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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后期，我被“扩大”化进去了，这样，已排好版，打出清样的《青春万岁》未能出版。直到1979年，20余年后，才得以问世。
1958年至1962年，我在北京郊区参加体力劳动。1962年，我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员。这一年，我发表了短篇小说《眼睛》和《夜雨》。
1963年10月，我参加中国文联举办的读书会。在这个会上，我向有关领导提出了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同年年底，全家抵达乌鲁木齐。
从1963年底到1979年，我在新疆生活、工作、劳动了将近16年。特别是从1965年到1971年，我在伊犁地区的巴彦岱公社“劳动锻炼”，并一度兼任该公社二大队的副大队长，是一段非常宝贵和永远难忘的经历。我和当地的维吾尔农民相处得十分融洽，六年来我和维吾尔老农阿卜都热合曼与老农妇赫里其汗住在一起，亲如一家。我学会了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维吾尔语，能熟练地与维吾尔人交谈和在会议上进行同声口译，并能把维吾尔文的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由于维吾尔农民和当地干部的保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受到过任何人身侮辱。一位关心我的老同志知道我的经历后，认为我在十年内乱中“平安无事”是一个“奇迹”。
上了两年“五七”干校以后，从1973年我先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局、文联担任翻译和编辑工作。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我去新疆说成是被“流放”。去新疆是一件好事，是我自愿的，大大充实了我的生活经验、见闻，对中国、对汉民族、对内地和边疆的了解，使我有可能从内地——边疆，城市——乡村，汉民族——兄弟民族的一系列比较中，学到、悟到一些东西。新疆的干部、作家、群众……都对我很好。
当然，如果没有“反右”运动中的被“扩大”，我大概不会去新疆，而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荒谬和不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