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四运动以后

大批青年向往十月革命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虽然表示了人民政治觉悟的提高，使亲日卖国的安福系政权遭受到严重的打击，但整个政治局面依然为黑暗势力所笼罩，北洋军阀集团仍旧是北京反动政府的骨干，人民依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社会究竟怎么办？“中国往何处去”这一问题，也就提到了每一个爱国青年的面前。大批青年向往俄国的十月革命，认识到解决中国问题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这时，北京大学有人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小组，我在未出国之前也曾参加过一次这个小组会。后来，在北京、上海等地就陆续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起初不过是学术研究性质，但是当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时候，它便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指导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了。五四运动是以进步学生发端的群众运动，五四运动中建设中国的重要口号是“科学”与“民主”。我们是要建设科学的新中国，更要建设民主的新中国，因之科学思想的指导，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群众运动的实践，则日益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科学思想和民主思想相结合的结果，涌现出大批突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也唤醒了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五四运动一经结束，在这些具有革命觉悟的知识分子中就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留在国内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如毛泽东、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等，他们都是在国内坚持深入地研究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在他们的引导和组织下，无数爱国青年团结起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另一方面则是大批爱国的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分赴法国、德国、比利时勤工俭学，进一步寻求革命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学习欧洲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他们当中的好多人后来又去苏联学习深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赴法勤工俭学

这里有必要着重叙述一下勤工俭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帝国主义曾在中国招募了十几万人去做战争勤务。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谓的招募“华工”。此事由当时段祺瑞政府财政部部长梁士诒的惠民公司经手，梁因此发了大财。这时在法国留学的吴玉章和蔡元培等人，深知此事，他们就创办了一个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为目的，并组织华法教育会派送学生出国留学。他们回国后，便在北京、上海等地宣传勤工俭学的主张，号召青年到法国用“半工半读”的方法求学。

十月革命以后，“劳工神圣”思想已为我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景仰。但当时不可能直接到苏联留学，东欧德、奥、捷各国无产阶级又正在进行革命，因此到靠近革命高潮地区的法国去。这种既做了工，又可求得学问的勤工俭学办法，对一班有志青年自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1918年至1920年，毛泽东热心帮助人们到国外去勤工俭学。当时全国各地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有1000多人，而以湖南和四川两省青年最为踊跃。特别引起社会震动的，便是在教育界工作了一二十年的已经43岁的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和年已50多岁的蔡母（蔡和森、蔡畅的母亲），也到法国“半工半读”当“老学生”。

我是在1919年12月赴法勤工俭学的。当时由北京华法教育会给了我一张赴法勤工俭学的四等舱船票，国史馆元史编译部送了我400元稿费离京赴法。离京前数日，天津学生会开展驱逐军阀曹锐运动，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来京请愿。北京学生会要我接待天津代表团，我从这时开始认识周恩来。我离京后，回到家乡看望老母，伴随她住了两天，即往上海乘船赴法。12月15日启程，船行一个月，1920年1月15日抵达马赛。

无妨简略地说一下这一个月的旅途生活。勤工俭学生坐的一律都是四等舱，四等舱无一定的铺位。上船之初，茶房就逐一点名，报到后，他发给每人一个洋瓷铁盘子、一个洋瓷铁碗、一副刀叉，作为吃饭的用具。叮咛大家要好自保存，丢了不补发。由于没有固定铺位，就把我们安置在船的顶篷一个角落里。同行约30人，大家组织起来，将所带的行李中油布一类东西联扎起来，以蔽风雨。哪晓得海上的狂风巨浪来势之猛，非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有时夜睡正浓，突然间一个巨浪从头上浇来，衣被尽为湿透。好在船离海防以后，一直到地中海岸，都是在热带中航行，衣被湿了，易为海风吹干。每顿饭都要等头、二、三等舱客人吃完，才呼唤四等舱客人持盘碗到厨房前小窗口来领。每人给一块面包、一瓢汤，有时给一点剩菜。我们大家苦笑着说：“这真正是‘要饭’了。”不过，想起徐特立与蔡母偌大年纪都从这种生活过来了，所以大家对此景况也就不谈了，并认为这对我们也是个很好的锻炼。

船抵马赛后，就有华法教育会的人在等候迎接，经其介绍法国的一般情况和习惯后，当天即乘火车到一个小城市梅兰Menan中学。华法教育会原想把我们留在那里学习法语，但由于此地偏僻，许多中国人又聚在一起，于学习法文法语很不方便。我在梅兰住了两天，便一个人到了巴黎。在巴黎看到了许多熟友，于是在巴黎第五区离巴黎大学不远的一条街，名叫“多利也饭店”（Hotel deToliye）里面找到了一间小房子，房租每月70法郎（合当时中国银圆6块钱）。饭店的主人告诉我，列宁流亡在法国时曾在这里住过一年多，我听了引为荣幸。我来巴黎不到两天，在蒙达尔尼（Mondargie）居住的蔡和森等知道了，遂来信约我去他们那里报告国内时事。我次日即赴蒙达尔尼，拜见了徐特立老人和蔡母，还见到了蔡和森、向警予、蔡畅、陈毅、李隆郅（立三）、熊季光、郭名忠（春涛）、李富春等30多人。我住了一晚，报告了一个月前国内的形势。在一天多的聚谈中，看到他们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那样的刻苦学习，使我这个初到法国的人深受感动和鼓舞，同时也感到国内自己人聚在一起太多了，对于学习法语会有妨碍。次日，我即转回巴黎。

