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种族不同。种族论肤色，论骨骼，其同异一望可知。然杂居稍久，遂不免于混合。民族则论言文，论信仰，论风俗，其同异不能别之以外观。然于其能否抟结，实大有关系。同者虽分而必趋合，异者虽合而必求分。其同异，非一时可泯也。

一国之民族，不宜过杂，亦不宜过纯。过杂则统理为难，过纯则改进不易。惟我中华，合极错杂之族以成国。而其中之汉族，人口最多，开明最早，文化最高，自然为立国之主体，而为他族所仰望。他族虽或凭恃武力，陵轹汉族，究不能不屈于其文化之高，舍其故俗而从之。而汉族以文化根柢之深，不必借武力以自卫，而其民族性自不虞澌灭，用克兼容并苞，同仁一视；所吸合之民族愈众，斯国家之疆域愈恢；载祀数千，巍然以大国立于东亚。斯固并世之所无，抑亦往史之所独也。

汉族之称，起于刘邦有天下之后。近人或谓王朝之号，不宜为民族之名。吾族正名，当云华夏。案《书》曰：“蛮夷猾夏。”《尧典》，今本分为《舜典》。《左氏》曰：“戎狄豺狼，诸夏亲昵。”闵元年。又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定十年。又载戎子驹支对晋人之言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襄十四年。《论语》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佾》。《说文》亦曰：“夏，中国之人也。”则华夏确系吾族旧名。然二字音近义同，窃疑仍是一语。二字连用，则所谓复语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二语，意同辞异，古书往往有之，可看俞氏樾《古书疑义举例》。以《列子》黄帝梦游华胥，附会为汉族故壤，未免失之虚诬。夏为禹有天下之号，夏水亦即汉水下流。禹兴西羌《史记·六国表》，汉中或其旧国。则以此为吾族称号，亦与借资刘汉相同。且炎刘不祀，已越千年。汉字用为民族之名，久已不关朝号。如唐时称汉、蕃，清时称满、汉，民国肇建，则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是也。此等岂容追改？夏族二字，旧无此辞。华族嫌与贵族混。或称中华民族，词既累重，而与合中华国民而称为一民族者，仍复相淆。夫称名不能屡更，而涵义则随时而变。故片辞只语，其义俱有今古之不同。训诂之事，由斯而作。必谓汉为朝号，不宜用为民族之名，则今日凡百称谓，何一为其字之初诂哉？废百议一，斯为不达矣。

