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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办理三校复员迁返平津，联大曾两次组织“三大学联合迁移委员会”。第一次在1945年8月23日，聘请郑天挺、黄钰生、查良钊、施嘉炀、陈岱孙等为委员，郑天挺为该会主席，后黄钰生因公赴渝，郑天挺奉北大之命，赴平接收，均请假三月。10月17日加聘郑华炽等4人为委员，1946年初又加聘李继侗等3人，4月24日再次加聘马大猷等12人为委员。在这个委员会的主持下，6月26日委派以徐璋为主任的5人押运小组负责将首批急运图书仪器物品（共625箱，重69吨）运往平津，于8月底顺利抵达北方。
联大结束后，1946年7月25日，又由三校分别推定代表第二次成立“三大学联合迁移委员会”。委员有贺麟、孙云铸（北大），霍秉权、沈履（清华），黄钰生、冯文潜（南开），霍秉权为主任委员。又根据三校推荐和协商决定，委派申泮文（南开）为主任押运员、王大纯（北大）和黄胜涛（清华）为副主任押运员，组成七人押运小组负责剩下的300吨公物的北运任务。这些公物分属三校，北大和南开的主要是图书，清华的以工科仪器设备为主，装在一定大小的木箱里。另外有三校教职员托带的少量行李、书籍、物品，形式不一，行李包、书箱等都有。
同首批启运的公物一样，这些东西也在三大学联合迁移委员会的主持下，包给裕和企业公司承运。裕和公司实际是皮包公司性质的私商。经理姓吴，40岁左右，昆明人，原是帮会头子，自己没有什么资本和运输工具。他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后，由银行或殷实商家作保，从学校预支一大部分运费，然后找一些小包商分包出去。从昆明到长沙是公路运输，小包商各拥有卡车数不等，有的三辆，有的五辆，甚至一辆卡车的主人也来分包。这样零零星星，拖延了运输的时间，增加了工作的困难。
联合迁移委员会主任委员霍秉权教授召开过一次押运人员会议，布置任务。首先是给公物编号，书写箱外标志挂标签，承包卡车来到后，登记装车单，监督装车，招呼装好货的卡车驶离昆明，沿途督促检查，以防失误。裕和企业公司也派三人押运，负责管理、转运等工作。运到长沙后用民船由水路运武汉，转江轮到上海，再转海轮到天津。属于北大、清华的公物再由铁路运去北平，分别向两校交割。
《三校公物复员北运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