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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涛
第一五七师是由广东部队李扬敬军的黄质文、黄延祯两个师合并编成的。我任师长，下辖两个旅（旅长练惕生、李崇纲），六个步兵团，师直属部队有一个特务营、一个工兵营、一个通讯营、一个炮兵连和担架医疗卫生队等，全师约八千人。一九三六年九月，第一五七师在广东海丰集结，十月沿陆路开至闽南漳州接防，归福建省主席兼绥署主任陈仪指挥。师部驻漳州芝山，所属各部分驻海澄、漳浦、云霄、南靖等县，任务是“绥靖”地方。
抗战爆发后，军事委员会为开辟华南战场，牵制日军，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底电令我师派部进驻厦门，电文中有“着该师长即派兵一旅进驻厦门，竭力固守，并委该师长兼任厦门警备司令，仰即遵照具报为要”等语。我在八月二十七日深夜接到军事委员会的电令后，即决定抽调驻海澄的陈浚团先行出发。第二日（星期六）晚上陈率全团乘车到集美渡海，翌日拂晓前即进抵厦门市区。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驻厦领事在厦门设有警察厅。当地的汉奸、流氓、台湾浪人等，在日本警察厅庇护下，勾结贪官污吏、地痞流氓，走私漏税，贩卖毒品，无恶不作。中国当局在厦门虽设有市政、公安等权力机构，但一切地方事务须按日本驻厦领事旨意办理，厦门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
鉴于厦门情况复杂，且沿海形势紧张，随时可能发生战事，我迅速增调一团兵力至厦加强防卫，并派旅长练惕生兼任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负责该部一切事务。我则来往漳州厦门间，负全面防务责任。
九月一日，厦门警备司令部成立，我亲自到会主特。司令部人员大多由师部调拨，下设参谋处（处长由中校参谋黄耀兼代）、副官处（处长由少校副官叶秉南兼代）、军需处（处长由科长黄耀南兼代）、军法处（处长黄启桐）、政务科（科长陈伯麟）、侦缉队（队长由黄耀兼代）。司令部一成立，就着手各项工作。
第一五七师入驻厦门以后，形势日趋紧张。我以厦门为东南海防要地，日本帝国主义必不以厦门仅为其势力范围而满足，终有一日要攻而占之，加强厦门防务至为紧迫，于是采取了如下措施：一、积极构筑防御工事。从九月初开始，日机不断对厦门进行侦察和轰炸，日舰亦时常炮击，军情异常紧张，构筑防御工事刻不容缓。我除在厦门征购一部分建筑材料，并令将漳州与嵩屿间的铁路路轨拆除一部分运到厦门利用外，又派员赴香港购买水泥一千桶（后因香港无货，改在菲律宾购买），用轮船运到厦门。我还请第四路军总部（总指挥余汉谋，驻广州）派上校工兵科长郑兰鹤前来帮同筹划构筑事宜。防御工事由胡里山起一直向东延伸十五华里，沿海一带共筑有半永久性的钢筋水泥轻重机枪掩体一百多个，炮兵阵地两个（下文叙及的升旗山炮台不在内），从胡里山旧炮台拆运了两门大炮安装在阵地上。另外，还筑有坚固的散兵壕。为加强炮兵火力，除新建炮兵阵地外，还着力修复旧炮台。厦门原有两座旧式炮台（台长姓龙），是与广东虎门炮台同时兴建的。每座炮台装有旧式大炮两门，共四门。其中两门的口径为二十四厘米，射程可达万米以上；另外两门约十四厘米，射程可达八千米以上。共有炮弹五百余发，均可使用。但炮台因日久失修损坏，已不堪应用，我遂对其加以修复，盖好炮塔，费了很多人工和材料。
构筑厦门防御工事的经费是由厦门警备司令部上报国民政府，再由国民政府转福建省府核准交厦门市府筹拨的，总计有六七十万元（确数已忘）。后没用完，余二三十万元，均拨作师部公积金。