汉族自有史以前，久居此土乎？抑自他处迁来，其迹尚有可考者乎？此近人所谓“汉族由来”之问也。昔人暗于域外地理，即以其国为天下，此说自无从生。今则瀛海大通，知中国不过世界列国之一；远览他国史乘，其民又多非土著；而读史之眼光，始一变矣。法人拉克伯里氏撰《支那太古文明西原论》，谓汉族来自巴比伦。日本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取其说以撰《支那文明史》，东新译社译之。改名《中国文明发达史》。说极牵强。顾中国人自此颇留意考据。搜辑最博者，当推蒋智由之《中国人种考》。见《新民丛报》。此篇以博为主，故所采不皆雅言。作者亦无确实论断。此外丁谦、章炳麟等，咸有论著。或主来自小亚细亚。丁氏之说。见所著《穆天子传地理今释》。略谓“此书体例，凡穆王经过诸国，有所锡赉皆曰‘赐’；惟于西王母则曰‘献’。诸受天子之赐者，皆膜拜而受，惟西王母及河宗氏不然。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意谓中华大国，然其初起自西方，犹天上白云，出自山陵也。然则西王母为汉族故国，理自可信。《传》云：“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又云：“至于西王母之邦，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其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群玉之山，以穆王游行道里核之，当在今葱岭左右。旷原之野，盖印度固斯山以北高平之地。西王母在群玉之山之西三千里，旷原之野之西千九百里，则当在今小亚细亚。弇山，《郭注》云：弇兹山，日所入也。即《山海经》之崦嵫山。《经》云：“崦嵫之山，苕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可证西王母之池，西面滨海。然则西王母当在小亚细亚之西端。昔人所知陆地，西尽于此，遂以为日之所入耳。”愚案西王母之名，见于《尔雅》，为四荒之一。《淮南子·墬形训》：“西王母，在流沙之濒。”《礼记·王制》：“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则西王母之地，极远亦不过在今甘肃边境。《太平御览·地部》引崔鸿《十六国春秋》：“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有西王母石室”云云。虽未必密合，地望固不甚远。故虞舜时，西王母能来献其白琯，若在小亚细亚，则葱岭东西，古代了无交通之迹，西王母安能飞越邪？舜时西王母来献白琯，见《大戴礼记·少闲篇》。或谓来自大夏故墟。章氏之说，见《太炎文录·论种姓篇》。以西史之巴克特利亚（Bactria），《史记》称为大夏，必其地之旧名。而引《吕览·古乐篇》，黄帝命伶伦作律。伶伦自古大夏之西，乃之阬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为大夏为汉族故土之证。然大夏之名，古籍数见，虽难确指其地，亦必不得在葱岭之西也。详见近人柳诒徵所撰《大夏考》，载《史地学报》。要其立说，皆不免借《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为佐证。此等书，后人所以信之者，以其述域外地理多合。予谓二书实出晋世，汉时西域地理已明，作伪者乃取以为资，而后人遂为所欺耳。此说甚长，当别著论，乃能详之。《山海经》系据汉后史志伪造。予所考得，凡数十事。予昔亦主汉族西来之说。所立证据，为《周官》郑注。谓古代之祀地祇，有昆仑之神与神州之神之别。入神州后仍祀昆仑，则昆仑为汉族故土可知。自谓所据确为雅言。迄今思之，郑氏此注，原本纬候。疏引《河图·括地象》为证。纬候之作，伪起哀、平，亦在西域地理既明之后。虽多取材故记，未必不附以新知。则其所言，亦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耳。据此议彼，未免五十步之笑百步也。参看拙撰《昆仑考》。

然则汉族由来，竟不可知乎？曰：非不可知也，特今尚非其时耳。草昧之时，讫无信史，为各国各族所同。他国古史，所以渐明者，或则发掘古物，以求证验；或则旁近史乘，可以参稽。吾国开化最早，四邻诸国，其有史籍，皆远出我后；掘地考古，方始萌芽；则邃古之事，若存若灭，盖无足怪，与其武断，无宁阙疑也。

然则汉族发展之迹，竟不可知乎？曰：汉族入中国以前，究居何处不可知。其入中国后发展之迹，则尚有可征也，特皆在有史以后耳。案欲考汉族发展之迹，必先明其地理。考证古史地理，厥有三法：（一）考其疆域四至，及九州境界。（二）考古国所在。（三）考其用兵地理是也。疆域四至及州之境界，多有山川之名为据，似若可信。然此不过声教所及，非必实力所至也。古国所在，多难确考。有可考者，亦难分别其究为汉族，抑非汉族。无已，其惟考证古代帝王都邑乎？王朝史事，传者较详。都邑所在，亦较可凭信也。用兵地理，能传诸后世者，其间战胜攻取之方，遁逃负固之迹，皆足以考立国形势，交通路线。较诸仅知其都邑所在者，尤为可贵。故此三法者，第三法可用其全，第二法可用其半，第一法则全不足用也。

