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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声涛经上海、香港、越南，到达昆明。九月中旬，方从昆明来信称，“尚须多方调查”；十月初又来信称，“销路甚好”，十月十日来函，要我们速到上海面商。大家商量决定：我和李根源首先回国，其余同志根据情况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陆续回国。我和李根源两人于十一月三日由横滨坐邮船动身，两日多就到了上海。在船上遇见朱卓文，他把我们当作袁党，肆意谩骂一通，我们只好付之一笑。到上海后，我们受检查盘问比朱卓文还严，朱才恍然大悟。到上海后，我们住在法租界宝康里，方声涛则已于先一日至沪。他说：云南的两师陆军，团、营级的主要骨干，如邓泰中、杨蓁、刘云峰、华封歌、董鸿勋、黄永社、赵钟奇等四十余人，都力主反袁，跃跃欲试。他们同蔡松坡的情谊很深，听说蔡在京的寓处被搜，情绪十分激昂，已秘密派人赴京迎蔡回滇主持大计。我们听到方声涛说的这些情况后，立刻通知张孝准，要他积极与蔡联系，掩护蔡出京。此时，同云南关系极深的李烈钧，也从香港派人到云南联系策动。不数日，章士钊、耿毅、冷遹、程子楷等，都先后从日本回到上海。此时袁氏叛国称帝，人心丧尽，上海社会舆论反袁的情绪，已达极点。我们这些人先后聚集上海活动，虽然袁世凯的密探爪牙遍布上海，亟欲加害，但他们害怕强大的群众舆论压力，也不敢肆意下手。后来陈其美回上海和我们联系，并保证我们在上海行动的安全，我们也表示愿意和他合作，共同奋斗。
我们的发难基地和发难主力，自然专恃云南。但是我们必须在全国广大地区及早发动讨袁力量，发挥互相策应的作用，这一点，是在我们归国之后才逐渐想到的。我和李根源等商妥，重新规定行动方针：（1）全国各界人士，凡秉爱国热忱和救国愿望，挺身而出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者，我们都愿与之合作，采取一致行动；（2）国内平日与我们不同宗旨的党派，只要真心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我们也愿与之合作，采取一致行动；（3）反袁斗争主要是武装对抗，但也不排斥其他方法。我们安排分配了一下各人的任务：耿毅担任北方同志的联络工作，熊克武回四川组织地方讨袁军，为云南主力军的向导；柏文蔚、钮永建、冷遹策划苏、皖、浙地方军队的发动，林虎担任广西的联络；李烈钧担任筹划粤赣军事；我和张孝准布置两湖军事及湘省义军的发动。并且相约：组织发动起来的力量有大有小，但是每个同志都必须努力去完成自己分担的任务，在反袁战线上尽量发挥作用。此时，我们又筹组了《中华新报》，从事反袁宣传。
不久我们得到确实情报，张孝准和蔡松坡联系极好，蔡已安全离开北京。一天，我和章士钊往虹口访谭延闿，就袁氏称帝的情形和全国反袁势力的壮大等形势告诉他，并且问他作何感想。谭说：“反对袁世凯称帝，是应有的义举，我竭诚拥护，没有二心。但是袁世凯掌握强大兵力，我们手无斧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章士钊很客气，让我说话。我说：“反对袁氏称帝，办法是有的。事在人为，人苟不为，纵有办法，也是枉然。凡事不能只看表面，要看得深一些，透一些。袁世凯掌握着北洋军队和官僚集团的势力，外表强大，但他是不得人心的，内部又有众叛亲离的趋势，列强加诸袁氏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们顺从民意，以民众的力量为后盾，只要一处发难，登高一呼，四方响应，袁世凯是可以打倒的。”谭延闿说：“你们回国活动，是仅仅激于天良血性的义愤，还是有点实力做后盾呢？”章士钊说：“既有义愤，也有实力。袁氏集团分崩离析，死在眼前。我们名正言顺，诛暴伐罪，这个号称拥有实力的独夫，是抵挡不住的。当然，反袁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大家团结一致，群策群力，困难才能克服。”谭唯唯诺诺，说什么来日方长，可以从缓计议，谈话就此结束。我对谭还存有争取的一线希望，过了几天，又着人送信给他，说有要事相商，请他约期相会。谭对送信的人说，外边风声紧，要我们出入谨慎，并约了日期会晤。到了约定的日期，连人影子也找不到。第二天他打发人送来一信，说是“齿痛爽约，十分抱歉”。这天晚上我凑巧遇见黄梅生，黄告诉我，头一天他还和谭在“小有天”用餐，谭喝得酩酊大醉。我这才明白，谭怕革命不成，累及己身，所以用虚诈敷衍手段来应酬我们。我们也因之对他产生厌恶绝交之心。没过几天，我在霞飞路步行，谭在马车上发现了我，立刻下车，装出很亲热的样子，问我上什么地方去。我一本正经地说：“到同志处商谈要事。”谭说：“我是特地来拜访你的。”我说：“改日会罢！今天实在没有空。”谭说：“我到你的寓处等你回来。”我到圣母院路章寓谈话一个钟头，赶回接待谭延闿。此人海阔天空，不着边际地谈了一些革命形势，我留他午餐之后分手。
