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都考

夏都有二：《汉志》：太原郡晋阳，“故《诗》唐国”。《左》定四年，祝佗谓唐叔封于夏虚，启以夏政。服虔以为尧居冀州，虞、夏因之。是夏之都，即唐尧旧都也。金氏鹗《禹都考》云：“杜预注《左传》云：夏虚，大夏，今太原晋阳是也。本于《汉志》，其说自确。《水经》云：晋水，出晋阳县西县壅山。郦道元注：县故唐国也。亦本《汉志》。乃臣瓒以唐为河东永安，张守节以为在平阳。不知唐国有晋水，故燮父改唐曰晋。若永安去晋四百里，平阳去晋七百里，何以改唐曰晋乎？”愚按臣瓒、张守节之言，盖泥《史记》唐叔封于河、汾之东致误。不知古人言地理，皆仅举大概，太原固亦可曰河、汾之东也。顾亭林引《括地志》：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尧裔子所封。成王灭之，以封唐叔，以为唐叔始封在翼。不知《括地志》此文亦误，故又有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全谢山已纠之矣。《汉志》：颍川郡，阳翟，“夏禹国”。“应劭曰：夏禹都也。”“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言居之，不居阳翟也。”《礼记·缁衣正义》：谓《世本》及《汲郡古文》，皆云禹都咸阳。咸阳乃阳城之误。洪氏颐煊谓“阳城亦属颍川郡，与阳翟相近。或禹所都阳城，实在阳翟”。金氏鹗驳之，谓“赵岐《孟子注》，阳城在嵩山下。《括地志》：嵩山，在阳城县西北二十三里。则阳城在嵩山之南，今河南府登封县是也。若阳翟则在开封府禹州，其地各异。《汉志》于偃师曰殷汤所都，于朝歌曰纣所都，于故侯国皆曰国。今阳翟不曰夏禹所都，而曰夏禹国，可知禹不都阳翟矣”。愚案古代命山，所苞甚广；非如后世，但指一峰一岭言之，又其时去游牧之世近，民习于移徙。宫庙民居，规制简陋，营构皆易。不恒厥居，事所恒有。稽古都邑，而出入于数十百里之间，殊不足较也。《国语》：“伯阳父曰：河竭而商亡。”《韦注》谓：“禹都阳城，河洛所近。”盖据《世本》，说初不误。而金氏引《史记》吴起对魏武侯之言，谓桀都必在洛阳。其拘泥之失，亦与此同也。金氏又谓“《史记·夏本纪》：禹避舜之子于阳城，诸侯去商均朝禹，禹于是即天子位。知其遂都阳城，盖即所避之处以为都也”。释于是字亦非是。《史记》此文，大同《孟子》。《孟子》及《史记》叙舜事，皆有“之中国践天子位”语。《集解》引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虽未知当否，然必自让避之处，复归建都之处可知。不然，即位之礼，岂可行之草莽之间哉？“于是”二字，指诸侯之朝，不指让避之地也。予谓夏盖先都晋阳，后都阳城。阳城之迁，盖在太康之后。《左》哀六年，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盖指太康失国之事。伪《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般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伪书此文，将羿好田猎，移诸太康。且误太康兄弟五人为厥弟五人，不直一笑夏之亡，由好乐太过，非以畋也。《墨子·非乐》：“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辞虽不尽可解，然夏之亡，由好乐太过，则固隐约可见。《楚辞》曰：“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孤。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蹶首用夫颠陨。”综述太康、羿、浞始末，以好乐属夏，以好田属羿，尤极分明。《周书·尝麦》：“其在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似五子之间，复有作乱争夺之事，与《左》昭元年“夏有观扈”，《国语·楚语》“启有五观”之言合。韦注：“五观，启子太康昆弟也。”《汉书·古今人表》：“太康，启子。兄弟五人，号五观。”《潜夫论·五德志》：“启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在洛汭，是为五观。”皆以太康兄弟凡五人，武五同声，即墨子所谓武观也，然“须于洛汭”，亦见《史记·夏本纪》。即谓《史记》同《书序》处，为后人所窜。然《潜夫论·五德志》，亦有“兄弟五人，降居洛汭”之言，非撰伪书者所臆造也。《左》襄四年，“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鉏不可考。《淮南子·墬形训》：“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赤水出其东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泽之东。赤水之东，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水。以和百药，以润万物。”此节文字颇错乱。王引之谓“自穷石以下十三字，为后人窜改。原文当作弱水出其西南陬。而出自穷石等文，当在下江出岷山诸条间”。王说信否难遽定。然王逸注《楚辞》，郭璞注《山海经》，并引《淮南子》，谓弱水出自穷石，则此语虽或简错，决非伪窜。至于合黎十字，或后人以《禹贡》旁注，误入正文。《淮南》既云绝流沙，不必更衍此十字也。然窃疑《禹贡》入于流沙之下，亦夺南至南海一类语。