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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籍河北省沧州专区南皮县。南皮，因是张之洞的故乡，故小有名气。但我这一辈已出生在北京了。具体地说，我出生在北京沙滩，当时我父母都在京上学。
我出生在1934年10月15日。出生后回过南皮。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家彻底迁往北京，叫作“逃难”。至今我依稀记得坐马车逃难，夜宿旅店，听到牲口吃草声音的情形。小时候，在家里我说沧州话，在学校说北京话。
学龄前在香山慈幼院附属幼稚园（即幼儿园）受教育，其旧址在帝王庙，后为女三中。
1940年不满6足岁，“考”入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简称北师附小。二年级的级任老师（相当于现在的班主任）叫华霞菱，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师，在品德上和知识上对我循循善诱，使我终生难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单身的她响应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号召，报名去刚刚“光复”的台湾推广“国语”去了，据说至今仍在台湾。
1945年我跳了一级考入私立平民中学，因当时报考公立学校需要文凭，而我小学并未毕业，只好考私立的。在小学和初中，我学习成绩较好。平民中学旧址现为北京第四十一中学。
就在我考入中学这一年，日本投降，使我兴奋若狂。因为我虽年幼，仍和其他儿童一样，具有反日的民族自尊心理，所以，我曾热烈地欢迎“国军”的到来。
国民党政府很快使我绝望。整个腐烂的旧社会孕育着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我从1946年和当时的地下党员建立了经常的联系。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毛泽东著作和革命（包括苏联的）文艺作品。《论联合政府》、《社会发展史纲》、《大众哲学》、《白毛女》、《李有才板话》、《士敏土》、《铁流》……都是在解放前悄悄阅读的。
1948年10月10日，还差五天不满14足岁的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她的地下组织的一个成员，并立即投入了发展组织，积蓄力量，迎接解放，保卫北平的斗争。在这样的年代，我的最高理想是做一个职业革命家。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3月，我成为当时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平市工委的一名干部。8月我到中央团校学习。
1950年5月，在中央团校学习期满后，分配至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第三区（后改为东四区）工作委员会。一直到1956年，我从担任“干事”开始，到担任副书记。
这几年的大部时间我联系几个中学的团的工作。在中国翻天覆地、高唱革命凯歌行进的年代成长起来的少年——青年人的精神面貌是非常动人和迷人的，特别是其中那些政治上相当早熟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给我终生难忘的印象，当然，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
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曾热切地申请参加高考，我想学建筑，到建设第一线去，从小，我就是既喜欢文科也喜欢理工科的。而且，50年代我所读的苏联作家安东诺夫的小说《第一个职务》也影响了我，使我对建筑工地充满神往。
我的申请没有被批准。到第一线搞建设的愿望无法实现，小小年纪的我产生了一种开辟新战线的跃跃欲试的情绪，还有一种怀旧的情绪——我非常怀念地下党的那些同志，那些在解放前后积极投入了革命斗争的青年人，那些热情地迎接解放，又热情地投入了建设新生活的斗争的青年人。
于是我决定写小说。从1953年11月起，开始写《青春万岁》，陆陆续续写了一年，1954年底，我把稿子给了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潘之汀同志，请他看看。潘之汀同志写信称赞我的“才华”，并把此稿转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吴小武（即萧也牧）同志和看了此稿的老作家萧殷同志找我谈话，肯定了小说基础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在等待对《青春万岁》的意见的同时，我写了短篇小说《小豆儿》，寄给《人民文学》，不久，发表在这一年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了。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第一篇小说的发表并未使我愉快，因为我发现，小说被删去了三分之一，题名也变了。我写了一封气势汹汹的质问信给《人民文学》，葛洛同志接见了我，讲解了修改的道理，使我赧颜。
1956年初我又发表了一短篇《春节》。同时萧殷同志为我联系了半年的创作假。同年4月，参加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会后我写了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在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也是在9月，我的《青春万岁》修改完毕交稿。
1956年12月，我调至四机部有线电厂，任团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