古代帝王事迹，多杂神话。其较可信者，盖始三皇五帝。三皇五帝，异说纷如，要以《尚书大传》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之说为可信。详见鄙人所撰《三皇五帝考》。燧人都邑无征。《遁甲开山图》，谓伏羲生于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徙治陈仓今陕西宝鸡县，地在秦、陇之间。神农氏，一称厉山氏，亦曰大庭氏。厉山，《括地志》谓在随县今湖北随县，即春秋时之厉国。而春秋时鲁又有大庭氏之库，皇甫谧《帝王世纪》，谓神农都陈徙鲁《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盖本诸此。黄帝邑于涿鹿之河。服虔云：涿鹿，山名，在涿郡今河北涿县。张晏谓在上谷皆见《集解》，盖因《汉志》上谷有涿鹿县云然。窃疑服说为是也。颛顼、帝喾，《史记》皆不言其都邑。《集解》引《皇览》，谓其冢并在濮阳今山东濮阳县，则在今山东境。尧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县，见于《汉志》。舜盖因之。《左》定四年，祝佗谓唐叔封于夏虚，启以夏政，则禹亦仍尧旧都也。然《世本》谓禹都阳城，盖其后嗣所徙。《左》哀六年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盖指太康失国之事。窃疑有夏自此，遂失冀州，后嗣更居河南也。详见鄙人所撰《夏都考》。汤都曰亳，异说尤繁。鄙意当采魏氏源之说，以商今陕西商县，偃师今河南偃师县，及汉薄县今河南商丘、夏邑、永城三县境，三处皆为亳。汤初居于商，《史记》所谓“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者也。其后十一征，自葛始。韦、顾既伐，遂及昆吾、夏桀。桀败于有娥之虚，奔于鸣条。汤以其间又伐三。其战胜攻取之迹，皆在河南、山东，则必在汉薄县境矣。此孟子所谓“汤居亳，与葛为邻”者也。有天下之后，盖定都偃师。故盘庚渡河而南，《史记》谓其“复居成汤之故居”也。详见鄙人所撰《释亳》。其后仲丁迁于敖《书序》作嚣。《正义》：“李颙曰，嚣在陈留浚仪县，皇甫谧云：仲丁自亳迁嚣，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仓。二说未知孰是。”《史记正义》：“《括地志》云：荥阳故城，在郑州荥泽县西南十七里，殷时敖地也。”案浚仪，今河南开封县。荥泽，今河南荥泽县。《水经·济水注》：济水又东经敖山，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迁也。皆同《正义》或说；河亶甲居相《史记正义》：“《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内黄县东南十三里，即河亶甲筑都之所，故名殷城也。”案今河南内黄县；祖乙迁邢《书序》：“祖乙圮于耿。”《正义》：“皇甫谧以耿在河东，皮氏县耿乡是也。”《史记索隐》：“邢，近代本亦作耿”，案此盖后人以《书序》改之。《通典》谓祖乙所迁之邢为邢州，说似较确。皮氏，今山西河津县。邢州，今河北邢台县；盘庚涉河南，治亳；武乙立，复去亳，徙河北《项羽本纪》：“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集解》：“应劭曰：洹水在汤阴界。殷虚，故殷都也。瓒曰：洹水，在今安阳县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则此殷虚非朝歌也。案清光绪乙亥，河南安阳县西五里小屯，发见龟甲兽骨，刻有文字。近人多谓即《史记》之殷虚，武乙所迁；亦皆在大河两岸。然则自伏羲至殷，汉族踪迹，迄在今黄河流域矣。

