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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56年底，因患脓胸到北京做了开胸的手术（这是一次延续了九个小时的大手术）。我从此就留在了北京，在老朋友郭小川等人的怂恿下，来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算来，到现在已经超过30年了。由于在此以前我一直在部队做文化领导工作，很少写作，因此，到作协来工作，使我有一种重操旧业的感觉。起初，我当过一年半的《新观察》的主编，后来，又调到了《文艺报》，由此，我的主要力量又转回到40年代曾一度使我十分迷恋的文艺评论工作上来。除开十年动乱那段时间，在20年当中，除了偶然写一些散文以外，我写作的，大都是有关文学和戏剧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被编印为几本评论文集。因此，我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在人们的心目中，被看成是一个评论家，我后来被任命为《文艺报》的主编，大约也是为了这个缘故。其实，我对于中国的文学理论并没有做出多少贡献。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评论家，因为占据了我大部分工作时间的，并不是写作，而是文学编辑工作、组织工作，以及对于新生的幼苗的扶植工作。我对于自己的写作，并没抱有很高的期望。我的奋斗目标仍然和过去一样。由于我自知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很有成就的大理论家。因此，我把自己的工作经常限定在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即：我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把我的主要力量放在坚持和宣扬我自认为正确的文艺方针和文艺思想上，放在对于文学新人和文学新作的发现和培育上。我认为，我在这方面还是尽了一些微薄的力量和取得了一些成果。因此，在我和许多中青年作家之间，尽管有时也会在某些观点上出现一些分歧，却一直保持着一种热情相待和真诚相处的友谊关系。我为此感到欣慰。
在十年浩劫的日子里，我由于和侯金镜以及另外一些老战友议论和诅咒过林彪和江青的罪行，曾经被扣上过“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并且在将近10年的时间中，被剥夺了党员乃至公民的权利。1971年我的母亲在病危时刻，渴望见见正在湖北干校劳动的两个儿子，我拿着来自北京的急电去请探亲假，却被冷酷地拒绝了，理由是：“你是被专政对象，没有权利探什么亲！”过了两天，我的母亲就在没有子女在身旁的孤独中含恨去世了。1972年，我终于因病（也因为我的诅咒林彪的罪名不再能够成立了）被允许提前离校返京。当我返回到我在北京的那间堆满尘垢、四壁萧然的小房子里的时候，我对于那场给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带来如此深重灾难的“革命”，除了具有一种悲愤的感情以外，同时还进入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清醒的沉思的心境之中。我开始认为，我不能再这样长久地作为一个被迫害、被欺凌者而“安分守己”地生活下去。我应当寻找可能的途径，为我们这个正在被摧毁、被毒化的事业，这个千百万仁人志士为之流血牺牲、而现在正在濒临覆亡的崇高事业进行更积极的战斗。我不愿意再做一个但求自己获得苟安的弱者，虽然我自知这样做会是很危险的。这其后，除了有一年时间我因为于会咏等人的追索而不得不逃避和躲藏在我所熟悉的云南边防部队中以外，我开始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做起我们认为应当做的事情来，比如，设法把我们知道的情况和材料通过隐秘的途径传送给我们所信任的老一辈革命家，以便能够在可能情况下，对于江青一伙在文艺战线上的倒行逆施，起到一些哪怕是微小抵制和抗争。在这期间，我也开始比较全面地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进行了思考和探讨，用现在的用语来说就是“反思”。我觉得我开始有了一些逐渐明朗的看法。我认为，我有责任尽我自己微小的力量，在必将出现的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战斗中，持有一种坚定的、无所畏惧的态度。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状况之中迎来了“四人帮”的垮台，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诞生。在那以后，我所写的评论文章，我所多次发表的关于文艺方针、文艺思想的讲话，都是在这种思想和这种感情的支配下写出来和说出来的。我写了不少文章，讲了不少经过认真思考才说出来的话。其中有一些可能是中肯的，有一些也可能并不十分精当，但我认为它们都真实地反映了我的认识和我的信念，真实地反映了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工作者在文学道路上探索前进的思想历程。
无论是在延安时期、战争时期，或是党的十三大胜利举行的时刻，我都坚持认为：我为自己所选择的理想、信念和文学道路，都不会动摇，更不会改变，但是，我必须和时代一同前进，和人民一同前进。因此，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始，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确立的时期，还是在中共十三大的光辉旗帜的鼓舞之下，我都有一种心情，这就是：我应当在自己走过的虽然宽阔，却不无曲折的道路的路标旁，进行认真的再思索、再认识，同时把它当作再前进的一个新的起点。我已经到了不是老之将至，而是老之已至的年龄，但我希望我的精神还将是永远年轻的、富有活力的。