《禹贡·雍州》，“弱水既西”。其导九川，先弱水，次黑水，次河，次漾，次江。黑水即今长江；黄河上源，出于昆仑，与今所谓河源同；予别有考。导川叙次，盖自西而东。《集解》引《地记》曰：“弱水西流入合黎，余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地记》古书，颇可信据。见予所撰《黑水考》。《集解》引郑玄曰：“《地理志》：弱水出张掖。”又曰：“《地理志》：流沙，居延西北，名居延泽也。”似郑亦宗《汉志》所谓古文说者。《汉志》：张掖郡，居延，“居延泽在其北，古文以为流沙”。然《索隐》又云：“《水经》云：合黎山，在酒泉会水县东北。郑玄引《地记》，亦以为然。”合诸《集解》所载郑引《地记》之说，则郑初无所偏主矣。《禹贡》《地记》说弱水，皆仅云西流，不云北向。古文以居延泽当之，盖误。既云入于南海，而又在黑水西，则弱水必今澜沧江。澜沧江东南流，而《禹贡》《地记》云弱水西流者，其所指上源与今异也。《禹贡》云：“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集解》引《地记》曰：“三危山，在鸟鼠之西南。”弱水在黑水西，穷石亦必在三危之西。然亦不越陇、蜀、青海之境。羿迁穷石，果即此弱水所出之穷石者，则当来自湟、洮之间。其地本射猎之区，故羿以善射特闻，而其部族亦强，不可圉也。太康此时，盖失晋阳而退居洛汭。少康光复旧物，然曾否定居河北，了无可考。窃疑自太康之后，遂居阳城也。《周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注》：“郑司农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为然。”《正义》：“颍川郡阳城县，是周公度景之处，古迹犹存。案《春秋左氏》，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欲以为都，不在颍川地中者？武王欲取河、洛之间，形胜之所；洛都虽不在地之正中，颍川地中。仍在畿内。”司农父子，皆明三统历，所举当系历家旧说。《义疏》此言，亦当有所本。此可见阳城附近，确为历代帝都所在；而先后营建，出入于数十百里之间，则曾不足较也。然则《汉志》《世本》，非有异说；应劭、臣瓒，亦不必相非矣。

夏迁阳城之后，盖未尝更反河东，故桀时仍在阳城，而伯阳父以伊、洛之竭，为夏亡之征也。郑氏《诗谱》云：“魏国，虞舜夏禹所都。”此亦以大较言之。乃造伪《孔传》者，见战国之魏曾都安邑，遂以为夏都亦在安邑；又不知《史记》所谓“汤始居亳从先王居”者，先王为契，亳为契本封之商，而以为即后来所都之偃师见予所撰《释亳》；于是解先王为帝喾；凿空，谓帝喾亦都偃师。《史记》云：“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尚书大传》云：“汤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汤。桀与其属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齐。不齐士民往奔汤。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鲁。鲁士民复奔汤。桀曰：国，君之有也。吾闻海外有人，与五百人俱去。”《周书·殷祝篇》略同。末作“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其迹皆自西而东。今安邑反在偃师之西，其说遂不可通。《左》昭十二年：“楚灵王谓子革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国语》：史伯对郑桓公曰：“昆吾为夏伯矣。”韦昭云：“祝融之孙陆终，第三子名樊，为己姓，封于昆吾。昆吾，卫是也。其后夏衰，昆吾为夏伯，迁于旧许。”是则桀时昆吾之地，在今许昌，去阳城极近。故得与桀同日亡。《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吕览·简选篇》：“殷汤登自鸣条，乃入巢门。”《淮南·主术训》：“汤困桀鸣条，禽之焦门。”《修务训》：“汤整兵鸣条，困桀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则鸣条之地，必与南巢、历山相近，当在今安徽境，故《孟子》谓之东夷。《书序》：“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陑虽不知何地，度必近接鸣条。伪《传》乃谓“陑在河曲之南，鸣条在安邑之西”；遂生绕道攻桀，出其不意之说，费后来多少辩论。皇甫谧又谓“昆吾亦来安邑，欲以卫桀，故同日而亡”。又谓“安邑有昆吾邑，鸣条亭”。不知暂来卫桀，安暇筑邑，遂忘其自相矛盾也。不徒妄说史事，并妄造地名以实之。江艮庭谓“谧无一语可信”，诚哉其不可信矣！西汉经说，多本旧闻。虽有传讹，初无臆造。东汉古文家，则往往以意穿凿。今日故书雅记，百不一存，故无从考其谬。然偶有可疏通证明者，其穿凿之迹，则显然可见。如予所考东汉人谬以仓颉为黄帝史官，其一事也。详见予所撰《中国文字变迁考》。魏晋而后，此风弥甚。即如《左氏》所载，羿代夏政，少康中兴之事，据杜注，其地皆在山东。设羿所迁穷石，果在陇蜀之间，则杜注必无一是处，惜书阙有间，予说亦无多佐证，不能辞而辟之耳。 vKIDslR8X9LzsHgHrjA7evCQy7zjMkhj2gzyLbBkTX9098KzyvbPjOMvaqlpZgd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