《史记·六国表》：“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此等方位地运之说，原不足信。然自汉以前，兴亡之迹，确系如此。此实考汉族发展者所宜留意也。伏羲起自秦、陇；神农迹躔兖、豫；黄帝、尧、舜，则宅中冀州，已隐有自西徂东之迹。然犹曰：古史茫昧，不尽可据也。至殷而事迹较详矣。犹曰：都邑地里，多有歧说也。至周则更无异辞矣。统观古史，大抵肇基王迹，必在今之陕、甘；继乃进取直、鲁、晋、豫；终至淮域而止。三代、秦、汉，莫不皆然。然则唐虞以前，虽无信史，亦可臆测矣。尧、舜嬗代，究由禅让？抑出争夺？久成疑案。予则颇信《史通·疑古篇》之说，别有《广疑古篇》明之。今姑勿具论。使予所疑而确，则舜卒于鸣条，禹会诸侯于涂山今安徽怀远县，皆淮域地也。商事已见前。周封有邰今陕西武功县，公刘迁邠今陕西邠县，大王迁岐今陕西岐山县，文王作丰，武王作镐今陕西鄠县，皆在今陕西境。文王伐犬戎见下篇，伐密须今甘肃灵台县，则今陕西西北及甘肃境。虞、芮今山西平陆县质成，败耆今《尚书》作黎，今山西长子县，伐邗今河南沁阳县，则今山西及河南北境。盖济蒲津东出。武王渡孟津，战牧野，则出函谷而东也。武王末受命，周公乃大成王业。亲戡三监之叛，而使子鲁公伯禽平淮夷、徐戎。成王复东征，残奄。《说文》在鲁。亦犹汤韦、顾、昆吾，三之伐，鸣条之放矣。武王营雒邑，周公卒成之，则汤之建偃师为景亳也。秦起关中，其出函谷，劫韩苞周，则武王东伐之路也。其迁魏安邑今山西夏县，坑赵众长平今山西高平县，南下上党今山西晋城县，北定太原今山西太原县，则文王东出之路也。而其灭楚，用兵亦至寿春今安徽寿县而止。与周之平淮夷、徐戎，如出一辙。特其灭燕，开辽东，及破楚鄢今河南鄢陵县、郢今湖北江陵县，争战之烈，则商、周所未有耳。汉高祖使韩信渡河北出，而身距项羽于荥阳今河南荥泽县、成皋今河南汜水县之间。卒背约追楚，破之垓下。今安徽灵璧县。其形势，犹夫商、周以来之形势也。兴亡之迹，异世同揆，岂真有如《史记·六国表》之说，故“收功实者必于西北”哉？非也。射猎之民，率依险阻。降丘宅土，必耕农之世乃然。故汉族初基，实在黄河上流，后乃渐进于其下流。东方地形平衍，戎狄之杂居者少，其民以无与竞争而弱。秦、陇、燕、晋之境，则其民多与异族错处，以日事淬厉而强。此则三代、秦、汉，所以累世有胜于天下也。岂真有地运方位之说哉？然而汉族在河域发展之迹，则固可以微窥矣。春秋时强国，曰晋、楚、齐、秦，其后起者则吴、越，皆与蛮夷杂处。其居腹地者，如鲁、卫、宋、郑、陈、蔡等，皆寖弱以即于亡。一由无与竞争。一亦由四邻皆文明之国，非如戎狄之贵货贱土，拓境不易也。梁氏启超《中国之武士道序》，论此义颇悉，可以参看。又冀州亦邻戎狄，而商、周皆起雍州者，窃疑冀州为黄帝、尧、舜所都，其文明程度，已较雍州为高；故其民亦较雍州为弱矣。

汉族在江域之发展，中流最早，下流次之，上流最晚。以蜀地大险，吴、越距文物之邦太远故也。中流古国，厥惟三苗。《韩诗》述其地曰：“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泽”；实跨楚、豫、湘、赣之交。近人误谓即今之苗族。以予所考，实为姜姓之国，炎帝之后，详见《苗族》篇。此实汉族开发江域之最早者矣。然自夏以后，阒焉无闻。《国语》谓“少昊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方物”。得毋南迁之后，已化于越人巫鬼之习邪？三苗为九黎之君，见《苗族篇》。此江域文明之大启，所以必有待于楚人也。

