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袁胜利声中的问题

上边说到，三月七日，蔡锷下令护国军从纳溪后撤，袁世凯闻讯，欢喜不置。可是，到了第二天，三月八日，桂军一举将龙觐光的军队全部缴械，这就等于给袁世凯迎头浇了一盆冷彻骨髓的冰水。紧接着，三月十五日，陆荣廷在柳州宣布广西独立，就任广西都督兼护国军两广总司令。三月十七日，蔡锷率护国军向纳溪全线猛烈进攻。这又是给袁世凯的两个接踵而至的沉重打击。

广西的独立已经酝酿了相当长的时间，为什么待到云南起义八十多天之后，才见诸行动呢？这里头有一段曲折的斗争过程。首先，云南起义后，袁世凯派遣两个兵团由川湘两路进攻滇黔，想用快速手段扑灭滇军。袁世凯担心两个兵团不能解决问题，曾于一月间征求陆荣廷的意见，拟派北洋军两师过桂攻滇，希望得到陆荣廷的协助，陆荣廷以广西军民反对为词予以拒绝。袁世凯未便勉强，就改用拥有地方实力的原云南蒙自土司龙觐光组织攻滇军，企图利用龙陆儿女亲家关系，令龙觐光从广东假道广西攻滇。这明明是一条假虞灭虢之计，并且含有借龙觐光监视陆荣廷的恶毒深意。陆荣廷心里明白，诈称承诺。二月间，龙觐光从龙济光的济军中抽调三千人作为基干，开赴桂滇边界，并从边界游民中招募四千人，仓促编组成军。袁世凯于二月八日封龙觐光为临武将军，并任云南查办使之职。陆荣廷派了他的儿子陆裕光率领精锐，名为协助龙军，实则暗中监视，待机而动。三月七日，袁世凯用调虎离山之计，任陆荣廷为贵州宣抚使，任师长陈炳焜护理广西军务，借陈制陆。陆裕光于三月八日由龙军内部发动，在剥隘附近将龙觐光编组的乌合之众全部缴械，龙觐光父子也成了俘虏。这件事，说明陆荣廷的用心深远。其次，袁世凯想做皇帝，他的内心秘密是不轻易向外人泄露的，即使对于平日和他共事之辈也讳莫如深。因此，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部署，只是由袁克定和筹安会的一批小丑们经办。这就使得袁世凯的军政核心集团，发生了无法弥缝的裂痕。陆荣廷看准了这点，就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势力，和冯国璋暗中结合，遥相呼应，予袁世凯以沉重压力和致命打击。最后，陆荣廷反对袁世凯的帝制自为，也是发意颇早的。有人说陆荣廷是土匪出身，据我所知，陆荣廷的出身还是清白的。他在年轻时代，激于爱国热忱，反对外国侵略，曾杀死法国传教士，因而被迫为“匪”。受招安之后，陆荣廷一直为清朝官吏所排斥，待到岑春煊督粤，才以乡谊关系得到提携。护国反袁，陆荣廷先是容纳了林虎的进言，继而接受了岑春煊的劝告，然后又延揽梁启超赴桂共策行动。因此，在广西独立的复杂斗争中，应该承认陆荣廷所起的作用。

与广西独立的同时，蔡锷所率的滇黔护国军发动了全线的猛烈进攻。这次军事行动的特点是：部队经过休整，体力大增；后方增援部队到达，陆续投入战斗；广西宣布独立，加大了革命声势；民众热情拥军，鼓舞了军心斗志。激战七昼夜的结果，袁军全线崩溃，护国军占领了纳溪、江安、南川、彭水、綦江等要地，袁家军的两张“王牌”张敬尧部和吴佩孚部伤亡惨重，溃不成军，抱头鼠窜地退回泸州，如果没有袁军第八师的王汝贤旅上前掩护，张、吴两部很有可能全军覆灭。曹锟无法掩饰败绩，只好据实上报，请求迅速增援。袁世凯罗掘俱穷，派不出援兵，利用双饷双薪，高官厚爵的办法，怂恿前线官兵残部继续替他卖命送死。但是这个办法不灵，挽不回前线官兵厌战畏战、离心离德的颓丧情绪。

