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的事件使我欣喜若狂,我当时已经感觉到,旧的时期结束了,充满了新的希望的新时期开始了。当然,那时我没有想到拨乱反正能够这样彻底。
1978年我开始发表小说,有《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最宝贵的》、《光明》等。这时候我写小说还是相当拘谨的。但在《最宝贵的》结尾时所写的严一行(市委书记)的内心独白里,已经充满了我的血泪。
1979年初,在“沉冤”20余年之后,“反右”中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的改正。我从北京市委开出了迟开了16年的党员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回新疆,心中感慨万分,这就是中篇小说《布礼》的由来。虽然,《布礼》并不是一篇自传性小说。
同年夏天,我终于举家迁回了阔别16载的北京。开始时没有房子,住在市文化局的一间只有9平方米的小屋里,对面是盥洗室,昼夜流水哗哗;窗后是电视室,每晚响起性能良好的高低音喇叭。时值盛夏,我每天“赤膊上阵”,只穿一个短裤衩写作。《布礼》、《友人与烟》、《悠悠寸草心》、《夜的眼》和许多篇评论,创作谈,都是在这里写的。
1979年11月我搬入新居,写下了《说客盈门》与《风筝飘带》。1980年初我回新疆参加了一个活动,并在乌鲁木齐写下了《买买提处长轶事》,回京后,我写了中篇小说《蝴蝶》。这一年6月我去西德访问两周,同年8月底,又应美国依阿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主持人聂华苓女士之邀去美国访问了四个月。
1981年初我访美经香港归来,带回一个在依阿华“五月花”公寓写的中篇小说《杂色》,然后写了短篇小说《深的湖》。同年夏天,我写了中篇小说《湖光》与《如歌的行板》,微型小说《不如酸辣汤及其他》。秋天,我重返新疆,重访巴彦岱公社,又去了特克斯县牧区。在新疆,写了短篇小说《心的光》与《最后的陶》,散文《故乡行》。《故乡行》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甚至一个美籍华人来信告诉我,说他读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1982年,我发表了近10万字的中篇小说《相见时难》。其中美籍华人蓝佩玉,是我非常熟悉的一种人物。有人怀疑我能否对美籍华人有足够的了解,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些解放前夕离开中国大陆的青年学生正是当年的学生运动里我们烂熟地打过交道的那些人,其中有一些可说是当年左派学生的“手下败将”。然后,30年过去了,他们陆陆续续以“外宾”或准“外宾”的身份回来了,重新与当年打过交道的左派学生,现在我国各条战线的中坚、骨干见面,这是多么令人激动、令人困扰、令人思索的经历呀!我觉得《相见时难》并未尽其意,也许我还会写个续篇或再续篇的。1982年我还写了短篇小说《惶惑》、《听海》和《春夜》,中篇小说《莫须有事件》和《风息浪止》。还有短篇小说《青龙潭》,是发表在1983年初的。
1982年5月,我再次访问美国,参加了纽约圣约翰大学举办的中国当代文学讨论会,并顺访墨西哥一周。
1982年12月,根据“军事题材创作会议”上的安排,我去西沙群岛和海南岛深入海军部队的生活。海军战士的艰苦奋斗、自我牺牲、英雄主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写了一篇散文诗:《西沙之行》,发表在《昆仑》1983年第2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