楚封丹阳，《汉志》谓即汉时之丹阳县，地在今安徽之当涂。与郢都相距，未免太远。故后人多主杜预说，谓在今之秭归。宋氏翔凤，始考得丹阳在丹、淅二水入汉处，地实在今南阳、商县之间。熊绎徙荆山，在今湖北南漳。至武王徙郢，乃居今之江陵。《过庭录·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参看《濮族》篇。吾侪读此，乃知楚之开拓，实自北而南。本此以观古史，则知丹、淅一带，实为古代形胜之地。《吕览·召类》谓“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而其子朱，即封于此；《书传》谓“汤网开三面，而汉南诸侯，归之者四十国”；周南之地，《韩诗》谓在南郡、南阳之间；皆是物也。周公奔楚，盖亦袭三分有二之势，故出武关，走丹、淅矣。昭王南征而不复，管仲以诘屈完。杜预谓是时汉非楚境，故楚不受罪。信如杜言，管子岂得无的放矢？观宋氏之说，乃知是时汉正楚境；昭王是役，盖伐楚而败也。《左》僖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杜注：“昭王南巡守，涉汉，船坏而溺。”《正义》：“《吕氏春秋·季夏纪》云：周昭王亲将征荆蛮。辛餘靡长且有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陨于汉中。辛餘靡振王北济，反振祭公。高诱注引此《传》云：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由此言之，昭王为没于汉，辛餘靡焉得振王北济也？振王为虚，诚如高诱之注，又称梁败，复非船坏。旧说皆言汉滨之人，以胶胶船，故得水而坏，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书。”又《史记·齐太公世家集解》：“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汉，未济，船解而溺昭王。”《索隐》：“宋忠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为右。涉汉，中流而陨。由靡逐王，遂卒不复。周乃侯其后于西翟。”案《史记·周本纪》云：“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此盖因周人讳饰，故传闻异辞。诸家或云巡狩，或云征伐；或云陨汉，或云卒江；甚有振王北济之说，皆由于此。然以理度之，自以伐楚而败，陨没于汉，为得其实。古人造舟为梁，梁败船坏，实非异事。屈完之对，乃谓此事楚弗与知，非谓是时汉非楚境也。牧野之役，实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得力于西南诸族者不少。详见《濮族》篇。至是武关道阻，而周室之威灵，亦日替矣。楚既南下，其势力寖达长江下游。观熊渠三子，皆封江域，少子实王越章可见也。越章即豫章，乃汉之丹阳也。亦见宋氏《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是时吴、越尚在榛狉之境，故皆服从于楚。至春秋时，巫臣奔吴，教之射御战陈，而形势乃一变。吴为泰伯后，越为少康后，其受汉族之牖启亦甚早，而其开化独迟者，则以地处僻远，不与上国通故也。《华阳国志》谓“蜀之为国，肇自人皇”；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说者谓即今雅龙江；而蜀至战国时始为秦有，亦同此理。

五岭南北，开拓尤晚。春秋时楚地不到湖南，顾氏栋高尝论之。《春秋大事表》。然《史记·越世家》载齐使说越王之辞曰：“此时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复雠、庞《集解》：‘徐广曰：一作宠’、长沙，楚之粟也。竟泽陵，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集解》：‘徐广曰：无一作西’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索隐》云：“复字上脱况字。雠，当作犨。竟泽陵，当作竟陵泽。四邑者，犨一，庞二，长沙三，竟陵四也。”无假之关，《正义》谓在长沙西北。又云：“战国时，永今湖南零陵县、郴今湖南郴县、衡今湖南衡阳县、潭今湖南长沙县、岳今湖南岳阳县、鄂今湖北武昌县、江今江西九江县、洪今江西南昌县、饶今江西鄱阳县，并属楚。袁今江西宜春县、吉今江西吉安县、虔今江西赣县、抚今江西临川县、歙今安徽歙县、宣今安徽宣城县，并属越。”则湖南、江西及皖南，皆已开辟矣。越攻楚而败，诸族子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后七世，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为越王。东越闽君皆其后。则浙东、福建之地，亦勾践后裔所开也。两广之地，秦始皇帝始略取之。秦亡，南海尉赵佗，据以自立。汉武时乃卒入版图。云南之地，楚庄蹻始开拓之，亦至汉武而后大定，详见《粤族》《濮族》两篇，此不赘。 ayctpEEI114SAdb3qakMnqXuPUoKSGXjoAAiluzQZt6ScavcVL2ZlwOeMx7sBY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