防御工事尚未竣工，敌舰已多次驶近厦门袭扰。九月三日，三艘敌舰骄横地向厦门驶来，我胡里山和屿仔尾炮台守军突向敌舰开炮，将其中一艘击中。敌舰尾部冒起滚滚浓烟，狼狈逃去。敌舰经此一击，不敢再行靠近，只在远处停泊。但数日后，敌舰又复蠢动，用密集炮火向我炮台射击，我守军亦开炮还击，彼此互射约半小时之久。惜我旧式大炮射程有限且射速小，最后被敌炮击中（炮身炸坏，炮座亦完全被毁），数名炮手牺牲。
二、组织和训练禾山地区壮丁。厦门的禾山是个人烟稠密的地区，当时常受日机轰炸与日舰炮击，当地居民对日帝极为痛恨。为发挥民众力量以配合军队日后作战，我把当地壮丁组织起来，编为两个民兵大队九个联队，共五百六十余人，把师里多余的枪支发给他们，并对他们施以训练。我曾检阅过这支民兵队伍，他们纪律良好，精神焕发，显示有决心保卫家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三、布设疑兵。由于防线长、防区阔，兵力配备实感不足，一旦战事发生，从后方调兵增援有困难；加以厦门环境复杂，我方兵力虚实若为敌探侦知，当后患无穷。我乃命一部分部队于夜间乘船过海在集美登岸，白昼再由嵩屿渡海回市，如此明来暗去多次，造成疑兵，以迷惑敌人。我还通知所有商民，在必要时将实行焦土抗战，要他们为此做好准备。目的也在于迷惑敌人，使敌人知道即使占领厦门，也将一无所得。
四、设升旗山炮兵阵地。厦门市鼓浪屿有一升旗山，标高约三百米，可俯瞰全市，地势重要。我将师部炮兵连（有四门七十五厘米榴弹炮，射程达八千米以上，德国克虏伯兵工厂所造）调来厦门，在升旗山顶构筑炮兵阵地，以支援步兵作战。
九月下旬，厦门形势更加紧张，数十艘敌舰集结在外海，日夜升火待发。一日，第四路军总部转来情报称，敌将于是月三十日进犯厦门，嘱严加戒备；并令驻粤东蕉岭的第一五八师兼程赶到闽南的南靖县待命。该师师长曾友仁与团长曾繁凯均来厦共商作战计划。该师在南靖约驻一星期，即被匆匆调回广东。
九月三十日晨，敌舰向我猛烈射击，敌机也频频出动侦察，扫射轰炸，似有大规模进犯模样。对此，我军各部早有准备，各就其位，严阵以待。当日，敌只从海空向我盲目猛烈轰炸射击一阵，未作进犯便退走了。
福建人民对第一五七师进驻厦门抗敌是欢迎支持的，曾组织慰问团来厦门慰问部队。某次，我请慰问团到警备司令部吃饭，正在酒酣之时，敌舰突然发炮，炮弹越屋顶而过，声震屋瓦。我镇静地对他们说：“这是敌人代我放的礼炮，表示欢迎各位。大炮送酒，今天的宴会可说是很有意思。”他们很高兴地说：“来，大家干一杯！”在菲律宾的福建籍华侨特别关心厦门的抗战，从海外捐赠许多物资慰劳我师，其中有一辆大卡车，我把它命名为“闽侨”号，以志纪念。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第一五七师调离福建，由从南平前来的第七十五师（师长宋天才）接防。
郑寄云
厦门为通商口岸之一，外人居留本地以日、台人为最多，四面环海，防御力薄弱，海疆锁钥仅有露天炮台胡里山、白石头、屿仔尾、磐石等四台而已。所有大炮均为（一八八五年）德国造，不无陈旧之憾。自归海军管辖之后，曾于青屿山灯塔附近设置鱼雷台一座，另于胡里山附近置探照灯二部，于是厦门海防似较臻巩固，若欲以之与现代化海空军相抗衡，则未免瞠乎其后。虽有详确缜密之改善计划，但限于财力，终未能实现。
当卢沟桥事变引起全面抗战时，我们即已奉到了备战的命令。第一五七师进驻厦岛，构筑防御工事，驱逐日籍人出境。是时笔者在厦门隔海的屿仔尾炮台供职，得躬与战事，爰将要塞战前后记如下：
