无言，梁请他们进厅休息，饷以茶烟。有一个卫戍司令部人员说：“我告诉你真话，会员可不逮捕，会所可不封闭，但公园万不可去，如去一定死人如麻。”梁答谓：“俗语说，‘来者不怕，怕者不来’。”那时会员陆续到了100多人，梁指道：“自来送死的愈来愈多了。”双方相持许久，那个卫戍司令部人员请梁想个办法。梁沉吟些时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去公园开会，今天必须先把被捕的学生释放。”那人打了多次电话，最后说，“长官同意梁先生的办法”，但问谁负责。梁说：“我姓梁的负完全责任。”于是军警散后，会员们整队向天安门进行，在新华门前与被释放的学生相遇。大家一齐转向前门，沿路高呼“反对巴黎和约”，散发传单，熊、林二人亦赶到了。会员们一部分到商会开会，一部分到先农坛去开会，下午四五点回石虎胡同而散。
5月8日，北洋政府又颁布弹压学生命令。6月3日北京学生讲演，被捕的为数更多。但各地民众已相继起来，罢课罢市，抵制日货，遍及全国，北洋政府被迫罢免曹、陆、章等。6月10日，徐世昌咨两院辞职，但仍通电各省主张签约。6月23日，国务院电各专使签约。28日签约之日，巴黎中国留学生包围了代表团寓所，周鲠生先生也是前往者之一。本来各专使并非无爱国思想，更非亲日派，未必愿签约。陆征祥实是个好好先生，我们常批评他不过是个“大礼官的材料”。他也许会迫于政府命令去签，如袁世凯命他签《民四条约》一样，但亦不能与曹、陆一概而论。其他专使都是精明机警之人，即使专为个人着想，亦未必肯负这个签约的责任，来蹈曹、章的覆辙。当时各处电专使拒签的电文有极严厉的。那时陆原是欧美同学会会长，蔡元培是总干事，王宠惠和我是副总干事，我们于3日以三人名义电陆勿签。我起的电稿最末说“如签，回国不利”，蔡以为不应恫吓他而删去了。但国民外交协会连去三电，第三电全文为“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此外各处去电必有更激烈的，专使们敢犯众怒吗？专使寓所既被包围，于是不去凡尔赛签约而对巴黎各报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历述中国代表团的苦心：如4月4日对和会的抗议，5月6日关于山东条文保留的提议，5月26日在保留条件下签约的正式通知，并举出1815年6月9日维也纳条约签字时瑞典代表保留三个条文而签约的前例，以驳斥保留无前例之说；以后中国代表又提出将保留条件作为和约附件，不被接受；又提出在赴凡尔赛签约前送一保留山东条文的声明，而和会主席只允在签字后送去；代表团以签字后的声明效力可疑，又提出修改声明字句，亦不被接受。因此，声明最后说，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有不签约，以待世界舆论之裁判。
拒签《凡尔赛和约》，是全国人民，包括群众、学生、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统治者或曾充过统治者的一些人的爱国思想和力量联合起来所造成的结果。
（原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