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8日,教育部指定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内迁筹委会常务委员。蒋先生不知此一去何日再能见老父,抽空回去看了父亲一转,便赶至长沙参加筹建联合大学。
蒋先生至长沙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已经先到了。9月13日,长沙联合大学筹备委员会在长沙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长沙临时大学的校务由原三校校长共同主持,蒋梦麟兼校务长、梅贻琦兼教务长、张伯苓兼建设长。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而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蒋先生一面为战局担忧,一面还为战区里或沦陷区里的亲戚朋友担心,身体有些支持不住了,胃病在急和累中复发了。虽然“外忧内患”,他仍然打起精神与梅贻琦校长共同担负起责任,但毕竟是靠许多同仁的共同努力和同舟共济,他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
1937年底,南京沦陷后,日军溯江占领南昌,长沙随之成为日机轰炸目标之一。蒋先生飞到武汉,想探探政府对联合大学继续迁往内地的意见,教育部要他去找蒋介石,他只得去了。蒋介石赞成对联合大学再往西迁,蒋梦麟建议迁往昆明,因为那里以经滇越铁路与海运相衔接,从而有利于维护联合大学将来与海外的联系。蒋介石马上表示同意,并提议应先派人到昆明勘察寻找校址。1938年1月,联合大学就在准备搬迁中度过了。
长沙临时联合大学在第一学期结束后,按大多数人的意见于1938年2月底向西南迁往昆明。其时交通困难,除女同学及部分体弱之男同学由粤汉铁路到广州经香港、越南入滇外,男同学组织了湘黔徒步旅行团,在闻一多教授的带领下,由长沙步行3000里至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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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先生于迁校工作大体完成后,由长沙飞香港,搭法国邮轮到海防,然后乘火车至河内,再乘滇越铁路往昆明。4月2日,湘黔滇徒步旅行团抵达昆明,已先期到达的蒋先生、梅先生及临时大学的其他负责人一起到昆明东城门去迎接他们,几位教授夫人还献了花篮,小孩们还唱:“It's a long way to联合大学,It's a long way to go!”向3000里风尘仆仆的师生表示祝贺。未参加步行者,全程耗时约半月,长短时间各有不同。约350名学生留在长沙,参加各种战时机构。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