为了策动两湖的反袁力量，我趁在沪之便，进行了一些人事上的联系。黄梅生是同学黄恺元的兄长，在上海经商多年，夙著信用，两湖的革命同志大多跟他相识。有一次他在寓所设宴招待我，谈话间表示近来营业兴旺，颇有盈余。我说：“现在手边拮据，筹款很是为难。”黄梅生说：“你们的困难我深为了解，需要用多少钱，我可以尽力贷垫。”我说：“多多益善，但眼前急需动用的却不多，而且应该不妨碍你的生意才好。”黄梅生当即答应需款时随时垫付。我们在困顿中得此帮助，实不容易。我这时考虑，湖南同志中，冲锋陷阵、披坚执锐的人才是不少的，就是运筹帷幄、全盘指挥的领导艺术稍微差一些。我在癸丑讨袁之役中，认识了杨王鹏、廖湘芸两人，他们是蒋翊武的战友，辛亥年曾一同组织过武昌军队起义，有比较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们和李国柱、邹永成、龚铁铮、殷之辂、刘白等组织民义社，是中华革命党的一部分，但和陈其美一派有矛盾，不肯和后者同流合污。我约杨王鹏、廖湘芸谈过两次话。我心里明白，要他们一下子完全听我的话是不太可能的，但大敌当前，正义所在，争取他们合作，还是办得到的。我和他们第三次谈话时，袁氏帝制运动正紧张地进行，他们情绪激昂，表示愿出死力拥护共和，打倒帝制。我说：“你们的斗志坚决真诚，这是很好的。但我知道，你们从前所组织的炸弹队和暗杀队，在武汉、九江、扬州等处都遭到了失败，现在应该中止这种恐怖行动才好。”杨王鹏说：“请你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你们到底坚持什么主义？”我说：“我们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至死不渝，不能节外生枝，立异标新。比方说，三民主义是海，我们和黄克强只能算是百川，而百川终汇于海。但是百川里面有一股浊流，孙中山无法澄清，我们也无法澄清，在一定时期之内，只好潜行不悖，相安无事。倒袁是我们目前的紧迫任务。袁氏虽然众叛亲离，成为全国民众的公敌，但毕竟不是赤手空拳可以吓倒的，也不是策动一部分军队，联络一批会党，占领一个据点，就能够把袁世凯打倒。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运用一个基本力量，建立根据地，影响各省，策动有倒袁倾向的军队。这样，袁氏在各省部署的暴力就会如汤沃雪，尽归消灭。你们回湖南去，预备如何着手进行呢？”杨王鹏说：“先在长沙、衡阳策动军队，树立义旗。”我说：“这是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黄克强进攻广东督署的复版。那次黄花岗之役，震动全国人心，为武昌首义之先导。但今非昔比，袁世凯更不同于清朝。长沙、衡阳是冲要地区，袁氏已布重兵，即令得到少数军队的赞助，发难侥幸成功，但离根据地过远，势难长久坚持。我的意见，应该从湘西宝庆边远地方着手，组织队伍，作为根据，等云贵军队出兵湘西，或者那时我由云南带领一部分军队回来会师，一同奋斗，才能恢复湖南。如果不按这个办法行事，冒险妄动，一定会遭到重大损失。”杨王鹏、廖湘芸满口表示愿意接受我的意见。我告诉他们，他们在上海的费用和回湘旅费，我可以尽力支援。
当我布置湘事的时候，耿毅介绍袁乃宽之子袁不同和我见面，我问他袁氏称帝进行的情况，袁不同说：“一般走狗，不顾百姓死活，疯狂地忙着筹备大典，已定明年元旦唱大登殿。我情急万分，希望有人起义讨逆，我也可以从中做点小玩意儿给大家看看。”我说：“如果你能这样做，就是古人所谓大义灭亲了。请你与鹤生密商办理，我们坐听好音。”由此可见，袁氏的滔天罪行，不仅为国人所共弃，亦为宗族所不容。
有一天，章士钊告诉我，他想款待一下梁启超，请我作陪。我说：“在反袁不分党派的时候，我当然可以奉陪，听听他的议论。”十二月十九日晚，章设宴款待梁氏，我于六时先到章寓，梁启超随后也到了。泛泛应酬之后，我对梁说：“拜读了你的近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非常钦佩。”梁说：“我煞费苦心，改稿多次，现在发表的文章，较之原稿，倒是温和得多了。因为我不想牵累同党，所以发表文章，宁愿脱党。”他接着又发表了一大套反对袁氏称帝的言论。我说：“倒袁是不成问题的。重要的是，倒袁之后，应该有一个主义为建设国家之准绳，对袁氏所遗留的北洋军队要迅速收拾，这倒是两个极关重要的问题。”梁说：“现在不好刻舟求剑，因为剑虽沉沦在此地，舟是随时移动的，将来只好就事办事。”我因为此人善变，这次反袁的思想动机也不纯正，不好再作深谈。梁启超接着又替蔡松坡吹嘘了一大通。章士钊说：“大家都是相知有素的老朋友了。我们确信松坡是玉碎而白不移、金销而刚不易的好汉。”到此宾主尽欢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