前方败讯纷至传来（第一路在泸州败绩，第二路在湘西受到包围，第三路龙觐光部被全部缴械），北洋派内部的分裂又接踵爆发。由袁世凯一手培养提携、取得心腹重任的冯国璋、李纯、靳云鹏、陈宧、汤芗铭等，这时看到袁氏称帝，人心丧尽，举国反对，如果支持袁氏蛮干下去，势将触及己身的存亡，因此就有所谓五省将军联名通电请求袁氏撤销帝制、惩办祸首之举。这个通电，借直隶巡按使朱家宝的告密，故意透露给袁世凯。袁世凯得到这个消息，有如雷轰电殛，吓得魂飞魄散。在全国人民同声反对、前方战事节节失利、北洋内部离析分崩的情势下，袁世凯迫不得已，作急转直下的收场，于三月二十二日声明撤销承认帝位案，复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并指使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对护国军诱劝议和。徐世昌以国务卿的身份，同起义各省打交道，受到冷嘲热讽和无情讥诮，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改变手法，将议和与停战分途进行。议和属全国性，由冯国璋从中斡旋商办；停战属地方性，由张敬尧与蔡锷直接商洽。蔡、张洽商的结果，取得协议，从三月三十一日起，到四月六日止，停战一星期，期满可再延长。

停战协议生效的次日（四月一日），袁世凯用徐、黎、段三人的名义，向护国军提出了和议条件六项：（1）滇、黔、桂取消独立；（2）三省治安，由三省长官负责维持；（3）三省新兵一律解散；（4）三省派往战地的兵一律撤回；（5）三省自即日起不许与官兵交战；（6）三省各派一人来京商筹善后。袁世凯俨然以战胜者的要求，以中央对地方的命令口吻，向护国军提出如此无理的条件，遭到了护国军的痛斥。

四月十七日，护国军提出六项条件：（1）袁世凯退位后，贷其一死，但须逐出国外；（2）诛帝制祸首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3）大典筹备费及用兵费六千万元，应查抄袁世凯及帝制祸首的财产赔偿之；（4）袁世凯子孙应三世剥夺公民权利；（5）依照约法，推黎元洪副总统继任大总统；（6）除国务员外，中央行政人员照旧供职。关于军队驻地，必须接受护国军都督的统一指令。袁世凯这时明白大势已去，但还想利用冯国璋所提倡策动的“南京会议”，来保持自己的总统职位。

这时的护国军方面，存在着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个是领导人物的问题，另一个是根据地的问题。

本来，滇、黔、桂三省独立起义，在军事上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计划。云南首张义旗之后，贵州将近一月才开始行动，广西则行将三月始告独立。在政治上则鱼龙混杂，几如一盘散沙。这次反袁护国，国民党和进步党都参加了，领袖人物人体上可以分为三派：一派以梁启超、蔡锷、刘显世、戴戡为代表，这是进步党的头面人物或后台的有力支柱，他们是不会接受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的；一派以唐继尧、李烈钧、罗佩金、陈炯明、朱执信为代表，这是国民党的骨干，他们是不会迁就进步党的改良主义的；一派以陆荣廷、陈炳焜、谭浩明、莫荣新为代表，这些人思想保守，又因梁启超参预了广西独立，所以这一派接近进步党的改良主义。三派人物的政治信仰不同，意志歧异，要从中拥戴一个人出来领袖群伦，确实有很大的困难。而且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或以身临前线，担任指挥，或以督理军务，运筹补给，颇难调动。当时有人提出请孙中山先生出来主持，但党派混杂，心志不一，就令中山先生出来，也是难收驾驭节制的实效的。