那时，国内陆续来的人更多了。当年6月，赵世炎等也到了巴黎。以后，周恩来也来到法国。他们的到来不仅把在法国的学生组织起来，并且把在比国的聂荣臻、何长工、刘伯坚等，在德国的朱德、孙炳文、邢西萍（徐冰）等也都联络组织起来了。从1月到暑假我在巴黎居住，半年的时间里，很多到巴黎的人都来找我，终日人来人往，应接不暇，从而使我无法解决法文法语的学习问题。从1918年春留日学生归国到五四运动期间，我一直从事救国运动，学业荒芜已两年有余，又想到在蒙达尔尼的朋友们努力攻关的精神，促使我下决心离开巴黎，到法国南方名叫地雄Dijon的城市居住，这是我解决法文法语问题的绝好的地方。我在这里一直住到1922年冬，约两年半的时间。

资产阶级资送学生出洋

在赴欧勤工俭学学生之外，还应当提一下当时国内资产阶级资送学生出洋留学的情况：

第一，北京大学用重资派送学生赴美留学。1919年下半年，在蒋梦麟的活动下，北京大学当局接受了学生会曾经拒绝的穆藕初捐助的10多万元，经过胡适的精心策划，用这笔钱资送了5个学生留美。他们是：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周炳琳、汪敬熙。当时教育界人士讥之为“五大臣出洋”。从此，这些人除康白情消极无为外，其余的都为政府所罗致。其中最为明显的如段锡朋，回国以后甘心依附蒋介石。蒋介石向共产党发动第一次“围剿”时，段锡朋与程天放（五四时上海复旦代表）组织反共的“AB团”，正面与人民为敌。

第二，各省也都利用庚子赔款为基金，仿效北大选送“五大臣出洋”的办法，选派学生到欧美留学。如山东省，由于胡适的关系，选派北大的傅斯年、杨振声、何思源、徐彦之、赵太侔等人留学英美。其他各省也大都以此选派留学生。

第三，研究系的林长民、梁启超也选送了10多人分赴欧美、苏联留学，为其政治集团培植私人。我还记得赴英的有刘秉麟、陈博生，赴法的有刘文岛、毛以亨，赴德的有宗白华、魏嗣鸾（时珍）等人，赴美的有张闻天，赴苏的有瞿秋白、耿济之。

第四，最为严重的是吴稚晖和褚民谊在法国办的所谓海外中国大学（里昂中国大学）。本来里昂中国大学创办时，我国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已经很多，有的已经来法国一两年以上，大可以在其中挑选学生入学，不必在国内另招学生。即使要在国内招生，已经在法的勤工俭学生亦应同时入学。谁知吴稚晖等别有用心，竟然勾结法国军警将已经进驻里昂中国大学的100多名勤工俭学生押解到马赛，船送回国。此次押解回国的有蔡和森、陈毅等108人，其中1人中途投海而死。向警予不久也回国了。勤工俭学生回国后几乎都参加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的成为中国革命杰出的领导人。而吴稚晖在里昂中国大学培养的学生以后纷纷成了国民党政权中的骨干分子。

勤工俭学生中的光辉榜样

在勤工俭学生当中，最值得令人怀念的是周恩来。从1920年11月到1924年暑假，在将近4年的旅欧期间，周恩来为革命往来于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莫斯科之间，不仅成为一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周恩来领导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为进驻里昂中国大学，同吴稚晖、陈箓（中国驻法公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记得李和林同学为此事曾气愤地痛打了陈箓。周恩来经常在巴黎近郊的大学区、工厂区、华工区、勤工俭学生集中地的小咖啡馆里演说。

他每次富有说服力的感人的演说，都传遍巴黎每个华工区与勤工俭学生集中地，争取了进步人士。记得有一次，我在里昂中国大学附近的一个中国饭馆里，就听过周恩来的讲演。还有一次在巴黎的哲人厅听过他就临城匪案（孙美瑶劫车事件）所做的讲演，十分精辟深刻。

留法勤工俭学生中主要的人物还有：蔡和森、向警予、陈毅、邓小平、赵世炎、陈乔年、王若飞、李富春等人；在德国的先后有：朱德、孙炳文、邢西萍（徐冰）等人；在比国的有：聂荣臻、何长工等人。1921年，一批革命青年经过了重重困难，到苏联学习去了。从1923年开始，在周恩来的选送下，旅欧的勤工俭学生中大批人去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这些人回国之后，绝大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最重要的骨干。他们忠诚于党的事业，有的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人则一直担任着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成为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鞠躬尽瘁，为党的事业贡献了一生；有的人至今仍然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重任，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夜以继日地操劳。这些人回国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全国广大的工农群众相结合，艰苦奋斗，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对内对外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与资产阶级政客资送的“五大臣出洋”，以及里昂中国大学所教育出来的学生真是有着天壤之别。

（原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2卷） 4FiHN1x4zRWezIz9v11BRJu9LktiBMJKxWSlIURWEN/Ivb0OwrkdBB1irbhbQB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