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上午四时三分，天甫破晓，敌驱逐舰“羽风”、“若竹”等三艘以最高速度驶到大担山灯塔前，列成阵势，首先向白石头炮台及曾厝垵海军飞机场发炮轰击，并攻胡里山总台。本台据瞭望长报告，在主台官何荣冠指挥之下，首先发炮迎击，竟一弹即奏肤功。敌舰猝不及防，乃转舵以排炮密集向屿仔尾台攻击，一时爆破弹弹片横飞，硫磺与火药气味冲天。此时敌舰“若竹”号中弹舰腰，丧失战斗力，由“羽风”等两舰夹带向台湾方面疾逸，白石头炮台亦予发炮射击，惜未命中。据当日由海外返厦渔夫萧良成云：彼在外海捕鱼，瞥见两敌舰正帮助一伤舰抢救伤兵，该舰右舷倾侧冒烟，似有下沉之势。敌舰既去，发现青屿山鱼雷台山后敌重巡洋舰一艘，载有水上飞机四架，正侦察行动间，该批敌机已起飞三架，向胡里山台及飞机场分头俯冲掷弹，至十时许该舰始他遁，而胡里山台亦隆隆发炮轰击。综计是役：胡里山总台阵亡炮长朱锡卿（脑及首部为弹片削去一大半）、炮手李玉生（弹片洞穿腹部，肠肚外流）、林海旺（弹片破胸）等五人，死状至惨（均埋于胡里山炮台脚菜园），号兵沈祖贻伤手。屿仔尾台班长彭碧龙伤及踝骨，白石台炮手伤二人。磐石炮台因位置在厦市腹地，且与无线电台毗邻，未遭袭击，故无伤亡。
自是以后，敌舰频来频去，均在大担山之外海，以远距离盲目发弹轰击各台，如九·一二，九·一四，……等次，直至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止，卒未敢稍越雷池一步。在此八个月又八天的相持局面中，我除了消灭近距离之敌外，绝不滥发炮弹，因此敌乃时以水上俯冲轰炸机，企图炸毁巨炮，惟以技术欠佳，均未命中。但笔者在古老堡垒中的寝室，竟不幸遭炸，物品全部损失。在敌机去后，即有厦门市各界慰劳团，由《星光日报》记者赵家欣先生，率领男女团员携带大批慰劳品（各种罐头、饼干、水果、药品）乘专艇遥临慰劳，笔者代表全体官兵在惭愧中接受并致谢忱（当时的情形经赵先生于三日后特写在《星光日报》刊露）。同时除了高级长官莅台慰问并视察外，还有许多热心的同胞远道前来，物轻意重，实在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不知所措，并承海外侨胞汇款慰劳，更感不安。
迨五月九日傍晚，敌重巡洋舰一艘、航空母舰二艘、大小舰艇计三十一艘，麕集大小担与小嶝之间。我方判断敌情，认为必有企图，严加戒备。果于十日上午三时四十分，敌海空并进，猛攻禾山。是时，我主力侧重正面，于是抽调生力军驰往增援，敌火顿挫。敌不得逞，乃集结大队敌主力海陆空三路，向禾山泥金等处协力攻击，掩护橡皮艇登陆。我增援部队（内有大批壮丁队）由第七十五师第二二三旅参谋长楚怀民指挥，战至弹尽，全部阵亡，浴血牺牲，洵堪嘉尚。于是我苦守之厦门遂告失陷，正面要塞官兵奉命撤退入漳州。是时敌机疯狂滥炸，并以机枪低飞扫射，阻我增援部队渡海与撤退，因此遭轰炸与扫射而殉职者十余人，不及撤退而遭俘虏活埋者亦有之。至五月十三日，厦门市已陷两日，而屿仔尾台犹屹立不动，独自肩负正面海防，敌舰仍未敢由正面冲入，乃以大批巨型轰炸机轮番轰炸，一面由主力各舰以密集炮火向屿仔尾台猛攻。我在主台官何荣冠指挥之下，死守不退，直至十四日上午零时四十五分奉令弃守，始作有计划破坏后撤入漳州。是役又阵亡班长詹益茂、李水清、戴文敬、龙相泉等六人，未尝不痛心引愧。
到达漳州之后，我们的任务则是派若干枪兵护送司令部的负责人，由陆路乘汽车去福州。而我们这一班的苦命战士，负重徒步，跑了十二天的迂回道路始达马尾，满以为多少可得到上官的几句好话，谁知却不然。竟遭到下令汰弱留强，笔者拿到了一张遣散的命令，不竟如冷水淋头，全身冰冻。侥幸主台官们负有指挥作战者尚有位置，献身国家。他们又在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日左右，在闽口要塞战中作浴血战，这时何荣冠君已擢升副台长，究竟两地（指福、厦）都先后失陷，对于人们终不免有愧色。
现在抗战胜利了，各地都在复员，笔者和何荣冠远道由福州来厦门，满望也来一个复员，但是所得申请的答复是：“文官并无起用”，那么武官呢，竟没有下文，这种的复员实在非笔者所敢想望了。
我们在追悼厦门要塞阵亡官兵归来时，满怀勾起了无限悲痛与惨伤，回顾何君伤痕在，唏嘘相对，无可言宜，生者不过如是，死者又将奈何，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