再说根据地的问题。滇、黔、桂起义，扼据险阻，从军事战略上来看，作旷日持久之计，的确有一定的价值；但三省僻处西南一隅，交通阻滞，很难发挥更大的动员号召作用。如果护国军能取得广东，并以广东为根据重地，那么，川、滇、黔、桂、粤联成一个弧形，政治声势就完全改观了。

广东为龙济光盘踞已久，这时实际上已经陷入反袁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进步党人徐勤、魏邦平、李耀汉、陆兰清等在肇庆；三水等地树立护国义旗；国民党人陈炯明、朱执信、邓铿；叶夏声等在东江惠州、潮州一带组织护国义军；林虎、黄明堂、李福林、马伯麟等在南路高雷地区成立讨袁军队；此外还有一些县市的民军闻风兴起，这些民军一般都掌握有从港澳秘密运来的步枪和木壳枪，力量较大。三月下旬，陆军团长莫擎宇在潮汕宣布独立，钦廉镇守使隆世储继起响应。这时，龙济光一面在广州观音山构筑工事，企图顽抗，一面沿铁路北上至韶关一线部署军队，预为后撤之计。广西独立后，陆荣廷给龙济光打了几个电报，促龙迅速行动，并称将率部入粤援助民军。龙济光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形势下，就制造了准备独立的烟幕弹，希图麻痹群众、缓和民军的进攻，同时密电袁世凯派兵来粤，镇压革命势力。袁世凯令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驻沪第十师南下。不料袁军还没有开拔，四月四日，广东军舰江大、江固、宝璧突然起义，响应独立，与民军联合，声称要进攻广州。龙济光慌了手脚，向袁世凯请示，袁世凯电令龙济光“独立拥护中央”。这是一个偷梁换柱的把戏，明眼人一看就知，但龙济光竟也假戏真做，于四月六日宣布广东“独立”，改称都督，并贴出告示限制民军行动，“如有不逞之徒扰乱秩序，定当依法惩办”。四月十二日，龙济光以停止党派争端、停止民军进攻省城、讨论民军与警卫军合作等问题为名，在海珠召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开会。会上，龙济光指使贺文彪提出建议：取消民军、护国军名义，归并于警卫军。正在辩论这个建议的时候，警卫军统领突然开枪，击毙了陆荣廷代表汤叡、海军司令代表谭学夔、警察厅长王广龄、商会会长吕清等多人，造成了有名的“海珠凶杀案”。

有的人责怪陆荣廷对龙济光一味示弱，姑息养奸，甚至怀疑陆想保留龙这一股势力，用来对付广东的民军。平心论事，这种责怪和怀疑，都是不公允的。龙济光盘踞广东三年，已经组织和训练了大部私人军队。陆荣廷的左右，例如莫荣新、韦荣昌、黄培桂、林俊廷、沈鸿英、贲克昭、陆裕光、陈坤培、马济等将领，都是从防营提拔上来的；这些人的脑筋比较顽固守旧，他们训练部队时墨守腐朽陈规，加以军队的编制小，装备劣，战斗力是不强的。如果把龙、陆的军队作一个对比，那可以说，一个是半斤，另一个是八两。陆军要战胜龙军，实在没有多大把握。因此，龙济光宣布假独立的时候，陆荣廷不惜虚与委蛇，多方迁就，心想推戴岑春煊出来，统一两广，对龙济光或可潜移默化，消隐患于无形。等到“海珠凶杀案”发生，陆荣廷恼火了，他和梁启超赶到梧州，倡言要用武力解决。但是，经过张鸣岐的斡旋，龙济光又亲往求情，并答应以肇庆作为西南政府的驻地，陆荣廷遂取稳重态度，取得和平了局。那个时代的陆荣廷，只有那么宽的眼界、那么高的见识、那么大的力量，又怎能对他苛责苛求呢？ ZMHU12GHSQGmpcNJv7pGIAoWB69LG1LaV78bzjNe8iqiEXWvVI2rKo5uLISxyyn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